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国立同济大学的前身，是由一位早年于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掌控朝廷大权的慈禧老佛爷于悲愤交加中，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对八国联军的宣战诏书。于是，清廷官兵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与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一带展开激战。其结果是清军与义和拳民很快溃不成军，大败而散。慈禧老佛爷见势不妙，挟持光绪皇帝等数人潜出紫禁城逃往西安避难，逃亡路上诏令朝廷重臣李鸿章等与八国联军议和，请求对方息战撤兵，最终以斩杀肇事的臣僚与拳民首领，并赔偿白银4亿5000万两的代价，求得交战国政府下令罢兵息战。

经这一场混战，八国联军方面在赢得胜利的同时也有不小伤亡。态度最为强势的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生在上海协助成立伤兵医院。战乱结束，清廷屈膝投降，联军陆续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生，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而是利用这批设备，另外捐了一笔款子，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正是这个医学堂的创立，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这所大学在未来的抗战岁月里，成为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唯一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德文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吴淞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吴淞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被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局势趋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火步步紧逼，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八步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不得不于1938年12月再次议决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校师生经过艰难跋涉抵达昆明城，开始在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的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学生项瑞荣在一次日军空袭中当场被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又无可奈何。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最高当局同意，同济方面派出人员在川东长寿一带寻找地方，后认为该地离战火较近，安全堪忧，遂改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为同济大学找寻落脚之地。

钱子宁者，浙江绍兴人也，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当时正是中国留学生在柏林就读的鼎盛时期，俞大维、赵懋华、周自新、李祖冰、邓名方、邓演达、黄祺翔、巴玉藻等数十位后来的军政界名人皆为其同学兼好友。德国学成，钱氏转赴法国学习先进的造纸技术，归国后集资办厂造纸，随后在杭州创办中元造纸厂并出任厂长。后战事兴起，中元造纸厂沿长江内迁至叙府落脚，继续从事生产。

钱氏接电，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带来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当时的叙府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机构人员特别多，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后通过朋友探知，下游的泸州比叙府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根本不能考虑。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能维系在叙府与泸州之间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和江安县尚有可利用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出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可惜，当地官僚和士绅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这么多‘下江人’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其实不肯相助的真正原因是，当地上层官僚不乐意多事，只想多捞钱、少费劲，清静安然地享受悠闲日子；而与下层劳动者联系较紧密的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则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当地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因而表示拒绝。

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走出，身心疲惫，正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

只见酒馆走进两个50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大家在十几年前就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自然感到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围坐一桌，推杯换盏地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怀义愤，借着几分酒劲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也太不识大体、顾大局了。”言毕，突然把头转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啊，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

“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县城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

听者心里明白，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泸州老窖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吹牛摆龙门阵。此人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早年出身行伍，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谋，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欲谋再起的机会。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他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手下干将于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内心生出感激之情，赶紧给罗伯希二人添酒加菜，好言相捧，直弄得罗王二人满脸热汗，心中舒坦已极。待酒足饭饱，罗伯希意犹未尽，乃邀请对方同去李庄做一番实地考察，并与当地官员、士绅打个招呼，待正式商量后，再做决定。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注定了同济大学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命运。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人，带领钱子宁手下镇内镇外地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的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来客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觉太棘手。经过几个时辰的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位乡绅之所以如此痛快地达成共识，据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后来回忆，除因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居长江以北，李庄居长江以南偏西位置，一江隔了南北，而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抗战后隔阂日深，一度视同寇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感，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城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的表现是一样的。正是这许多的复杂因素使得奔流的历史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既然李庄方面已有意接纳，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人也已围着镇子转了一圈，见此处房屋大院既多且古，颇感满意，于是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汇报。钱氏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只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风物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山庄做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砰然落地。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尝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生活工作的安居之所。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由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请钱子宁带到宜宾，继而发往位于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对李庄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各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钱氏分别转达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同济大学当局得到报告，颇为欢喜。时同济校长赵士卿（字吉云）因校内经费不足、债台高筑，又得不到师生与教育部的谅解和同情，于进退两难中选择辞职走人，教育部改派留德出身的周均时代理校务。

受命于危难之间的周均时一上任，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知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的史语所民族学组的芮逸夫，随王周二人一同前往李庄考察，以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几个所的迁徙。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即将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同济大学派王葆仁、周召南赴李庄，主要是出于安置师生校舍这个层面的考虑；而傅斯年派芮逸夫而不派考古组或历史组其他人前往李庄，则有更深一层的缘由。尽管傅斯年游走过大半个世界，属于见多识广之人杰，但对叙府一带的川南之地却未曾涉足，尤其是长江上游的李庄，他不但此前没有听说过，也无法从地图上找到。他想起此前国民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迁往重庆时，曾遇到不少阻力和麻烦，对于这个小小的李庄是个什么状况，心中自是没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傅斯年当然知道四川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也没忘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警世箴言。在这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省份，自古以来经常发生动乱和暴乱，造反举事的次数和阵势，不亚于自己的山东老家水泊梁山一带的巨野泽。尤其是川南一带，那可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当时没少吃苦头，著名的“治蜀宜严”遗训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了这些警世箴言与遗训，傅斯年心中忐忑不安。抗战军兴，正是天下大乱、匪盗蜂起的时候，确应派一得力干将前往李庄，对那里的历史、地理、民风、民俗、商业、教育以及盗风匪患，来一个全面考察了解，待大局已定，自己再亲率中研院几个所的同人出滇入川，方保无虞。于是，傅斯年便委派芮逸夫前往川南以探虚实。

芮逸夫是江苏溧阳人，1897年生，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1933年春夏间，受中央研究院派遣，与留法归国的凌纯声博士一同深入湘西苗族地区，历时三个月，在当地驻军、政府以及苗族人的协助下，对湘西苗族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写出了著名的学术研究论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自1934年起，随社会所民族学组归并于史语所民族学组，仍任副研究员。1934年，芮氏参与外交部考察滇缅未定界务，并考察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婚丧、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歌谣、语言、地理、历史等诸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芮逸夫李庄之行，可见傅斯年用人得当。芮逸夫到达李庄后，以其独特的眼光、学识和经验，用训练有素的方法对这块土地上的民风、民俗展开了全面考察。

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李庄”，具体位置在宜宾市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江河口，下可直达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直至入海。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1公里余。北临大江，隔江与雄奇壮美的桂轮山对峙，南倚天顶、铜钱诸山，自古为川南地区通往滇、黔的重要驿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李庄镇曾是川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历代朝廷曾在此屯兵防边，屏障戎州东南。

按照李庄乡民口传的历史，这个地方原是一片荒草野滩，根本无人居住。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家姓李的来到此处披荆斩棘，开荒种田。待有了一定积蓄后，李姓主人深感长江中捕鱼船工极其辛苦，心生怜悯，拿出部分钱财在江边修了个茶亭，每天备一些简单的茶点，为在江中来回穿行的捕捞者提供一个歇息、交流、躲避风雨、补充体力的驻点。几十年后，李姓主人去世了，因感念这位老人的恩德，捕鱼者自发组织捐了些钱财，在茶亭边修建了一座小庙，名曰李王庙。再后来，就有外乡人迁来居住，时间一长，便聚集起一个村庄，因有李王庙在先，这个村庄便叫作李家庄，后又简称李庄。

这个故事只存活于当地人的口传中，并未形成文字，因而关于李庄的起源，后人已难考证。据有关史籍和当地府志、县志记载，此地至迟在战国时已为僰人聚居之地，秦以前属僰侯国，秦孝文王时（前250年）属于秦国蜀郡，并划归僰道县，自西汉至南齐均属僰道县辖境。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在李庄置南广县，并置六同郡。从大同十一年（545年）起，南广县属戎州所辖之六同郡，郡之所在地直至北周之末（580年）都在李庄。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初（约581—590年）废六同郡，南广县直属戎州。至仁寿元年（601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南广县改名，因当时县城主要在今李庄镇北岸僰溪（今黄沙河河口段）之南，故易名为南溪县。此地作为戎州治所和南溪县治所所在，经唐末和五代时前蜀、后蜀至宋末，一直未再变动，历400余年。

1937年，镇人罗伯希等曾在僰溪西岸大红山麓榛莽丛中发现一古石碑，石刻全文为“维天授三年太岁壬辰一月丁卯朔其日甲申戎州界”，共二十一字，分三行刻，其中“月”写作“口”，“日”写作“⊙”，经考证是武则天独创的异体字。 戎州州治早于贞观六年（632年）由李庄迁回僰道，天授时的石碑为戎州定界碑。这一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

到了北宋初的乾德年间（963—968年），不知因何变故，南溪县治所由此地迁至奋戎城（今南溪县城）。此后李庄不再作为县治所在，但经济交往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未曾衰落。从明代起，李庄设镇，咸丰时成为川南第一大场镇。

自清光绪三年（1877年）起，李庄始设食盐官运局分局（总局在泸州），滇、黔两省部分地区及南六县（庆符、高县、筠连、珙县、长宁、兴文）的食盐均由此地运发，货商也引来上述地区的土特产品在此销售。直到抗战初期，李庄镇仍驻有“盐务缉私队”，专门打击不法盐商。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在古代西南地区的交通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决定了李庄在历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货物集散地。除盐务外，李庄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周边物产丰富，粮食、花生、蔬菜、水果等产量均为川南之首，号称“四川的米仓”。自汉代起，此处就成为川南著名粮食集散地之一，直到抗战爆发前，米市成交额都远远大于南溪县城甚至泸州，从这里运出的大米供应宜宾、五通桥、泸州，并成为重庆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基地之一；豆类则远销自贡、乐山、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整个李庄镇码头船来车往，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大批的运粮船队离港远航。李庄镇内常年设有大小两个粮市，经营此业者一直保持在100家以上，粮市管理者在街头设公斗20张，仍应接不暇，其繁盛景象，在川南罕有其匹。

正应了“天下未乱蜀先乱”那句老话，李庄自从设郡立县以来，大大小小的动乱此起彼伏，从未消停过，尤其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更是战乱频仍，动荡不安。

关于李庄战乱兵患的史事，唐以前只凭口头流传，未发现确切的材料，有文字记载的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拉杆子造反的王小波农民军张余、马保太部，受官军围捕分割后退踞川南，并在叙府与泸州一线的长江两岸与官军、民团展开激战，一度攻陷李庄，杀掠焚烧后，抢走了大批粮食与其他物资南遁。当张马两部被官军围剿镇压后，由于动乱激起的余波未得及时平息，川南一带土匪盗贼蜂起，李庄深受其害达百年之久。

元末之时，揭竿而起的红巾军明玉珍部，在官军打压进逼下败退川南，其部在休养生息、招兵买马的同时，又与当地官军、民团为争夺地盘与生存权展开厮杀，李庄成为双方在长江一线的战略要地和粮食物资补给地。经过几年生死相搏，官军败绩，民团星散，明玉珍部夺取了整个川南地区，并一度在叙府设置安抚使司，李庄在其治下，并派驻军守防。改朝换代引起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使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土地荒芜。当过叫花子及和尚的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使川地恢复元气，从湖北、湖南等地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但战乱与社会动荡并未立即停止，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几十年后，李庄及其四周仍余波未平，大小暴乱时有发生，此等状况直到明朝中叶才稍有好转。

明末，陕西北部李自成、张献忠公开扯旗造反，其声势之大，天下震动，朝野惊慌。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自封为大西王的张献忠部攻入四川。四月，张部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当月，攻破泸州，溯江而上攻陷南溪和叙府，李庄为其所占据。八月，攻占成都。至此，整个四川全境均为张献忠的大西军所占领。

由于张献忠军队每到一处，除攻城略地、屠城放火，还四处捕杀百姓，搞得全川官宦、民众犹如惊弓之鸟，纷纷携带粮食物资逃离家园，四处流窜，全川陷入了长久的大动荡与大混乱之中。此等情形使南明几支脆弱的军队乘虚而入，樊一蘅、杨展、马乾等残明部将趁机从滇、黔边境向蜀地杀奔而来，并很快收复了已被张献忠部占领的川南地区的叙府、内江、泸州、合江等地。但此时川南、川东南一带已是人烟稀少，耕地荒废，粮食奇缺。樊一蘅、杨展等部在中南部立稳脚跟后，面对随时会卷土重来的张献忠部，不得不在当地募兵扩军，以对强敌。扩军必须增饷，饷无可筹，则饥军难于约束，因而樊、杨等部每到一城一邑一镇，便下令抢夺劫掠。待无粮可抢、无果可掠时，开始抓人而食。川南一带百姓自遭张献忠屠杀之后，又遭遇了一场南明军队残杀后食人的浩劫。处于川南中心地带的李庄，自是在劫难逃，被南明军队抓走而食者不计其数。也正因如此，南明军队在收复叙、内、泸、合等城邑之后，遭到了各山寨乡勇民众的顽强阻击抵抗。面对南明军队的围攻和步步进逼，各山寨川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中，宁肯自己相互而食，也不让明军抓获成为盘中大餐。南明军队至此便步步荆棘，再难前进，只好在嘉定一带与张献忠大军成对峙状态。历史上谓张献忠屠蜀吃人，但据考证，“吃人”一事，实由南明的所谓“义军”始，而后才是献忠也。

张献忠定居成都并称帝后，派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率领四路大军分道出剿南明残军与当地顽固分子，同时抢些粮食以备后方之需。不料愈剿叛民愈众，守寨愈坚，反为樊一蘅、杨展等南明将领得了空隙，占了便宜，不但趁机破了城寨抢了粮食，还把当地百姓差不多全捉住吃光了。张献忠的四路大军刚出征时，尚能抢到一些粮食供应成都，几个月后，各城邑已无粮可抢，各路大军皆闹起饥荒，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这一危急情形报于成都内宫，张献忠既惊且忧，见军粮已无处可掠，又听说各寨乡勇与南明军队都以人为食，吃饱之后再与自己对垒交锋，心想这大西军也不能只看着活人满地乱跑而不抓来吃掉，自己干瞪着眼活活饿毙，成为各寨寨主与南明军队的盘中美食。于是他迅速下达命令，各路大军以人肉代替军粮，号为“人粮”。孙、刘、李、艾四路大军首领，依张献忠命令各率本部人马，到了应剿州县，分别乡区界至，扎下围场，采取铁桶合围战略战术，不管是地上跑的还是天上飞的，通通擒获宰杀，除分而食之，还要留出一些装入车中，用盐腌渍，拉入成都供后宫妃嫔及朝廷官宦享用。此种方法在历史上被称作“草杀”，其意就是如农民在野地里割草一般宰杀。待一地的人畜被斩尽杀绝后，大西军再移居另一乡区，如法炮制，一县斩尽再移他县，一州杀绝再移他州。四路大军所到之处，地上的人畜与天上的雕鹫皆为之绝迹，只有一堆堆白骨昭示着蛮荒时代的重现。当人畜被赶尽杀绝，再无可杀可吃之物时，饥饿难耐的四路大军不得不先后退回成都。

此时云集成都的张献忠所部尚有十余万之众，粮草皆尽，只靠捕杀城内和周边百姓为生。四路大军返回成都后，更是难以为继，眼看百姓越来越少，不足以支撑全军的“人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恰在这时，与张献忠几乎同时造反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兵败南逃，清军已经入关并占领北京，向南围追而来，张献忠闻讯更是焦虑不安。有几位忠诚精明者如随军和尚志贤等，曾冒死向献忠苦谏，谓：“西蜀沃野千里，号为天府，一年多来竟已是人尽粮空，天荒地老。倘不改弦易辙，何地不可变成沙漠。宇宙虽大，我军终当饥困坐毙，徒累一方生灵而已……坚定志趣，招垦劝耕，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孙可望等将领也苦劝张献忠。但流寇毕竟是流寇，他的最大本领是“流”而不是“坐”，否则如鲁迅所言将成稍受百姓欢迎的“坐寇”，天下百姓所惧怕者，也全在一个“流”字。

此时刚愎自用、嗜杀成性的张献忠已听不进任何锦囊妙计，仍一意孤行，命人在他的大殿前立“七杀碑”一座，公开标榜自己杀人是最好、最有效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亲自撰写碑文命人刻于其上，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气冲天的“七杀碑”高高立起，但整个成都几乎已无可杀之百姓，张献忠传下密令，把城内青羊宫近百名道士、成都周边寺庙的几百名和尚，连同特意骗来贡院赶考的千余名四方八乡的儒林士子，全部抓来杀了充当食物。当道士、和尚与读书的儒生被斩尽杀绝后，张献忠再下令，把军中平日专门靠耍笔杆与饶舌混饭吃的宣传部门的官员，以及老弱病残的武官及兵差全部杀掉分食。实在无人可吃时，张献忠便走出骷髅成堆、阴气森森、四处飘荡着血腥气味的内宫，命手下兵士一把大火把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烧了个片瓦不存，自己统率大军在火光熊熊中向川北逃亡而去，一个号称全盛之局的大西国，至此消亡了。

张献忠逃亡后，四川分别为南明军与清军所占。不久，已渡过江淮进入川境的清军，以保宁（今阆中市）为大本营，与南明军展开争夺川境的战斗。南明军以嘉定为大本营，抵抗清军劲旅。保宁与嘉定之间相隔七八百里，其间只有飘荡的蒿草而不见人烟。清军携粮来打嘉定，总是粮尽败归，而南明军又携粮去打保宁，亦是粮尽败回。明清两军往复征战，厮杀经年，直到永历皇帝入缅之后，南明军溃退，四川全境才为清军所占。那时已是永历十二年（1658年）戊戌，即清朝顺治十五年。此后四川境内并未安宁，尚有郝承裔与李赤心及其他许多不服清朝的当地士绅与民众，先后纠集武装，起兵据地，与清朝军队为敌，双方直杀到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四川人战死或被杀者无数。世人皆说张献忠屠蜀，其实张献忠仅据蜀三年，最多亦不过杀掉川人百分之几，其余大部分乃是因为战争、饥饿、瘟疫，以及张献忠死后明清两军为争夺蜀地相互砍杀、捕食了十七年而尽的。

清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受朝廷之命，由广元入蜀赴任。他率领一班人马来到天府之国首府成都时，昔日辉煌的宫殿楼阁已被张献忠烧了个精光，抬眼四望，全城尽为瓦砾，芳草萋萋，满目疮痍，除了啃吃人骨而红了眼的野耗子在残垣断壁间来回窜动，以及在天空中盘旋打转、哀鸣不已的野鹭黑雕，一个人影都未见到。整个成都成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无人之国。面对眼前的凄惨之状，张德地触景生情，想到战争之残酷，民生之多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眼看成都已无法落脚，更不能成为官府衙门所在，张德地只好由成都去嘉定，察看了当年南明军队的老巢，但见残败不堪，仍无法久驻；接着乘船顺岷江而下到叙府，再至李庄、南溪、泸州、重庆，沿嘉陵江上溯至合川，舟行千余里，一路寂无人语，仅是空山远麓，江上鸟影，令同船者不胜唏嘘。最后，张德地一行来到当年清军与南明军对峙的大本营——保宁，方见有人声犬吠，竹屋茅舍，西蜀的巡抚衙门就在此地安置下来。

张德地上任后，首先派出文官集团对各地人口进行统计，武官集团负责平息社会动荡；同时在各地设置官吏，以恢复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由于民众少得可怜，不得不将几个县并为一县，但仍是人口稀疏，不足成形。当时的安岳县已到了“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的地步 ，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既然此地已无乡民，作为统治者的官员，自然就成了空架子，既没有威风可摆，也没有油水可捞，做官好像没有了实际意义。张德地为了让自己这个巡抚有个官样儿，也有点油水可捞，就上奏朝廷，谓“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请求朝廷颁诏，号令川省出走的流寇、流民与流氓无产者“三流”之人，速回原籍生产、生活；同时以优惠政策和条件招民填川，让“无业者入蜀垦荒”，使沃野千里的川省再现当年“天府之国”的辉煌。极具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见到奏折，觉得此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于是恩准，并批转吏部、户部及江南各省督抚，着行照办，不得有误。

为了鼓励外省人丁来川开荒种粮，向官府纳税，张德地再度向康熙皇帝请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康熙见奏，再度恩准。于是，两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福建及滇、黔等诸省的流民，从饥寒交迫的苦难与重压下逃脱出来，呼儿唤女，背篓挑担，蚂蚁搬家一样向蜀地拥来。南方之流民，多是顺长江水道，穿三峡，进重庆，分流至川南、川西各山川平坝之中，安营扎寨，开荒拓土。张德地因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升迁，“加工部尚书衔”。

继张德地之后前来四川任职的大小官员，见招民开垦不但可收到租税，还可得到朝廷赏封加冕，赐奉加爵，为利益驱动，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招民。当各地的无业游民与流民大都安居乐业，再无人可招时，为了冒功领赏，当地官员开始趁大乱之后的混乱局势浑水摸鱼，将当地土著纷纷改籍，使其摇身一变成了外地迁来的“移民”。更有甚者，开始“捏造姓名，指称依傍” ，予以冒籍。在这场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的鼓噪与蒙骗中，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尽管在康熙驾崩之后，接替其执掌朝柄的雍正皇帝对这股经久不衰、声势浩大的“移民入川潮”有些警觉并产生过怀疑，发出“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的疑问，但由于其间暗伏层层官吏的共同利益，未能阻止这股大潮汹涌流动。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编查户籍，全川百余州县，合缘边土司计，共653430户。这时张献忠死去已有90年矣！

就在这股历康、雍、乾三世，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填川”大潮中，长江上游第一古镇、川南重要的“米仓”和交通驿站——李庄，自然成为各路流民瞩目的焦点和争相迁居的风水宝地。

由于人口增多，当地经济逐渐恢复。随着“康雍乾盛世”来临，李庄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繁荣时期。一些会馆、佛寺、道观开始复修兴建，仅乾隆年间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宫、桓侯宫、南华宫、文昌宫等四座宫殿，以及佛光寺、万寿寺、玄坛庙、永寿寺、关圣殿、伏虎寺、常君阁、天宫庙等八座规模庞大的庙宇楼阁。至咸丰一朝，在李庄地面上形成了九座宫殿十八座庙宇——号称“九宫十八庙”，外加两座教堂的辉煌格局，其势力之大，气派之盛，威震川南，名播巴蜀，为一时所重。 y38Jug5wfjmWpD9SlNfCUGHQ5RQ1xOJs5OdNCvGD866CXWu85VoTbG8EBMs2Ae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