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到李庄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研院流亡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组）、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三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于1940年秋冬时节将分期分批动身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准备，国立西南联大亦在四川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将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9月上旬，同济大学向教育部呈文《为造具本校迁川计划及概算表呈请核发费用由》，文曰：

查本校奉命迁川，刻已组织迁建委员会，积极计划进行。除新校校址现拟（宜宾南溪间李庄之张家大院）已另行筹划并经派员接洽办理外，其关于校产员生行李及员生之迁川处置，则拟将校产及员生行李，由昆（明）运泸（州），再改水道前往新校址所在地（南溪李庄）。至于员生，则为安全计，拟自昆明取道贵阳经渝前往。所需经费，经会同各主管部分详细估算。计运输数量，共约三百吨，员生人数，共约二千七百一十人，所需费用，包括（一）校产运输费；（二）行李运输费；（三）

员生旅费津贴；（四）旅行站办公费用四项，以现时价格计算，合计约需国币壹佰柒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时机急迫，敬恳钧部迅予核发，以利进行。是否有当，理合俱文检同迁川运输计划及概算表呈请鉴核祗遵。

谨呈教育部部长

附呈迁川运输计划及概算表五份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

教育部接到呈文，由部长陈立夫与已改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联合签呈最高当局蒋介石，蒋请教育部核定迁移运费的同时，特拨50万元作为迁川整顿补助费用。电令传至昆明，周均时代校长甚感此款太少，不堪敷用，于9月26日再次向陈立夫、朱家骅发函，谓经费非增加预算不足以应付，前任赵吉云校长之所以辞职，所遇最大困难即为经费无法支持。周函说：“本校前经决定迁至川东长寿，因该地已有房屋可以利用，所需建造之费可以较少。现改定迁至川南叙府，现有房屋不敷应用，所需建造费自属更多……所差约一百二十万元实属无法支配，而将来新校建造所需更无着落矣。”

陈朱二人接函，再呈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裁夺，此后以教育部名义向即将启程的同济大学代校长周均时拍发密电：

该校迁川整顿，重要图书仪器应尽先迁运，笨重机械可就地利用。建置及迁移费已奉委座特予核准拨发五十万元，兹由部再拨发二十八万元，除已汇十七万元外，特续汇十一万元，仰撙节支配速迁，具报教育部。

周均时得电，知再无争取经费之可能，虽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只能强打精神指挥全校教职员工行动起来。

对于中研院史语所搬迁事宜，在长沙时所依靠的几员干将中的李济因要组织中博筹备处的搬迁，无力他顾；赵元任至昆明后因与李济产生矛盾，遂赴美讲学一直未归；梁思永身体欠佳，几乎不能乘车行动；傅斯年在昆明与利国、欧亚等汽车公司联系过一阵，后往返于昆明与重庆之间难以兼顾。经协商，搬迁事宜主要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三组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临去重庆前，傅斯年已筹划决定以雇用利国公司卡车为主，欧亚公司车辆为辅，如此方不至于因一方出事而耽误。

在中研院十个研究所之中，史语所物资之多为流亡昆明的学界所共知，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连同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1000余箱之巨。为了运送这些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雇了20多辆卡车，每5辆为一组，分批行动。按照计划，第一批车队需与第二批在第一个关口会合，以便第二批看第一批要办哪些手续；当第一批走后，第二批再带第三批办理手续，依次而行，直到最后一批过关。因史语所“家眷甚多，同人之老父母、幼子女，尤占多数。其中如李济之兄之太翁，李方桂兄之太夫人，凡年在七八十以上者有十人之谱。故路上做‘黄鱼’为不可能之事。故拟分两次开行，每次一客车，一卡车（全部家眷约六十人），老弱在客车上，年壮夫妇在卡车上，如此办法最为经济，舍此亦想不到他法也” 。李石二人依傅斯年指令，为照顾研究人员家眷，每批车队特地雇了一辆有篷客车，以供李济父亲等老人、妇女与小孩乘坐，而年轻的眷属与押运人员则全部坐无篷货车，如遇下雨天气，则用一块塑料布遮掩。

9月24日，傅斯年致电已提前赴川办理租房接待事宜的芮逸夫：

急。泸县第七专员公署转中央研究院特派员芮逸夫兄：

即在李庄设办事处，已由农本局何局长电知该地仓库照料，物件不日分批启运，经泸时托兵工厂吴厂长照料并觅船运李庄，请与两处接洽，兄可觅临时照料人员，需款电王毅侯。再，张家大院除本院各所外，联大文院亦拟用，并示兴隆如何？

斯年 敬（廿四日）

傅斯年电称的吴厂长，乃兵工署二十三厂厂长吴敬直，为俞大维部下。此前，傅斯年专门致函俞大维，请求给予帮助，俞指令吴敬直在泸州一带予以协助，此举令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人心中的底气增添了不少。

9月29日，傅斯年向正在李庄来回奔波，主持租房和安置事宜的芮逸夫拍发电报：

急。宜宾水井街育英闾14号育英学校转中央研究院特派员芮逸夫兄：

敬电悉。一、张家院房速订约，如有困难，商专署协助，押租最好勿接受；二、博物院、营造学社并迁，如四围有妥房可租下，并为同人住家用；三、即在李庄设办事处，物品、家属下周可行，届时电达，在泸已托吴厂长照料；四、即修理，使去人可暂住；五、款电毅侯汇；六、李庄农本局何局长允本所在彼处仓库设办事处收信件。

斯年 代日

芮逸夫接电一一照办，昆明方面载运物资的专车准备就绪，即将启程。

10月2日，第一批车队自昆明北郊龙头村出发。梁思成、林徽因及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依靠史语所的图书，万般无奈中，只好决定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夫妇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其他任何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因搬迁事多，混乱、焦急与疲劳使得梁思成于行前突发高烧，无法随车行动，只得留下休养，待病好之后再赴川。林徽因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乘第一批车队中家眷专用的一辆有篷客车，于10月2日向李庄进发。据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说，他们所乘客车中，从70岁的老人到怀中的婴儿，共有30多人。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减少占用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湍急的河流才能抵达泸州。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从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不说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时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儿，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

车队抵达泸州地盘，车不能过江进城，要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由轮船运往宜宾，再从宜宾运往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潘、王等人与当时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轮船公司联系，负责长江一段的航运事宜。

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的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不得不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无例外地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包括有篷家眷车在内的三辆汽车，经过近两个星期的风餐露宿，“一路受了颠沛之苦”（董作宾语），总算安全到达了泸州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交涉后，人与物资一起转换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西行至宜宾，再换乘小型木船到达李庄。傅斯年得此信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在成都的四川教育厅厅长郭子杰并转呈四川省政府，文称：

前承拨给南溪县李庄为本所迁往所址，兹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特闻并谢。

正当傅斯年欲舒一口气之时，令人不快的消息突然传来。

同济大学由昆启程迁川，员生近3000人，加上教职工随行家眷人数近8000之众，原定房舍院落一部分需要修缮才能入住，而学校请款所差之数甚大，无力应付，因而一批房舍不能按预期付租及修复，遂成骑虎难下的尴尬紧迫局面。代理校长周均时于万般无奈中想出一个有点损人利己的招数，悄然致函中研院与教育部，并把抄件交由中研院前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任鸿隽转达史语所，其内容大体是：把史语所商谈租赁的张家大院等地盘全部让于同济师生使用，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等机构人员另觅他处安身。

当任鸿隽把其意转告傅斯年后，傅氏大怒，于9月24日致电朱家骅，同时转呈教育部，谓：“兹已有两批古物运往，正在途中，沿路照料均已设定，若再更改，本所必损失数万，且古物久在中途堪虞。李庄现定房屋仅百余间，同济全部安置不下，本院社会所亦决迁往，他所迁川者亦拟用此存储，乞即商立夫先生、一樵兄勿更原议，至感。” 中研院得电立即向教育部打招呼，谓同济大学不得在李庄与史语所争抢地盘，令校长周均时打消此念，自觅安身之处。但周却一意孤行，电令驻李庄接应的同济人员围绕张家大院等二处，与史语所公然争抢起来。

10月20日，傅斯年强按怒火致电朱家骅：“关于同济在李庄与本院抢房一事，前经电达并请转达立夫部长，顾、余两次长，并经教部惠复在案。兹据李庄办事处来电，有同济之校友赵君径向张家大院、穆坝两处房主直接接洽，此事甚为不妥，今日已电教部，兹将原电钞呈察阅，并望派人往教部接洽。” 同时，傅斯年致电教育部，特别指出：“查同济已决迁李庄之内，上列两处均在李庄之外，似不应相争，乞电饬该校注意，勿变前议，至荷。”

二电发毕，傅斯年以强硬姿态又向时在李庄办理租赁房屋与接迎事宜的史语所特派员凌纯声、芮逸夫连发二电：

张家四院、穆坝均请即日租定，并在附近为博院、营社、北大文所租屋及私人住宅，勿放松，以免为人攘去。款已请渝即汇。

穆坝房无让某校之理，张家第四院勿挂社所牌，可租房均请租下，对某校勿退让。

凌芮二人此前已在李庄与同济特派员明争暗斗起来，此次接电见傅之强硬态度，斗志更盛，迅速找到上述二处房东，先付定金签署合同，同时答应汇款即到，请其不得租与同济大学，如果租给同济将受到严惩云云。经过如此一番软硬兼施的商谈，两处院落算是正式搞定。此后，凌芮二人又按傅斯年指令在周边展开调查，为后来者租赁住房。待李庄房屋租赁事基本搞定，运输方面又发生了令傅斯年悲愤交集、“如丧考妣”的大事。

11月11日，由史语所王崇武压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停留后，分装几艘小型驳船运往李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倾覆，船上运载的物资全部滚落于江水之中。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经过一番紧急抢救，总算把落水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落水的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面包了一层函套，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因傅斯年已赴昆明，在李庄负责接待安置搬迁人员与物资的芮逸夫直接致电重庆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

朱院长：

本所历代拓片、善本图书、殷墟器物、骨骼及人类组材料、仪器等140箱托民生公司由泸运叙，职员王崇武等灰（十日）晚八时随船来叙。真（十一日）晨黎明，趸船倾覆，所有箱件全部没水，虽经捞起，但均湿透，未敢提取。经与该公司叙府经理交涉，派员会同本所人员开箱检查，拓片、善本粘凝成饼，无法揭视，损失奇重。查该趸船事前紧靠航轮，徒以装载失均，致真晨航轮移动，趸船失靠遂向外倾倒，交通管理疏忽如是，实深痛恨。究应如何交涉赔偿之处，敬候钧示祗遵。

芮逸夫 文

朱家骅接电，颇感事态严重，立即回电令其设法补救，同时转告傅斯年速与李庄方面取得联系，做好善后事宜。傅斯年得知此情，惊恐之余气急败坏，血压上蹿，倏忽间差点昏厥过去。待缓过气来，大骂王崇武不是个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睁睁看着几十只书箱翻落水中云云。那可是珍贵无比的善本书，且是世之罕绝的宋元刻本，竟成箱地滚落长江，这还了得？待稍微冷静之后，傅斯年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重庆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查验并设法救治。11月13日，傅斯年向李方桂、石璋如发电，略述宜宾书箱等落水之事：

方桂、璋如两兄：

一岔未已，一岔又来。兹将芮电另纸抄奉。顷为此事已电达矣。弟当即连电前往迅速开箱晒干，不能揭者徐图蒸治，交涉由此直办，勿多时放在箱中。查此次损失之大，恐不可胜计。弟今晨精神上“如丧考妣”矣。宋元刊本本自骄贵，何堪落江？弟已电王育伊兄负责晒，同时乞告苑峰兄迅速去（搭最近之车），弟当在蓉觅工蒸治之，但决不如北平之手艺也。若在箱中多耗几日，则不堪救药矣。心中诚焦急欲死也。怕的是路上出事，不意事乃出于趸船自倾，此真梦想不到者也。专叩

晨安

弟 斯年 十三

王育伊乃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李庄分库专员，经傅斯年的好友、农本局局长何廉指示帮助史语所处理安置事宜。苑峰乃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张政烺。傅找二人前去并无深意，无非是增强一点抢救力量而已。

11月15日，傅斯年再次致电石璋如，谓此次运输船失事，“大约三组损失最小，善本几当全部80%，而四组亦重也。此一批（即六柴油车）之内容乞即开示。弟几为此去叙，亦因此间事无法分开也” 。

11月17日，潘悫于泸州向昆明的李济和梁思永发电，通报四川方面接运情况：“沉没公物已全数打捞，正觅修裱人。运来六车，五车已到，一车在毕节抛锚，已带零件救济，俟其到即可装运。”

其间，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而后到成都请高级装裱师前来整治。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商量向民生公司索赔的对策，如11月下旬，傅斯年向董作宾连发二电，曰：

顷与民生公司商定，双方封条之箱先打开再晒，免再受损失，将来以原签文件为凭即足。又，落水照相、画图器原价，重损书原价，请即开示。

均一归来，已将落水书物价目开列造册寄上，请查核。

由于书籍损失太多，在傅斯年要求下，民生公司不得不答应赔偿，但在损失数量论证和赔偿数额方面，双方仍存很大争议。为此，身在重庆的傅斯年曾几次找到民生公司掌门人卢作孚与其理论，希望对方能给个大家都感觉过得去的说法。卢作孚虚与委蛇一阵后，令手下与傅斯年具体交涉，傅斯年尽管心中颇觉窝囊和憋气，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耐下心来与对方通过谈判解决。

除了王崇武一队遭遇灾难，在昆明最后压车启程的石璋如一队，途中也遇到了较大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落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箱子大多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到当地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在寒风呼号、细雨迷蒙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四天折腾，全船物资才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

宜宾方面的落水图书，除王崇武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到1941年1月12日，经卷的晾晒与整治装裱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参加押运的石璋如想起由昆至川发生的令人悲欣交集的事，联想到《西游记》中的唐僧四人西天取经路过通天河被千年老龟从盖上掀到河中，以致人书尽湿的西游故事，不禁感慨系之，叹谓自己与同事蹲在扬子江头“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至此，所有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并长嘘了一口气。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持分房事宜。四天后的1月22日，傅氏致函朱家骅，汇报来李庄的情形。函曰：

骝先吾兄院长左右：

到李庄已四日，诸事纷然，迄令始获上候，为歉。船行五日，连前转船共七日，方达宜宾，在宜宾又以结束水渍公物之故，费去二日，方转李庄。交通不便一至于此。然下行船则不需如是也。所中同人均好，勿念。所迁入之板栗坳房子（即梁仲栗兄之外家也）甚为适用，只住家微有不便，亦无大不了也。只是弟未能常在此，一切困难，乃至磨（摩）擦，由此而生耳。弟恐须二月五日方可自李庄赴宜宾搭船，十日可到重庆，未知误事否？

专此，敬叩

政安

弟 斯年 谨上 一月廿二日

水渍公物，全损者不多，相貌改变者几无能免。能如此，仍由同人奋力抢救，详情俟写成后奉呈。

傅斯年来李庄之前，同济大学雇用的载货、载人车辆，分两路向李庄进发。一路车队满载仪器设备及学习、生活用品，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自泸州卸货转船溯江而来；另一路则承载2700多名师生及家属5000多人，自昆至黔再经重庆，乘船向目的地逆水而上。当时人口只有3000多人的李庄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李庄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大呼小叫潮水一样由码头拥来时，仍不免感到震惊和为难。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表示要克服困难，尽数接纳云云。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且李庄乡绅发的电文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而中央研究院芮逸夫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房舍分配上自然被动。这也是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敢置傅斯年这尊“大炮”于不顾，悍然致信中研院和教育部并由前总干事任叔永转达傅斯年，请史语所让出房屋给同济大学的一大原因，只是傅斯年没有理会并令凌纯声、芮逸夫抢先行动，挫败了周校长的企图并把张家大院弄到手。如果不是傅斯年的霸气与其在政学两界的超强实力，张家大院很可能要易手同济。

尽管如此，同济大学凭着此次行动中开山鼻祖的地位，仍然博得头彩，凡李庄镇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的“九宫十八庙”，以及“湖广填四川”时兴建的各种会馆、祠堂等，均被同济大学所占，如南华宫变成了同济大学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济大学图书馆，曾家祠堂成了同济大学体育组驻地。而镇内位置最显要、规模最大、厅堂最好、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最具川南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经同济派员说和，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把掌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反思自省，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里，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李庄有名的大地主罗用光一处私人大院刚刚建成，一经磋商，便痛快地答应转租给李庄小学，而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外，还作为医学院解剖、实验场所。当地驻军十八师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偏殿，经同济校方和当地士绅委婉劝说，很快移迁他处，殿房调给同济使用。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同济大学师生，渡过了千山万水，风尘仆仆、满面风霜，终于在这座千年古镇得到了温暖的乡情厚意与一片栖身之地。

经过近一个月的清理与小规模修缮，同济大学各教学与科研单位的住处大略安置妥当，但一些附属机构与家眷尚需筹措安排。在各方代表共同奔波努力下，李庄镇内外一幢又一幢私人住房被腾出，一个个院落被清空，大批人员进入，有的一个院落住进几个家庭，以解燃眉之急。尽管拥挤杂乱，师生们总算躲过了敌机的轰炸，在战时有了一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一个让疲惫的心得以暂时歇息的家园。

与同济大学相比，中研院来李庄的研究所、中博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就逊色了许多。凭着傅斯年的霸气及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杰出才能，史语所总算占据离镇中心约5公里的张氏家族最庞大的居住地——板栗坳（栗峰山庄），亦即“张四皇帝”造反起事的大本营。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梅贻琦一行三人赴李庄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对其位置和地形有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荫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浸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重峦挑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要过田埂，穿树林，上山要爬500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被聚众造反者视为“革命圣地”的山坳，像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体系，除有房舍可存放大批物资外，还可安置研究人员与家眷工作居住，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来到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考古组身体孱弱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位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因所藏甲骨皆在板栗坳，要研究甲骨做学问，乐意上山与史语所本部一起聚居。为此，傅斯年做出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必须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好一些，职级低的年轻人分得的自然要差一些。为便于管理，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称“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五处大院为主。

按照国民政府所属机构迁移次序排列，中国营造学社属于被“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是被迫随史语所来到李庄的。就行政建制来讲，营造学社与中研院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故而面对安家置业这类需钱需力的大事情，傅斯年虽有心相助但力不足恃，只能在工作、生活方面给予一点道义上的照顾和支持。而主持营造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在离昆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方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到李庄，所以营造学社的搬家事宜只能靠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及林徽因等人操劳。所幸，营造学社仅十余人，只需一个大点的院落便可安身，未出几日便在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相对而言，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中研院社会所迁往李庄是仓促间成行的。此前，所长陶孟和既没有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也没有专托史语所人代劳觅租。到了不得不离开昆明，整所人马来到李庄这个陌生地盘，面对拥挤杂乱局面的时候，陶孟和与全所人员在震惊之余才心慌起来。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但长江雾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使人感到一种阴森森的彻骨寒意。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来说，更是难以适应。为此，社会所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来的家眷老小，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呈现一片困厄潦倒、无家可归、如乞丐与叫花子般的悲惨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得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将社会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待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到了1941年5月中旬，社会所总算在距李庄镇5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搞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相隔，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亲自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和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自己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傅斯年因兼任中研院总干事，不能在李庄久留，待板栗坳租赁房子分配完毕，便回到重庆中研院上清寺总办事处，协助上任不久的代理院长朱家骅处理各种烦琐事务，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代为主持。未久，李方桂辞职，由董作宾代理史语所所长。

一切安排妥当后，无论同济大学还是迁往李庄的其他学术研究机关，都陆续开始办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躲过了日机轰炸，从颠簸劳顿中缓过神来的流亡人员，突然又陷入新的惊恐与尴尬之中。 k5QS9p9u+3lRXXKHPv+xWle5ZbIpoTRQLxzrQbvu+6+HckemZXZEKDau8XckwF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