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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先生比冯至先生年长六岁，两人是终生的挚友。
1920年代他们曾共同创办文学刊物《沉钟》。1950年代初，他们再度相遇，两人同到北京大学教书，杨晦担任中文系主任，冯至担任西语系主任。
两家都住进了燕东园，杨家在桥西，冯家在桥东。两家住的楼型也基本一样，两层小楼，从中一分为二，只不过杨家从37号楼朝东的门进，住楼的南半部分；冯家从22号楼朝西的门进，住的也是楼的南半部分。
桥西37号
杨晦、姚冬夫妇
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获益极大，吸纳了四路八方的中文泰斗级人物。全校各系百余名正教授，中文系占了十分之一以上，可谓大师云集。而这个系在北大文科各系中录取学生的分数线也是最高的，被戏称为“天下第一系”。
杨晦先生当了十六年这个系的掌门人，好多届的学生都听过“老主任”的课，他的门下也带出了不少研究生。
杨晦先生素来以诲人不倦出名，桥西37号杨家院子的大门朝南开，进出的拜访者多多，其中学生们来得最勤。
图3-1 杨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在学生的回忆中，走进杨家，扑面而来的就是那幽幽的书香。房间里、过道上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古书。1955级的学生费振刚说：“有一次，他要给我一本参考书看，就领我上楼，到他的书房，我见他满屋藏书，满案头都堆满书籍和文稿，感叹他的博学和勤勉。他曾经给我们年级开一门专题课，讲九鼎，旁征博引，竟讲了一个学期也没有讲完。”
胡经之和谢冕，也是杨晦先生1950年代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大师级学者，他们也曾描绘过在37号小楼里的见闻。
胡经之先生说：“我是在1952年秋见到晦师的，那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在此之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以为大学教授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长袍马褂，威赫森严，高不可攀。可是我见到的晦师，却是穿了一身灰青布衣中山服，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位亲切慈祥、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当时，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负责师生沟通，从此我就常出入于他的燕东园寓所（37号），直到1983年。其间还有两年，我就住在他家的客厅里，停电时常能秉烛夜谈。”
在谢冕先生的笔下，缓缓地展开了一幅画面：杨晦先生的家是真的常去的。杨先生家客厅宽敞，庭院幽深，一般小型的会议为了让杨先生少走路，往往选择在杨府召开。每当此时，教授夫人姚冬先生总会款款走进客厅，为客人倒茶，为花瓶插上园中新剪的鲜花，随即退出。不退出的只有杨先生的小公子杨铸，当年大约三四岁，腻在杨先生身上，为所欲为，全然无视在场的客人。
杨晦先生有五个儿子，名字起得别致：老大杨锄、老二杨镰、老三杨斧，杨小四生得俊秀，大眼睛，常被杨伯母打扮成小女孩，可惜因病早夭，来不及记住他的名字，杨小五就是“腻在杨先生身上为所欲为”的杨铸了。
我和杨家老二杨镰幼儿园同班，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分开了，那一年北大附小对入学年龄要求格外严格，只收1946年9月以前出生的孩子，后来放松一点儿宽限到了年底。杨镰是1947年2月出生的，被不容分说地卡下去了，还要再上一年幼儿园。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卡，竟成了我们日后命运的分野。我搭上了“文革”前末代大学生的车，而杨镰被卡在高考的门外，成了上山下乡“老三届”中的“老高三”。
杨伯母比杨晦先生年轻不少，我第一次听到“师生恋”这个词，说的就是他们夫妻。印象中的杨伯母非常喜欢种花，自家宽敞的院子里种满了四季花草，姹紫嫣红，还常常到我家院子里和母亲切磋园艺。我妹妹徐溶说：“杨伯母长得很漂亮，高挑的身材，皮肤很白，挺爱说话的，但杨小四去世以后，就很少见到她了。”
园子里的男孩子们对杨晦先生的印象很好，觉得他没有架子，愿意和孩子们搭讪。1966年下半年，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了。燕东园里有一帮半大小子（后来被称为“老三届”），是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子弟”，参加不了红卫兵，于是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我的大弟弟徐澂，一零一中学老初三的，他说：“我们都是逍遥派。就在咱们家前面的草地上，踢球、打垒球、下棋，什么象棋、围棋、五子棋都下。混日子。”
住在桥东25号的马志学（马坚先生的小儿子），北大附中“老高三”的，他说：“‘文革’期间打破了年龄和学校的界限，我与咱园子里一些初中生就是在逍遥中熟识的。诚如你弟弟所言，也就如此吧，浑浑噩噩，吃饱了混天黑。”
汇集的地点就在杨晦先生家院门口，公共草坪北边的一条长石凳周围。当时理发店也去不了，他们就彼此为对方理发。有一次，我弟弟徐澂手举个推子正忙乱着，杨晦先生笑吟吟地从院子里走出来，看了一会儿说，“给我也理理发吧”。我弟弟胆子大，在“太岁头上动起土来”，推子下去才知道杨晦先生头发的厉害，一根根支棱着，又硬又粗。好歹理完了，杨先生摸着坑洼不平的头顶，连说，“挺好，挺好”。
杨晦先生个子不高，身材清瘦，一头花白的浓发，呈“怒发上冲冠”状。他的学生们都说，先生的面容与鲁迅先生有点像，拥有鲁迅一般“一生到老志不屈”的品格。
杨晦先生1899年出生于东北辽阳的贫苦农家，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邓中夏 1 、谭平山 2 、陈公博 3 、朱自清 4 、潘菽 5 等是同班同学。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最先爬墙进入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之一。从北大毕业后，他就走向了社会，辗转于几个学校教书。由于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黑暗，风雨如晦，他将自己的原名杨兴栋改为杨晦。
这次在翻阅史料中，我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杨兴栋的名字。1918年10月14日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这个新闻学研究会，曾办过两期学员班，请来徐宝璜 6 、邵飘萍 7 主讲。听讲一年获得证书者有二十三人，听讲半年获得证书者有三十二人。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了该会发证书的名单，在三十二人的名单上就有杨兴栋的名字，与他相隔两三行的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毛泽东。
著名的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学研究会》一文中分析会员情况时写道：“会员中年纪最大的是谭鸣谦（即谭平山），入学前就已经当过中学校长，一副老学究模样。年纪最轻的是杨兴栋，当时才19岁，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身材瘦小，一口东北口音，脸上还时时流露出稚气。”
据说对这位当时最年轻的会友，毛泽东在事隔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很清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晦先后在江西、广西、西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讲授《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复校到南京。1948年11月经中共安排拟从香港转道解放区，因故滞留香港数月。在港期间杨晦先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图3-2 杨晦先生与左翼作家在一起，1949年初摄于香港自左至右：端木蕻良 8 （左1）、臧克家 9 （右2）、楼适夷 10 （后右1）、张慕辛（后右2）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初的香港，杨晦先生与左翼作家在一起。杨晦先生身着白色衬衫束深色领带，标志性的浓发直立，精神抖擞，身边站着的是大儿子杨锄，膝上抱着的是二儿子杨镰。
图3-3 杨晦夫妇和孩子们，1949年摄于香港
这张照片家庭气氛浓浓，杨晦夫妇带着孩子们站在香港住所的小露台上，三个孩子从左至右依次为1945年出生的杨锄、1947年出生的杨镰、被端庄秀丽的杨夫人姚冬抱在怀里的杨斧。小婴儿好像还在酣睡中，从时间算，三子杨斧大概是在香港出生的。
1949年杨晦先生和一批左翼作家回到北平，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获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前，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杨晦先生的办学理念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在他的推动下，1959年北大中文系增加了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语言两个专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专业体系。
杨晦先生一直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当时大部分学生对语言学缺乏兴趣，要求分专业，杨晦坚决不同意，反复跟大家辩论。他性格直率，说话毫无遮拦，对当时的诸多文艺理论都提出自己的思考、批评，一时间成为学生们的主攻焦点，文史楼里曾贴满针对他的大字报。
在这次写作中，我才知道当年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对杨晦先生有一个评价，说他“半生寂寞”。显然指的是他的后半生。为什么？我试着找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概是在“大跃进”过去后的1960年代初，晦师退出文坛，潜心于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带研究生，逐渐走向“沉寂”。
翻看了一些研究杨晦先生的文章，对此也只有一些含糊其词的分析，提及他讲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过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前者举的例子：在当时学术批判流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时，杨晦先生力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他说，批判容易，立起来难。立，就要自己花功夫深入研究。再说，学术界也要与人为善，人家花了心力做了研究，就不要轻易否定人家。后者举的例子：杨晦先生要求学生把学问做扎实，不要老写批判文章。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北大中文系绝不培养姚文元等人！
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响亮起来的时候，杨晦先生遭到两个星期的批判，心力交瘁。以他倔强的个性，是一定要把是非弄个明白的，于是他决定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要阅读原著。为此，65岁的杨晦先生开始学习德文。教德文的老师是现成的——他的老朋友、桥东22号的冯至先生。那段时间杨晦先生就是在冯至先生指导下学习德文，钻研马克思主义的。
到了1966年，中文系开会批判杨晦搞修正主义，他与学生们展开辩论，用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据理力争，说明他的观点符合德文版原意，而中文版是从俄文版转译的，俄文版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学生们理屈词穷，喊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要把他轰出去，他竟不愿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
早在1920年代两人相识之初，冯至对杨晦就有一句颇为传神的评价：“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
冯至先生1921年考入北大预科。据冯先生回忆，1923年秋天，他是在北大国文系教授张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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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里结识了杨晦先生，两人一见如故。那时杨晦先生已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刚由厦门集美学校转回北京孔德学校教国文课。孔德学校校址当时在北京东华门内北河沿，与北京大学第三院毗邻，他住在学校里，居室的窗子正对着文学院操场。傍晚，冯至到操场散步，经常将杨晦的窗子敲开，一内一外，两人靠着窗口交谈。暮色合围，谈兴未尽，冯至便越窗而入，两人继续畅聊。
通过冯至，杨晦认识了陈炜谟 12 、陈翔鹤 13 。1925年秋天，这四位文学青年在北海公园湖畔，商定要办一份文学刊物。夕阳西下，晚钟敲响，他们受到启示，为刊物命名为《沉钟》，也取自德国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意在以剧中主人公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按照分工，陈炜谟和陈翔鹤写小说，冯至写诗，杨晦写剧本，此外还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大家共同为新文学做点切实的工作。
从1925年创刊到1934年停刊，《沉钟》断断续续坚持了八年多。鲁迅当时也在北大兼课，虽然他1926年以后去了上海，但始终和《沉钟》保持联系，几乎每期都看。《鲁迅日记》中记载，杨晦、冯至和鲁迅多有交往，常到家中请求指点。
鲁迅对《沉钟》给予了高度评价：“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在《野草》最后一篇《一觉》中，鲁迅动情地写道：“《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1935年，鲁迅在上海还说：“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无论外界的风云如何变化，杨晦与冯至彼此推心置腹，谈学论道，感世伤时，忧国忧民，君子之交始终如一。
杨晦与冯至先生的友情恩泽下一代。1967年底，杨晦先生的二儿子杨镰将要下乡插队，和燕东园那一拨“老三届”去黑龙江、山西、云南不同，他被招工到新疆哈密巴里坤军马场“接受再教育”。临行前杨镰和冯伯伯告别，冯至先生听说他要去新疆，吩咐保姆用热毛巾捂湿抄家时被贴在书柜上的封条，轻轻揭下来，从书柜中取出一本竖排繁体字的书送给了杨镰：“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 14 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的历史文化的认识。”这本书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
杨镰在天山北麓当了四年牧马人，每天干的活儿是放马和“压生马”（把自由散养的野马调教成可以被人类骑乘的良驹）。工作之余他孜孜不倦地啃读着《我的探险生涯》，翻了一遍又一遍，从旧到破，直至几乎可以背诵。斯文·赫定作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后的古典探险者，从1890年到1935年的四十五年间，先后五次来到中国边疆进行探险考察，翻越雪域高原、横穿戈壁荒漠、发现古城楼兰、寻找罗布泊，填补了地图上的未知空白。杨镰的心追随斯文·赫定而去，他默默定下了一个目标：赫定走过的文明遗迹，自己也要重新标注。他说：“现在想起来，冯伯伯是有意识地培养我走这条路……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杨镰1972年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一个煤矿做基层工作。1981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招考研究人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研究方向是元代文学。离家十二年后方得返京，杨镰的西行梦并没有就此中断。1984年他自费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线，对罗布泊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从此他对西域的探险活动一发不可收拾：他重走赫定的路线，曾经11次进入罗布泊，4次入楼兰，47次去新疆探险考察。2000年杨镰和中国社科院科考队重新发现了楼兰王室的墓地——小河墓地，2005年他又发现了只在斯文·赫定游记中有所记载、却已无人知道具体所在的“谢别斯廷泉”。
197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人员称发现了唐代的“坎曼尔诗笺”，郭沫若信以为真，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将其编入多种唐诗选本，写入中国文学史和中学历史教科书。杨镰经过学术论证和实地调查，证明“坎曼尔诗笺”是新疆博物馆两名工作人员在古代纸张上臆造的假文物。参与造假的一位当事人，在杨镰耐心说服下，良心发现，写下承认伪造“坎曼尔诗笺”的书面材料，一桩有名的学术公案最终水落石出。
2016年3月底，一则噩耗传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杨镰在新疆吉木萨尔县结束讲学后，乘车返回500多公里外的伊吾县，不料由于超速行驶发生车祸，在被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中去世。”一时间海内外燕东园发小们“哭杨镰”的祭文、悼念文章不断刷屏。小学中学时代的杨镰音容笑貌跃然而出：他是燕东园的孩子王，中学时他因为身材瘦长而获得了一个绰号“竿儿”，他遇事较真儿，他讲哥儿们义气。他能言善辩特别会讲故事，他爱画画、会篆刻。他喜欢下棋，我弟弟徐浩回忆和他下围棋：“‘文革’逍遥，每午饭后，邻居杨镰三声口哨，我持木棋盘，他携黑白子，相约石凳，盘上厮杀，如入无人之境，有时天暗下来，移至路灯下，争个输赢。”
图3-4 杨镰在新疆军马场
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杨镰在新疆军马场的照片，英气勃勃，青春洋溢，永远定格了他与新疆宿命般的深情。
杨铸赶去乌鲁木齐参加了杨镰的葬礼。直到今天他和我谈起杨镰的不幸遇难仍然充满了痛惜之情，他说，二哥对新疆的文史考察与探险纯粹出于热爱，不计功利，他已经出版了《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这本书收录了二哥历年所写的探险纪实类文章80多万字，内容涉及新疆的地理、资源、环境、历史、文化、考古等诸多领域。在他家里还堆满了没有来得及整理的资料，满壁整柜的书籍和DVD，如果能够再给他一些时间，不知他会拿出多少研究成果。
杨铸也介绍了杨镰在社科院文学所进行的元代文学研究：退休前由他主编的元代诗歌文献总集《全元诗》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有2200万字，分为68册。从1985年启动，历时二十八年，共有十七位编者参与，其中，由杨镰及夫人张颐青完成的工作占六成左右。查找资料时我也读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对《全元诗》的评价：“我觉得杨镰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他和杨镰是同代人，作为《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的辑校者，当然清楚这种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艰辛以及意义所在。
由下面这张照片，我和杨铸重新回到他的父亲杨晦先生以及燕东园37号的话题。
照片正中坐在椅子上的杨晦先生戴着眼镜微微昂着头，并肩而坐的杨伯母那时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笑意盈盈，怀里抱着的正是她的第一个孙女。
杨铸帮我一一辨认着围在父母身后的诸位，从左至右分别是：二姐的大儿子、大哥杨锄、大嫂、二姐杨江城、杨铸、二姐夫、三哥杨斧。站在父亲身边的小男孩是二姐的小儿子。杨铸叹了口气：“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合影，那年秋天母亲就去世了。”
图3-5 杨晦先生一家合影
照片中没有杨镰夫妇，那时他们还在新疆。1981年夫妇二人调回北京到社科院上班，一直住在燕东园37号。杨铸1973年从黑龙江兵团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毕业留校教书，也一直住在燕东园37号。父母走后，兄弟两家合住了近二十年，到2001年才搬出了这栋小楼，离开了这个院子，从此告别了燕东园。
在燕东园各家中能够做到“子承父业”的并不太多，但杨晦先生家实现了：杨镰是学者，又继承了父亲的作家事业，出版了三部以新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千古之谜》被台湾学者评为“中国第一部考古探险小说”。杨铸1997年调入父亲当年主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副教授、教授，教文艺理论（和父亲当年的专业领域也相同），走上了与父亲后半生相似的学术之路。
桥东22号
冯至、姚可
夫妇
燕东园里有一位诗人学者——德语文学专家冯至伯伯。冯伯母姚可崑也是德语教授，不过不在北大，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冯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冯姚平生于1936年，搬入燕东园时她在城里住校读高中，我几乎没有见过她，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大姐姐，当时热衷于报名参军当女飞行员，后来因视力考核不合格，未能圆梦，1954年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留学了。
图3-6 冯至先生全家在燕东园22号楼前合影
小女儿冯姚明生于1946年，和我同岁，但上学早一年，比我高一个年级。她天性好动，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会想出好多点子带着我们疯玩儿。她家的院子花木繁茂。冯姚明多年以后还记得：“我家院子四角都修了花池，种满了开黄花的萱草（燕东园好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花）。院门口和楼门口都有藤萝架，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家里拿来做藤萝饼吃。”
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她家草坪上有两棵高大的、分出多个大树杈的白皮松，冯姚明带着我们几个女孩子爬树，每人各找一个树杈坐上去，玩耍或者看书。后来我在比我们小十岁的燕东园女孩子们的回忆里，也找到了爬上白皮松玩耍的情节，看来这个游戏还不是我们的专利。
冯姚明和住在桥西41号的何三雅（何其芳的大女儿）关系最好，比姐妹还亲。不知她用什么法术，三下五除二，就让胆小害羞的三雅开朗活泼起来。我记得她俩很快就学会了同骑一辆自行车，三雅双脚站在左脚蹬上，冯姚明坐在车座上用右脚来蹬车，在燕东园的那座桥上来回溜坡儿。一旦车技娴熟了，她俩就搞“恶作剧”，骑到并肩而行的大哥哥大姐姐身后，一阵车铃响把他们惊开，嗖地从中间穿过。
我最羡慕冯姚明的不受拘束，自由自在，什么都不吝，好像没有人管她。确实，冯伯伯工作很忙，还经常出国。冯伯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德语，平时住在学校教工宿舍，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上就走。偌大的家里经常只有她一个人。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和冯姚明谈起往事的时候，才知道当时的她，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夜里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也害怕过：“老房子的地板咯吱咯吱，风吹得北边窗外的槐树和南边窗外的竹子飒飒作响。我娘（她和她的姐姐都称母亲为娘）骂我胆小，要我锻炼自己的胆量。”
那时我们经常去冯姚明家，都是上楼去玩。从她家后门进去，穿过厨房，走进楼道，右手就是楼梯。好奇的是楼道里有一个带门的小窗户。冯姚明说，这楼房当年的设计很有意思，我家和楼那半的邻居家之间有个小格子样式的空间，两家各有一个小窗户，原来是放电话的地方，两家共享一个。后来学校给每家都安了电话，这里就成为两家日常沟通交往的窗口了。
住在22号楼那一半的正是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两家在北大宿舍中老胡同32号时就是老邻居，同时搬到燕东园仍互为芳邻。冯姚明说：我爸或者贺伯伯有点事，都会敲敲小窗户，两人开窗就聊起来，有时候倚在窗口讨论半天。我娘也用这个窗口，不过大多是贺伯母敲敲窗户找我娘，递过来一盘新出锅的菜肴，于是我们就知道今天是贺伯母亲自下厨了，她会做一手好川菜。
楼下一层是客厅、餐厅和玻璃房；楼上有两间房，大间是冯伯伯的书房，常掩着门。在我的记忆里，燕东园各家主人的书房都是不让孩子们进去的。但我为了借书看，进过冯伯伯的书房。那时的我，小学二年级，初识几个字，如饥似渴地到处找书看。得知三雅的父亲何伯伯、冯姚明的父亲冯伯伯都是著名诗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一个研究外国文学，心想他们家里一定好书多。我到三雅家多次借书以后，又开始打冯姚明家的主意。冯伯伯的书房果然更像图书馆，满壁都是高大的书柜。整齐排列、琳琅满目的书，让我踮着脚尖看花了眼。而且冯家几乎每一个房间，客厅、饭厅、阳光屋、冯伯伯的卧室、冯伯母和冯姚明的卧室，都放着书柜和书架。见到我的茫然与狼狈，冯姚明慷慨地打开一个壁橱门说：“这里的书还没有上架，都是各出版社送来的，你再挑挑！”我进去一看，地上、架子上堆放着一摞摞的新书，有中文的、有外文的，有些还是硬皮的精装本。那些书名我听都没听说过，有些字还认不全，更无从下手，最后只借了一本《格林童话》。当时的我暗暗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书都看一遍。
冯至伯伯是燕东园里的名人，我很早就知道他被鲁迅先生称赞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他1923年加入林如稷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浅草社
，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和《沉钟丛刊》。1930年留学德国，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他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书。从1952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了十二年系主任，直至1964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燕园里留下了许多关于冯至先生治学与任教的佳话：
“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这是冯至先生旗帜鲜明的主张。他多次修改教学计划，每次都强调两件事：第一，西语系的学生一定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第二，学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学好中国文学。
他桃李满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德语人才。学生们说：“冯先生为人很突出的优点是他的平等意识。”大家都记得他的笑容：“那是一种独特的令人产生敬意的微笑。”
冯至伯伯每天走路上下班，上午九点准时到西语系所在地北大民主楼的办公室，下午在家里读书、伏案笔耕。正是在燕东园22号居住的日子里，他重译出版了《哈尔次山游记》《海涅诗选》，编选了《杜甫诗选》，出版了论文集《诗与遗产》等。在冯姚明的记忆里，夜里她有时候起床，走近父亲的书房，从门缝中看到的总是台灯下烟雾缭绕、父亲伏在书桌上写作的背影。
冯至先生从西南联大时期开始研究歌德和杜甫，1948年出版了《歌德论述》，1952年出版了《杜甫传》，有评价说，“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均有开创性意义”
。1962年是杜甫诞辰12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首都文艺界于4月17日举行纪念大会，冯至先生在大会上做了专题学术报告《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他多年的助手严宝瑜教授说，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冯先生连续两天两夜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缺少睡眠和过度疲劳，第三天晕倒在未名湖畔上班的路上，幸而被经过的路人及时发现。
谢冕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留校教书，成为研究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著名学者。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他和冯至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记得是入学的第二年，我接到冯至先生的邀请，让我去他的寓所‘谈谈’。冯至先生是大专家、西语系主任，我是刚入学的中文系学生，他的召唤让我很紧张。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来到燕东园。师生二人那日的对谈，谈了什么我已忘了，大体还是与诗歌有关的吧。记得清楚的是，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人文版的《冯至诗选》不收《十四行集》？他对我的提问沉吟良久而报之微笑，不答。对此我很不解，一直是个疑团。后来，也许是在他去世之后想起，才发现自己当年的无知与唐突：冯先生当时正在受批判，当然也包括了对于‘十四行’的否定，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又能回答什么呢！”
这段文字勾勒出一个不拘年辈、不拘学科、自由对谈的学术交流场景。冯至先生慧眼识人，平易和善，不耻下问。但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或许更重要：冯至先生在那个年代里曾经受到过批判，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他的创作，例如他的人生代表作《十四行集》曾被否定。十四行是西方诗歌中格律最为严谨的诗体，冯至之前的中国新诗人也曾尝试运用，但都没有成功。冯至先生首先从形式上挑战了这种不可能，然后从内容上把“诗”与“思”结合起来，将“一个敞开的世界，平原、山川、道路、河流、岛屿、城市，无穷无尽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体现沉思的诗人身在其中的新诗意境。但就是这个成功的突破，曾经惨遭批判。看来冯伯伯在燕东园的学术生活并不平静。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冯姚明多次通话，根据记忆，搜寻着她家一些生活的细节：“记得你家柜橱里摆着好多洋娃娃，好像还有一个色彩绚丽的俄罗斯套娃？”
冯姚明回答：“是啊，我爸爸有一个嗜好，他每次出国访问，都会从出访国买一个洋娃娃带回来。我们给这些洋娃娃都起了名字，和我与姐姐的名字一样，在父母姓的后边，加上她的国名。比如姚匈、姚罗、姚奥、姚非等等，摆了一柜子。最后一个是男孩，那是1959年从东德带回来的一个光溜溜的黑人婴儿，会点头，会闭眼睛，非常可爱，大家都喜欢他，讨论他的名字，虽然是德国‘出生’，可是不能叫姚德，最后决定叫姚非，纪念他的‘原籍’。”
可惜，满柜子的娃娃们在抄家时都被砸烂了。
我想起那几大屋子的书，连忙问，书呢？
冯姚明说，那时我爸已经在学部外文所工作了，幸好我爸和娘事先把一些私人书信烧毁了。外文所的“造反派”担心北大学生去抄我家，抢先一步到家里来，用封条把书架书柜都封起来了。
1959年冯家的大姐姐冯姚平从苏联留学回来了，分配到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简称）通用机械研究所工作。1961年她在燕东园22号结了婚。她对家里书的下落做了详细的补充：
“1970年7月我父亲要随学部去河南的干校，这时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妹妹姚明夫妇在四川，我带着两个孩子随着研究所‘战备搬迁’到合肥，我娘随外语学院在湖北沙洋干校，北京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燕东园家里又挤进了三户人家。别的东西都可舍弃，就是这么多书，没有办法。父亲向学部提出，能否在城里给他个房子放书。他先挑选了一些对外文所有用的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书，装了六大麻袋，列出清单，捐给外文所。然后把其余的书装满六个大木箱，装不下，又用绳子捆了无数捆，搬出了燕东园22号。这些书，在爸爸去世以后，遵照他的遗嘱，外文的捐给了社科院（外文所），中文书，除了自己留用的一部分外，包括他的手稿、资料等，捐给了现代文学馆。”
说到冯至先生的晚年，我看到他在1991年写下一首名为《自传》的诗：
……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我还发现有几篇文章谈到，冯至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自己一生有两个“心病”。一个心病是1958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 15 的文章，他说“人家进行创造性劳动，一个帽子扣下去对人家人格不尊重”，违背了他做人的准则。另一个心病是1958年他和几个青年同事接受任务在几十天内编出一部《德国文学简史》，水平不齐，作品粗糙，而且有的地方不得不接受了一些当时所谓政治正确的观点，他觉得有愧于自己的学术良心。
1992年冯至先生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他听说艾青先生也住在协和医院，并住同一层，虽已步履维艰，仍坚持让小女儿冯姚明搀扶着去看望艾青，两位老人一见面，都竖起大拇指互相致敬，前嫌顿释。
1993年，也是在病榻上，外文所打算编一本集子为冯至先生祝寿，要拍一张他的著作合影（书影）放在集子里。冯至先生特别叮嘱大女儿冯姚平：不准拿《德国文学简史》那本书。
冯姚平退休后，一直参与编辑出版父亲的著作，还写了多篇回忆父亲母亲的文章，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和1946年以后住在中老胡同宿舍的老北大时期，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她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父亲一生钟情于对歌德和杜甫的研究，但留下了很多遗憾：1948年父亲将1940年代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歌德论述》之后，对歌德的研究就中断了，直到1978年才得以继续，到1986年出版了《论歌德》。这中间的三十年，不论是歌德，还是杜甫，都是不能、也无法研究的。
冯至先生痛惜时光的流逝，到80多岁时仍然超负荷地工作。病危期间，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要做很多工作，可惜都做不了了。”
在这次写作中，我还得知了冯伯伯冯伯母动人的爱情故事：
正是他视为兄长的杨晦先生热心地牵线搭桥，冯至先生认识了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的姚可崑，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930年两人情定终身之后，冯至先生一个人远赴德国留学。1932年10月，姚可崑从女高师毕业，攒够了去德国的旅费，乘游轮抵达威尼斯。冯至从柏林赶来，在风光旖旎的水城，一对恋人分别两年之后终于相会了。冯至把未婚妻接回柏林，却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们一起住到城市的西郊，但是住在了不同的街道，冯至住的那条街叫“鸣蝉路”（Zikadenweg），他为姚可崑租了另一条街的房屋，那条街名叫“落叶松路”（Larchenweg）。
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居安排？他在给杨晦兄的信中写道：“可崑已经到柏林一个月了，她住在我的附近，我们的生活很好。但我常常有不知所以的不安，生怕自己失掉了自己。因为两个人常在一起，是容易任意把自己抛掷的。这中间各人保持着个人的境界，要有一番修养。”
姚可崑被柏林大学附设的德语进修班录取为正式的学生。她每天八点到十点准时上课，下了课即到一栋以黑格尔命名的阅览室去做作业。“中午冯至来找我，一起去食堂吃午饭。饭后乘高架电车回西郊，我回我的落叶松，他去他的鸣蝉路。”在如此甜蜜又保持“个人境界”的节制式“留德伴读”中，姚可崑修完了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艺术史等多门课程。而冯至博览群书，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冯姚平说：“我娘不是红袖添香的伴读人物，她也是来认真学习的。她聪明，事业心强，她终生的遗憾是，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业没能学完，跟着父亲回国了。”
另一段故事发生在昆明的杨家山。正是1941年前后，抗战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日军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每次跑警报，冯至夫妇只带两样东西：一个是女儿冯姚平，另一个是装着译稿的小皮箱。生活也很清苦，一家人经常处于贫病交加的窘况。自1940年10月昆明遭受大轰炸，冯家在城里的房子被炸毁，他们就彻底搬到杨家山林场茅屋，一直住到1941年末。
“出昆明大东门，沿去金殿的公路走七八公里，到了小坝，往前越过左边的菠萝村，顺着倾斜的山坡上曲曲折折的小路，进入两旁松林茂密的山谷，便看到几座连在一起的山。茅屋所在的山，叫杨家山，茅屋附近，有一泓清泉，长年不断，滋养着周围的树林。”
冯至夫妇一度把家搬至这里，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
夜晚，万籁俱寂。在木板架起的桌面上，夫妇俩一边一个，展开几本书，守着一盏菜油灯，深深地沉潜在工作中。冯至曾有诗曰：“孤灯暗照双人影，松树频传十里香。此影此香须爱惜，人间万事好思量。”
他们的创作与研究进入旺盛的时期，冯至酝酿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歌德论述》以及数篇学术论文、杂文等。姚可崑也完成了德国诗人卡罗萨的《引导与同伴》和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尔曼的《楼兰》等书的翻译。夫妇两人还合译了《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图3-7 冯至、姚可崑夫妇合影
1952年以后，冯至先生在北京大学，姚可崑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分别主持着两所高校的德语教学与科研，并从事翻译工作，夫妇双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冯至夫妇被称为“永远的伴侣”。
徐淑希、刘文庄夫妇
桥东22号小楼还埋藏着另一个家庭的故事。
这家是最早入住燕东园（那时叫东大地）的住户之一。这家的主人活跃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后来“书生从政”，离开了东大地，离开了大学校园，走上了另一个舞台。如果不是北大新闻网的一则消息，许多人，包括燕京的老人们，都已经忘记了他。
（北大新闻网报道）2021年6月11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在静园三院举行仪式，授予燕京学堂特聘教授、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徐淑希讲席教授”。
图3-8 徐淑希先生
徐淑希！这个名字穿过近九十年的岁月，唤醒了厚重的历史记忆。
在网上找到他的一张单人照，尽管像素极低，模糊不清，但仍然不掩其英武之气，且看两道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徐淑希，广东人。18岁时他的家就是革命党人在汕头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11年武昌起义，徐淑希参加了光复潮州、汕头的革命军。但随着各股势力争权夺利，他对时局的发展越来越不满和失望，于是萌生退意，到香港读书，随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19年）和博士学位（1925年）。1923年他被燕京大学聘为首位专职副教授，受命回国组建政治系，获博士学位后他正式出任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设置的第一个政治学系。
徐淑希亲自讲授国际法，同时精心设计政治学系的课程，并配备优质的师资。翻出当年的课表，可以看到：吕复
16
讲授宪法与比较政治、萧公权
17
讲授中国及西方政治思想史、李祖荫
18
讲授行政法、郭云观
19
讲授法学通论及民法、潘昌煦
20
讲授刑法原理，梁仲华
21
讲授地方政府运作等等。
几位教授基本都是留日或留美学成归国的政治学、法学大家，讲课内容集中于宪法、法制与法治等。对这份课表的研究让我有所领悟，原来当时的政治学是以法学和宪制为核心的。
徐淑希唯一的欠缺是，普通话讲得很糟糕，只会讲一口粤语，他上课只能用英语，日常交际也只能说英语，即使跟夫人刘文庄女士也是用英语交谈。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他专门请了一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北京人做老师，学习普通话，每天早晨上课一小时，课本用的是《论语》。
徐淑希是远东问题专家。1925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及其政治实体：一项有关朝鲜、满洲和蒙古的中外关系研究》，就是以中国与日、俄、美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与争端为研究对象。他强调东北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满洲显然像中国的咽喉一般重要，在满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无异于将中国放入其近邻的怀抱中，必被置于死地”
。
1929年10月，徐淑希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在日本参加了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京都会议（简称“京都会议”）
，由于东北问题的敏感和紧迫，中日与会者在京都会议上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徐淑希与日本刚刚卸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的松冈洋右激烈论战，他皆列举事实，状态甚温和，而发言则颇深刻，松冈洋右被驳得恼羞成怒。各国代表得以了解东三省的真相。虽然这是一次民间外交性质的学术交流，会议并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它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两国后来在联大论战的预演，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淑希的远东问题研究，为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本侵略暴行的揭露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后他写下17卷关于远东问题的鸿篇巨著，其中1939年编辑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
收集了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方式记录下的日军暴行，仅暴行报告就有428件，还有69件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此书原为英文，后被翻译成中文和日文，作为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在东京审判确认日军罪行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11月，徐淑希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首批三十九位委员之一，主要研究对日外交。1936年，徐淑希在任教十一年以后，正式从燕京大学辞职，应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级顾问，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当时一批职业的外交官在任，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精通几国外语，拥有法学或政治学博士学位，有些人还是国际大法官，像徐淑希这样“学术抗日”“书生从政”的人不在少数。在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末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有这样一批职业外交家，在国际谈判中、在国际组织或驻外大使任上，或在参与民间外交活动时，留下了前仆后继的足迹。
徐淑希有三个儿子：徐元约、徐福承、徐启昌。我赶紧撒网，在老“燕二代”中寻找可能的知情人，最后终于联系上陆志韦先生的小女儿陆瑶华阿姨。她在通过了朋友验证以后给我留言写道：“真高兴能和你建立微信，在我的记忆里你是一个文静的小姑娘，父亲瘦高戴眼镜，妈妈教我弹钢琴。我已是92岁的老太太了，退休在烟台大学，老伴走了，女儿在美国，地道的空巢老人，还身患骨癌。好在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快乐地疼痛着。”
我赶紧打过电话去，听筒里传来的声音中气十足。几句寒暄过后，陆阿姨很快就沉浸到对东大地生活的回忆中了，朗朗笑声伴随着滔滔不绝的讲述。原来她家和徐淑希家有亲戚关系：“那是我姨妈家。元约、福承、启昌是我的表哥。”
她的父亲陆志韦与徐淑希是连襟，俗称“一担挑”：陆志韦娶了燕大宗教学院刘廷芳教授的二妹刘文端，徐淑希娶了刘廷芳教授的三妹刘文庄。
图3-9 刘廷芳（后排左三）、陆志韦夫人刘文端（前排右一）、徐淑希夫人刘文庄（前排左一）
且看上图：前排右一是陆志韦夫人刘文端，她肄业于燕京大学；前排左一是徐淑希夫人刘文庄，她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大。照片后排左起第三人正是刘廷芳：身着深色中式长衫，戴一副深色圆框眼镜，相貌端正，气度儒雅。
这位刘廷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11年赴美留学，在美八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哥大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助教，据有关记载，他是在美国神学院教授非中文课程的第一个中国人。1919年回国后，他应司徒雷登之邀参与了燕京大学的创办，先后创建主持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燕京大学心理系，并召唤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汇聚到燕京旗下。司徒雷登夸赞刘廷芳“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
。
1922年，他参与组织中华全国基督教会，任理事。此后他历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主席、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主席。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记录：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大殿公祭。移灵之前，按照基督教丧礼将举行安息礼拜，即家祷礼，是逝者与家属的宗教告别仪式，参加者多为孙、宋两边的家族成员。除亲属外，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于右任等也应邀出席。这个安息礼拜的主礼者，正是当时北京大名鼎鼎的基督教牧师兼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为了不使外人干扰葬礼，刘廷芳教授组织了三百名燕大学生护卫灵堂。
刘廷芳为两位妹妹操办的基督教洋式婚礼，在当时也首开风气之先：1921年10月6日和7日，陆志韦和刘文端、徐淑希和刘文庄两对新人的婚礼先后在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礼堂举行。婚礼布置与中国传统婚仪不同，礼堂的一端挂着一幅花幛子，幛子上满挂榆叶，中间摆了十几盆洋绣球花，天花板如同蔚蓝色的天空，上有闪闪的启明星。两对新人的主行婚礼牧师都由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担任，证婚人为：范源濂
22
、张伯苓、金邦正
23
、韩安
24
、陶孟和
25
、刘廷芳、曾国治、杜威
26
（当时正造访中国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司徒雷登站立中央，新郎新娘分立他左右，按照基督教的婚礼仪式办完了婚仪，全部时间仅用十多分钟。如此简洁明快的婚仪在坊间一时传为美谈。
刘廷芳先生没有住过东大地，但陆瑶华阿姨还是先说起他：“我舅舅英年早逝，1942年他因肺结核病重，不得不离开中国赴美就医，至1946年8月，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疗养院里，终年56岁。”
陆瑶华阿姨又说到姨夫徐淑希：从1940年起，徐淑希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副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后移居台湾，晚年定居美国，1982年在新泽西州病逝，那一年90岁。
陆瑶华阿姨也说到几个表哥：“元约表哥走得早，福承表哥前几年还来过北京，不过2019年也去世了。他每次回国都要回北大，回燕园。”
根据陆瑶华阿姨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从北大新闻网查到，徐福承先生曾担任华美协进社主席，长期主持美国戴氏基金会（J. T.Tai & Co. Foundation）的工作。戴氏基金会多次向北京大学慷慨捐资支持“章文晋奖学金”“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基金”“燕京学堂发展基金”等项目，2015年追加捐赠了“徐淑希讲席教授基金”。在燕京学堂北大静园三院的二层走廊，有一块玻璃展板，纪念着徐淑希、徐福承父子。
我和陆瑶华阿姨保持了好几个月的微信联系，她很热情，但也能感觉到她的寂寞。我们第一次通上微信，她就说，“寄一张你的照片给我，讲讲你的现状，能和你联系，心里热乎乎的”。
我麻烦过她好几次，请她辨认老照片，主要是张东荪先生家的、赵紫宸先生家的，她的回应总是又快又果断。我得知她家是第一个搬进东大地的，就问她能否提供东大地第一批住户的名单。这个回复延迟了数天以后终于来了，当我看到那份长长的名单和回复时，不禁眼里一热，指下立即敲出“辛苦了”和一连串的鲜花与感谢。
名单如下：
21陈其田、22徐淑希、23李丙华、24容庚、25寇念慈（应为寇恩慈）、26吴路义、27窦维廉、28布多马、29王克斯、30米德、31胡经甫、32田洪都、33黄国安、34李荣芳、35黄仔通、36赵紫宸、37陆志韦、38许仕廉、39张宏军、40杨开道、41戴维司、42谢誉明（应为谢玉铭）
过了2022年的春节，我没有再收到陆瑶华阿姨的微信。5月底，我接到胡蕗犀阿姨的微信：陆瑶华已经于5月14日走了。
湖南宜章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参与发起并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广东高明人。民主革命家。清末入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毕业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陈公博等在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任新闻编辑。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东南海县（今广州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广州创办宣传新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的《广东群报》。后赴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文学家，以官话白话文的散文和新诗著称。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留学英国，学习语言学与英国文学。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主任。著有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等。
江苏宜兴人。心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至1927年在美国留学，先后获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后来改称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心理学系。1951年任南京大学首任校长，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长。
江西九江人。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及新闻学科目。1916年回国，在北大任职，1918年与蔡元培、邵飘萍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增设“报学”课。1920年后，相继任教于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提出了衡量新闻价值的三项原则。其所著《新闻学大意》是中国最早提出“新闻六要素”说的论著。
浙江金华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之一。1909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1917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等。
辽宁昌图人。作家、《红楼梦》研究者。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40年至1942年在香港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1949年9月从香港回到北京。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诸城人。现代诗人、作家、编辑家，中国现实主义新诗人物之一。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习作新诗。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期间创作了《难民》《老马》《罪恶的黑手》等诗篇。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烙印》，1934年出版诗集《罪恶的黑手》。著有诗集《泥淖集》《春风集》等，散文集《乱莠集》等。1956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就读，后赴日修习俄罗斯文学。早年参加太阳社，后历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时代日报》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等。著有《挣扎》《她的彷徨》《适夷诗存》等，译有《但顿之死》《灰姑娘》《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等。
江西南昌人。作家、文史学家、批评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曾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于1921年在日本发起文学社团“创造社”，所著《鲁迅先生》为中国早期研究鲁迅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四川泸县人。作家、翻译家。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历任北京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英文讲师，重庆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短篇小说集《信号》《炉边》，译有《老屋》《当代英雄》《在世界上》等。
重庆人。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1920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学习。后转入北京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生。曾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筹办并长期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文学遗产》。
瑞典人。地理学家、地形学家、探险家、摄影家、旅行作家。发现了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和象泉河的发源地。领导了1927年到1935年间的中国瑞典联合科学考察。1900年发现了罗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楼兰古城遗迹。
浙江金华人。现代诗人。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后留学法国。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3年创作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1942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1979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直隶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人。法学家、教育家。190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1928年任燕京大学政教系教授，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北平中国大学校长。
江西泰和人。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史家。1920年赴美留学，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哲学系、康奈尔大学政治哲学系。曾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政治系，1949年任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中国乡村》《康有为研究》等。
湖南永州人。法学家。1927年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1930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讲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宪法》《婚姻法》等重大法规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组织编写《清史刑法志注释》和《中国民法史书目简介》。
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浙江玉环。法学家。1915年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法律系，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修毕法学课程，先后任职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法学院教授。
江苏苏州人。法学家、政治家。1898年中进士，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科。回国后历任翰林院编修，燕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河南孟县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2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倡导“乡村建设研究”。后任燕京大学教授，主讲“乡村建设”和“法治史”。1952年转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湖南湘阴人。教育家。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求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之后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科。1905年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23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原北京国立高等师范）第一任校长。
安徽黟县人。教育家、林业学者。1909年入康奈尔大学林科，主修森林学。1914年毕业，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学士学位。与胡适、任鸿隽等人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等刊物。1917年至1920年，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之后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
安徽巢县人。林学家，中国近现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夏天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林学，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林学硕士学位。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林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后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参与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公报》。
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社会学家、教育家。1906年前往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12年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生活》，为中国社会学最早的著作之一。1913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后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1945年任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研究所所长。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