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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祖上经商，“天成号”韩家原在天津。
据史料记载，从咸丰初年开始，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就在天津流传开来：韩、高、石、刘、穆、黄、杨、张。坊间在各大家族的姓氏之前，还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
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兴办海运、粮业、盐务有直接关系。据史料记载，早在元、明两代，天津就成为漕粮北运的枢纽，并由此成为华北、东北的粮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运和粮食贩运业继续发展，天津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而且它历史上即位于长芦海盐场的中心。精制的长芦盐品质纯净，洁白如雪，行销各方。明万历年间，盐务实行“纲法”，将宋代以来的商人凭盐引销盐的制度改为盐商垄断的引岸专卖制度，并准许世袭经营。清初，又将长芦盐运使署从沧州移到天津城内鼓楼东街南，于是天津又成为各家商号的聚集地，其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天津“八大家”中主要依赖盐务发家的有四家：高、黄、杨、张；主要依赖粮业发家的有三家：石、刘、穆；主营海运业的只有一家，就是母亲的先祖韩家。“八大家”被称为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本帮派，韩家又被称为“八大家”中最纯正的老天津。其实查查“八大家”各家的祖籍，就会发现他们皆为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只不过母亲的先祖来得最早，大约明朝就从安徽迁徙到海河边了。
韩家祖籍位于皖鄂赣三省交界的安徽省望江县。此地风水不错，一面负山，三面临水。该县东部曾水网密布，积水成池，统称为大雷池，“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典即出于此。但母亲的先祖越了雷池，曾有文字记述“韩家前十代已走出安徽”。我的舅舅韩德扬讲得更形象：“我们老韩家的祖上，挑着箩筐和大枣，跟着朱元璋进了京。”
按照“前十代”的说法，韩家先祖离开安徽望江的时间大约在1360年，正是安徽同乡朱元璋率兵攻占南京、北伐中原的年代。至于韩家祖上是否贩枣起家，并无确切资料可兹证明，但经查，安徽历史上确实产枣，至今安徽省广德县的蜜枣还被称为“天下第一枣”。
韩家先祖北上创业发家，后来落户天津，借力“河海通津”的优势，在此开设了“天成号”商行
，专养海船，经营近海运输，来往东北贩运粮食。乾隆至咸丰初年，“天成号”已养海船九十九艘，其航线自沿海各埠直至朝鲜、日本等地，几乎垄断了天津当时的海运业，在清朝被称为天津的“船王”。老韩家还兼营海上货物保险，开设银号、当铺，一般海船业主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老韩家从祖上起就在天津的沿河三岔口居住，地处城东，又称“东门外韩家”。在天津新“八大家”谚语中提到的“东韩西穆”，就是以地点为标识的“天成号”韩家和“正兴德”穆家。当年，天津东门外沿河马路那片位于玉皇阁至天后宫之间的房子，几乎都是老韩家的产业。这里早年是渡口，浩浩汤汤地停满了韩家的海船。祖宅院落阔朗，并有一个大花园。无论春夏秋冬，高大的门楼前的空地上总是停着数十辆车马，两人一抱的大红灯笼高悬在门楼两侧。
老韩家的盛世到咸丰十年（1860）戛然而止。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初八，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天津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外国轮船陆续来津。1872年，李鸿章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
“天成号”传统的木船运输生意，在钢铁货轮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面前，在官办的轮船公司的挤压下，颓然败下阵来，衰落得那样迅速，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一路抢掠城厢，韩家老少逃到亲戚“杨柳青”石家避难，劫后还家，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疮痍：家财被哄抢殆尽，海船全遭劫掠，所经营的十八家当铺被抢光了十七家，祖宅的花园也被强占。至此，没有了海运主业支撑的老韩家，连副业也没有了，彻底被瓦解，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天津“八大家”中最先凋敝的一家，乃至流传下来的资料与故事都极少了。
唯一残留在天津老辈人记忆中的只剩“天成号”韩家当年花钱如流水的奢华。最舍得花钱的地方竟是办丧事，当时称为“大出殡”：“韩家从发家起，每有丧事，必大肆铺张，出丧时所用执事亭台旗幡极为考究，单就出殡时用的头号杠，就需要六十四个人肩抬手扛，从亮罩到亮杠，全用的是京式的。除此之外，两天开吊，三天款客，‘七七’伴宿及‘三献礼’等程序，有板有眼，名目繁多且复杂。出丧时，奔丧的队伍连绵数里，所走过的街道里巷全部堵塞，天空中飘飞的纸钱，似漫天白雪。”两边走着的是仆从，他们“一刻不停地沿途舍钱”，“围看的穷苦百姓们抢成一团，那场面，带着一种苦涩的壮观”。
母亲的曾祖父韩荫棻有个外甥叫华世奎，出自天津新“八大家”的“高台阶华家”。这位华大人，官一直做到正二品，清亡后，作为前清遗老，回到天津赋闲，只管诗文书画，不问政事。他的书法，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居现代津门书法四大家之首。他为老韩家奢靡的大出殡写过一副挽联：
大富非富大贫非贫撒手成空何物带将身后去；
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回头一笑凡人都在梦中忙。
三十八个字，为“天成号”韩家三百年风云跌宕的经商史拱手送行。
在韩家祖业尚未完全崩盘的时候，老韩家有一支的长房，即母亲的曾祖父韩荫棻，参加了殿试，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在晚清朝廷里觅得一个官职——户部江南司郎中。清朝除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的总理衙门（专门负责洋务及外交事务，后改为外务部）外，在中央一直设有六个常规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中的户部，下设十四个司，分别主管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财政。韩荫棻就在户部江南司担任郎中。这个郎中，可不是看病的大夫，而是司的一把手，相当于今天的司长。
进京做官后，韩荫棻动了在京城置房的念头。清朝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即满汉分居，八旗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即便汉人当了官，也只能住在外城。于是，北京宣武门以南的外城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称之为“宣南”。
宣南这一带有三多：寺庙多、名人多、会馆多。北京旧时会馆原有四百多座，绝大多数集中在宣南地区。先后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几千位清代士人，多在会馆住过；进京赶考的学子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也客居会馆之中。
早年间，或许由于北京城水系发达，河湖相连，岸边种柳颇多，每当阳春三月，柳絮纷飞，便成为一景，由此留下多条以柳树命名的街巷。仅宣南就有椿树地区的北柳巷、南柳巷、北柳夹道，陶然亭公园北面的双柳树胡同、双柳树头条、二条、三条等。其中南北柳巷是宣武门外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形成于近九百年前的金中都时期，得名于北边的河流故道，河岸两侧种着株株柳树。明代，南北柳巷统称为柳巷儿。清乾隆年间，厂甸往西形成琉璃厂西街，从柳巷中间分开，始称北柳巷和十间房，到民国初年十间房改称南柳巷。
南柳巷，胡同不长，但四通八达，出南口是接西草场、魏染胡同、前孙公园的交叉口，出北口是琉璃厂西街——以经营文房四宝和字画出名的最热闹的一条街市，老字号荣宝斋就在这条街上。
走进南柳巷北口，胡同两边密布着平房院落，路西45号有一座永兴庵，民间传为明代寺院，现存建筑多为清中叶以后所建；路东40号、42号是晋江会馆，朱红的大门上有一对狮子开口的大铜环。再向南走，晋江会馆斜对面的路西25号就是韩荫棻选中的宅子——“天成号”韩家在京城落脚的地方。
南柳巷25号，庭院深深，有正院、南院、后院、偏院等几层院落，共一百零一间房。青砖灰瓦，门墩石雕，木刻影壁，彩绘游廊。正院迎面五间坐西朝东的正房，一明四暗，宏敞高大，俗称大客厅。左手边一条走廊引向南院和偏院，右手边一条走廊引向长条状的后院。后院里有一长溜儿七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左右为东西倒座房，对面还有三间南房。后院的大门开在椿树胡同，所以韩宅的另一个门牌号码是“椿树胡同14号”。
韩荫棻当年频频出入南柳巷和椿树胡同，坐的马车套的不是马，而是一头花骡子，因而被坊间称为“花骡子韩荫棻”。南柳巷25号正门有上马石，据老人回忆，进大门右边深处，有间破房，原来是马厩。
韩荫棻、韩渤鹏父子两代在京城做官时置下北京南城这处宅子，但他们的“根”仍然留在天津。直到1910年前夕，韩渤鹏正式买下南柳巷25号，才完成了“天成号”韩家长房这一支改换门庭的“战略转移”：从天津迁到北京，从经商转为仕途，家眷们也陆续来北京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