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长沙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与胡适、梅贻琦、蒋廷黻、钱端升、周炳琳等学界名流，受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邀请赴庐山牯岭出席各党各派团体领袖及社会各界人士谈话会，共商御侮图存大计。借助这一历史契机，傅斯年成为国民政府参政员，踏上了参政议政之路。

1937年7月下旬，傅斯年离开庐山回南京，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各项事务。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一路颠沛流离，先是迁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再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后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在一起，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1936年春，继被刺身亡的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去世，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朱碍于情面，半推半就于这年5月就职。是年冬，朱家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已无兴趣，再三坚辞，仍无结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东陷入全面危急之境，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顾及各方情面与国家危难，毅然挑起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繁乱的工作刚刚理出一点头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企图让中国灭国灭种，而中国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生死之战就此开始。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等学界要人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派胡适以非正式外交人员身份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

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倭全军将士第二书》，表示“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决心发动全国一致抗战到底。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品、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做出了中央研究院各所内迁，以及平津两地六所大学迁往长沙、西安成立临时大学的决定。根据这一战略决策，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争形势，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的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器物和各种器材进行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条载：“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若干年后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 。根据不同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的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沿长江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人员装船之时，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进行轰炸，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瞬间被战火硝烟笼罩。在此危急时刻，一批又一批满载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而行，向西南大后方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随船启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落脚于圣经学院。坐落于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但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已陆续迁入，大部分房间已被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原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与搬运、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安顿下来。由于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艘轮船抵达长沙时，已是10月下旬，这时梁思成一家已在长沙找到栖身之处，兄弟两家始得以在异地他乡见面。

此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奉命率部押运100多箱国宝级文物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原属北平的故宫等处，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抢运到南京暂时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30万关东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平津震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秋。——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面对日本关东军步步紧逼，北平故宫等处所藏文物有可能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议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此举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相关机构于1932年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人一起押运南迁，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宝南迁”大行动。此批文物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随国民党运输舰船迁往台湾，并以此为基础充实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南迁文物先是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便存放北平故宫博物院迁来的文物。因一同运往上海的其他机构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的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暂与中央研究院同楼办公，另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为收藏展览场所。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同时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做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1914年袁世凯北洋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把原国子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始建于元朝至元二十四年即公元1287年，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暂设于此）、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博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筹建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也奠定了该院日后在文博界的扛鼎地位。

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有了建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梁思成的加入，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进行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入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整个建筑群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气势。修改后的建筑图案获委员会通过，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1937年7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建造的人文馆刚刚完成四分之三（即后来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被迫停工，仓皇撤离。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国宝，开始了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博筹备处在李济领导指挥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运出，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爆发，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60余箱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安全抵达南昌农学院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负责人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往南京的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保存的100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轮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也从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人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研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基本安排就绪。得知梁思成一家已从北平迁来长沙的消息后，在梁思永带领下，李济登门拜访。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想到，随着这一机缘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将开始千里逃亡与长达九年的密切交往。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暂且安身后，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以及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流氓无产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拥来，整座城市人满为患、混乱不堪。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石家庄沦陷！

同年10月中旬，日军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驻忻口的晋军与日军展开血战，阵地多次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两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日军源源不断增兵，猛烈炮火步步进逼，晋军力不能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在硝烟炮火中呻吟。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佛光寺那位一脸苦难的老住持和哑巴弟子，自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走后，整日吃斋念佛，苦盼着这一路大德施主进香还愿。但等来的不是烧香磕头的众生，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那诱人的“政府资助”，而是端着滴血刺刀“呜哩哇啦”叫喊的日本鬼子和照准光亮脑袋抡过来的响亮耳光。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此举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与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这座历史古城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三个月之久。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28万陆海空精锐部队，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以其规模与死伤人数论，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还是太平洋战场的硫黄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悬殊，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最终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民族危急，国难当头，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在这个群体中蔓延升腾开来。许多年后，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战火已在大江南北燃起，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日机炸弹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那是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大批日机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中国的飞机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突然到来，听到声响后，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刹那间，只见几个“亮晶晶的家伙”从飞机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向自己住处飞来，梁思成的头“嗡——”地一震，“炸弹！”两字尚未喊出，一枚“家伙”就在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折回房中抱起了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林徽因惊愣片刻，顺势抱起5岁的儿子梁从诫，同时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生活的母亲随梁思成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的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当一家人连拉带拽，跌跌撞撞奔到楼梯拐角时，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梁家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被震下几级阶梯，滚落到院中。紧接着，整座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以及天花板等木制物件瞬间坍塌，劈头盖脸地砸向梁思成和他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外，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家伙”竟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再也没有吭声——原来是个哑弹。梁思成一家死里逃生。

当晚，梁家老少五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随之化为乌有。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度日。第二天，梁思成找了几个人，把家中没有砸烂的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出来。

这次轰炸之后，梁思成、林徽因感到长沙如此动荡不安，拥挤不堪，每天面临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设想，地处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应当更远一些，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遂下定决心奔赴昆明。

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黯淡的黎明，梁氏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云南方向奔去。

此时，战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中国人顿足捶胸、撕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并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声与绝望的哀号声中。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的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沿长江一线向西南方向大规模推进。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要道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关注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支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离开上海赴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经过几轮讨论协商，仍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流落何处更为有利。在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史语所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为了此地同人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人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而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的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致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开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研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除李、董、梁“三巨头”外，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又称“十兄弟”）要各奔东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湖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国民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陕北的山沟里去参加“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游而不击”。想到人各有志，也就没人再去理会。“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不过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地区，两眼茫茫已无退路，若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史语所走。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发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申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有了这一规定，临时大学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投笔从戎，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王湘受这股风潮影响，决定跟着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其他所内成员只能表示赞许，并未挽留。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已在日本军人的铁蹄之下，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有“六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基本上走掉了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与苍凉。

去留问题得以拍板，天即将黑下来，李济决定带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一个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情绪都有些激动，深感悲凉和忧伤，据石璋如回忆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河南山东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在“三巨头”带领下，嘴里喊道：“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来，大喊：“中央研究院万岁！”再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齐声喊道：“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金刚”按历代酒场上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五大阶段，从前几阶段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中，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算是进入了酒场中“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据石璋如回忆说：“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没喝什么酒的胡占奎、李连春吃了菜之后，就将我们带回宿舍，打开房门放到床上。我次日清早醒来，只记得在清溪阁喝醉，之后怎么回来完全不记得，真是醉得一塌糊涂啊！”

从沉醉中醒来的“五大金刚”，于当天上午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人，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wxbwqNANb441KMbcSn7kEQDptJGS29IU7Voi8VIFBcqJ04/htbR5Bs+w4vWANY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