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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莱尔在《恶之花》里，把“恨”认为“恶”之一种，然而他并不反对“恨”；相反地，他赞成人们尽量把怨恨宣泄出来，事实上，报仇雪耻是人类的本性，谁愿意把一场闷气郁在肚子里？不过，有时候在能力上做不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地步，不得已而思其次，就变出许多花样来了。
第一个办法是诅咒。此事由来已久。《左传》里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可见诅咒在当时是一种颇隆重的大典。《旧约圣经》里也不少关于诅咒的记载，可见古今中外都相信这一套法宝。咱们也不能说这种事完全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在当时，大家的确相信这是一套有效的法宝，这是无形的刀剑，和有形的刀剑同功。以诅咒杀人，和《封神传》
里所说的哼哈二将用口鼻嘘气杀人，并没有强弱勇怯的分别。到了现代便不同了，诅咒的人故意要让被诅咒的人听见
，这样，一则显得诅咒的人自己并不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法宝，二则显得诅咒的人实在是个弱者，没有法子宣泄他的怨恨，只能利用那于人无损的诅咒。试看现代喜欢诅咒的人多数是女人，而且往往不敢指名诅咒，就可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个办法是匿名骂人，这里头包括着墙壁上写字和匿名信，墙壁上写字最足以表示阿Q的心理，而这种阿Q以学生为最多。厕所里是最常见，也是最难避免脏话的地方。其余如教室里的黑板，膳堂里的墙壁，甚至于写到马路上去；要看校风如何而定。中国旧小说里一向鼓励“明人不做暗事”，大约正因为社会上做暗事的人太多了，像武松、十三妹之流的人物没有几个，所以才值得大大的提倡。匿名信在手段上更进一层：墙上写字，被骂者未必有机会看见；匿名信则被骂者非见不可。在内容上，墙上写字和匿名信也颇有不同。墙上写字往往只骂人，不恐吓人；匿名信却多数带着恐吓的性质。墙上写字往往因为时间匆促，不能畅所欲言，厕所里虽合于欧阳永叔“三上”
的原则，适宜于运用文思，毕竟谁
也不愿意久待在里面；至于匿名信却不同了，他可以化一整夜的工夫，尽量运用他那“骂人的艺术”，去进行他的“神经战”。依我们的想象，匿名信应该特别容易写得好，因为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也不像写信谏劝尊长那样需要委婉，也不像替报纸上写文章那样处处预防“被抽”。这样，匿名信骂起人来，应该能使陈琳
点头，骆宾王
逊色，才是道理。但是不幸得很，大约因为做这种暗事的都是些“暗人”罢，暗得像个牛皮灯笼，也就不会有什么太漂亮的话的。记得数年前，桂林
某大学校长上任不久，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内怪他招生考过了两个星期还不放榜——天晓得是否借题发挥——结果骂他是汉奸。逻辑是这样的：凡在抗战期间不充分利用时间来努力为国家服务者都是汉奸，某校长放榜不速，太懒惰了，所以是汉奸。某校长看了，笑了一笑，撕了，说：“这种不通的学生，榜上不会有名的。”只要你是一位新任的某某长，不拘政界、学界，都得准备在贺电纷陈之中接受几封匿名信。如果你大惊小怪，嚷着要彻底清查，那你的气量并不比那写信人的气量大些。倒不如索性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本来嘛，写匿名信的人根本就是一个弱者。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可见他所说的怎样怎样对付你也只等于掩着耳朵放鞭炮。古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写匿名信的人非但没有胆量用明枪，而且也没有胆量放暗箭。试看旧小说里放暗箭的，有先自嚷出来的吗？不敢做的人才干嚷呢！
第三个办法是当面恐吓，这里头包括着摩拳擦掌和拿出手枪来。摩拳擦掌也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行为。我们不相信，多摩一摩拳，多擦一擦掌，就可以增加一分气力或勇气。相反地，拳越摩，心越怯；掌越擦，胆越小。摩拳的唯一作用是使对方害怕；如果对方不睬，也就黔驴无技了。二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看见两位同学吵架。一位骂得最凶，摩拳擦掌半天之久，另一位不大
说话，更说不上擦掌摩拳。突然间，二人之中
有一人被打倒地了，大家一看，却是摩拳擦掌的那人。也许他是摩擦得一阵头昏，才吃了亏的。至于拿出手枪来，自然是恐吓的最高峰。但是，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说是和摩拳擦掌差不多。固然，譬如你黑夜在家里遇见强盗，他拿出手枪来禁你声张，你要不依他，他很可能地
就开枪。这一则因为事在危急，二则因为他打死了人之后很难追究出来谁是凶手，但是，世上有许多人为了芝麻大的事情也拿出手枪来吓人，那就不过吓吓而已。在吓的人觉得：吓得有效力最好，即使没有，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并不劝人看见了手枪要发怒，要去抢他的手枪；但是如果某君该欠你十万元，你大可不必因为看见了手枪而改口说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那手枪也许是坏了的，也许是没有装上子弹的。即使装上了子弹，他未必开枪，也未必瞄准。即使他瞄准，如果你一心镇静，说不定那子弹到了半路还退回到枪膛里去呢！
“诅咒”和“恐吓”乃是可怜虫的制造者。最有趣的是：谁是可怜虫，并不全由诅咒和恐吓这两种行为来决定，还要看对方的反应如何。被诅咒或恐吓的人如果心里害怕，坐卧不安，那么他就是可怜虫了。但是如果他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使那诅咒的人或恐吓的人枉费心机，白忙了一阵，那么，可怜虫却在彼而不在此。
卅二年
五月，《中央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