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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关于被我爸痛揍的故事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记得，但不好意思说，久而久之它慢慢开始幻化，像是溶洞里的石头自行溶解，连我都怀疑，它是否真正发生过。
成年以后，反而是“打人者”屡次重提这段往事——可能是案件过了追诉期，可以脱敏成为家庭生活的内部素材，我也并不觉得需要和解，创伤的记忆能够得到确认并继续保有，比其他亡羊补牢的措施更有价值。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个暑假的一天，我跟着邻居家一个相熟的姐姐出去玩，平常她总带我，所以家长们放心。可是那天走得很远，一路走到本地的钢铁厂，到了工厂的水池旁边。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很久，玩了什么也记不清了，唯独沿着水池的狭窄边缘走啊走的画面一直印在脑子里。不知是儿时对危险全无知觉，还是隐隐被可能的危险吸引着，时间好像就这样消磨掉，以至过了饭点，天都快黑了。家长们开始着急，四处寻人，找到之后气急败坏便是一顿揍。我从小表面上就比较听话，很少挨批评，有点叛逆都在心里。当时也不觉得这是大错，便一直犟嘴，于是我爸仿佛决心抓紧这个来之不易的教训人的机会，越揍越来劲，直接上升到动用皮带的程度，一次性把电视剧里的桥段都演个遍。最后是我妈奋力解围，而我以“绝食”继续抗议，哭得声嘶力竭。
事情过去太久，当时的委屈已经所剩不多，但是那幅贸然走到池边的画面凸显起来，成为记忆筛选出的关键一幕。一个循规蹈矩、还不完全懂事的小孩子，跑去外面瞎逛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如果必然感到恐惧的话，又是什么在克服它？做这样的险事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的，他想要换得什么呢？
今天的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复原当时的情境，隐约的感受越是强烈，越是难以清晰地抓住它。自我回溯的困难就在于，它总是被后见之明所绑缚，进而被粉饰被扭曲。鲍曼就曾警告，“带着后见之明来重建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有这样的危险，即把流动的说成是结构框定的，说发生的一切是逻辑的——甚至是前定的——使然”。尤其在人成年以后，获得了更多经验和新的知识，童年的故事因为久远而难以考证，便被喂养成一只变色龙，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随时变换主题，甚至越是私人的记忆，就越容易被挪用被改写。
安妮·埃尔诺所说的“重写本”（palimpseste），即是对这种状态的承认，并且想通过文学来把握它。她认为记忆和现实同时存在，人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经验堆积在一起，彼此重叠、摩擦，发生化学反应。她的写作就是通过对记忆的反复重写，比照出此刻与往昔的印痕，然后刻画下来，塑出形状，类似复杂的考古工程。她说，“经历当下的时刻如同是在经历过去”，所以她总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开始反刍早年的经验，再以此来重新认识经验本身。
这样的往复，比起笔直的回路，也许更加符合人的弹性。回忆昔日的一件小事，可以不是为了辩解或者报复，不是寻求单一的因果关系，不是想要印证或者反证什么，而是很大程度上开始领会——最清晰准确的认识，就散落在经年累月沉积的隐蔽、模糊和交错之中。我们很可能就是这样在本质上并不连续的链条上度过了连续的一生。
尽管很难达成一种整体的解释，但记忆的火花、性格的碎片，如同陨石向地球飞来，不断打击也扩大着我们关于自我的叙事，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被突然破解。
于是我在这个意义上相信，凡是记下的都有价值，而开头的那个故事那幅画面可以被解释为：对于一个孩子或者任何社会能力较弱的群体而言，走出房间就是最早的出走，有无穷的危险在前面。反过来说，在我们还不懂得勇敢为何物的时候，生命中的冒险就以各种自然而未必自觉的方式到来了，交战早已开始，我们不是全无准备。如果你找不到路，一定是路在别处，如果你感到彷徨，可能只是通过这种无措来反对逻辑的霸权，如果你此刻破碎，勇气可能就藏在本能的后面。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