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北平

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梁思成等人没有，当然也不会听到。此前他们有一种预感，日本军队迟早要对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动手，但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离开佛光寺的这个夜晚，北平郊外已是炮声隆隆，中日双方军队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在阵阵喊杀与哀鸣声中，一场血光之灾，以泰山崩塌、大地陆沉之势席卷而来。

第二天，五台山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壮阔的山河越发俊秀雄奇。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骑上毛驴，离开鸡毛客栈，怀揣发现佛光寺的狂喜，意犹未尽地围绕山中几处名胜古迹继续寻访调查，先后走访了静灵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等庙宇，但没有获得理想的成果。几天之后，一行人来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向西北方向古城代县奔去。抵达县城后，梁思成决定暂住几日，除了恢复已消耗殆尽的体力，也借机好好回顾和整理此前考察搜集的大量资料。

7月12日傍晚，忙碌一天的梁思成接到一捆报纸，这是之前他专门托朋友从太原捎来的，因近来持续暴雨，山路被洪水冲毁，拖延了几天才得以送到。梁思成躺在帐篷中的帆布床上把报纸慢慢摊开，目光刚一接触标题，整个身心如遭电击，血轰的一下冲上脑门。他下意识地起身冲出帐篷，对正在外边乘凉的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高呼：“不好了，打起来了，北平打起来了！”

众人大惊，急忙围将上来，只见报纸第一版大字号黑色标题耀眼刺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北平危急！”

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五天了。

北平危在旦夕，家中老小在炮火中不知生死，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也一定乱作一团，必须立即赶回去。但据报纸透露的消息，津浦、平汉两路已被日军截断，只有北出雁门关，经山阴道赴大同，沿平绥铁路转回北平。

次日清晨，梁思成一行从代县出发，徒步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此时，梁思成深恐平绥路一旦断绝，将不知何时能返北平，又恐已获取的珍贵资料有所闪失，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等测绘资料，暂时返回太原，一面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一面待机返北平。主意已定，几人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出雁门关，沿着唯一的回归之路，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纪玉堂南下太原。

待梁氏夫妇与莫宗江返回北平后，发现整个北平城已笼罩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之中。据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当时谁也不能预料这场战争会打多久，会有多艰苦，甚至中国能不能赢。北总布胡同三号院里的气氛变了，连小孩子也能觉察出来。”又说：“……不久，日军兵临北平城下。宋哲元的部队做出要抵抗的样子，战壕竟挖到了北总布胡同。我还依稀记得我家门口也垒起了沙袋。但没有两天，就成了一条空无一人的破土沟，‘大刀队’们也不见了。日本人进城了。”

7月28日，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携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师长冯治安等数位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7月29日，北平陷落。

7月30日，天津陷落。继之日本军队向华北更广大的地区进击和扫荡。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平津陷落的20多个日夜，中日军队交战的隆隆炮火与日本轰炸机的呼啸轰鸣，令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辅仁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随着滚滚人流，冒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

当时正在庐山主持国防会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闻讯，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接二连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同时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前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批平津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因此恐怖的谣言随着混乱时局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抢救和保护平津地区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是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梅、张，以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间，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商讨抗敌避乱、弦歌不辍的对策。

8月中旬，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议得到国民政府最高教育会议通过。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宣布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由每校委派一人，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成员还有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人。筹委会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担任。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并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正式启用，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1]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秘密传达，早已心神焦灼、翘首以盼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口头通知，纷纷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溃退与大逃亡。

平津几所著名高校的师生走了，其他众多知识分子却在沦陷的北平、天津乃至整个华北茫然四顾，不知自己的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纲要草案，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如果不设法自谋生路，只有听天由命。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私立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之际，梁思成匆忙来到设在北平中山公园内的中国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遗留工作以及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令同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该如何处置。为不让这批珍贵的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共同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一保险柜中，“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 ，否则无法开启。

按照约定，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处理各种繁杂事务，这时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共荣文化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必须尽快离开北平。

事不宜迟，梁思成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外，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换洗的随身衣服，其他东西包括一辆雪佛兰牌汽车，不管贵重与否，都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自己的政策——“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如此狼狈不堪、怆然逃离故园，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女儿再冰与儿子从诫，连同林徽因的母亲一家五口，与国立清华大学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匆匆走出北平城内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门。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忍不住回头一瞥，脆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阵酸楚袭过，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此前医生曾警告过，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但林徽因于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此前，北平城的东、北、西三面均受日军与汉奸队伍围困，只剩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尚处于中日争夺之中。当梁、林逃亡之时，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已被日军占领并切断。出城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由天津码头转水路绕道南下。

一行人悄然来到前门乘火车赴津，提心吊胆地躲过了日军与汉奸的设卡盘查，总算到达天津。梁思成一家和金岳霖等稍事休整，之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撰写的几篇关于古建筑发现的学术论文寄给美国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在国外发表，并匆匆附上一张字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轮船拔锚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氏夫妇，目送陆地渐渐远去，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会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郊外一个叫上坝月亮田的野间小院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会很快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返回那座留下了温馨记忆的家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

[1] 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后来回忆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院，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里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院。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院给租下来。圣经学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儿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院，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孙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ifo4V+cLw/bRcGoJw46bq6YJjjCm7KCIaaRza32vz0LgqTcxXTLGQOIsOZwNp1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