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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见诸我国史籍上的古代地名、人名、族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术语，一般加以采用，不另新译。如：Ургенч从《元史》译作“玉龙杰赤”，不作“乌尔根奇”；Хубилай作“忽必烈”，不作“胡比赖”；Хулагу作“旭烈兀”，不作“胡拉古”；Газан作“合赞”，不作“加赞”；кыпчак作“钦察”，不作“克普恰克”；яргучи作“札鲁忽赤”，不作“雅尔古奇”；яса作“札撒”，不作“雅萨”；уртак作“斡脱”，不作“乌尔塔克”。
（2）注意到名词术语的时代性，按照时代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译名。如：Самарканд元代译作“撒麻耳干”，明代作“撒马儿罕”；Герат元代译作“也里”，明代作“哈烈”；Керулен元代译作“怯绿连”（河），清代以后译作“克鲁伦”；Уйгур元明时译作“畏吾儿”，不同于今译“维吾尔”；узбеки，若指14—16世纪的草原游牧部则当译作“月即别人”，若指现代民族则作“乌兹别克”。
（3）蒙古突厥语的古地名、人名、族名及其他名词术语，凡不见于我国史籍者，大致采用元明时的译法。如：Тулабуга-xан译“秃剌不花汗”，Каратаг译“哈剌塔黑”。
（4）源于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等东方史料上的蒙古帝国及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古代人名、地名等，凡不见于我国史籍者，也多采用元明时的译法。（因为考虑到与此相类的人名、地名等在我国元明载籍相当多。）如Номан-ад-дин译作“那蛮丁”，Бей-ходжи译“别亦火者”。
（5）源于欧洲史料上的欧洲国家古地名、人名、族名等，以及一切现代名词，除个别（见于元明史籍上的）例外，大致从今译。因为欧洲国家古人名、地名、族名，在元明载籍中不多，如果也采用元明译法，削足适履，势必制造出许多与一般中世纪史、俄国史完全不同的译名，形成两个体系，这样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方便的；同时也会造成史学名词上的混乱。如Владимир（城名）译“弗拉基米尔”，不译“兀剌的迷儿”；Ярослав（人名）译“雅罗斯拉夫”，不译“牙罗思老”；Волга译“伏尔加河”，不译“窝勒伽河”。
余大钧
1983年
“崇高的使命落到了罗斯身上：她那一望无际的平原耗尽了蒙古人的力量，使蒙古人的入侵就在欧洲的边缘上停住；蛮族不敢把被奴役的罗斯留在自己的后方，他们回到自己的东方草原上去了……
“欧洲对待罗斯却总是那样无知、那样忘恩负义。”
А.С.普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