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结义

一路颠簸动荡，梁思成一家与朋友们总算到达了长沙。如老金（金岳霖，梁思成夫妇常呼之曰“老金”）致费慰梅信中所说：“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到达长沙后，梁思成经几天奔波，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一栋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栖身之所。

梁家刚刚安顿下来，从北平流亡到此地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朋友们纷纷上门，除了寻找一点家庭温暖，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日趋酷烈的政治、战争局势，预测着中国未来前景。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弟弟梁思永又带一位朋友找上门来，梁氏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是他们的老友李济。

在流亡的路上梁氏夫妇没有想到北平一别就是九年，此时他们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傍晚的不期而遇，意味着未来九年的生活，将与面前的两人以及他们所在机关的朋友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能体会，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1896年7月1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1907年随任小京官的父亲李权（号郢客）进入北京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李济毕业并以官费生身份赴美留学。与他同船离开上海码头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几位，如后来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而其中在坊间名气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自费出国留学的徐志摩。

李济与徐志摩结伴到达美国，双双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李攻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以研究生身份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李济以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旋即踏上归国的途程，时年27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自己所言：“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而第一个聘请的就是王国维。王氏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曾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正五品），自然属于旧派人物，经过反复权衡，又偷偷跑到天津，私下征得已被赶出紫禁城的逊帝溥仪“恩准”，才答应就任。

与王国维的性格、处事风格大为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聘书，就极其痛快地接受了。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启超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深的渊源与感情，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同样留学美国，并进了著名的西点军校接受训练。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与清华师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对这段历史因缘，梁启超曾直言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 稍后，梁氏还不时来清华“小住”，著书立说，与清华上下左右的关系更加密切。

时年48岁的王国维和时年52岁的梁启超到任后，由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和吴宓分别推荐，相继聘请了另外两位留学欧美的大字号“海龟”。一位是年仅33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另一位是号称“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时年35岁的陈寅恪。——这就是当年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人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紧随“四大导师”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当时最为年轻的“海龟”李济。时年29岁的李济，以特约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因李氏当时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基金会就职，在清华属兼职，只能聘为讲师衔的导师，以与教授衔的“四大导师”区别。其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同时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半个是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因徐氏主修课业是跟随王国维游学，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而言只算半个。

1926年2月5日，李济走出清华园书斋，与著名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在李济的直接协调洽谈下，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由美方出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对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极感兴趣，给予大力支持与关怀。凭着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梁曾两度亲笔写信给权倾山西的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 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此时，梁启超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缘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西洋或东洋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F. 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梁启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来做这一科学的考古工作。对这门学问的前景，他在一次演讲中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正是有了如此眼光和信心，这位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这些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 。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 后来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夜，梁启超于清华园斗室给正在哈佛就读的次子梁思永写信，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在梁启超写这封信之前，梁思永于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除向这个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就可跟随李济到田野上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出土器物76箱，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艰险磨难和几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北京郊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已经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庆祝李济、袁复礼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的梅贻琦（后于1931年12月3日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做考古发掘的长篇报告，欣喜逾常。当天晚上回到寓所后，他以极大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七十六箱器物，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 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这样眼界会更加开阔，受益自然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父亲梁启超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已命赴黄泉了。

梁思永回国前的6月2日上午，王国维阅完了学生最后一份试卷，罕见地向同事借了五元钱，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出清华园，乘一辆洋车赶赴几里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匆匆进门，而后来到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钱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至此告别了红尘滚滚、充满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0岁。

在水木清华古月堂前漫步沉思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的离去，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就是他的父亲。

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一位纯种的美国医生，误切掉了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梁启超语）的医疗事故，作为亲身受害者，在“协和已自承认了”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阻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强撑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身心苦痛与煎熬，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

当梁思永从美国来到清华园的时候，梁启超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一句老话，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整个中国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李济已投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

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1] 就在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在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和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美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闪失，但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南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参见《中国建筑之魂》，第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媒体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桩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什么被割掉，协和医院方面没有透露，梁家及亲朋好友兼及社会中人自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殒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对病体造成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打开尘封的档案袋，一大批珍贵的病案得以面世，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80年前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aNRde4sc0/0LDMLC6r4PiDd0dPZUMjwBFrY3Wu9+GiXfg9X+LOGNjWVBCP5aLy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