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韩德常在“铸新”照相馆拍摄的人生第一张标准像,摄于1916年
我的母亲韩德常,1915年11月13日出生在北京南城:宣武门外南柳巷25号。
翻开母亲留下的老相册,逝水流年,厚重、沧桑、斑驳的历史碎片,在褪色的黑白影像中流淌出那一个时代的风情。
老话说“七坐八爬”,讲的是小儿七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左页照片中,高背椅上,母亲坐姿自如,神色恬静,显然年龄已经在七个月以上了。
母亲拍照的这家照相馆叫“铸新”,位于北京琉璃厂中间海王邨公园 内,走出南柳巷北口,不远的地方就是。
母亲的生母王敏,身体不好,生孩子多,大多夭折,只剩下一子一女——我的母亲和大舅韩德章,兄妹二人相差十岁。在母亲还不满三岁的时候,王敏便因肺痨去世。母亲的生父韩诵裳,那时在中国银行供职,相继任南昌、营口、大连、哈尔滨等支行的经理,常年在外。因此,母亲是在祖父韩渤鹏和祖母卞氏身边长大的。
母亲的祖父韩渤鹏(名耀曾)走的是仕途,但与曾祖父韩荫棻不同,他不是参加科举考试入朝廷当文官,而是进了军校,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军官之一。他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这是晚清非常著名的陆军军官学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5年创建。当时设步、马、炮、工程四科,后又增了铁路科。
韩渤鹏毕业后即入荣禄幕府,当了主管文案的贴身副官,到清季维新时任山东候补道,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任谘议。1917年,王士珍受聘出任国务总理,韩渤鹏担任了总理秘书。不过,好景不长,本已厌倦政治的王士珍只干了三个月,次年2月就“引疾告归”,从此“龙隐京城”。韩渤鹏的仕途好像也到此为止。
这张富有民国特色的贴板照,摄于1919年左右,那时母亲三四岁光景。自左至右:韩渤鹏、韩德常、卞氏
上面这张照片中,母亲的祖父韩渤鹏微谢顶,八字胡,穿一身大襟长袍,戴一副细边圆框眼镜,右手握着一把折扇,左手扶着头梳两只朝天辫的小孙女。
母亲的祖母卞氏着深色的袄裤,身板笔直,双手微合在膝上,裤脚下露出一对着白袜黑鞋的小脚。
母亲拍照的这家照相馆叫“同生”,位于北京廊坊头条。清末民初,廊坊头条是北京城一个较早开化的繁华地界,胡同两边的建筑多为中西合璧式,各地商家常寄宿和聚集于此。据载,这里发迹于明永乐年间,朝廷改建都城,在北京南城前门外兴建廊房,移民来此居住并鼓励商业活动,街道遂以廊房为名。清代这里已发展成京师重要的商业区,五方杂处,五业杂陈。清宣统年间改称“廊坊头条”。
此处有两三个照相馆,名气最大的当属“同生”。西洋照相术传入中国的轨迹是从南方到北方,这家照相馆的老板谭景棠(又称“同生谭”)就来自广东香山。清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他在同业里已经创下了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弧光摄影,第一个采用“软片”为底片,第一个采用大型“转镜”照团体照,第一个采用镁光灯泡照相,第一个采用柔光镜,而且采用的设备一水儿的都是柯达公司的洋设备。
其实,母亲拍人生第一张标准像的“铸新”照相馆当年的实力也不弱,它的翻版照在北京城内可谓首屈一指。这家照相馆的橱窗摆满了文玩、字画、瓷器、铜器、陶器、碑帖的照片,而门首上高悬的“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圣像”更显不凡。照片中,慈禧扮观音,李莲英装扮一番,侍立一旁。这还是光绪庚子年(1900)之前“铸新”被传进宫中拍摄的。
掐指一算,母亲在“铸新”和“同生”照的这两张照片足足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个世纪以前,能够在这样的照相馆里留影,多为达官显宦或经商的殷实家族,寻常百姓怕是消费不起。追根溯源,记录母亲的家族史,还要回到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