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了昆明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地区撤退转移。

1937年年底至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迁往昆明等地，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住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一处楼房。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待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翌年一月条：“西迁昆明，经过桂林之工作人员暂驻桂林、阳朔调查研究。”

几乎与此同时，长沙临时大学分成三路人马赶赴昆明。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湘黔滇旅行团”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公路徒步行军；第三路从长沙出发后，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

在中研院史语所同人抵达昆明半个月后，湘黔滇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等教授率领200余名师生，徒步跋涉3500多里，日夜兼程68天，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从贵阳赶到了昆明。进城之后，大队人马正好经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率领同人在路边设棚迎接，队伍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欢迎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赵元任特地为师生赶写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联大师生和现场闻者均大为感动，许多学生想到了国难当头与一路艰辛，禁不住涕泗纵横。

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同人与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联大教授，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南疆省城再度相会，自是又一番兴奋与感慨。

因长沙撤退诸事繁杂，梁思永劳累过度，身体患病不能再负责任，根据傅斯年提议，史语所撤退事务由李济负责，在自己到达昆明之前，李济为中研院史语所代理所长，处置在滇一切事务。

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6月成立，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与总办事处均设于南京。

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正居住在上海。此时，中研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战事起，蔡元培强撑病体，号召全院各研究所集中物资设备，准备向内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际，在南京北极阁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长沙，而后转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邮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总办事处人员会合。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病体不支，被迫滞留港岛疗养休整，暂居跑马地崇正会馆。次年2月，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Austin Road），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研院事务，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并为本院各所迁徙与未来的生存、发展思谋筹划。

就在国军于淞沪战场死打硬拼，最终力不能敌，即将全线撤退的前夜，中研院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奉令撤退，史语所是行动最快、执行命令最坚决的大所之一。与史语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天文研究所对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的命令与组织调动却阳奉阴违，采取推诿、敷衍战术，负责人甚至假公济私，于危难中不顾大局，使气任性，成为抗战流亡学术机构中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典型。1938年1月12日，激愤难平的傅斯年致函已至香港的蔡元培，对天文研究所负责人所作所为予以呈报，并阐明相关责任，函曰：

院长钧鉴：

自京迁往内地各所，在迁动中，最不使人满意者为天文所，此事本不想上渎清听，然责任所在，欲罢不能，思之两月，谨以奉闻。

一、天文所自北平迁来之古仪器，其中有明成化仿郭守敬之二仪，乃世界科学史上之实器，亦是中国科学史上之第一瑰宝也。此二仪前自北平运京（亦由斯年鼓动），由京移至紫金山上。战事一起，即由院务会议议决请其迁下，并由斯年催促无数次。乃余所长一味推诿，率领全所研究员（余、李、陈等）来总处与斯年辩论。斯年谓此物如不迁出，虽院长亦负大责任，若谓无法迁下，何以当年有法运上？最后斯年又谓可将上层拆下，以便运。（此器去德国时已拆散也。）［行首自注：“此二件即以凡尔赛条约返之中国者。”］余又谓路上新修门，不便。斯年谓可即去与警备部接洽。如此争论数次，余所长谓当去接洽，以后催问，迄无下文，如是者两个多月，不得结果，又推诿无法借车。（斯年亦代为想法，用木条滚下，余又谓无工人。然他处皆可觅到工人。）及上海撤兵，一时局面大变，乃无法可想矣。［行首自注：“此事责任甚大，所谓‘不尽人事’也。如政府后来追问，本院无词以对。余对毅侯兄等云，古董不如新仪器要紧，盖全不知此件之价值也。”］

二、八月初，决定近北极阁各所在他处觅房，天文所迁一部下山。适陈遵妫君房子出来，即以转租于研究所，然其地正在北极阁下。八月廿六日夜，日机大轰炸，三工人丧命。此一地点，总处事前全不知其即在北极阁附近。且总办事处早嘱各所自北极阁迁远者，何以返迁近？岂是但图转租之便耶？

三、在京时，天文所只有一人来湘，余所长等仍留京，即以其自己之住宅租给研究所，月领百元，又用厨房勤务，皆开公账。其实此时住内职员，余外仅有二三人，以报时诸人在外也。（余先生自谓在京管报时，然李铭忠又谓此事与余无关。）毅侯兄对此开支深不谓然，曾对天文所庶务有所指摘，余先生次日来辩，谓天文所每月九百元之杂费不为多。斯年不便指明，只好模糊了事。

四、上海撤兵后，京局顿紧张。余所长遂用所中二汽车载物而行（公私皆有，且开至湘潭，其岳家所在地也），而将报时等要件由李铭忠赁民船西行。李自谓一套仪器分成三批，无法工作，又谓去京时，余不理之，只顾自走。

五、总处迁至长沙后，开一院会，会后余谓要回家。斯年问，天文所尚有多物，如何安置？余谓可问李铭忠。次日问李，李云，余无交代；再次日，李亦不见矣。船运之物到汉，茫然无人过问，于是电陈，自南岳到此，然后稍做安置。余先生对公物似全无顾惜之念。［行首自注：“斯年曾以此信中各节面质李君，李谓颇有同感。”］一所四人，余先生回家，陈与他所往桂，李则不知去向矣。［行首自注：再，斯年请陈君来此，曾将此中各节面告之，陈君不能答。斯年当时曾大发脾气，旋即谢过。然事实如此，终应有以明之。］

在此情形中，固不能保证物件之不失，然必须尽人事，然后可以心安。今果尽人事乎？其责任谁负之乎？乞先生将此函交余先生，请其向先生直接作答。至于何以善其后，非斯年所能知也。专此，敬叩

钧安

傅斯年 谨上
一月十二日

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余所长，乃余青松，福建厦门人，时年40岁，是中研院较年轻的所长之一。当初天文研究所成立时，以高鲁为所长。1929年，高鲁被国民政府委任驻法国公使，高氏向蔡元培推荐当时在厦门大学任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接替其职，蔡允。余氏于一个学期结束后到天文所就职，未久创建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抗战爆发，余氏奉令组织内迁，但推进极不顺利，同人亦不团结，惹得傅斯年大怒而又无可奈何，半年后在各方督促下，总算携部分仪器入滇并在昆明东郊建成了昆明凤凰山天文台。之后，余氏多次致函蔡元培提出辞职，蔡予以挽留，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到1940年年底，余终于辞去天文所所长职务，1947年赴北美于天文台和大学等机构工作、教书，直至终老海外。此为余氏一生之大致信息。

傅信所言余青松率全所研究员跑到总处与之辩论的“李、陈”二人，应是天文所负责子午仪室的李铭忠与变星仪室的陈遵妫两位主任，后二人随余氏流亡到昆明继续工作。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昆明，昆明天文台被炸，李陈二人与嫡亲皆受重大伤亡，至堪痛心。此为后话。

且说在南京组织内迁的代理总干事傅斯年，面对天文所一班人的散漫与阻力大为恼火，而对于上海三家研究所负责人的明显对抗，更是愤愤不平。当上海危急、蔡元培欲赴香港之际，傅斯年已与翁文灏统领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协商好，由该委员会资助钱款与交通工具协助三所搬迁。为促成此事，傅斯年专门赴上海督促撤离。不知是故意对傅斯年本人予以反抗，还是不愿离开上海而采取拖延、消耗战术，时驻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等三所所长丁燮林（即丁西林，字巽甫）、庄长恭（字丕可）、周仁（字子竞）面对傅氏的督促竟置之不理。眼看局势越来越紧，国军全线撤退在即，傅斯年捶胸顿足仍无济于事，对方一直采取哼哼哈哈或不理不睬的态度虚与委蛇。傅见事不可为，只好弃之不管，一跺脚离开上海回了南京。同年12月，中研院总办事处及下属史语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并开一紧急院务会议，再度提出中研院各所以紧缩为主旨，必须立即迁往内地，傅斯年拍电报至上海再度督促三个所果断行动，但工程所所长周仁竟指傅氏电报谓“令其解散”，对傅大为不满，多亏丁燮林日记中有所记载，证明其非如此，才免于继续争执。按傅斯年致蔡元培信中的说法，“此将一年中可谓三所各行其是也。大约巽甫兄只是畏难（此亦实可畏者），庄丕可乃以上海为天堂，故彼之去职，可以其一语括之：‘离上海不能研究。’（实不能生活耳。）子竞此时在精神失常态中，不敢有任何劝告也”。 三所所长如此一番打着不动、踹着团团的软体模样，且还有一个精神病夹在其间，霸气如傅斯年者亦无能为力，只好听凭三所负责人自作主张，各自率部于日军刺刀底下死地求生了。

对于以上诸事，在香港的蔡元培了解后，于1938年1月14日致信傅斯年，对傅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歉疚之情，信曰：

孟真我兄大鉴：

接本月十日快函，敬悉一切。本院在京各所由京而湘，由湘而桂，头绪纷繁，环境又时出变态，焦急、失望、兴奋、疲倦，为人之所不能免之苦痛。而兄适当其冲，艰辛可想。幸同人知识均在水平线以上，与共患难，尚能互相谅解。而在京各所之重要书器，辗转迁移，已达于较为安全之地点，苟中国不亡，国民经济不破产，他日当能继续工作，在文化上尽相当之力，则感谢吾兄者，岂特本院同人已耶？弟衰病侵身，又因有特殊关系，不能来京，为兄分劳。对于上海三所又太偏放任，不曾预定计划，强制执行，即令陷于僵局。负疚寔深，何以补过？骝公自去浙后，两表辞意，经弟恳劝而罢，今既离浙，当然回院，弟于十日致毅侯兄函中曾附一纸，托加封寄去，即以院务谂记之。今来书特去电相邀，甚善。弟已于昨日发一电，旃“中研院全仗鼎力维持，务请即回院视事”云云。当此艰难时期，想渠亦不肯坐视也。……

弟 元培
一月十四日

傅斯年得信，稍感安慰的同时，继续以代理总干事身份处理中研院纷繁事宜，与蔡元培保持书信、电报联系，遇到大事、难事及时汇报请示，按蔡的旨意处置办理。1938年2月，傅得知中研院各所已陆续向桂林、昆明一带搬迁（原在南京的地质所、心理所等两个研究所抵达桂林不再前行，并在离桂林市40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中安营扎寨，准备长驻于此，其他所继续前行赶往昆明。原在上海的物理、工程、化学等三所，于1938年暑期开始从日本占领区秘密搬迁，至年底，物理所迁往桂林，另二所迁到昆明。未久，化学所所长庄丕可辞职，吴学周代理），致函蔡元培予以报告并提醒注意事项，函曰：

院长先生钧鉴：

此信乞阅后，交丁、庄、周诸先生一看，并由此间抄下一份，寄迁滇、桂在途中各所。（但看完后乞即焚之。）院中同事时时以“将来经费如何”见问，院外之人又时时以“研究院迁何处，上海部分现在哪里”见问。对此斯年有回答之义务，同时亦皆系极难答之问题。其实此两事关系甚大，今自经费说到迁移及工作。

…………

四、迁后安顿。此时逃难中人心难定，本人情之常，势不能免，然须早为安顿，以资祛除。故迁桂者应在桂安居，不做再迁之计。如其不能，便即行迁滇，勿稍留恋。不可先展开再搬家，既住下又思走。总之，此次一搬便搬到底，如不以桂为妥，即行赴滇。在滇、在桂，一经住下，便扔去再搬之思想，积极恢复工作。

五、本院公物应竭力保全，勿以“所值不过几千几万”而弃之。此事关系院长之责任甚大，同人谅必看清。其非人力所能挽救者，固非罪过，然必须先尽人事，时间上之关系尤大也。

六、各所迁后总要积极做几件切要的事。按，各所安顿后，似当即行恢复工作，择与时势有关者为之。（此不指一切所言。）故气象所之工作必不可断。地质所似可写下近、未来调查南方矿产之草结果送给政府。社会所似亦有同类题目可作。如此则便于宣传，便于向政府要钱。以后要钱，非宣传本院如何如何重要不可。如谓此话难听，则良心上亦当如是也。

傅斯年确知他最为挂念的史语所已抵达昆明且安顿就绪后，于1938年3月30日致函代理所长李济，就有关未来计划与注意事项直率相告，函曰：

本所同人既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以院所情形论之，本所可以维持至明年暑假，故不必过分忧虑，以后亦不再疏散。此两点请告同人。至于法币问题若有毛病，自然不了，然此乃四万万人之问题也。

我们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也”，理当“入门而闭禁”，在此风闻云南情形，亦不齐一，教厅长似与建厅长不甚要好。云南大学是建厅一派的。临大到彼，又是云大招待，故教厅不甚帮忙云云，此亦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耳。然本所在滇之人类调查，本系龚厅长勾引去的，且旅费是云南出的，中间教厅又甚帮忙，而建厅厅长竟谓要向中央提议取消此等研究！（此该厅长亲对丁、庄二位说的）看来似乎彼此吃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①不得罪任何人，②不沾任何人的光，③与一切人皆客客气气，④切勿批评地方任何事件。使得他们知道我们是有礼的客人，便好了。昆明情形，不特不能比南京，且不能比长沙、桂林，此意请诸兄务必格外注意。

同人迁移中安适，至慰。闻诸兄皆有定居，羡甚羡甚。即此可以开始大工作矣。印刷出版，弟负全责。只愁无稿，不愁无法印也。昆明天气既佳，大可为长居之计，纵使驱寇出境，吾辈亦不易返京，盖经济与房子皆成问题也。弟意在昆明可以作长久想，倭贼也到不了那里。

所址租到此一处（靛花巷三号者），至妙，恐以全租为宜。有此廿间，本所似可全够用。乞与交涉全租下，如此岂不方便之至乎？拓东路房子，自然仍当留下也。

临大如建筑，我们似可以入一股（自盖房子于其中），万元之内，可以生法（基金）。

时人与后人谈到傅斯年，多着笔于他的才气、豪气与霸气之“三气”，很少注意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屈能伸、屈伸自如的机智与超强本领。从此信可看出，他人虽在重庆，但对云南地盘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复杂纠葛，可谓观察得细致入微，秋毫皆知。而其谨小慎微的态度及竭力尊重当地人事与风俗之境界，又远非一般人特别是在内地城市骄横惯了的高官大员、大腕名流或一帮土豪能望其项背者。所谓细微处见真功夫，甚也。除对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的参悟与自觉，从此信还可看出，此时的傅斯年把往昔组织各所搬迁的烦恼与愤懑尽抛脑后，对史语所在昆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且认为得此有利条件，正是徐图奋发，挽起袖子于国难中大干一场的时候。

只是，这种乐观未能持续多久。无论是中研院史语所还是其他研究机构人员，或是迁往昆明的高校师生，很快就开始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

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地位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之后国军节节败退，其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所。原在上海的几百家工厂企业、国立同济大学等机构纷至沓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也相继到来。同当初的长沙一样，向以安然静谧闻名于世的昆明，因蜂拥而至的滚滚人潮而显得拥挤、嘈杂和混乱起来。城中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拖家带口、风尘仆仆的外地来客在匆匆穿行。

大批流亡者突然拥进，导致原本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昆明货物短缺、物价飞涨。中研院各研究所人员和西南联大师生，在生活压力下入不敷出，开始典当衣物，出卖由内地携来的各种物件。而毫无经济来源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了生存，只好拿出他们作为建筑师的特殊技能，开始外出“打工”，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奸商”和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设计房子。尽管“雇主是一批可憎的家伙，而且报酬很不稳定” ，为了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梁氏夫妇也只好默默忍受。生活的重压导致梁思成急火攻心，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疼得昼夜不能入睡，经医生诊断是由扁桃体脓毒引起，决定切除扁桃体。想不到这一切又引起牙周炎，索性再把满口牙齿拔掉。当两大“障碍物”被铲除之后，梁氏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关节与肌肉的疼痛使其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日夜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苦度时日。大约半年之后，经过无数大小不等、土洋不同的医生诊治，才开始渐渐好转。当梁思成病体痊愈，离开帆布椅重新站立起来时，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他一道在西南边陲这片散发着温情的红土地上，奇迹般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

就在梁家抵达昆明不久，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几位老同事得到消息，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了过来。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无愧于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原清华学校校长、时任该基金会总干事的周诒春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得到了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答复。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烟雨迷蒙的西南边陲挂了起来。

眼看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牌子重新挂起，且人员得到了相当补充，代理史语所事务的李济认为自长沙迁徙而来的同人已在昆明站稳脚跟，各项工作即将展开，遂与同人商量后致信傅斯年，欲把于长沙流散的石璋如、王湘等旧部重新召回，扩大史语所阵营，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傅斯年得信甚表赞同，于4月30日回信道：“约璋如、子湘回来一事，甚妥甚妥。当时一批走去数人，皆是好手，如此‘淘汰’，绝非办法，如能全招之归（以那一批同走诸人为限）尤佳。如此办法，自然有反本院一般之办法，然反之者不自本所始，上海三所皆大恢复（然所恢复者究何在，弟亦不知也）。此一批中诸位回来时，其薪水恐须在‘中基会’补助中支。第一组弟近来把姚家积恢复了（其薪由中英庚款会补助项下支），其他皆拒绝。此等恢复办法，弟意可有下列标准：（一）以助理为限，（二）须大家同意，（三）须薪有着落，如此似可无流弊矣。”又说：“一组事，在寅恪未到前，请即托岑仲勉先生料理。”

1938年5月6日，傅斯年再度于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致函昆明的李济，谓：“昨见张政烺，知贵组北去各助理之踪迹。祁赴新疆（其父在南渝教书，云如此），刘、王赴陕北（必失望也），石在西安，李回家，杨所在不知。看来祁是无法回来，其他当可招之返也。”

信中所说的祁，乃山东人祁延霈，此公离开长沙后奔赴延安并加入共产党，1939年1月被调往新疆哈密地区任教育局局长，同年12月因患伤寒病去世；刘、王，指的是刘燿、王湘二人，刘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陕北公学教员、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长等职；王湘时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只是傅斯年所言刘王二人“必失望也”，没有说中，此时二人蹲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干得正欢，一点没有重返史语所的打算。石，指的是石璋如；李，指的是当年考古组“十大金刚”中的老大、安徽人李景聃，时在家乡闲居；杨，指的是杨廷宾，时在延安中央出版局工作，主要从事美术（人物木刻）创作，后有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等木刻作品传世。上述诸人，除杨廷宾是于南京沦陷前出走延安外，其他人皆为长沙流散的考古组人员。李济根据得到的线索分别致函与诸位联系，但最终召回昆明的只有石璋如与李景聃二人，且这时石璋如本已受召唤到昆明重新进入史语所工作了。据石璋如回忆，他自长沙回到家乡后，闲居无聊，过了春节便独自一人到陕西宝鸡做田野调查。石璋如之所以到宝鸡，是因为他于1937年7月到过北平研究院，看到了考古人员于宝鸡斗鸡台先秦遗址、墓葬发掘的东西，经手发掘的是北平研究院的重要人物徐炳昶、苏秉琦与心灵手巧的职员白万玉等人。当时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辆车，因天气太热，便把车上一小部分部件挖出来带回北平，车的整体又重新埋好，准备下次开工时再挖。石璋如在北平研究院只看到一个小铜泡，便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到宝鸡去实地调查，看看宝鸡出土的车与安阳出土的车有何区别，同时在学术上予以考证。于是他便怀揣盘费乘火车去了宝鸡，在斗鸡台等遗址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返回西安后，石璋如将调查情况写一报告寄给了李济。石回忆说：“我是在二十七年三月初写信给李济先生，寄到长沙圣经学校总要好几天，会寄往长沙……一方面是三组的东西多，可能一时运不完，还有人留守。或许圣经学校的留守人员知道李济先生已经到达昆明，就把信转过去……可能就这样收到的。李济先生回电报的时间是三月底，电报传递就比信件快得多。我接到电报之后，除了走铁路线可到长沙，也必须先到圣经学院问明情况，不过总算是归队了。”又说：“我大概是四月到昆明的，雇马车找到青云街靛花巷。所谓靛花巷只是一个楼房，是三层楼，外面有门，还有号房，并不清楚房子的原先用途。……到了昆明之后算是安定了，我获分配去整理过去发掘的资料。东排是梁思永、董作宾二位先生工作的地方，其他人在西排工作，从五月起，我正式开始工作。”

史语所流散的人员陆续被召回，并补充了几个新的青年职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欲招人充实队伍，并有到野外实地考察发掘的打算，而中国营造学社因重新召回了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旧部，焕发出新的活力。于是，几个研究机构开始在昆明这个新的聚集地大干起来，战前的气象在春城昆明再度得到短暂呈现，然而更大的危机却悄然逼来。

1938年7月中旬，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疾速推进，国民政府调集100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10月下旬，骄悍的日军逼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扬子江一线高山峻岭、密林险滩中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10万以上，中国军队伤亡40万之众。武汉会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由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3000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后方基地，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10月25日，国军百万部队激战后不支，为保存实力，不与敌人争一日之胜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武汉会战尚未结束之时，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行动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切断了香港和内地的联系，继而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九架日军航空队飞机从南海一线突然飞临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昆明的轰炸。当地居民和无数难民见敌机一字排开向昆明城压来，不知所措，许多人停住脚步抬头观望。炸弹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民众立时血肉横飞，人头在巨大冲击波中如断线的风筝翻腾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几十枚炸弹落下，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许多年后，石璋如对这次轰炸的悲惨场景仍记忆犹新：“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哪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铭忠）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悲惨。”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娘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他破头断足、血肉狼藉……” 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这次惨剧发生之后，日军展开对昆明的持续轰炸，许多人目睹了这样的恐怖场面：日本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飕飕的风声向城市飞去。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众位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飞临，立即向防空洞或野外躲避。中研院史语所驻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极近，一出北门即是野外乡下一片乱坟岗，学者们听到警报响起，就扔下手中工作向北门外的荒山野地兼乱坟岗狂奔。

敌机前来轰炸的次数不断增加，间隔相继缩短，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几次，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省政府即通知驻昆各学校及科研院所疏散到城郊乡下以利安全和工作。史语所为保存明清档案及书籍不受损毁，决定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曾到城外十几里外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做过民间工艺调查，认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村紧挨着龙头村和麦地村，而以龙头村为最大，外界多把这三个村子统称为龙头村），知道棕皮营有个响应寺，此处条件不错。于是他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察看，并通过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决定迁于此地。正在这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以中研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具体组织、指挥中研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事务。南京沦陷前，傅斯年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

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元培一面劝慰，一面邀请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中基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继任。

傅斯年对重庆方面的事务稍做安顿，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一楼，继之迁往龙泉镇龙头村。1939年1月20日，在昆明的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并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 言辞中透着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批人员与物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尽管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敌人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学者们的心渐趋平静后，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

只是，以研究为主业的学者，要开展工作就需要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无从谈起。时西南联大的图书极端匮乏，唯清华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抢运出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北大和南开几近于零。自长沙撤退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教授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抢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津门几乎被日机炸为灰烬，北大图书也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又被炸成灰烬，整个西南联大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只有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为方便研究工作，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西南联大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孤立无援的梁思成与史语所协商，借用其从长沙和重庆运来的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工作。自此之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有与民营、被依附与依附的“捆绑式”格局。当史语所迁入昆明郊区龙头村时，营造学社也跟着搬过来，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在龙头村建造房子作为居住生活之处。

无论如何，在抗战军兴、祖国危难之际，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西南边陲昆明城郊的乡村寺庙，终于赢得了一个喘息和工作的机会。

搬到麦地村的梁思成除率领队员在昆明城内外搞古建筑调查，还带队赴四川西康一带做野外古迹考察，同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傅斯年则在龙头村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勘《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后来轰动于世的皇皇巨著《殷历谱》。梁思永则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协助。陈莫二人受过绘图训练，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往往白天跟随梁思成出外调查，晚上回来再加班画图，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西南联大特别是清华大学流亡时带出的图书多被敌机炸成灰烬，校内师生已无书可以参考，不得不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作为学习、研究资本。当敌机空袭昆明后，史语所建的临时图书馆撤销，书籍再度打包运往龙泉镇龙头村暂存。1939年11月20日，傅氏向西南联大领导人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杨振声等发函，谓：“查敝所各部分书，均已整理就绪。其中普通汉籍一部分约十万册，已与贵校订立合同，规定阅读、借出各项办法。兹为便于贵校教员起见，谨拟下列扩充办法……” 同一天，傅斯年为图书借阅事再致函梅贻琦、蒋梦麟、黄钰生，函曰：

月涵、孟邻、子坚先生左右：

查清华、北大两校在龙泉镇建房十二间，专为联大教员来此阅书者住宿之用，早经动工，中经大雨，墙倒其什八，兹已督工赶修，当可于下月中旬完工，围墙尚须稍待。在此房未能使用之时，贵校教员如有来此看书因而留宿者，如同时人数不过四人，可在本所办公室中临时安置铺板，差足舒适；其饭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设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公厨搭用伙食（每餐约五角左右），并无不便，仅铺盖、盆器须自备，为此奉达左右。贵校教授如有需要，可由先生分别介绍，便即招待，不必俟清华、北大所建屋落成之后也。专此，敬颂

道安

傅斯年 谨启
28/11/20

如此情景，难免令人想到辙中之鱼相濡以沫的悲壮情谊。身处战时，尽管如此落魄不堪，对救亡图存的流亡知识分子而言，能避开敌机轰炸躲在乡村安静地读几天书，哪怕夜间躺在木板上于清风寒月中独眠，也算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过于短暂，仅过半年，昆明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日军飞机对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这年的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力度明显加大，来势汹汹，火力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与此同时，日军作战大本营开始组织陆海军精锐部队向云南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头镇的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而在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的童年记忆里，曾留下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指令，开始考虑再度搬迁。

此前的1940年3月5日，蔡元培于香港与世长辞，消息传到昆明，中研院各研究所、中博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受过蔡氏直接或间接恩泽的教职员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响应寺弥陀殿外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博筹备处人员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斯年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的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

蔡院长去世后，根据中央研究院章程，流亡各地的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云集重庆，选举新一届院长。参与竞选者有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任鸿隽等亦官亦学的两栖人物，经过多轮明争暗斗以及评议人员多次投票选举，最后选出朱家骅与翁文灏两位人选，蒋介石在二人之间圈定朱家骅为中研院代理院长，并于蔡元培去世半年后的1940年9月正式公布。作为新上任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力邀傅斯年出任总干事，协助其处理总办事处和散落西南各地的研究所事宜。此时傅斯年与朱家骅已经结成坚固的政治同盟，受此邀请，答应就任并再度为院务由昆明而重庆地来回奔波起来。

因为敌机轰炸昆明日渐猛烈，在蒋委员长下达驻昆教育、学术机构再度迁往内地以避战火的命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中研院等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商讨撤退地点与办法。与会者根据局势分析认为，最合适搬迁的地方当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其支流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和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相通，沃野千里，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也是积蓄力量伺机反攻的大后方。三国时的蜀国，民少将寡，兵员不足，却能与强大的魏国、富甲一方的东吴孙氏政权鼎足而立，且一度处于攻势地位，主要原因就是掌控了四川这一“天府之国”。著名的《隆中对》已说得明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益州，治所在蜀郡的成都，其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省（川西部分）、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一带。而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皇帝妃嫔都选择逃亡蜀地避难，如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部分文臣武将出逃至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又站了起来，由此可见蜀地对天下大势之决定性的分量。

当然，四川之所以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因为一个不可忽视、极为重要的条件，这便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元素——食盐的充足。川南的自贡地区自古盛产井盐，而富世、大公二井享誉九州，为历代朝廷所重。远的不必述及，仅清咸丰年间，洪杨之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清廷饬令川盐济楚，借此契机，富世、大公二井的盐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占全川的一半以上，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与名副其实的“千年盐都”。假如蜀地没有发现盐井，没有提取生产食盐的产业，“天府之国”的名号就要大打折扣或根本不存在了。

盐业为历代朝廷与统治者所重视，且不说古代炎、黄二帝之争，实际上就是为争夺盐井产地而战，即便对于近现代的军阀或国共两党之争，盐业的存亡有无，亦有着重大影响。据胡适分析，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离开江西苏区进行万里长征，固与当地农村经济衰败以及蒋介石采取“铁桶合围”战略战术有关，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区食盐的极度匮乏。因国民党军队围困，外部食盐运不进苏区，缺少食盐导致红军将士出现身体浮肿及其他病症，最终到了人马皆不可战的崩溃边缘，红军高层不得不放弃苏区而另觅存身之地。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城市不断沦陷，川盐再次济楚，并向四周未失的城市乡村输送补给。为便于战时军需、民食及支持前线抗战将士，国民政府于1939年8月，决定在川南产盐地区设置独立市，以采盐、制盐、输盐等盐务为经济供给中心。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产盐区，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自贡市”。这年9月1日，自贡市政府成立，隶属四川省政府，这一地区的人民开始以特别的方式投入救国图存的生产生活中，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鉴于这样一个天然条件，驻昆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欲尽快撤离昆明这座战火熊熊的城市。

1940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长江上游、川南地区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安身之地；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也在宜宾沿江下游22公里外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听后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地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等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傅斯年所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今宜宾市翠屏区）。 vscHbfVHOuLm4+t6xc3uTCc0lh854ZUJnsKoUxIj8GFMyjt/g/BgYJXUQWxP+Y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