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的教育理论

我们将前人关于教育最精良的著述与近代的教育理论相比较，前人所述终不及近代教育家的理论的宽宏远大。以十九世纪前唯一的教育革命家罗凯（Locke）与离骚（Rouneau）二人而论，他们虽然能名副其实地匡正了当时教育的缺陷，而同趋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可是他们议论的出发点，以及他们毕生精力所孜孜不倦的，则不外乎那贵族阶级的儿童。虽然他们所主张的制度及结果，或者是完善而一无瑕疵，但是以一个教师终日孜孜以教育一个儿童，在目前的社会里为势所不能。所以他们的制度本身是否完善固然是一个疑问。即一无缺点，亦不过偶然的可以施行于某一阶级的社会，如果把他搬到公平的世界里，便没有存在的余地，至于施行的结果，当然不必去发问了。

今代一般的人们，虽然是要求为其子女谋实际上的特别利益，但对于理论问题，除了有利于全体的方法之途径外，绝没有得到解决之可言。我们所应该主张的教育制度，乃在于使将来一切的子女都同样的得到最完好的机会，这种理想的教育制度，虽然不能发现在目前，但是以民主主义为依归乃是必然的，今打抱着这种见解的教育者，决非我一人。我的主张虽然不是使得到良好机会的个人牺牲其子女以从公共之所需，但完全以普及为主。这种民主主义在形式上固然是非常微薄，可是在罗凯或离骚的著述中，我们却无从寻找。离骚固然是一个反对贵族者，但从没有把他的信仰应用于教育的领域。

我们须明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之关系，如果把他划为一类而强之相等，当然是执之不通，且为害深大。因为儿童的天性不同，智愚不同，所以对于教育上的浅近高深也便各异。即教员的才能学识能出类拔群的可说是寥寥无几，如果聚集形形色色的儿童于一堂，使少数良好的教员去教育，在事实上亦所不能。以高等教育而论，固然应该人人享受，可是依现代的社会情势而言，自然更不可能。如果不问事理，不依情势而强行民主教育，结果必致无一人可获其利益。并且即使此种主张见诸采行，而妨碍科学的进步很大，今后的百年，教育的普通标准程度必因之而日益降低。因此，我们站在今日的立场谈教育，绝不可因机械的平等而牺牲了进步，必须爰爰加以思考而施行，以不破坏由社会不平等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物为原则，以求达到教育之民主主义。

可是教育的方法如果不能以普及为原则，便不足以言满足而使我们自信教育者的职能为已完成。资产者的儿女，除慈母之外，有保姆以及女仆勤恳的养护，这种养护，虽然有冬暖夏凉的效果，可是这种事实无论施行于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过限于极少数的分子，而不能普及于全体，并且像资产者那样对于子女过度的爱护，从反面看，便有许多教养失宜之点，是否有良好的结果，确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立于公平的地位，除了对于精神衰弱与脑力不强的特殊例外，都不应主张以特别之权利为任何少数人所专有。今日的父母，只要是他们的能力所能及，他们必定是专心致志地替他们的子女们选择良好的教育方法，以从事于经验而尽其父母的责任。但是所选择的方法，必须求其能公之于世，一旦获得良好的结果，即可推行到全体；不然，只是限于少数有特别权利的人，虽是有他良好的结果亦无足取。我们纵览今日教育理论及实用中之最完善者，多起源于极端的民主主义，例如蒙特梭利夫人（Madame Montessori）的事业，即起源于贫民窟的养育学校（Nursery Schools）至于高等教育，除了因为是高材生的关系而予以特别的机会以外，应力求其普及于全体，而不可参加一些歧视。

今代的教育，尚有一种与民主主义相关联的新趋向，关于这个趋向的议论，各执一端而莫衷一是的，这便是使教育近于适用而不流于装饰的问题。贵族阶级以教育为装饰品，在魏布兰的有闲阶级之理论（Veblen's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言之。颇详。关于男子教育，则有“古文教育”和“新式教育”的争论；关于女子教育，则有“养成贤妻良母”和“训练独立生活能力”的纠纷。对于教育的全体而言，却也有不少分子在唱着男女平等问题的高调。他们所持之平等，在使女子与男子受同样的教育，而不管男子之所需者对于女子是否有益，所以结果所得的知识而无所运用者很多，同时给予女子所必需的贤母教育却又相反。这种种混乱的潮流而成此巨大的趋势，其有关于女子者，虽然“优良妇人”（Fine lady）的观念已经渐渐衰微，但谓对于其他方面一无影响，我们却没有肯定的意见作佐证。现在为避免混乱起见，先论男子教育。

因为问题的发生，而产生出争论，因争论的发生，而又产生出问题，这是理所必然的。今代的教育问题，例如对于儿童的学问，究竟是应重古文学还是科学？职业教育的专门教授，是不是应该以愈早为愈妙？儿童的发音应使其正确而有愉快的态度，是不是应该把他完全视为贵族阶级的遗意而一无足道？鉴赏美术是不是除了美术家鉴赏外便一无价值可言？缀字是否应该根据音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争论者以“有用”与“装饰”相标榜而各执一端的相持者的目标。

诸如此类问题的一切争论，我们都应该认为无真确的价值，只是多一重无谓的纷扰罢了。如果对于这两个名称研究清楚，那么所有争论的问题完全云消烟散。如果我们把“有用”作广义的解释，把“装饰”作狭义的解释，他的意义是互相包含；例如一种“活动”（Activity），当其有良好的结果时，由广义最正确的意义解释之，也可以说是“有用”。并且结果不仅达到“有用”的程度，更且可以达到良善之境地。有用的活动，不能就说是有“有用”的结果，而所谓“有用”的本质，则在于所贡献的结果，可是结果却不仅以“有用”为止境。所以有的“结果”绵延甚长方始达到最终的结果，即所谓“良善”。如耕田使土松碎，固然是“有用”，但不能称为“良善”，除此“有用”之程度外尚有辅助播种的“良善”之结果。播种生出五谷为有用，生五谷以制面包为有用，制造面包以供养人的生命为有用。每一生命必须具备其固有的价值，不然只是其他生命的有用，其本身便毫无有用之可言。可是我们人的生命因为环境的不同，产生出所谓“善恶”的差异。假使为善的目的祇在于“有用”，而不在于“良善”，那么为恶的结果，其本身也有他“有用”的价值，为善与为恶便无甚区别。所以为善之结果不但在于“有用”，并且力求“良善”之普遍性的绵延。由此，教育是否是为了“有用”这个问题，自然是很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他的本身并不就是目的，但是并不尽如“实利教育”者的想象，实利教育者所言所行者是教育的结果应为“有用”，意谓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该知道制造机械，我们如果问他们机械究竟做什么用处，他们一定说是能生产衣食住以供人类的需要而使身体安乐。因此可知主张“实利说”的教育者以固有之价值祇在于物质条件的满足，而他们所坚持着的“有用”，只是为了帮助人类得到身体上的物质条件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我们如果以最后的哲理的观点去批判，那实在是谬误到极点的。

再从另一面而言，所谓“装饰”，由于主张实利者的观点，这名称尚无不当，因为“装饰”的意义，都认为含有琐屑不足轻重的意味。装饰之名如果加之于绅士和贵妇之上，可谓名实相称。例如十八世纪的绅士，言语中有优美的声调，并且有时引经据典，以表示他学识的渊博，服装饰物力求入时，对于一切细微的礼节仪式，没有一样不洞悉周全。如此，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狭义的装饰，徒事靡费，自然不是现在人们的希望了。所以所谓装饰教育以古典去解释，可以名之为“贵族教育”，在这教育领域内的一层，是雄于势力的资产阶级，是不知食由何而生衣何由而来的一层。这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述，自然不是我们教育者对于子孙们应持之希望。所以今日可以说是绝不会再有这种坚持着狭义的装饰主义者的存在了。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在于教育之目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仅仅在于灌输直接有实利的知识为止呢，还是更须予以精神上的陶冶而利益其本身呢？这是我们所应当详细加以探讨的关键。我们知道十二英寸是一英尺，三英尺是一码，这固然是有用，但是这种知识并没有固有的价值，如果用之于采行米突制度的区域，便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可言。有些知识虽非日常生活所必需，可是具备了那种知识便足以使自身愉快，且足以造成高尚的人格，缺乏了那种知识便发生内心的变化以致影响到外界。所以希望有这种知识的人，自然以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实利了。

实利教育派与实利教育的反对者间互相争论着的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贵族阶级与民主主义者的争论。贵族们的主张以为特权阶级应教以如何利用闲暇以享受娱乐，对于其下的阶级则须教以应如何运用他们的劳力以供给他人。民主主义者竭力反对，他们的立场或有其价值，但是他们的言论却近于矛盾，因为他们既不愿贵族为无用之教学，又不愿工人的教育仅限于“有用”。因此民主主义者一面反对公立学校的古文教育，而同时又要求工人应有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机会。不过他们的主张，大体而言。很能合于事实，如果从其理论而言，却区分不明。民主主义者因为主张不愿社会有阶级的不平等和有“有用”与“装饰”的教育之差别，所以对于所谓“装饰阶级”者欲使之多得“有用”的知识，对于所谓“有用阶级”者主张增加“愉乐”的知识，目的在于使两者调和，打成一片，要求社会阶级的消灭而相融合。

第二，是专以物质的良善为目的者与以精神之愉快为前提者间的争论。今日欧美的豪富阶级，虽然能把他们的生活以魔法复回到古代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生活形式，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洛利夫，（Raleigh）及费利普赛德奈（Sir Philip Sydney）相处，有辉煌的金屋，以及山珍海味，但亦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以安闲他们的精神，而必以逃回现世为快。因为古代的家庭虽然是无上神圣尊严，但没有浴室、自来水、电器、汽车，更没有其他如今日供人安逸之器具，自然是不能安置他们的精神与肉体了。所以他们除了保守遗传的习惯以外，以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增加货物的生产，虽是偶然地顾及卫生医药，但对于文学、美术、哲学，都视为漠不相关。他们反对古文教育的势力，自然是具有很大的影响。

反对者以精神的愉快为唯一的目的，可是就价值而言，我们却不能肯定地说他比前者为优，固然他们的主张是非常完美，但是仍不免有未能尽善处。因为物质的优良虽没有极大的价值，可是“恶”的为害却远过于精神的优美。我们知道，饥寒疾病是人人所同样畏惧的，鸟兽失去了食物便归于死亡，一旦多余了食物，却又乐以忘忧，想不到自己的未来，这是由于它们缺乏“思想”。人类却不是如此，因为饥寒的可忧而不得不想到未来，因此终日勤劳，以图微薄的利益，便是非常辛苦，在所不辞，因为他们知道与其饥寒以待死，不如勤劳而求生。自从有史以来，因工业革命及其附产物的发生，始与人类以创造新世界谋幸福的机会。如果人人能各尽其力以奋进，所谓物质不良的害处或者会减少到极小的限度，如果加以种种组织及科学的方法求进，必能达到全世界人类皆得衣食住的地步，纵然不能丰满，也至少足以防止痛苦，疾病亦必能为之扑灭，而减少身体上的衰弱。人口的繁殖亦必能使之和所供给的食品成功比例。那么全世界全人类所最恐惧最不幸却又日夜在训练着的战争，亦必因之而绝灭，因为消灭了战争的“因”，便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与必要。凡此种种，对于人生的价值之大，自然很明显，而对于图谋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谁也不容反对了。这种教育的内容，当然是以科学为重，因为除了物理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以外，绝不足以创造新世界，拉丁文希腊文之有无，自然没有妨碍。但丁（Dante）和莎士比亚之有无，自然不足轻重。这是“实利教育”者借为口实同时使我们感到重要而言之深切之点。可是，这里却留有是非之余地，假令已经获得安逸与健康，但是不知其所用，又有何良善之可言？为铲除物质不良的祸害而过激，以至于不能为和平安宁计，又有何良善之可言？因此，我们决不可因为抗御恶魔的缘故而将世界上最后的“良善”牺牲。

第三点，是无用的知识才具有固有的价值吗？具有价值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吗？回想我们幼时的光阴，大都耗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现在之回想而言，并没有丝毫裨益，因为我们日后的所作所为，和拉丁文希腊文并不发生多大的关系。并且后来竟至不能通晓，即流畅的阅之乐都没有。而学习后所忘不了的仅是“Sepellex”的各种格式，这种知识的价值，和所谓三英尺一码的知识可以说是丝毫没有两样，论到“实利”，也只不过供给我们作为叙述的材料罢了。反过来看，我们所学的数学和别的学科，不但有无穷的实利，并且具有莫大的价值，因为那是我们“思想”的源泉，同时是我们求真理的标准。这种因果固然由于个性之发展，但是今日学古文而能获得古文的利益自然更少。至于法德都自有他有价值的文学，并且是易学而有用，自然比较拉丁文希腊文为有益。所以对于这种没有直接实际上实利之知识，虽不必视为完全无用之废物但除了少数专门家以外，却无须乎专在字辞文法上推敲深究，耗费长久的时日。并且今日人类的问题和知识日趋复杂，所以教育的方法，也应随之而加以更变，使足以应付新生之环境及事务，以调和的手段而维持其均衡。这样既能保存古文学的精髓，同时使科学更有发展的余地，和新世界的创造。

可是我们却不应就认定古文学对于教育不如实利的重要，因为因极重要的文学、世界史、音乐、绘画、建筑等，都是发展创造力所不可少的工具。具有创造力，然后才可知道世界的变迁；失去创造力，世界的进步将成为机械而且微弱了。但是科学自然也足以鼓舞创造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幼时受天文学和地质学的利益比较英法德各国文学之利益为大。这固然是由于我个性的嗜好不同，所从而受益亦不同，自不应固执一端。但是我所要建议的，便是凡要精通一种学科而含有特别难明的性质，必须先审察是否有用而后行。不然，只是徒然消耗心血罢了。当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并没有其他各国的文学，今日却很多希腊文学固有之价值尚能传授于不知希腊文学的人民，而拉丁文学的价值却实在很少。因此，关于子女的教育，非有特别前定的目的，对于古文学的部分，不必过求高深。而对于数学和科学却不可不加以重视。具有特别资质或专门嗜好的，那自然不在此例了。在机械文明的时代之下，徒言实利主义，其危险必牺牲人生审美方面之所谓“能力”（Efficiency），近有倡语言仅为交通之方法而非“美”之媒介物者，很足使我们惊异，自从发生了这样的论调，便举世风靡，而尤以美国为浓厚。近来儿童基础设施（The Children's Foundation）发行The Child: His Nature and His Needs一书，颇占一时的势力，其中论及教授英文一点，很使我们不满，现引证以说明之。在该书三百八十四页有下列之议论：“在二十五年前的学校，学生必尽一万字至一万五千字，但是考证二十多年来的结果，学生毕业后之所用皆非所学，因为他们日常所应用的不过三千字，而从事于专门职业者更须另习专门名词。况且每人日常应用之字至多不过一千五百字，终身没有用到此数之一半者非常之多。因此从事实而言，今日的学校须根据这一点而加以改良，凡是日常应用之字当拼读纯熟，其特别专门之字或未必用之者，则宜删去”。

关于这一段议论，我们如果略加进一步之思索，恰恰发生相反的意见。一般以为练习拼字以备用，乃纯为习惯所使然。因此才牺牲一切来学习许多字，因为非此不能作优美的文章而赏识有名的著作。而且其重要之点并不在于明了字之拼读，而在于知字之如何使用。不教之学习一万五千字而教之用一千五百字的理由正即在此。但是学习用字的方法，在于细心熟读优美的文学，在于精而不在于博。可是细心熟读却又为该书所反对，该书四百二十页说：“学校儿童，应当养成读书敏捷的习惯，使不寻意义于字里行间以生停滞，不然，因字句之阻碍而会失去全文真意之所在”。在这里，我们便不能不有所怀疑，试问由此而受训练的学生，对于古人的诗歌能否明了？或者有人说：今人不应为此纤细无用的鉴赏诗歌作为教学的标准；但是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准备着长久之时间专门教青年如何以单纯的科学方法来自相残杀，而丝毫不顾到历史演变之法则了，这一点，我们当不能认为实利哲学所应得之结果。

总括以上所言，是对于儿童究竟应该给予何种知识。现在且就各方面不同的问题加以讨论：一半是教授之方法问题，一半是品性教育和行为之养成问题。因此可以说是与政治学无关而专属于心理学及伦理学。心理学在从前是无用之学。今代才渐被重视，如工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疾病心理学等，都占有实用上极重要之地位。其势力更将扩展到各种制度之中，而在教育中，自然是久已受到极大的效果了。

现在先来讨论训育问题。在古代所谓训育（Disciplino），意义非常简单。例如命令儿童做他所不愿的事，或禁止他所愿做的事，如果儿童违反命令，便受严厉之处罚，或禁绝其饮食。我们看过“The Fairchild Family”（良儿的家庭）一书，都知道亨利学习拉丁文的事实：亨利的父亲对亨利说，不通拉丁文便不能做牧师，但亨利始终不用功学习，致使他的父亲失望，结果被囚禁在层楼之最上层，每天仅给以必需的饮食，并且不许其姊妹和他交谈，意思是说亨利为最可耻的少年，和他交谈便是耻辱。一对姊妹中有私自给予食物的，被奴仆所告发，以致受了许多的诘责，亨利自从受了这次痛苦，便开始努力拉丁文了。又如戚科夫（Chekov）关于他叔父教猫捕鼠的故事，却又与此相反。他叔父曾捕一鼠放入猫室里，那时猫捕鼠的本能并没有发达完备，猫竟没有捕鼠的动作，因此他叔父便把猫毒打一顿；第二天他叔父又照旧的试验，以至三日四日之后，猫性仍然没有丝毫变更。后来他叔父终以猫为蠢物，以为不可教。最后猫虽没有其他的变异，可是一遇到鼠便战栗恐惧，逃之唯恐不及。戚科夫把这段故事的始末叙述后，有这样一个结论：“我叔父教我拉丁文，和这猫的态度完全没有两样”。我们看以上两桩事实，可见古时的所谓训育，完全为今代所不能采用了。

但今日教育家对于训育，并不是祇求避免上述事实的流弊，乃在于如何得到新方法以运用。可是对于新方法又未曾加以研究，就常常免不了误会。在起初，我听到蒙特梭利夫人不用训育，但她能管理满堂儿童，我很以为奇怪，后来我读到蒙特梭利的著作，才知道她并不是舍弃训育而不用。当我的孩子三岁时，便送他到蒙特梭利学校，不久他便能循规蹈矩，竟变成受过美满训育的儿童。原来蒙特梭利的规则完全和游戏运动相类，儿童们都乐于服从而丝毫不感到外界的压迫。从前以儿童非加威吓不能勤学，这完全由于教授法的不良，并有其他的原因。假使对于儿童所应学的目标如读书作文一样，分为等级以适应各个心理，那么儿童各习其所喜，自然无须乎外界的训育。其他虽然有极简单的规则，如不许妨碍他人以及同时不得使用两种器具等，却非常容易了解，使儿童们遵循当然没有任何困难，儿童亦能因此而养成自治的习惯而启发他固有的天性。一般都知道在游戏中容易获得自治的良好结果，而不知利用之以获得学识。我们既然知道可以利用之以获得学识，便须实行，这不但是儿童教育应该如此，凡是各级教育都应当如此。可是在施行上自然有种种困难，我并不是将这件事看得很容易而归咎于教育者。但教授法之发明须具有天才，而教员之应用其法却不必如何天才之运用，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而具有同情心和忍耐性便够了。总之，其根本观念非常简明；适当的训育，不在外界的压迫，而在于内心习惯的自然引导，使向于所欲达的目的之活动。这种方法适用于教育上的成功，很足使我们叹服。而蒙特棱利夫人的功绩，可算照耀了全部教育学的领域了。

教育方法的变更，多由于“性恶”之说而失其信仰。在从前，说我们人生从幼时起应受天罚，须经过无穷的磨折才能成为归顺的人，才有向“善”之可言。我们的祖宗受着这种议论的影响便很大。现在就史丹莱（Dean·Stanley）所著之亚脑德博士传（Dr. Arnold）中摘录两节以证其谬误，史丹莱是亚脑德博士的学生，便是我从兄弟童布龙学校日记（Tom Browns School Days）中的儿童阿骚（Arthur）。亚脑德博士是改良英国公立学校著名的人物，今代英国采行其主义者仍然很多，可谓为英国增色不少。我讨论亚脑德博士，并井关系已往久远的事，实在是铸成今日英国上层阶级的事。亚脑德博士除对于犯道德上的过失如撒谎、饮酒及懒惰者以外，一概不采取鞭挞的刑罚。但是他看见某报载有鞭挞为野蛮刑罚应完全废除之语，他却大为惊怒，他答复该报说：

“我固然知道持此论者用意之所在，其源起于个人独立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既没有理由，又不是基督教义，实不离野蛮的本质，欧洲受着他的流毒已经很广，而今更以过激主义（Jacobinism）恐吓于一般，……这时我们既不能为风俗颓败道德堕落的原因，而又醉心于个人卑劣的改革，究竟有何补益？其贻害于人类纯洁、严肃、谦下之心更难以设想”。

因此，亚脑德博士的学生，有一印度土人，在不谦下的时候而主张加以鞭挞，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有一节，史特拉才在维克多亚时代的伟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曾引论到，我觉得很有再来引论的价值：一天，亚脑德博士因休假赴柯摩湖（the Lake of Como）旅行，赏玩风景，欢乐的情形，在他给夫人的信件里可以看出，那信上说：

“当我环视到四周的美丽，便沉思到道德的邪恶，实在使我不寒而栗。所谓天堂地狱，当中不但没有重洋的阻隔，并且可以说是犬牙相错密不可分的，距离我们更是近在咫尺之间了。所谓道德的邪恶和我的关系，正和愉快与外界之美丽的关系一样，因为道德的邪恶之潜藏于上帝知识之中，比较其他一切的力量为大。可是，我们并不是深赞道德的良善……但是我们果真憎恶邪恶，并不在于有邪恶的人，而是在于蕴藏在人之中的邪恶，以我们的知识来说，这是我们心中极显著的上帝及基督的意旨，而使我们同情心的精神和上帝的精神相感应。我不禁要太息，见、言是很容易，行、觉便十分困难！但是谁能实行，体验？只有能自知不足者可能。我妻我儿，我愿基督耶稣永远地保佑你们！”

可惜这位慈爱的君子，由自责过度而变为狂暴主义（Sabism）者了。因此虽是鞭挞了儿童，但他自己并不悔悟，并且自信所施行之鞭挞，合于爱的宗教。人之谜于外物固然是可悲的事但为了使一般人憎恶邪恶而加害于纯洁的儿童，这种残忍的手段我们更觉得可叹，绝不能使我认为上帝的意旨。战事，拷打，压迫，今日虽然有正直之人亦认为惩戒的正当行为，但我们在清夜里扪心自问，是否能使我们完全乐观？所以慈祥的教育家，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教育家，他决不会视儿童为魔王的手足而加以严罚，便是惩戒成人的罪过，也应当持此观念而不变。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便是反对亚脑德博士之说者，他们认为儿童的天性本是“善良”的，其所以为恶，完全由于习俗的传染。持着这种学说，危害虽是较小，但按之于科学也不是正确的结论。这种学说本来是起于离骚（Bousseau），但离骚所言，仅是抽象的论述，我们如果把他的爱弥儿（Emile）一书来检阅一番，便知道模范人的地域非经过许多步骤的道德上的训练不可。所以儿童的天性，本无所谓善恶，他只是具有天然的反应力和各种本能，因为各个环境的关系，发生善恶习惯的事实之差别。幼小的儿童，天性柔软，容易变迁，所以这责任完全系于保姆慈母的教育。在许多的儿童中，自然有的是善良国民的资质，有的是恶劣市民的资质，我们根据科学的出发点，以心理学而言，那每天所施行之鞭挞，每星期所做的祷告，都不足以产生美德。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即认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产生。沙墨尔巴特莱（Samuel Batlur）说古时的教育家以鞭挞儿童为愉快，不然为什么坚持这种无用的痛苦而不加以改变呢？健康的儿童，不难使之幸福，而儿童的健康都由于以适合于身心的方法养育而得。而幸福之于儿童，是养成最高尚人品所绝对不可少的唯一要件。懒惰的习惯，是亚脑德博士所认为“道德之邪恶”之要点，假使儿童对于自己所学习者能自己知道其价值，恶习惯自然不会渲染了。如果日夜所灌输的知识没有丝毫的价值，而灌输之者反是残忍凶暴的人，那么儿童的行为自然变为戚科夫的猫，而残忍凶暴者更和戚科夫的打猫陷于同样的可笑而又可怜了！

好学是人的天性，好学的心人人具备，正和学习行路，言语同样。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成教育中最重要的力量，把这种力量的运用来代替教鞭，是今日教育的大进步。

从以上所述以至我对于今日注意儿童新趋势最后所言之点，和我们对于养成道德观念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过去，一向以为美德完全赖于意志（Will），以为我们作种种不良的“欲望”，都为抽象的意志力所制御，所以欲根本除绝不良的欲望，便视为万不可能的事，而可能者仅仅是制御罢了。这情形，正和警察之于罪人一样，任何社会中，都不能完全没有犯罪的人，所以用警察的力量去防范，万一有少数不服从法律，便逮捕而加以惩罚。可是在今日心理学之犯罪学者看来，便以为不然，以为犯罪的原因，应该以适当的教育去防止，凡是可以适用于社会的，便可以适用于个人；儿童的心理，都希望得着长者和同伴的爱护，所以他发育成长的结果，或善或恶，都完全依着他的地位环境而决定，而且在儿童时代，养成新的习惯非常容易，有良善的习惯，自然容易入于美德的领域。前代所谓美德便不是如此，假使不良的欲望横行狂暴，便以意志力阻止它的表现，所谓制御恶行的方法，很使我们不满；我们不难知道，不良的欲望，和河流一样，它是在不断地流动着，如果我们只知道将它堵塞，那便一定有横流泛滥的一天。“禁之于此必发之于彼”，这是科学的定则，背其性而行，结果都是如此。因此以意志制御不良的欲望，虽然有时是必要，但究竟不能使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完全适当的美德。

在这里，我们还要论到精神的分析。可是精神的分析，如果详细地加以解剖，却缺乏相当的例证。但是普通的方法似乎非常重要，而创造适当训练道德的方法更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对于训练婴儿的重要却言之过甚，他们认定儿童的性质，到三岁时便确立而固定不移。对于这一点，我们敢决断地否认。因为他认定了这个事实，所以对于婴儿的心理学未曾加以注意，而他们所流行的方法，适足以造成妨害美德的结果。例如睡眠，做父母的人都希望他的儿女安稳地入睡，因为儿童入睡既足以助成儿童身体上的健康，不妨碍自己的事务，因此，发明了许多一定的方法以求儿童入睡的美满结果，例如灵活的摇篮摇床以及温柔的催睡歌等。可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这种专门方法却有许多不适当之点，因为有时虽或成功，但足以养成不良的习惯。凡是儿童，都喜欢别人和他嬉笑游戏，以满足他自重及天性发展的欲望，当他既然见到因为不睡而受他人注意及不满时，他的内心便发生着不正常的变化，倘使采此方法而不变，其结果不但是有害于健康，并且有害于品性。所以在这里我们最要注意的便是养成习惯，便是使他“有卧床则睡”的习惯。假使这种因习惯而获得成功，那么儿童非有病痛，绝不会有卧床而不睡的事实。其他一切善恶的习惯之养成，都可以依此类推。关于这种全体的研究固然是很幼稚，可是他的成效却已是非常显著，将来的成功自不难推测。因此，道德教育——即品性教育——应当始于最幼的时期，并且须改变今日慈母保姆所采用的方法。总之，从各方面观察，近年来对于教育的理论已因时代之进步而大为变更，其利益实与时俱进，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xhSlfZ7L27T5onwxhQUdzRtsHFsTAGr97UIx4rSV43p7ep/2K1PngQccoM3OWX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