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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东园的灰砖小楼，被花木簇拥，被绿荫掩映，一年四季都很入画。
上文说过，二十二栋小楼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二层楼（也就是楼房），共十七栋。因内部格局略有差异，面积不等，各楼的形态也有所不同。30号小楼体量最大，可算三层楼，在园子里独一无二；也有两两相似的，如39号楼与32号楼、42号楼与29号楼。其他小楼也各有千秋。
第二种类型是带有较大顶楼的一层楼（也可称为平房），共五栋。我家的40号楼，位于桥西，紧靠旱桥脚下路北的那个院子，就是带顶楼的一层小楼。在燕东园属于这种楼型的还有桥东21号、25号和桥西35号、38号。
桥西40号
徐献瑜、韩德常夫妇
走进我家大门，推开走廊右边的黑色木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朝东两个单幅的玻璃窗，朝南一对双玻璃窗，阳光充沛。这是父亲母亲的卧室。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主卧拍摄的，估计搬家刚一落定，父母就兴冲冲地拿起相机，立此存照，给我留下了这张百日照。
图2-1 母亲和我，摄于1946年11月
我家这种带顶楼的房子，有一个讲究的木楼梯，沿着它可以从一层上到顶楼。一层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阳光房（我们称它玻璃屋子）、厨房、浴室、洗衣房、下房及若干储藏间。顶楼面积不小，有两间卧室和一个盥洗室。楼顶呈坡型，夏天屋顶的瓦被晒透，楼上会很热。冬天则很暖和，春秋天也舒服。小时候我们家一到冬天就搬到楼上住。
楼内的格局与设施基本是西式。客厅、饭厅中间是打通的；客厅墙角有壁炉，上有烟道，通向楼顶的烟囱。小时候听母亲说，圣诞之夜，圣诞老人会骑着扫帚从烟囱里钻进来，给孩子们送上圣诞礼物。我们也确实在枕边找到过放在一只袜子里的礼物。真的有圣诞老人来过吗？
我家这间客厅、饭厅，1950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教授中还挺有名气，那时丁石孙 1 先生（1984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还是个年轻人，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担任系里民盟小组负责人，他后来多次说过：“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泽涵 2 、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 3 、程民德 4 、胡祖炽 5 等，一共七八个人呢！民盟本身有个系统，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因是民主党派，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轻松热烈。徐献瑜教授住燕东园40号，客厅宽敞，大家就在那里开会。加之徐家大师傅菜做得特别出色，有时会后众人美餐一顿，堪称锦上添花。”
我对家里的窗户和窗帘印象极深。燕东园小楼的玻璃窗是上下推拉的，上半部为一横两竖的格子窗，下半部是整扇的玻璃。但不论向上推，还是向下拉，都只能开一半窗。窗户配有钢丝纱窗，还有卷轴式的纸质窗帘，一面深绿，一面浅棕，典型的美国建筑风格。这次写作时，窗户成为我识别一些老照片是否在燕东园拍摄的标志性细节。
图2-2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家门口台阶上的合影自左至右：老三徐澂、老大徐泓、老四徐浩、老二徐溶
我家门前有三级花岗岩砌的台阶。上了台阶，打开两扇对开的纱门，还有一间过渡的小房间，然后再打开一扇纱门，才是带有井字格玻璃窗的正门，红木质地，圆圆的黄铜把手，七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双手转动过它，至今它仍然闪光发亮。据说燕东园各楼的五金构件，和燕京大学校内的建筑一样，都是当年司徒雷登要求从美国进口的，地板、门窗使用的主要木料也是从美国进口的红松。
对我家这扇红木质地、黄铜把手的正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也有印象。她1955年从北大数力系本科毕业，留校分配到新建的计算数学专业攻读研究生。她的导师正是我的父亲，据她回忆：“第一次拜见导师是在北大燕东园40号——一座在小桥旁、掩隐在绿树丛中的小楼。带着期望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敲开了门，一位高高的、身材清瘦的老师，带着亲切的微笑打开了那扇带有纱门的单扇户门，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进明亮宽敞的客厅中，好像长辈牵着孩子的手一样，一股暖流消除了我的不安，我像回到了家中。”
她也记得我们：“先生家孩子很多，当然都比我小，很热闹，在这个家中我不觉得拘束。”而我们对她的印象是1959年她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穿布拉吉的漂亮大姐姐，梳着两条大辫子。
燕东园各家小楼还带着一个小小的后院，从这里直接进后门，就到了厨房和洗衣房。厨房有个中间两个灶眼、右边带烤箱的烧煤球的大灶，大灶的左边还连着一个小锅炉，供应楼下楼上盥洗室所用的热水。
最有意思的是洗衣房，单独一间，在北窗下有两个连着的大洗衣池，水泥砌的台子，高度及大人的腰间，一左一右各放一个大水缸。小时候我们喜欢踮起脚尖扒着池边，看里边是否有冷水镇着的西瓜，或者等待下厨房上蒸锅的螃蟹。
我家院子里栽种了一大片草莓，一畦一畦的，院子里的水龙头按时沿着畦梗灌溉，一看就是有行家里手在侍弄。父亲搬进燕东园40号以后，就把他单身时为他做饭的张贵请到家里来，继续做大师傅。张贵当时40多岁，家住西山冷泉，不知何时学得一手烹饪功夫，中西餐都会做。他就是丁石孙先生夸赞的“徐家大师傅”。张贵到我们家以后，不仅掌勺，还把一些粗活儿都包了，再有闲暇，他就除草整地，收拾出一个菜园子，除了搭架的黄瓜、豆角、西红柿，还种起当时并不多见的草莓。
张贵很喜欢小孩，自己没有，收养了一个亲戚的孩子叫丁柱子。张贵来我家不久，我的弟弟妹妹相继降生：老二徐溶生于1948年7月，老三徐澂生于1950年3月，老四徐浩生于1951年9月，家里瞬间人丁兴旺。张贵一人忙不过来，就把老伴儿也从冷泉接来，夫妻两人一起在我家打工。不知为什么，我们对张贵直呼大名，却称他的老伴为“张奶奶”，她扎着绑腿，面相比张贵老不少，也喜欢孩子，一心一意地带着我们。我们小时候和张贵、张奶奶比和父母更亲近。
桥东21号
林启武、朱宣慈夫妇
桥东21号，和我家的房型一模一样。下面这张照片里，尽管有茂林修竹掩映，但屋顶阁楼的三扇小窗泄露了天机，对照我家的照片，是否一模一样？走进楼内，举目望去，楼道、楼梯、客厅、卧室等，皆为熟门熟路，仿佛走进了我自己的家。
这栋楼里住着林启武、朱宣慈夫妇。他们都是老燕京，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班同学结为夫妻，1935年司徒雷登先生在临湖轩为他们当的证婚人。林家有二女林朱、林盈，一子林林，都比我的年龄大，最小的女儿林盈出生在1943年。
我母亲最爱讲林盈来探望我的故事：“我们刚搬来不久，一天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林伯伯家的林盈。她说：‘我要找你们家的泓泓玩。’我告诉她：‘泓泓还小，等她长大了，才能和你玩。’她点点头，离开了。过了好一阵子，我们出门，只见林盈一个人坐在台阶上，赶忙问：‘你干什么呢？’她说：‘我等泓泓长大啊！’”
图2-3 林家在21号楼前的合影，摄于1994年自左至右：林朱、林启武、朱宣慈、林盈
1946年，我家与林伯伯家前后脚搬进燕东园，两家关系一直很好。父亲和林伯伯一起打桥牌，他说：林启武脑子特好使，每张牌都记得一清二楚。林伯伯高兴了就喊我父亲“徐长子”，因为我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燕京老熟人都这么称呼他。
林伯伯会画漫画。我家里至今存有林伯伯给我父亲自制的漫画生日卡，署名为“075”。我母亲和林伯母也很谈得来，她们都喜欢种花。林伯母把自家的院子整成了花园，一丛丛郁金香养得极好。
图2-4 林启武夫妇1946年在21号楼前的合影
上面这张照片里，左侧墙壁上有一个从楼顶通下来的排雨水的管道，白铁皮做的，这个物件也是识别燕东园建筑的一个细节性标志。
林伯伯是泰国华侨，1907年生于泰国叻丕府。1924年归国就读于广州培英中学，192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学校看中他出色的体育天赋，让他留校在体育教育部任教。他不愿放弃原专业，在教体育的同时继续攻读社会学，终获硕士学位。1935年燕京大学送他赴美深造，三年以后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体育教育学硕士学位，至此他拥有了社会学、体育教育学两个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林伯伯一直在燕园从事体育教学。老校友们都记得，在燕京大学时，他培养了一支威震平津、享誉华北乃至全国的篮球队——燕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国家篮球队里，有三名队员来自林伯伯的燕队。而在北京大学，他继续教体育，一直工作到80岁才退休。
在我们眼中，林伯伯是一位体育健将：中等个头（身高一米七）、清瘦精干、腰板笔挺、肤色微黑、双目有神。他好像什么运动项目都会：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滑冰、体操，在田径场上长跑、短跑、跳高、跳远比赛也都拿过名次。他形容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是见山能爬，见水能游。”
如果不是听父亲母亲说，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如此生龙活虎的林伯伯竟是一位癌症患者。1952年，林伯伯在一次运动中伤了跟腱，打着石膏做检查时，发现患有直肠癌。手术很成功，但肛门在手术中被摘掉，从此肠胃改道，在腹部切口造瘘排便。
我听林盈回忆：“父亲刚出院的时候，正赶上肃反运动，有些会必须参加，他不得不拿着一个充气的小橡皮圈去开会，把它垫在身下，裤子上经常是血。”林盈说：“那时我不懂事，埋怨父亲‘又带着你的屁垫儿’。”父亲回答：“NO！这是Donut（甜甜圈）！”后来伤口好了，老爷子练出了一套处理这个新生理功能的生活方式，健康地活到104岁。我真想查查，林伯伯是否创造了带着肛瘘生活六十年的吉尼斯纪录。
林伯伯后来在北大很出名，90岁、100岁的生日，校领导们都纷纷出面，为老爷子致辞祝寿。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的好多第一：他1950年把六人制排球引入中国，1958年把国际射箭技术及规则引入中国，同时也是把门球运动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对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贡献最大，1936年他就把羽毛球运动引入中国，1950年代翻译出版了羽毛球规则；第一个在中国培训出羽毛球国际裁判的人，还是带着中国羽毛球队出国打比赛赢冠军的第一人。1986年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授予林伯伯“发展世界羽毛球运动重大贡献奖”。1987年林伯伯80岁生日时，国家体委和中国羽毛球协会在首都体育馆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国家体委授予他“体育运动一级奖章”，表彰他是“杰出的体育教育家”。
林伯伯低调又谦虚，从来不张扬。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拥有这么多的“第一”，而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最喜欢的运动“板羽球”，竟然也是林伯伯在1940年代发明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迁校成都，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体育运动设施简陋。林伯伯受到苗族青年以小竹管插三五根鸡毛、用木板拍击的启发，对羽毛球进行了改造，设计了木制的椭圆形球拍，将三根白色羽毛插在圆状木托或橡皮托上，制定了比赛规则，将其命名为“板羽球”。这项新颖的运动首先在成都燕大兴起，不久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迅速流行开来，后来几乎成为一项全民运动。我还记得我在一零一中学上高三的时候，每到课间休息，全校教室前的空地上几乎都摆开了板羽球搏杀的赛场。
在燕东园，林伯伯以教育子女练体育出了名，他带着三个孩子在北大东操场跑四百米，练跳高、跳远。在自家院子里，他找到两棵相距二十多米的大柳树，把一根大圆木桩子架在树杈上，让三个儿女在木桩子上走，锻炼他们的平衡性。他每天对着两个女儿喊：“俯卧撑20个！”对着儿子喊：“引体向上20个！”经典的家庭体育比赛是摔跤，三个孩子每天都要和父亲摔跤，必须把对方摔得“五体投地”才算赢。当孙女外孙女们都长大了的时候，林伯伯又拿摔跤来“选孙女婿”，他让孙女们把各自的男朋友领回家里跟他摔跤，把他打败了，他才认可。
1990年，我的母亲去世，为给父亲做伴，我搬回燕东园住，于是和林伯伯林伯母接触多起来。那时横亘在桥东桥西之间的那条深沟已经被填平，我们两家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他俩都已是耄耋之年。我常见到林伯伯推着一辆二八式自行车，灵活地从左边一迈腿蹬起来就走，去他原来工作的东操场、未名湖滑冰场巡视，也经常看到他和林伯母在自家的院子里侍弄花草。
林伯母朱宣慈当年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才生，毕业后到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这是一家专为穷困病人和妇女儿童服务的机构。林伯母参与了这个机构的创办，干得有声有色。历史记录中有如下文字：“浦爱德还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和医务社会工作模式推广到南京、济南、上海等地的多家医院，成为1950年代以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医务社会工作的开拓者。比如，她曾派最好的社工人员朱宣慈去南京鼓楼医院辅导医院社会福利工作。”
1952年，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被撤销，这一年所有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也都被取消了。主要原因是当时有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社会问题。林伯母回到北京大学，在图书馆做英文、俄文编译直至退休。
老两口文化修养都很高，生性幽默乐观，对生老病死尤其看得通透。林伯母好几次面对满院子的花草，指着几棵繁花似锦的果树对我说：“我们将来走了，就埋在这树底下，环境多好，不就是上天堂了吗？”林伯母走在了林伯伯的前面。我妹妹徐溶代表我们参加了告别仪式，送的花篮的白缎带上写着：“爱花的林伯母一路走好，天堂有花等着您。徐家子女。”这时林伯伯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好多天他都在找：“宣慈在哪儿？宣慈在哪儿？”林伯母的骨灰盒放在阁楼，他总想爬楼梯上去看看。
进入百岁之后，林伯伯仿佛返老还童了。他本来就周身一派绅士风度，后来更加彬彬有礼：路上见到我们姐妹几个，他总是谦恭地“女士优先”，甚至不忘脱下头上戴的棒球帽。据家里的护工说，老爷子去医院看病，坐公共汽车都给女同志让座。护工担心他走丢了，不让老爷子自己出门，但这哪儿关得住淘气的林伯伯。他经常一个人溜出来，在院子里逛来逛去，登上院门外边的人行天桥看汽车。遇到熟人，他打招呼聊天常常冒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的，英语世界回来了；每天吃甜点、喝咖啡的洋习惯回来了；喜欢抱一抱、“亲来亲去”的洋规矩也回来了。弥留之际，病榻上的林伯伯微笑着，做鬼脸，努起嘴来，要亲亲。
2014年以后，我接手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好几篇回忆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燕京学生游行的来稿中，都发现有“陆志韦校长派林启武老师跟着学生上街游行，生怕出事”的表述。
桥东25号
赵占元、胡梦玉夫妇
图2-5 桥东25号
燕东园桥东25号，与我家和林伯伯家的房型基本一样，只是没有阁楼。我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一张它刚落成时的照片，对比一下，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没有那个开着三扇小窗户的阁楼。
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这里住着赵占元、胡梦玉夫妇。燕京大学非常重视体育，专门设有体育部，赵伯伯当时任体育部男部主任，可能比林伯伯的资历还老。他1923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体育系，1927年毕业后回国，历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体育部主任和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体育部主任，1934年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赵伯伯应聘之后，燕京大学开始确立大学一、二年级体育课为必修课的制度，并建立了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成绩考核统计表的一套完整的体育教学体系，堪与隔壁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倡导的体育教学媲美。
赵伯伯教射箭、骑马、橄榄球等，还在颐和园昆明湖教游泳。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校内第一体育馆东操场西北角那几个天桥，还有四尺、七尺、十尺的障碍墙，都是赵伯伯一手设计和改造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给男生上体育课，加进了打日本人的实战训练，亲自教授学生们爬高翻墙的技术。
赵家也有三个孩子，也是一男二女：赵汝敖、赵汝光、赵汝彬，三个人都跟着我母亲学过钢琴。不过他们大放异彩的地方是未名湖的冰上。赵家的孩子和林家的孩子年岁相仿，他们经林启武伯伯的亲自教练，个个都成了冰上运动的高手，每年冬天在燕园未名湖的冰场上，林家和赵家的哥哥姐姐们都会大显身手，滑出了一道道绚丽的风景线。
未名湖冰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北京城有名的滑冰场之一。文化学者邓云乡老先生称之为“北京最高级的、最美丽的冰场”。而老北京的名门贵胄唐鲁孙先生则这样写道：“到了隆冬十月未名湖结冰，溜冰场一开幕，冰镜清辉，莹澈似玉，男女交错，共舞同溜，矫若惊龙，飘若醉蝶，人新衣香，交织成趣。比起城里公园北海几处溜冰场的众生喧闹，品流庞杂，要高明多啦。”
1940年和1941年的冬天，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女儿胡蕗犀阿姨还不到20岁，也在未名湖上溜冰。她记得在男生体育馆（即第一体育馆）西边，未名湖东岸，有一个出租冰鞋、冰刀的摊儿，方便没有冰鞋的人租用。每天傍晚或清晨，都有校工在冰上清扫和泼水，以维护冰场。她记忆中尤其深刻的是一位清朝遗老在未名湖滑冰：那是个老头，长长的白胡子，穿着短打的翻毛皮袄（毛在里边，白皮在外边），冰鞋似是冰刀绑在靴子下边，滑得很好、很自在，令人瞩目。
1950年代住在燕东园桥西37号楼的孙才先，是北大化学系主任孙承谔先生的二儿子，他详细地描述了另一种冰上运动：滑冰车。他说，冰车都是自己做的，从做饭或冬天烧锅炉用的劈柴里挑些小木板，钉成小车，下面钉上用来绑脚手架的镀锌粗铁丝（这种铁丝当时叫“豆条”），然后锯上两小段圆木柱，圆心上钉上去了头的大钉子，再把钉头磨尖，做成冰叉，制作就完成了。到冰上，坐在冰车上，两手各拿一个冰叉使劲杵冰，就能滑得非常快。
从燕京到北大，林伯伯一直是滑冰课的老师。学生们眼中的林启武教授“个子不高，瘦瘦的，两眼炯炯有神”。课上他要求会滑的与不会滑的两两组成一组。结课要经过考试，林伯伯打分很认真，他给一位初学者的右脚打了4分，左脚打了3分，评点是“左脚向后蹬的力度不够”。那时学生的体育科目规定，一、二年级冬天要上滑冰课，期末考试时要绕着冰场滑行一千米左右。
林家和赵家的两个男孩子林林、赵汝敖学滑跑刀，从高小时上冰场，很快就能俯下身子、两手背后，绕着冰场跑大圈，互相追逐，像闪电般掠过。他俩后来又都进了冰球队，穿上了学校专门订购或定做的特殊冰鞋。冰球比赛的地方在未名湖湖心岛与南岸临湖轩之间。冰球队员进攻的速度极快，时而包夹合围，时而单刀截击，比其他竞技比赛紧张多了，一旦打起比赛，经常招来大批大批的观众。林林哥哥后来成为我国冰球运动的第一批国家级裁判，曾执法世界冰球锦标赛。
林家和赵家的四个女孩子学的是花样滑冰，只要她们出现在镜面般的冰场中心，滑行几步就会把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她们时而以娴熟灵活的步伐滑出“8”字图形，时而单足独立滑出优美的燕式平衡。据行家评价，她们的花滑技术“不但在北大无人可比，在国内也是出类拔萃的”。林朱姐姐、赵汝光姐姐后来都入选了北京花样滑冰队。
林盈姐姐就更不简单了，她从3岁起（那时她还坐在我家的台阶上等泓泓长大呢）就被父亲带上了未名湖冰场，14岁时因出色的花滑技术被选中出演电影《冰上姐妹》中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李小玲。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经走上了艺术之路，她195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与殷承宗、盛中国是同学，然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她与电影的缘分始终没有断，22岁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孙明霞，之后在电影《伤逝》中扮演女主角子君。后来还有新的片约在手——《人到中年》里的女主角陆文婷，但林盈姐姐放弃了，她已决定出国发展，她先到了父亲的出生地泰国，然后在加拿大定居了。
七十多年以后，燕东园早已面目全非，各楼多次更换房主。如今仅存的燕京老住户，就剩我们家和林家。林盈姐姐每年有半年时间一定要回国在燕东园21号度过。她说：“我没法改变自己的心意，我总觉得燕东园21号才是我的家，父母虽然没有了，但这个地方，这些东西，还是家的感觉，非常留恋。”
我俩也终于等到了“一起玩”的时候。
桥西35号
乍一看，这栋楼和我家以及桥东21号林伯伯家一模一样，但仔细端详，有个不同：我们两家的阳台南面、西面都装上了玻璃窗，改装成一间大大的阳光屋，而35号楼没有，保持了名副其实的阳台。
经汇集各方资料，可以确认有以下几户曾在这栋小楼里住过。
刘豁轩教授
寻找这位老住户得到的线索，来自燕京大学校史中的一段重要的史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第二天清晨，驻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就包围了燕京大学，禁止人员出入。当晚他们按照黑名单开始抓人，有十一名学生被捕，七名教授被关押。这七名教授中，张东荪、陆志韦、陈其田、赵紫宸、赵承信、林嘉通我都听说过，只有刘豁轩的名字是陌生的。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句关于刘豁轩的信息：“1941年12月8日晚上他被日本宪兵从东大地35号家中押走。”
于是我不仅确切得知刘豁轩曾经住过35号楼，而且了解到七名教授被关押的详情。最初看到的叙说是：1941年12月8日夜晚，日本宪兵队强行闯入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赵承信、陈其田、刘豁轩和林嘉通七位教授在东大地的住宅，野蛮地进户抓人，把他们押送到学校贝公楼关起来。但后来赵承信的第一手信息对这个叙说有所校正，据他回忆，1941年12月8日下午，由于被怀疑参加抗日活动，他与张东荪、陈其田、陆志韦、赵紫宸一道被日本宪兵扣留在贝公楼。晚上，刘豁轩和林嘉通亦一同被扣于法学院办公室。看来只有刘豁轩和林嘉通是从东大地家中被押走的。次日下午四点，这七名教授和十一名燕大学生先是被转送至西苑日本宪兵分队，随后又被载重汽车拉至位于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总部，经过搜身核查，除衣裤外，不留一物，被扣押在地窨子内的拘留所里，后来又被关在北平日本陆军监狱，半年多以后才被释放。
经过进一步查找刘豁轩的资料，发现他于1936年即入职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了该系的第五任系主任。与四位前任的履历不同，他是著名报人出身，也是第一个没有出洋留过学的本土学者。1928年从南开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刘豁轩即进入天津《益世报》主持编辑部工作，1934年做到总经理、总编辑。当时这份报纸与《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被称为“民国四大报”。
1936年，刘豁轩从报馆辞职，来到燕京大学。据《燕京新闻》1936年3月17日报道：“记者昨走访该氏，据称彼现因体力关系，辞去《益世报》职务，将在此暂作休养，彼对中国新闻事业，甚抱乐观，谓新闻与教育事业并重，将来政治如上轨道则报纸成为极重要之读品矣。”他任教燕京大学后，先后开设了报学概论、报业管理及营业、中文编辑、新闻学史等课程，带着学生们编辑出版《燕京新闻》周刊，边学习边实践。他在燕大年刊《报学》上发表论文，1941年夏天主持整理了《燕大的报学教育》小册子，专题讨论改造中国新闻教育的问题。
我发现刘豁轩先生竟是一位新闻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他当时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科学的光彩。比如他高度重视通识教育，他认为：“健全的大学报学教育，与其他部分的大学教育最不同之点，便是报学教育对其他部门的大学教育的依赖性特别大……大学四年的一百三十六个学分，对于一个报学学生，每一个学分都有同等的分量，所以报学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报学教育以外的大学教育要负四分之三的责任。”在他的设计下，燕大新闻学系的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比例长期保持在1:3左右。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改造新闻教育的计划生不逢时、胎死腹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刘豁轩先生重回天津主持《益世报》。
孙令衔、杨
夫妇
这家住户的信息来自我父亲生前给杨绛 6 先生的一封信：“孙令衔住过燕东园，先住在30号，后来搬到35号。我爱人常去看你妹妹杨桼。”杨绛先生在回信中也说：“我常到他家去，因为令衔是我妹夫，你想必知道。”
我父亲和孙令衔先生、杨绛先生有一段特殊的交情，他们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是同班学友。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东吴大学因为学潮停课，开学遥遥无期。这一年初春，杨绛先生和好友周芬以及同班的三个男生——我父亲徐献瑜及沈福彭、孙令衔，结伴自苏州北上，前往北平燕京大学借读。到燕京以后，经过考试，我父亲插班进了燕大物理系，孙令衔和沈福彭进了燕大化学系，周芬进了燕大中文系，而杨绛先生与他们分道扬镳，转学到清华大学英文系了。
在《听杨绛谈往事》里有这样一段讲述。“阿季考试一完，便急着要到清华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两人同到清华，先找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孙君自去寻找表兄。……晚上，孙令衔会过表兄，来古月堂接阿季同回燕京，表兄陪送他到古月堂。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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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季从古月堂出来，走到门口，孙令衔对表兄说‘这是杨季康’。又向阿季说‘这是我表兄钱锺书’。”
钱锺书和杨绛的第一次见面，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
留在燕京的孙令衔在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后出国留学，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他1939年回国，先到东吴大学担任化学系教授、化工系主任，1949年又回到燕京大学任教，担任化工系主任，住进了东大地，和我家成为近邻。那时孙令衔已与杨绛的七妹杨桼喜结连理，成了杨绛的妹夫。这段姻缘的详情不晓，听说是经杨绛先生一手撮合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各院系并入八所高校，孙令衔去了天津大学，任化工系教授，后来还当过天津大学图书馆馆长。“文革”中，孙令衔遭受凌辱，据杨绛先生给我父亲的信中说，“他只为交了两个有问题的朋友，张东荪和费孝通 8 ，受到牵连，自杀三次未遂，又加上重重的折磨才去世的”。
杨达
、于爱慈夫妇
住在35号的杨大夫和杨伯母在燕东园知名度很高。
杨大夫肥头阔面，大腹便便，园子里的顽童私下里叫他“杨大胖子”，不过当面谁也不敢，都毕恭毕敬的。一是他年纪大，辈分高，比我的父母年长一辈；二是他的医术精湛，拿手的是外科，据说凡是由他做的阑尾手术，一看手术床单就知道，上面血痕的位置几乎永远一致。杨大夫兼看内科、小儿科，也手到病除。园子里诸家的孩子们但凡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的，大人带着上门求医，杨大夫一律来者不拒。再加上杨伯母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每年夏天哄得各家孩子们大快朵颐。她热心肠，爱管事，马路扫得是否干净、松墙是否该修剪了，她都张罗着关照着。为了保护桥西那片大草坪，她几乎每天都要和那些调皮的男孩子斗智斗勇。但直到这次写作时，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两位可敬的老人的来历竟一无所知，甚至叫不出杨大夫的名字。
今年已经92岁的表姨邝宇宽告诉我：“杨大夫叫杨达
，他原来在城里开一家私人门诊，杨太太于爱慈做护士。后来他二女儿长大了，替她妈做护士。我和杨家小女儿是小学和中学同班同学。”
邝宇宽表姨的母亲（我母亲的六姑）上世纪20年代曾留学美国，回国以后在协和医院做了一段时间营养师，和医生们都认识。邝表姨和杨大夫小女儿上的明明小学，收的学生大多是协和医院大夫的孩子。邝宇宽表姨回忆：“听我妈说，杨大夫快60岁的时候，想找个退休养老的地方，不想再开私人诊所了，经陈意（当时的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介绍，来到了燕京医务处。”1952年以后在北大校医院，他又干了十年，站手术台，看门诊，疑难杂症都找他，杨大夫几乎成了“镇院之宝”。他还带出了一个徒弟：北大校医院院长孙宗鲁大夫，那真是外科手术的一把好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5号杨家，在我们的记忆中很清楚，除了阳台不一样，进去之后房间的格局和我家一模一样，过道的西边是客厅和饭厅，我妹妹徐溶特别记得饭厅靠墙摆着一个超大号的冰箱：“杨伯母就是从那里拿出冰激凌，一小球一小球的，好吃极了。”
邝宇宽表姨1950年考上了燕京大学生物系，她经常去杨大夫家。她还记得大二、大三时每到期末考试，她都和她的男朋友吴鹤龄到杨大夫家复习功课，学习的房间正是阁楼上三扇小窗向南开的那间屋子——和我家一模一样，那是阁楼上面积最大、朝向最好的房间。我家冬天搬到楼上住的时候，这里是父母的卧室，窗下摆着一张单人的布面大沙发，父亲坐在上面读书看报。
而我只记得到35号找杨大夫看病，看病的房间好像在过道东边的书房，也就是我家楼下主卧室那个位置。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受点惊吓就会发烧。有一次我在园子里的旱桥上玩，碰到一只狗，我害怕摔了一跤，把嘴和牙都磕破流血了。回家以后母亲让我夹上水银体温计，红道很快就超过了38度，母亲马上拎着我去敲35号大门。记得杨大夫拿起听诊器，放在他胖胖厚厚的大手里，捂了一会儿，然后在我的前胸后背扣扣听听，又拿压舌板让我张嘴“啊——”。别的都记不得了，只有“焐热听诊器”这个细节依然清晰。三十几年后，我供职中国新闻社，在采访协和医院的名医吴蔚然 9 、方圻 10 、林巧稚 11 等人时，他们的学生、助手都会提到“冷天查房，老师一定要先把听诊器焐热了”的细节，原来这是那一代名医的宅心仁厚。
严仁赓、叶逸芬夫妇
1959年以后，严仁赓教授卸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的行政事务，回到经济系任教，他的家从燕南园50号搬到了燕东园桥西35号（杨大夫家则搬到桥西31号，没过几年就搬出燕东园了）。
严仁赓先生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严修 12 先生，倡导新式教育，与张伯苓 13 一起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校、大学，被誉为南开的“校父”。严修先生家当年与我母亲的祖父家“天成号韩家”、我母亲的祖母家“乡祠卞家”同为天津的望族世家，并结为通家之好。严修先生还是我母亲两个姑姑的“月下老人”，抛出红线成全了韩四姑韩升华与傅铜、韩五姑韩咏华与梅贻琦的婚姻。大家族讲究排辈分，算来算去，严家的仁字辈和我母亲是一辈人，文字辈和我们是一辈人，我们和严家多多少少都有点沾亲带故。
严仁赓伯伯幼年丧父，兄弟姐妹六人：严仁和、严仁清、严仁荫、严仁赓、严仁英 14 、严仁娬，他是老四，按照家族大排行是老八。他从小在祖父严修先生身边长大，接受了严格的家教。严仁赓伯伯说：“祖父不仅要求我们成为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希望我们每人都能学有一技之长，成为德智兼优、体魄健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也正是他三十年办学的基本方针。”
严仁赓伯伯回忆在天津祖宅时，祖父为他们延师教授武术，聘名师杨芝华等人教授昆曲，要求他们每人至少掌握一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术，还请刘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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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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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他们学围棋，延聘名画家刘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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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国画基本功。“还要求我们每周练习大字和写一篇信稿，亲自批阅圈点……我们咸受其益。”
严家六兄妹后来个个学有所成，他们手足情深，到了晚年更是聚会不断。
图2-6 桥西35号院子里的合影后排左起：严仁赓、严仁荫、高少敏（严仁娬之夫）、王光超 18 （严仁英之夫）前排左起：叶逸芬、严仁娬、严仁清、严仁英
严仁荫的儿子严文凯这样描述过家庭的聚会：开始是在奶奶留下的位于羊肉胡同的老宅，后来在四姑严仁英的新家华侨公寓（四姑父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超），有时这种聚会也移师到北大燕东园八叔家，八婶叶逸芬的福建糟肉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到聚会的高潮，严家兄妹会乘兴玩一把，有吹箫笛的、有拉京胡的，有唱京昆的，老生、青衣的唱段都有，不承想严仁赓伯伯竟爱唱青衣。
严伯母叶逸芬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祖父正是中日甲午海战中“靖远号”军舰管带（即舰长）叶祖珪。她曾把祖父在“靖远号”上用过的银壶，赠给军事博物馆陈列。她举手投足温婉端庄，自带一种贵族气质。她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英俄文兼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常有学生以查资料为借口，进门来一睹叶逸芬老师的风采。在他们的眼里，叶老师红唇淡妆，衣着入时，上下班手里总提着一个讲究的手袋，对待学生礼貌亲切。
在我们燕东园二代的眼里，哪怕在“文革”时期，严伯母也保持着一份体面，收拾得整洁利落，头是头，脚是脚，没有一处马虎。
严伯伯与他的哥哥严仁荫1930年代都曾赴美留学，他学的是西方经济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严仁荫学的是分析化学，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严仁赓、严仁荫分别从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来到未名湖畔，任教于北京大学。
严仁赓伯伯当过一段时期北大副教务长，负责研究生教育。老革命出身的江隆基 19 校长是他的直接领导人，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可惜的是，1958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江校长竟被指为“右倾保守”，受到批判，被从北大调至兰州大学，离开了北京。严仁赓伯伯也受到牵连，回到经济系教书，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1970年代末，严伯伯的问题得到平反，并被告知，他被正式接受为中共党员，党龄从1956年预备党员期开始算起。当天，严伯伯就叫严伯母到银行取了一笔钱，把从1956年至今的党费一次性交给了党组织。而江隆基校长的冤案1978年4月才得以平反，当时已身患重病的严伯伯在病榻上撰文深切怀念：“隆基同志严于律己，诚以待人，光明正大，不徇私情。他只身从西北来到北大，连一个秘书也没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干部树立榜样。……我作为北大的一名教师和干部，得益最多，感情最深的还要属隆基同志。”
严伯伯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从事中国地方财政调查研究，之后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1950年代中期，他在北大开了一门财政学的课，据听课的同学回忆，严仁赓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慢条斯理，讲课一板一眼。但当时学苏联“一边倒”的气氛很浓，财政课没有开多久，就上不下去了。是啊，与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相比，财政学哪儿有什么理论呢？直到1959年，北大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立世界经济专业，严伯伯到这个教研室准备讲授美国经济这门新课，一身学问才派上用场。但此时医生发现，他患有冠心病，此后几年，他又患了其他几种慢性病，不得不放下工作，住在医院或疗养院里养病。
严伯伯严伯母膝下无子，抱养一女，取名文苓，视如己出，给予了她良好的教育，并很早就把她送往国外深造。都说“养儿防老”，但严伯伯严伯母即便进入晚年，体衰多病，仍然坚持自理，没有把文苓叫回来留在身边。我们都为他们无私的爱而感动。
严伯伯在桥西35号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严文凯说：“八叔收藏有不少78转的黑胶老唱片，很多都是马连良、谭鑫培、梅兰芳、程砚秋等名角的唱段，这些京剧老唱片和西方古典音乐唱片放在一起，记得其中还有几张日版的唱片，写着‘動物の謝肉祭’，八叔说这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
严伯伯没有一张样板戏的唱片，他很明确表示“不喜欢京剧现代戏，没有京剧味儿”。
严家住桥西35号时，满院花草繁盛。窗台上、阳台上摆满了各色的令箭荷花，还有米兰、文竹、仙人掌等。院子里栽着桃、李、杏、枣、樱桃和葡萄，还有紫藤萝花、珍珠花等。院里的草坪永远都修理得整整齐齐。
严文苓说：“我父亲格外喜欢种植花草。每年春天，院内小路两旁都盛开着他种的各种颜色的花。我们家的花草可以说是燕东园园内最美的。”
严仁赓、叶逸芬夫妇长寿。严伯伯于2007年去世，严伯母于2009年去世，享年都是97岁。他们走后，没有两年的工夫，桥西35号的院子就荒芜了，只剩下杂草丛生，老树枯枝。
上海人，原籍江苏镇江。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留校任教；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担任助教、讲师、教授，系副主任、主任；1982年至198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进修；1984年至1989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98年至2008年担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安徽旌德人。数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34年至1952年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其间1937年至1946年曾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几何代数教研室主任。
黑龙江宾县人。数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46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后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副教授、教授。
江苏苏州人。数学家、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赴美留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转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授，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主任，1955年至1966年任系副主任。1978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湖南长沙人。数学家、力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差分方法、计算数学与计算数学教育的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计算数学》编委会委员等。
（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之后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研究院。1935年与丈夫钱锺书赴英法留学。1949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2年入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后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著有《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著作有《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
江苏无锡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赴英法留学，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著作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及小说《围城》等。
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6年赴英国留学，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后，曾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78年后，主持重建社会学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83年6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至1998年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江苏常州人。医学家、外科专家。1938年至1946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等，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至197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3年调入北京医院，历任外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等。
安徽定远人。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1938年至1946年，先后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获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5月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内科副主任、主任，协和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福建厦门人。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学院，1929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学位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2年起，先后赴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伦敦大学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行妇产科学研究。1940年以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1959年先后任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字范孙。天津人。教育家、学者。1883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1894年任贵州学政。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返乡，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
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体育活动家。1894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等人。将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是南开系列学校开创者之一，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天津人，祖籍浙江慈溪。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5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师从林巧稚，1940年博士毕业。1948年被派遣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49年末回国从事医护工作。历任北京医学院教授，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院长等。
祖籍安徽桐城，生于南京。围棋名家。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围棋赛第一名，1962年11月当选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福建福州人。围棋名家，世界围棋革命的推动者与实践者。14岁东渡日本，开始职业棋手生涯，1940年开始称雄日本棋坛二十年，又号“昭和棋圣”。
天津人。画家、博物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平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高等制图班，同年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受教于著名国画家金城，学成后曾任职于北京湖社画会、天津市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从事山水画创作的同时，热心中国画教学及艺术设计工作。
天津人。皮肤病、性病学家。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1948年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深造。后多年任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多年从事皮肤病、性病临床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
陕西西乡人。教育家。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留学日本，考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就读。1931年留学德国，进入柏林洪堡大学经济系。从1937年起，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1952年至1958年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