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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与燕东园，先后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级住宅区。近百年间，这两个园子里住过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许多知名学者教授，文科、理科、工科的都有。
燕东园在东门外，距离校园约有一里地，是1926年动工的。除了23号（1928年建成）、32号、39号、41号（1930年建成）之外，其余十八户都是1927年建成就入住了。
燕南园在校园里，第二体育馆南侧，它比燕东园建成晚一些，1927年只建成入户了51—54号、59号、61号。
燕南园和燕东园都建在高地上，进园子都要上个缓坡，它们又被称为南大地、东大地。这是老燕京人传统的叫法，到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进以后，就逐渐改口了。
燕南园、燕东园的宿舍绝大多数采用美国乡间别墅模式，即西部条木式风格（Western Stick Style），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有阳台，带一个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每栋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
两个园子面积不同，燕南园占地48亩，燕东园占地77亩。建筑布局、园艺设计也有差异。若简单地做个比较，燕南园小而幽深，燕东园大而阔朗。
园内诸景
在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档案资料里，存有一份燕东园规划设计平面图。绘制于1925年7月18日。
图1-1 燕东园规划设计平面图（East Residence Compound，1925）
我家搬进来时，燕东园基本就是这个格局：它由分别建在两块高地上的两个住宅群组成，中间以一座水泥砌的桥连接起来，分成了桥东、桥西两部分。
桥东有十栋小楼，排号自21号至30号，次第而立，石板路连接，围成一圈，各家小院的门都朝中心开，中间三分之一是草地网球场，三分之二是游戏场，内有一个大秋千架，两个小秋千架，一个竖梯加横梯的天梯，一个大转盘，一个方形沙池，还有一个跷跷板。印象最深的是网球场（后来荒成一片草地）东边石板路旁，种着十几棵枫树。金秋时节，火红如炬，绚丽异常。
桥西有十二栋小楼，排号自31号至42号，也是次第而立，石板路连接，围成一圈，各家小院的门都朝中心开，中间那片空地据说早期设计为足球场，后来变成大草坪，长满了坚韧的羊胡子草，春天夏天，草地上星星点点开着小黄花、小白花。
燕东园子弟们的多篇忆旧文章，都提到了连接桥东桥西的那座桥，赞它为燕东园最美的景致，称其为燕东园的标志性建筑。
燕东园没有水面，它其实是一座旱桥，横跨在一条无水干沟之上。桥面宽约三四米、长四五米，东西斜坡20多度，平日可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过，小轿车也可通行。桥两侧以半人高的实心桥壁为栏，桥栏边角竖有四根不到两米的棱形锥柱，各顶一盏圆形玻璃路灯。燕京老住户的孩子们称此桥为“三马路四灯球”。
燕东园整体由一道虎皮墙围住，只有一个正式出入的大门，即两大扇铁栅栏的西门。住桥东的人家出行，先要过桥到桥西，这桥是必经之路。
我家40号就在此桥西坡的脚下，院子里有长达七八米的东墙，不是松柏树篱，而是虎皮墙上加铁丝网，墙不高，可以扒着半弧形的墙头往下看，下面就是那条干沟，起码有一丈深。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50年代这是一条人行车走的土路，经常有人拉着排子车通行，还有装着货的骡子车、驴车过往。
图1-2 建设中的燕东园
上面这张照片题为《建设中的燕东园》，大约摄于1927年。照片中燕东园小楼的全貌已经矗立而现，只是园林建设、种树栽花还没有开始。令我惊讶的是远景中的西山山脉清晰可见，当年的自然环境竟如此明澈清朗。
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东园里的树都长起来了：乔木类的榆树、槐树、松树、枫树、柳树、杨树、白皮松等；果木类的桃树、杏树、枣树、柿子树、樱桃树；灌木类的榆叶梅、珍珠梅、连翘。三月底繁花压枝的丁香沁人心脾，四月底黄刺玫开得泼辣热烈——这是燕京大学的校花，每年校庆日（4月25日）正逢黄刺玫怒放。
文化学者邓云乡老先生在《文化古城旧事》中描述这里的环境：“（园中）大树是不少的。在这些老树荫下，盖了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小洋房，又用围墙围了起来，这便是燕东园。当年燕大的中外知名教授大多都是住在这里的。那在当年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连清华南院的教授宿舍也是比不上的。”
燕东园各家都有一个用松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几乎都有独特的一景，比如桥西38号院里有一百多竿竹子，桥西32号院里有一大架紫藤萝，桥东27号院里有大草坪，中间一棵高大的圣诞松。我家院子里有七八棵山桃树，挺立峭拔，和近邻41号院里两棵树冠茂密的杏树相得益彰，每年开春不久，先桃后杏，接踵开花。而桥西37号后院的三棵大榆树还有故事：上世纪30年代这里住着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一家。陆先生的女儿陆瑶华回忆：“当年燕东园里那些男孩子们，把我家院子里的三棵榆树根据高度定为一号、二号、三号，教我们女孩子爬树，从低的往高的爬。”三十年以后，这三棵榆树已经长得粗壮高大，正逢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只见那几年春天，37号院子里总聚着不少大人小孩，举着竹竿打榆钱儿。那一片片挨挨挤挤的榆钱儿，既可生吃，也可掺上面粉做菜团子、蒸发糕。我才知道榆钱儿不是花，而是榆树的种子，怪不得它的营养价值高。燕东园住户大都是教授，那时还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助（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还享有凭票购买“高价糖果”“高价点心”的特权，但不少人家，尤其“半大小子”多的人家，还是需要打榆钱儿来解解饥荒。试想当年园子外的平民百姓“勒紧裤腰带”度日，又是何等的艰辛？
燕东园里有古树。直到2000年代古树普查，正式编号的还有两棵古油松，均属二级，一棵位于36号小楼与37号小楼中间的空地上，另外一棵位置稍微往东一点，正好在37号小楼的西侧院墙边。燕东园还有不少处于古树标准上下的桧柏、油松、白皮松、槐、榆、银杏等。
园子里的果树也有各自的故事：1950年代桥西34号楼上住着金岳霖先生，他家门口有棵枣树不知得了什么风水，结出的枣又甜又脆。逢到枣子熟了的时候，园子里的男孩子们就结伙来打枣，在院子里吵闹成一团。这时金先生会踱步出来，挥手让大家先回家，说一会儿就把枣儿送过来。果然不久，金先生家的大师傅就一家一家地上门送枣。
男孩子们结伙偷杏也是一绝，桥西38号院里有一棵大杏树，桥东26号后院也有三棵杏树，都是目标。一到杏熟了，男孩子们就商量夜里出击，趁月黑风高，拿着杆子去打杏。这样的夜战从1940年代延绵到1960年代初，经历了两代燕东园子弟，始终乐此不疲。
先生们之间送杏的故事更加暖心。桥东26号后院的杏树结的果实特别甜。洪谦先生赶在孩子们来摘之前，总要先摘一篮子送给桥西31号的冯定先生。后来冯家搬到燕南园，每当杏子熟的时候，洪先生还是挑好一篮子让大儿子骑自行车送到冯家。两位先生信仰不同，冯定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洪谦先生是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传人，但两人私交很好，情深意笃。
成府攻略
燕东园虽然孤悬校外，但它与燕京大学是一体的，比如园内的自来水供应，直接来自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电力照明也是由校内总配电室直接供应110伏电。那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海淀一带的电力，由实业家冯公度 1 先生所办的北平电灯公司供应，该公司在石景山永定河畔有一个发电厂，两路高压线中有一路在青龙桥设有变电站，以保证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供电。那个年代是北平盐业银行放款支持这家电灯公司，而我的外祖父韩诵裳正是盐业银行经理，我听母亲几次说过：你外公很清楚燕京的电灯亮不亮。
燕东园，原来就叫东大地，在成府村的地界上。据查，成府在明代就是一个村落了。清代由于皇家园林圆明园建在附近，很快发展为繁华的集镇，建起了许多民宅。也因乾隆十一子成亲王建了府邸，故有了成府的地名。
我找到一本金勋 2 先生写的《成府村志》，是手写复印本，此书好像从来没有出版过。书里对东大地有些说道，原文如下：“昔日为太监营房，道光初间作厂，拆去砖瓦，运往圆明园改建值房之用。北为许家大门，再东为范姓，夏季粘扇子，在刚秉庙后院开银花纸作坊。东大地西北角为果子李记，前植伏地楸树二棵。东南临刚秉庙，地名吉永庄，庙北太安庄。”此段文字中最有价值的信息是：东大地在清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直至道光年间初期作废，拆去木料砖瓦，运往圆明园改建值房之用。
《成府村志》还有一段记载，大意是美籍牧师瞿伯曾收买成府地皮房屋，图上有标号：47号为东大地郭记、48号为东大地果子李、49号为东大地高宋二家、50号为东大地许记、51号为东大地袁记、52号为王三套、53号为东大地西段空地、54号为东大地东段空地、55号为朱家坟地。东大地的前身，不仅有前朝贵族、太监的居所和墓地，也有成府村普通村民的家宅，还有闲置的空地，来源很复杂。据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当年买下这77亩地很不容易，颇费周折，最后还是留下了两处没有征下来的院子。
据记载，成府村的庙也不少：关帝庙、刚秉庙、幼慈宫、太平庵、兴隆寺、已觉寺、广惠宫等。据东大地时期的老住户回忆，蒋家胡同东口至少到1937年还有一座喇嘛庙，曾经见到过喇嘛出入，在庙前向南处有一口井，供成府街住户、东大地院外住户取水饮用。
在今天燕东园南侧吉永庄的位置，曾经有一座刚秉庙，关于它的故事更多。住在桥西37号杨晦先生的次子杨镰回忆，他们家1952年搬到燕东园时，小庙还在，就在燕东园南墙外几十步远，他还进去过。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这和《红楼梦》庚辰本脂砚斋批语中提到的“刚丙庙”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刚丙当作“刚炳”，这个庙是明朝司礼太监刚炳（绰号刚铁）为自己建的生祠。
1927年，身为清华国学导师的王国维 3 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曾停灵于此。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教授吴宓 4 、梅贻琦 5 、陈达 6 ，北大教授马衡 7 ，燕京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 8 等学术界名人。当他们行完礼站在灵堂的两侧时，陈寅恪 9 到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向围拢到身边来的同学点头致意，便拨开众人，缓缓走到王国维灵前，“咚”的一声跪下，行起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在刚秉庙的周遭，高低错落的全是乱坟岗子。清朝这一带是太监的坟茔地，刚秉庙供奉的就是太监的祖师爷刚炳。生前他们捐资修葺该庙，兴旺香火，有些老年太监从宫里出来也住在这里，死后就埋葬在庙的周围，成为太监们的义地。太监古称“中官”，故当地人称此地为“中官坟”。我们这些1950年代前后搬来住的燕东园二代，从小都被大人用“鬼火”“鬼打墙”“鬼叫门”“鬼找替身”之类言语吓唬过。后来北京大学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教职员工住宅区——中关园，从此“中官儿”变成了“中关”。
成府村给东大地（即燕东园）住户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不是这些庙宇、坟地、“中官儿”，而是它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民间烟火气，存在于胡同小巷里、存在于买卖街市中。那么当年的成府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成府村志》说：村内胡同多，主要胡同从北向南依次为书铺胡同、赵家胡同、蒋家胡同、槐树街胡同、太平庵胡同、刘家胡同、前吉祥胡同、后吉祥胡同等。这些地名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上北大附小时不少同学就住在这些胡同里。《成府村志》里还详细标注了坐落在各街道、各胡同的店铺名称，从功能看有：鞋铺、棚铺、剃头铺、烟铺、桶铺、砖瓦铺、药铺、饼铺、烧饼铺、煤铺、杂粮店、油盐店、猪肉铺、羊肉铺、豆腐坊、粉坊等，可谓应有尽有，距成府街三四里外的各村住户都来这里采买日杂用品。
成府村的生意发达、买卖兴隆是有历史的，从清同治至光绪庚子年一直如此。为了保卫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安全，清廷专门设置了“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成府村志》说，其中三旗营房就在成府东，与本村连界，该旗为内务府包衣三旗，每月每人供职五天，其余二十五天在家做生意，每户都有一技之长，小本经营，闲人很少，人性和蔼，挺讲规矩。
还有一份史料可以佐证：1924年陈达《社会调查的尝试》
中附有一幅由清华测量班测绘的《成府地图》。这幅地图有16开纸大小，图例包括道、井、树、门、石墙、河流六项内容（实际图中还标有桥等地物），标注的地名有菜园、兴隆寺、成府街、东大地、小坟地、燕京大学等近20余条。测绘者是清华学校“一九二四测量班”的金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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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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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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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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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教授罗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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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请注意，这幅地图竟是周培源先生上清华大学时完成的作业。
谈起当年住在东大地如何解决吃穿用度，老住户们都说：在生活上，由于西邻成府，买菜、买鸡、买肉都很方便。1930年代吃鱼不易，就靠有时有挑担小贩到各家兜售河中捕到的活鱼。那时没有公共汽车，稻香春商店很会做生意，每周派人从城里骑车到各家出售南货，很受欢迎。
邻近的清华园里也没有菜市场。据当年清华大学体育教师夏翔 15 先生的女儿、现年92岁的夏元庆回忆，成府有一个店铺叫如意馆，清华园各家会提前一天向他们订菜，第二天早上他们送过来。她记得蔬菜种类很多也很新鲜，他家每天只订4两猪肉（当时一斤是16两），就够一家三口人吃的了，有荤有素。
在成府村几十条胡同里，蒋家胡同是最大的也是建筑质量最好的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东西走向，水泥铺路，是校内通往燕东园（东大地）的必经之地。胡同东起一座尼姑庙——太平庵，西至沟沿的一座小石桥，长百余米，胡同中段路北有几棵高大的槐树，浓荫笼罩着几座大宅门。胡同南北侧共有十个门牌号，北侧从东往西数1至5号是五个宅院，南侧从西往东数6至10号也是五个宅院。
蒋家胡同北侧中间的三座四合院，门牌号依次为2号、3号、4号，即安家宅院。安家原籍河北东安县，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九洲清晏，他家的安鹏为工头，而且他家还承包了颐和园佛香阁的修缮。传说他们家将此工程中的木材、砖、石等倒运回来，修建了这三座四合院。每个院子都很气派，入门有影壁，前后两个南北跨院，东西厢房，走廊的彩画类似颐和园的长廊。
2号院后来租给燕京大学作为教员宿舍，不少学者住过这里。其中以号称弟子三千的历史学家邓之诚 16 先生为最，他从1945年直到1960年病逝，在蒋家胡同2号院住了十五年。本来燕京复校后，学校向他提供了东大地或者南大地的洋楼，但他执意选择四合院。他中意的蒋家胡同2号院确实别具一格：如意门，砖雕花饰，门外两侧有门枕石，石上各有卧狮一对。进大门后，影壁、屏风门、垂花门，里院开阔呈正方形，正厅五间，一明两暗各一间耳房，前廊后厦，正厅、厢房和二道门之间有抄手游廊相连，形成一条避雨雪的环形通道。
邓之诚先生比我父亲年长二十三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是下围棋，经常相约手谈，切磋“黑白之道”，结为“忘年交”。我妹妹徐浣从网上找到《五石斋文史札记》，是邓老的遗作，他的二儿子邓瑞整理，在三十二札（1951年4月26日——冬月初二日）部分里看到仅短短的一个暑假里，在6月17日、7月26日、8月19日、8月21日、9月2日的日记中都有“招徐献瑜来弈棋”等字样，其中9月2日那天写：“晨，朱宝昌、徐献瑜来弈棋，遂竟一日。”
三人杀得昏天黑地，整整下了一天棋。
据我父母说，我还在襁褓之中就被抱着给邓之诚先生看，他仔细端详说：“此女双眉过目，聪明如我一般。”可惜我对邓爷爷没有什么印象了，只隐约记得他有几根长寿眉，后来心中惊恐：他说我双眉过目，难道说我也长了长寿眉？
出蒋家胡同西口，过了一道石板小桥，路两边店铺林立，有修车铺，有粮店，有菜站，有副食店，有裁缝店，紧西头路北是一家饭馆，与燕京东校门相对，中间隔了一条马路和水渠，渠上盖三块条石，拼成平桥，沿着小渠东侧种了一行槐树。这个饭馆的招牌为“长盛和”，因掌柜的姓常行三，故被称为“常三饭馆”，做的都是家常菜，但物美价廉，还有几手绝活儿。在老燕京的师生中口碑极好，一直传至北大。我父亲单身的时候，经常去“常三”吃饭。到了北大时期，这家饭馆越做越小，好像还换了一位女掌柜，后来它的主体部分逐渐变成杂货铺，长条柜台上卖糖果烟酒、罐头水果、汽水冰棍等。我也去买过东西，就是几分钱半斤的酸枣面儿。而我对常三饭馆和东校门之间那段平桥和水渠，最后的记忆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上：1958年一场大暴雨，积水没过了平桥，沟渠成了一条水流奔涌的小河，水面上漂着好多西瓜。
燕东园在西郊，距离市中心很远，算是乡下了。1940年代，东大地住户进城办事或访亲问友，要坐校车来回，或者雇洋车（三轮车）。1950年代以后，有了公共汽车线路，一条是32路
，始发自颐和园经西苑后向南开，途经北大、海淀、黄庄、农科院、魏公村、白石桥、动物园到终点站西直门；另一条是31路
，也始发自颐和园，经西苑后向东开，在燕东园附近有清华大学、海淀（蓝旗营）两站，然后继续向东，经过清华园、五道口、八大学院、小西天、新街口到终点站平安里。
燕东园各家进城主要靠32路。我猜测，32路的路线，就是原来燕京大学校车往返城里城外的前半段路，燕大校车进西直门以后，继续前行，终点在东单基督教青年会。校车原来跑的从燕京大学到西直门那段石子路，后来铺为柏油大道。我还记得，32路曾跑过从匈牙利进口的伊卡路斯30型（Ikarus 30）客车，前面长车厢有两个门可上下车，后面挂着的小拖车只有一个门，等车要对着三个门排队。我家逢年过节进城去外公家拜年问安，必须坐32路。而我母亲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她每天上下班要赶的是31路。
燕京东大地
研究燕东园的住户群，要先划一条线，以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为界，在此之前是燕京大学的东大地住宅区，在此之后是北京大学的燕东园住宅区。还有一点说明：燕东园共有二十二栋洋式小楼，其中二层楼的十七栋，一层楼的五栋。在燕京时期，基本都是一家住一整栋楼。北大时期，结束了一家住的历史，多改为两家共住。有些小楼分为上下层，一户一层；有些小楼从中间分开，一户一半。
先说燕京时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几位在东大地时居住过的“燕二代”着手抢救历史，他们查询了相关的档案及史料，试图整理出一份燕京时期东大地住户的材料，但结果不甚理想。他们留下了一份说明：
1926年前还没有关于燕东园的住户档案可查。另外，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很多败兵及难民路过郊区，为安全起见，有些燕东园住户暂时搬入校本部去住，也有住在蒋家胡同的感到不安全，而搬入燕东园住一段的；同时，校方请了一些少壮年轻教师入住燕东园数月，做保卫工作，故从1937年至1941年间，档案中只有住燕东园的户名，却无相应住宅的门牌号。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突发，大学被迫关门，燕东园的住户也随之被迫迁出。自1945年秋在北平复校到1948年间，并没有关于燕东园的档案记载。自1949年起有档案可查，但由于有些楼房住宅改为两家合住（好在这些楼房内都有两部楼梯），新住户迁入，老住户有的换住房或搬出燕东园，档案的记载就有遗漏或不清楚之处，总之，档案并不完整，也不详尽。
在这次写作中，我尝试从史料与回忆文章中再细细筛查，争取打捞出更多在这些小楼里住过的学人。我首先把目光盯在外籍教授身上。
从以往的资料可知，司徒雷登先生主持燕京大学，尤其办学的早期，聘请过许多外籍教授。到1934年在110名正副教授中还有外籍教员44名。他们多数住在南大地，也有一些住在东大地。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住户极少被提及。这次我在几位老“燕二代”的帮助下，把在东大地住过的外籍教授名单大致搞清楚了。
96岁的胡路犀阿姨是原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女儿，在东大地前后两次住了十七年。她交给我一份名单。她的女儿黄英说，老太太查阅了燕京的早期资料，翻了厚厚的《燕京大学史稿》
。
名单如下：25号住的是英国的韩懿德（Ethel M. Hancock），26号住的是美国的吴路义（Louis E. Wolferz），27号住的是美国的窦维廉（William H. Adolph），28号住的是美国的步多马（Thomas Elza Breece），29号住的是瑞士的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30号住的是美国的米德（Lawrenle M. Mead），32号住的是日本的鸟居龙藏，41号住的是美国的戴维斯（Walter W.Davis）。
这份名单与我此前采访赵景伦先生所回忆的吻合了。赵景伦先生是原燕京大学宗教系主任赵紫宸先生的儿子，他在东大地里也住过十多年。他说：“桥东有六栋小楼住过外籍教师：25号、26号、27号、28号、29号、30号。”还说：“窦维廉的孩子Deedee跟我们打柳条仗，打得不亦乐乎。”他特别提到：“Prof. Wolferz夫人说得一口北京土话。自己上街买菜，说‘我要一只年纪轻轻的小姐鸡’。”他提到的窦维廉，正是住在27号的William H. Adolph。这位美国人曾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代主任，东大地建成之初，他主持园内的社区管理，组织了网球队，筹集资金建起了儿童游戏场。而那位能讲一口有趣北京土话的Prof. Wolferz夫人，住在桥东26号，她的先生有一个中国名字：吴路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中美两国兵戎相见。1950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对教会学校外籍教职员处理办法的指示》，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按照规定必须离开。为了轻装远行，他们把许多家具、日用品、食品留给了邻居们。
我记得1951年初，我家突然多了好几件家具，一对西式的高背床、两个西式柜子，还有几把造型别致的椅子，圆形椅面，带有一个略呈弧线的小椅背，没有椅子把手。我们的床上还多了几条毛毯，两条白色的，一条墨绿色的，厚实又柔软，边角上隐隐有英文字母，父亲说这是美国大兵用的军毯。
现在我明白了当年家里突然出现许多美国货的原因，也记起了母亲曾带着我去南大地63号，送别她的老师音乐系主任范天祥（Bliss Wiant）夫妇。范天祥先生自费修建的南大地63号，和周围那些西洋小楼不同，他采用中式建筑风格，建起了雕梁画栋的三合院，栽上数丛竹子，用柏树墙围起来，自称“范寓·忆春庐”。范天祥夫妇的三子一女均出生于北京，而且起的都是中国名字：范燕生、范雷登、范瑟闻、范泽民，他们都是在南大地63号长大的。
在这次写作翻阅各种资料时，我意外地从“燕二代”关家麒的回忆文字
里挖出了一份燕大时期东大地住户的名单。他记录的视角很奇特，他的父亲关长信先生当年供职哈佛燕京学社，关家有一段时间住在燕京东校门外的蒋家胡同1号院，正把着蒋家胡同路北东口。住在东大地的教授们，每天到燕大校内授课或办公，必须穿过蒋家胡同，几乎天天都要从他家门前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来去去，留下了他们的脚步与身影。关家麒细心地记录着他们的名字：谢玉铭、陈其田、林嘉通、徐淑希、赵占元、刘廷芳、黄国安、林启武、胡经甫、李荣芳、赵紫宸、陆志韦、赵承信、陈在新、戴文赛、沈志远、李欧、洪谦、翦伯赞、蔡镏生、马思聪、徐献瑜、孙令衔、俞大絪、林耀华、高名凯、张东荪、廖泰初、林汉达、蒋荫恩、张景瑜、孙瑞芹。可惜这份名单做不到对应地标出每位先生所居住的楼号。
我继续试图从资料与文章的字里行间和蛛丝马迹中，拎出来那些与22栋小楼和房主有关的信息，做拼图、对比和推论。直到2022年4月，我终于联系上陆志韦先生的女儿陆瑶华阿姨，她给了我一份东大地最早的住户名单，22栋小楼家家有主。我大喜过望，有了这份名单托底，我初步地完成了从1927年至1952年燕京时期东大地的住户统计表。
北大燕东园
再说北大时期：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组建后的新北京大学迁址燕园。对这一重大的变革，燕东园的反应很快也很直接：一些人家搬走了，更多的人家搬进来。
新搬进来的人家，一部分是老北京大学的教授，从城里沙滩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张景钺、曾昭抡、冯至、贺麟、朱光潜、周炳琳、游国恩、孙承谔等，还有从东四十条39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赵迺抟、樊弘、潘家洵、马坚等；另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并入北大相关院系的教授，如罗大冈、王乃梁、李宪之、周一良、吴达元、杨业治、浦江清等。一时间园里人气很旺，那些二层楼的房子都改为两家居住，一家住一层或者对开分一家住一半（好在原来的设计就各有各的进出口），于是人出人进，园子里热闹起来。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一下子结识了许多新的玩伴儿，去桥东游戏场打秋千、玩转盘、爬天梯都要排队了。
没过几年，大约1956年至1958年间，燕东园里又有了一轮搬进搬出，住户的格局再次调整。在当年几个男孩子的记忆里，这次搬家的消息是从金岳霖先生的蛐蛐罐里透露的。
金岳霖先生刚搬进来时住在桥西34号楼上，后来又迁至桥东21号楼的西半边儿。他一辈子独身，只带着一位厨师住进来，那时候叫大师傅，一般为留学归来的教授服务的厨师都是中西餐全能，金家大师傅烤的面包非常好吃。
燕东园里草木深深，盛产蛐蛐。满园子的男孩子都喜欢捉蛐蛐斗蛐蛐。他们意外地发现金岳霖先生竟是玩蛐蛐的高手，不过他可不是在园子里满世界地捉，而是到城里蛐蛐市场上买，回家再和蟋蟀玩家们一起琢磨怎么养，怎么斗。
有一天，园子里风传“金岳霖先生要搬家了”，只见他家的院子外突然摆出了几十个特大号的蛐蛐罐。住在桥西39号的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的儿子樊平，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跑到金家院子外，拾起一个澄浆蛐蛐罐仔细端详，灰色、圆柱形，直径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左右，里面还装有配套的小碟、小水槽，规整精致，显然出自宫廷。他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放回了原处。没过几天，金家的院子里外，空空如也，那些澄浆蛐蛐罐一个不剩，跟着金岳霖先生搬走了。
后来，我听说了金岳霖与林徽因 17 的故事，回忆起金先生住在燕东园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后住在清华园新林院8号和胜因院12号，两家往来虽然不像在城里住前后院那么方便，但北大几处教职工宿舍还数燕东园距离清华园最近，只有一条马路相隔。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金岳霖先生以一幅广为流传的挽联为她送行：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不久他就离开燕东园，搬家到城里住了。
私下有人议论：金先生搬家的原因是林徽因不在了，他已经尽完了守候的责任。但我翻查了相关的材料，发现和金先生同一时间搬出燕东园的还有好几家，如桥西31号的蔡仪先生、34号的潘家洵先生、41号的何其芳先生、42号的罗念生先生、桥东22号的贺麟先生等。这是因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上述诸位学者陆续被调至各所任职。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所在地中关村搬出来，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于是这些先生们也脱离了北大，随之搬进城里安家落户。
与此同时，燕东园又搬进了新住户，打头的几位是响应祖国召唤、突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
年长一代的是1955年6月回国的声学家杜连耀教授，他与我父亲同年，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燕京复校后曾任燕京物理系副教授，1948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杜连耀先生担任了北大无线电系主任，与分离七年的夫人儿女团圆，阖家搬至燕东园桥西39号楼的二层，也就是我家的右舍。他带回了全燕东园第一台苏制记录牌14寸黑白电视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日里，每到周末，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抱着小板凳、拎着小马扎，来到杜家，挤进那不大的电视间，看球赛、看电影、看话剧。
中年一代的是1956年12月回国的计算数学专家董铁宝教授和夫人生物学家梅镇安教授，他们携在美国出生的两子一女，绕道大西洋，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回到祖国，双双任教于北大，全家住进燕东园桥西41号一层，也就是我家的左邻。我们都好奇地迎接三个小“美国佬”：8岁的董昭、6岁的董迈、4岁的董恺。还记得胖乎乎的老三，一张口中英文夹杂，土话俚语混搭，可爱之极。
青年一代的是1957年底回国的半导体专家、被园里老人称为“美国小博士”的黄敞教授夫妇，他们住进了桥东23号。夫妇二人各骑一辆英国蓝翎牌自行车。他们有一个男孩，叫黄迪惠，刚回国时，小家伙只吃面包抹黄油。黄夫人也告知北大：吃不惯中餐。于是北大开设了专家食堂解决归国专家的吃饭问题。
1956年至1958年正是北大办学轰轰烈烈之际，教工宿舍新建的速度赶不上需要，学校动员老住宅区挖潜，燕东园的22栋小楼都腾出不少房间，由原来的一家、两家住基本改为三家住了，一些青年教员随之住进来。我们家那时候就腾出了后院的三间房，交校房管科统一分配或周转。我记得有中文系何慎言老师一家短期住过。后来是北大附中教政治的饶毅老师一家子和我们长期为邻，一直住到1980年左右。
1966年6月，校园秩序大乱。燕东园作为资产阶级教授、反动权威的住宅区，自然成为“革命”“造反”的靶子。各小楼被强行“掺沙子”，一下挤进了若干户人家，有各院系革委会分配来的，也有自找上门强占的。原来的老住户们那时都气短胆小，赶紧主动腾房。我家先腾出走廊西边的三间房，私下找到39号邻居杜连耀伯伯家协商，请他们搬进来，以防被外人乱插。后来我们两家又各腾出一间房，让一位青年教员的四口之家搬进来。
1966年底，我和大学同学步行串联，从长沙到韶山、到井冈山、到瑞金、到韶关，走了两个多月，返回北京已是冬天。记得我到家时，是从后院走后门进来的，那时已经几家合住了，后门的洗衣房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和饭厅。父母和弟妹们正挤在一张黑色八仙桌边吃饭。那些日子里40号全楼最不堪重负的是卫生间，一个卫生间每天要解决三个家庭男女老少18人的“方便”问题。
同样的拥挤无序、人员混杂，存在于每一栋小楼中。1966到1976的十年，燕东园到底承载了多少住户，成了一笔糊涂账，恐怕没有人能够统计得清楚。
因此，本书对22栋小楼住户的追索和记录截止到1966年夏天。每栋小楼所附的住户表包括燕京时期（1927—1952）和北大时期（1952—1966）。
找到这样一张富有时代特征的照片，定格了老燕东园子弟们最后的告别：
图1-3 老燕东园子弟1968年春在天安门前合影
天安门前合影的十一人，其中九人从小在燕东园长大。他们的父母都是北京大学知名的教授学者，如左1王英平，家住桥西31号，父亲王子昌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教授；左4李之林，家住桥西33号，母亲周珊凤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以下简称“西语系”）教授；左6董迈，家住桥西41号，父亲董铁宝是北大数力系教授；左8樊平，家住桥东25号，父亲樊弘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左9李焰，家住桥东24号，爷爷李汝祺是北大生物系教授；左11马志学，家住桥东25号，父亲马坚是北大东语系教授。
我的两个弟弟徐澂（左3）、徐浩（左5）都在照片中。徐澂说：“这是196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们送贺铭宽去青海，从火车站回来，路过天安门时照的。”
贺铭宽是北大附中老初三的。他家住在燕东园桥西32号楼下，他的父亲贺剑城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朝鲜语专家。徐澂说，贺铭宽去的是青海锻造厂，当时第一批分配的，去了不到一年，锅炉爆炸死了。
拍完此照不久，这帮子弟们（老三届）在第二批、第三批分配时就都离开了燕东园，赴黑龙江屯垦戍边或山西、陕西下乡插队了。1971年我们的父辈也相继离开北京，离开燕东园，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的父亲去了北大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母亲随她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去了山西临汾“五七干校”。
一个时代结束了。燕东园书香门第的世外桃源，从此消踪匿迹，一去不再复返。
本名冯恕，字公度，祖籍浙江慈溪，生于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大兴）。清朝官员，一品翰林。实业家、书法家、收藏家。历任清海军部参事、军事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要职。1905年创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最早的民族电业。
生于海淀营造世家。家中开设天利木厂多年，先辈曾承担圆明园、长春园的建筑工程。熟悉西郊园林建筑，曾绘制《圆明园鸟瞰图》《圆明园复旧图》。
浙江海宁人。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是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892年考中秀才。曾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其代表作有《人间词话》《观堂集林》《红楼梦评论》等。
陕西泾阳人。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就学于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并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21年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0年后长期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任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
天津人，祖籍江苏武进。物理学家、著名教育家。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大学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1931年至1948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其中1937年至1946年主持西南联大校务。1955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创建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该校校长。
浙江余杭人。1912年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后赴美，于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参与筹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浙江鄞县人。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生于北京。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学习，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1917年至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至1937年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接办《村治月刊》，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
江西修水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1902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在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他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云南永仁人。机电工程专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7年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硕士学位。归国后任上海西门子公司工程师。抗战期间出任云南省政府委员。1938年大力帮助西南联合大学落脚昆明，并创办云南纺织业。1950年迁居波士顿。
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力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之后相继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江西崇仁人。水利发电专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29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主持水力发电工程建设，是中国水力发电事业先驱者之一。
湖北黄陂人。农学家、植物病理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岭南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新疆高级农校、新疆学院任教。1952年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
广东大埔人。建筑师。191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系学士，1917年获硕士，191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矿冶工程系硕士。1928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工程系学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教授、大陆银行驻行建筑师。
江苏丹阳人。体育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3年至1941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1年至1946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斯普林菲尔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学习、研究体育。回国后长期任教清华大学，1964年当选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历史学家。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教授。1930年后任教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浙江杭州人。建筑学家、作家。1924年留学美国，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士学位，后就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回国后她与丈夫梁思成先后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师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31年至1946年，夫妇两人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完成了晋、冀、鲁、豫、浙、川、滇等数省几百处古建筑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