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半个世纪前，我作为一名学生应邀参加了一场晚宴。这场晚宴旨在加强学校与英国皇家矿业学院的联系，学校教职工都出席了此晚宴，而我也幸运地在这场晚宴上，得到了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赏识。

“在你知道的所有科学中，哪一个分支学科最让你感兴趣？”

从我的回答中，赫胥黎教授得出我对哲学和事物发展规律比较感兴趣，对应用科学的兴趣更甚，后来应用科学成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赫胥黎教授非常亲切仁慈，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不会紧张害怕，说话也更流畅。我还跟他聊了聊我感兴趣的这些领域，以及我读过哪些书，等等。这位伟人应该是想知道贝克莱（Berkeley）和休谟（Hume）对我有什么影响；从笛卡儿（Descartes）的推理中我学到了什么；对于斯宾诺莎（Spinoza）的理论我有什么困惑。他对科学的见解很成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说：“不管以后从事什么领域，一定要永葆激情。但记住，生物学会提供新而强大的指引作用。”之后我们又聊了很多，其中有些话让我印象深刻：“你完成学业之后，可以来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待一年，加入我们的研究。”

因此，在我拿到毕业证之后，发现其实并没什么直接的用途，前途比较迷茫，需要明灯的指引；再加上我缺少对生物学的深刻认识，游历北美洲和巴西之后，我深受触动，于是，我接受了赫胥黎教授的建议，加入他的研究，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记得有一次，他要求我到他专门讲授圣乔治·米瓦特（St.George Mivart）的《物种的起源》（《on the Genesis of Species》）的教室。在前几日，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太忙没时间回答，这次我有机会再次提问。关于米瓦特曾说过的“倘若先天能力必须归因于化学原子、矿物质、芽球和生理单位，那也只有放在每一个生物体个体中才合理”这句话，我问道，为什么说归因于化学原子、矿物质、芽球和生理单位这样的方法不合理？因为在物质演变里的“贝拉基主义”也存在一定的欺骗性，而且教授就算是对待一位年少的异教徒都很仁慈。赫胥黎教授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开放的，但他认为米瓦特并不是站在科学方面进行考虑。因为晶体成长与生物体发展之间的任何类比，其有效性都值得怀疑。我说：“是的，教授，鉴于此，我们就要区分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的差异。”然后他问了我对“先天能力”的理解，并且说，对米瓦特而言，这些都是学术传统的“实质形式”。我小心翼翼地说，学者们以及支持他们理论的人都在尝试根据证据，解释科学家可能必须接受的内容。我还问道，人们是否会把他教给我们的“内部结构变化趋势”替换成生物体内的“先天能力”，而那种趋势必须被“认为是内部保守趋势”？赫胥黎教授说：“当然，你可以只把这个当作某些事实的一种说法，而这些事实现在是无法解释的。”我接着问，这样说来人们是不是应该接受“自然是可以跨越的”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米瓦特所强调的人类与动物的心智差异，是不是就不属于演化过程中的自然跨越？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赫胥黎教授所说的话我记了个大概，因为这些笔记并不是当时所记，而是事情发生一年之后才记下来的，笔记上写着“说话与语言：无法证明这种转换是在喉部、嘴部还是脑部结构里；儿童从动物阶段持续演化到人类阶段：精神与神经”。

他主要强调的米瓦特的重点是：是否存在自然跨越；精神和神经关联紧密，这些作为大脑与思维演化的自然成果，必须在科学上被接受。赫胥黎教授追求的是直接的解释，人们可能觉得这很难。我问为什么他说神经是精神的前因；如果它们相伴发生，为什么人们可能不会接受斯宾诺莎“把精神和神经都当作自身属性的诱因，双方在自然因果关系里，发挥自身的作用”的说法。他怀疑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理论对科学解释的帮助，但赞扬了斯宾诺莎在尝试探究深层次的基本论点方面付出的努力。

总的来说，当赫胥黎教授打开那扇门的时候，他就用激励的言语鞭策了一个学术菜鸟：“你将探索出一片新天地。”

这包括了我早就很想做的其他事，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Andreus）的评议会，经过评估之后，我被认为可能比较适合做吉福德讲座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张结构性图表，赫胥黎教授是不会接受的，肯定有很多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不能容忍与自己结论不一样的结论，而是怀疑这样的结论是否真的存在。因此，他对我的影响不止停留在50年前，一直到现在，他都对我影响深远。谈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引用亚历山大（Alexander）对斯宾诺莎所说的那句话：“伟人不是重复先人的脚步，趋异会比服从更受尊敬。”

康韦·劳埃德·摩根
写于布里斯托尔
19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