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考古发掘

李济从清华转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迸发、闪耀出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去美国商谈继续合作考古发掘事宜，顺便讲学。回国时，路过广州，顺便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山大学去转转，谁知一去，便结识了傅斯年。李济回忆说，傅氏像老朋友一样一定要他在中山大学住几天，并大谈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 。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与李济同庚。1896年，傅斯年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先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氏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有“相府”之称。据说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国学门。在校期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以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鼓吹另类思想与另类文化，且倡言要在文学界革命，大力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云云。此举甚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激赏。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参加了这次爱国主义行动，名声大振。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回到家乡聊城休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不失时机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登榜，于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动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抵英后，傅氏先入伦敦大学跟随斯皮尔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其间，与由美至德旅行的赵元任夫妇，以及在柏林大学留学的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中国学生，成为经常唱和往还的朋友。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傅斯年于1926年年底学成归国进入中山大学任教。

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操控，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蒋介石亲自任命他的铁杆兄弟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济大学出身，曾两次留学德国并出任过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的朱家骅，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一时间，中山大学颇有起色、新气象，吸引了不少革命理想主义者前往教授或就读。

回国途中傅斯年在香港接到朱家骅发来的聘书，答应就聘后先回老家聊城探望老母，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一起来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两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是亦官亦学，一个从政，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却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并在未来20余年国家危难、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一个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样级别的独立学术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又名丁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因傅斯年特有的霸气，所址不是在南京或上海，而是随傅斯年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氏本人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个在世俗社会算不上官的官位，傅斯年却视为命根，直到死都没有脱离这个职位。

傅斯年一上任，即四处网罗人才，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平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面对傅斯年的真诚相邀，陈寅恪、赵元任“二大”表示愿意接受，分别出任史语所属下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稍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打听李济的下落并准备邀请其加盟史语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济不请自到，自美国讲学返国后竟鬼使神差到中山大学校园转悠起来。——好似上帝的巧妙安排，傅、李两位学界巨子的大手于1928年的初冬握在了一起。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园的职位，加盟中研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后又增设第四组——民族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抗战军兴，民族学组欲从史语所分出，单独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当史语所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时，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办事能力，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为消除此前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痼疾，早在1928年史语所正式成立前，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就于当年的8月12日，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及史语所通信、编辑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河南省洛阳，还重点到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

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王懿荣买药而发现甲骨文字并得以确认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通过对这批甲骨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商朝“武乙之都”。后来又在其所著《殷虚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继罗振玉之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因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时年33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到达安阳，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

傅斯年看罢董作宾由前方发来的调查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蔡元培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科学发掘团，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

1928年10月7日，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首次发掘正式开始，当月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5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3000余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首篇文章刊载。如后来李济所言，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

当然，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组织的发掘，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讲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董作宾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从而有了中途换将，由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2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 。

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的邀请，李济正式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身份，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后，通过接触交流，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做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得到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冬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以及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即四个完整的龟盖，上面刻有众多殷商时代文字）。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却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河南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 。再接下来，民国史上著名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由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以河南省辖境为中心展开激战。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到130余万人（阎、冯、李联军60万，中央军70余万），大战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双方共死伤30万余众。最后以张学良调集东北军入关助蒋，阎、冯、李联军败北溃散而告终。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烦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以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为志业的李济等人，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自己的事业（除战争之外，1929年冬，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出土器物闹纠纷也是障碍之一）。既然在河南的地盘不能工作，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城子崖继续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被吴金鼎发现。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唯一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这年春天，已是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济南东约30公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他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由于河南已成为军阀混战的中心，史语所很想避开战祸，在山东临淄故城开辟一新的发掘工地，但又颇为踌躇，因为“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正在犹豫之际，城子崖遗址横空出世。李济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过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遗址，遂决定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移驻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河南西部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遂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队再返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第四次发掘。此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工作。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的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已去世一年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旧情，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就在李济主持山东济南城子崖发掘的那个秋日，梁思永被派往黑龙江昂昂溪遗址调查并发掘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了众多的石器、骨器。返回北平的冬日，梁思永又转道通辽，入辽西、热河一带调查，采集了众多新石器时代陶片、玉器等遗物。到了次年春天，安阳殷墟发掘开始，新婚刚刚三个月的梁思永告别北平家中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带字甲骨而未引起考古发掘者的重视。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遗址的必要。于是，他决定选择殷墟遗址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来到安阳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真正受过严格的考古学训练，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等几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科学的思维觉察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西部渑池县仰韶村与甘肃一带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让大家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人“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语），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再度展开发掘。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的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证明了梁思永天才推断的正确。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轻率得出的“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考古新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冈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先后时间划分的论断。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良好愿望，只是命途多舛的梁任公没有亲眼看到这一成果问世，更无法与其举杯同庆了。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参加发掘的专业人员达到了殷墟发掘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董作宾、石璋如、刘燿、祁延霈、李光宇、王湘、胡福林、尹焕章、马元材、徐中舒、滕固、黄文弼、李景聃、高去寻、潘悫、王建勋、李春岩、丁维汾、刘守忠、王献唐、富占魁、夏鼐（实习）、吴金鼎（访问）、傅斯年（视察）、李济（视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访问）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师生。一时大师云集，众星闪耀。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每天用工达到550多人。在这段时间里，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所揭露的大墓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虽经盗掘，但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仍令举世震惊。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血溅中原，饮马长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至此，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九年共进行了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其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之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把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地押运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楼时，喘息未定，额头上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O2f4/WS+oUiIHZtrf8R4Pyv2tbN8i0wXxzMEBsycHgISqPL1S9Ya42AExai3Yr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