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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侦探的角度来说，一旦你排除了离家出走或被父母带走的可能性，一名儿童的失踪便和谋杀案很相似了：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在72小时内被找到，很可能就再也无法找到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孩子已经死亡——虽然可能性很高——但是如果孩子还活着，情况一定会比失踪更加糟糕。因为对那些遇到不是自己孩子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只会做出两个选择：一、帮助那个孩子；二、利用他。而利用的方式又有很多种——勒索赎金、强迫劳动，以及从个人或利益的角度考虑对其进行性虐待或谋杀——没有一种出发点是仁慈的。如果孩子没有死而且最终被找到了，那么他也可能留下极深的创伤，这种伤害很难从他的血液中移除。

在过去的四年中，我曾看着和自己相处最久的朋友以及一个不大熟悉的女人在我面前死去，我见到过孩子们遭遇最恶劣的伤害，也见到过把杀人当作本能行为的男人和女人，还目睹了自己积极经营的店铺在暴力活动中被烧毁。

我对此感到很疲惫。

到目前为止，阿曼达·麦克里迪已经失踪至少60个小时了，甚至长达70个小时。我不想在哪个大垃圾桶中发现装着她的袋子——她的头发上全是血。我也不想六个月后在路上找到她——她的眼神空洞，天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我也不想看见一个4岁孩童的眼中只有心如死灰的麻木。

我不想寻找阿曼达·麦克里迪。我希望别人去寻找。

但也许因为此前的几天，我也和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密切地关注这起案件，或者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的社区中，还可能只是因为“4岁儿童”和“失踪”这两个词并不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所以我们答应了半小时后与莱昂内尔和比特丽斯在海伦妮的公寓见面。

“那么，你们会接下这个案子吗？”比特丽斯问，她和莱昂内尔都站了起来。

“这是我们需要单独讨论的事情。”我回答。

“但……”

“麦克里迪太太，”安琪说，“这一行有特定的行事方式。我们在接受任何委托之前都要先进行私下的调查。”

比特丽斯并不喜欢这一点，但是她也意识到自己做不了什么。

“我们半小时后会去海伦妮家。”我说。

“谢谢。”莱昂内尔说道，他拽了拽妻子的衣袖。

“好的，多谢。”比特丽斯说，虽然她表现得没有那么诚恳。我的感觉是，除非由总统部署国民警卫队来寻找她的外甥女，她才会满意。

我们听见他们的脚步迈下钟楼台阶，随后我从窗户看着他们离开教堂旁边的学校操场，走向一辆饱经风霜的道奇白羊座汽车。太阳向西移动，越过了我的视线，10月初的天空依然是一片夏日的苍白，但已有缕缕褐色飘浮其间。一个孩子的声音响起：“文尼，等等！文尼！”从四层高的楼上听去，那声音有些孤独，又好像有什么没有说完。比特丽斯和莱昂内尔的车在街道上掉头，我看着它排出的烟，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不清楚，”安琪说，她靠着自己的椅背，把穿着运动鞋的脚抬到桌上，将又长又密的头发从两鬓分开，“这一次我完全不清楚。”

她穿着黑色的莱卡骑行短裤，白色的紧身背心外罩一件宽松的黑背心。外面的黑背心印着白色的字，前面是“nin”，后面是“讨厌机器”。这件衣服她买了八年，可看起来依然像是第一次穿。我和安琪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近两年。据我所知，她并没有比我更爱护自己的衣服，但我的那些衬衫总是在摘去价签的半小时后，就变得像是被汽车发动机卷进去过一般，而她高中时穿过的袜子依然和宫殿中的亚麻一样洁白。女性和她们服装的整洁程度常让我感到震惊，但我觉得这是我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之一——就像我不知道阿梅莉亚·埃尔哈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曾经充斥在我们办公室中的铃声去哪儿了。

“你不清楚这起案子的情况？”我说，“哪里不清楚？”

“一个失踪的小孩，一个很明显不太认真寻找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固执的舅妈……”

“你觉得比特丽斯很固执？”

“耶和华一只脚在门内时也不过如此。”

“她很担心那个孩子，担心得不得了。”

“我能感觉到。”她耸了耸肩，“但依然不喜欢被推着走。”

“这确实不是你擅长的。”

她朝我丢来一支铅笔，铅笔打中了我的下巴。我在脸上擦了擦，想要找到铅笔并丢回去。

“这很有趣，但要是有谁瞎了一只眼睛可就不好了。”我嘟囔着，朝椅子下方摸索着铅笔。

“我们干得不错。”她说。

“确实。”目光所及，铅笔并不在我的桌子或椅子下。

“今年比去年赚得多。”

“这才刚到10月。”地板上、迷你冰箱下也没有。也许它和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阿曼达·麦克里迪以及那个铃声去了同一个地方。

“刚到10月。”她赞同道。

“你是说我们不需要接手这个案子？”

“差不多吧。”

我放弃了寻找铅笔，微微向窗外望去。太阳从褐色变成了鲜红色，灰白的天空也渐渐变深，成了蓝色。夜晚的第一只黄色灯泡在街道对面的三层公寓中亮起。空气透过窗子，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和棒球，那些漫长而轻松的白天变成了惬意而悠闲的夜晚。

“你不同意吗？”安琪在片刻后问。

我耸了耸肩。

“要么现在就说，要么永远保持沉默。”她轻声说道。

我转过身看着她。暮色渐浓，她身边的窗子被涂上了一层金色，这颜色在她的乌发间流动，她那蜂蜜色的皮肤比平时显得更深。从漫长而干燥的夏日开始，不知为何完美地延续到了秋天。经过数月在瑞恩体育场上进行的篮球比赛，她小腿部位的肌肉和手臂部位的肌肉变得更加明显了。

凭借我从前和女性交往的经验，我知道，一旦你和某人亲密接触了一段时间，她的美便是你最先忽视的事情。在理智上，你知道她很美，但你不再为此沉迷或感到惊讶，也不再为之沉醉。但是每天总有一些时刻，我在看着安琪时依然会感到一阵狂风劈开了我的胸膛，让我从凝视她时那甜蜜的痛苦中挣脱出来。

“怎么了？”她咧开嘴笑了。

“没事。”我柔声说。

她迎上了我的目光：“我也爱你。”

“是吗？”

“噢，是呀。”

“很可怕，对不对？”

“有时是这样，”她耸了耸肩，“有时并不。”

我们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安琪的目光转向了她那边的窗户。

“我只是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卷入这件麻烦的事。”

“什么麻烦的事？”

“一个失踪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一个完全消失了的孩子。”她闭上了眼睛，用鼻子感受着温暖的微风。“我喜欢开心的时光。”她睁开双眼，但目光依然停留在窗子上。她的下巴微微颤动：“你知道吗？”

一年半之前，我和安琪决定让这段朋友们声称延续了数十年的爱情走向圆满。而这18个月，我们侦探事务所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大概两年前，我们完结了格里·格林案，或者说侥幸活了下来。波士顿最知名的连环杀手30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大众认为是我们捉住了他，广泛的宣传——全国性的新闻报道、小报上没完没了的大肆渲染、两本关于犯罪的书和传说中正在写的第三本——让我和安琪成了城市中两个知名的私家侦探。

格里·格林死后的五个月里，我们拒绝接案子，这反而引起了那些潜在客户的兴趣。在完成了一起对名为德西蕾·斯通的女子失踪案的调查后，我们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重新开始接受委托。最开始的几周里，通往钟楼的楼梯上挤满了人。

虽然没有对彼此坦白过，但我们默契地拒绝接手那些能够从中嗅到暴力气息，或是可能揭露人性黑暗的案件。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需要休息一番，所以我们只接受保险诈骗、企业的不正当行为案件，以及单纯的离婚案。

2月时我们甚至接受了一位老太太的请求，帮助她寻找丢失的鬣鳞蜥。那只藏起来的野兽名叫帕飞，是个长17英寸 、浑身有着迷彩绿色的家伙。正如它的主人所说：“它对人类感到失望。”我们在波士顿郊区找到了它，当时它正在贝尔蒙特山乡村俱乐部的第14块湿漉漉的绿地上飞奔。当它扑向那一缕位于第15块绿地的过道上、始终被它盯着的阳光时，那条尖尾巴像疯了一样地摇动着。它很冷，也没有反抗。在我们公司的车后座上恢复过来时，它变得就像一条腰带。它的主人支付了清洁费用，还因为她亲爱的帕飞安然无恙地回家而给了我们一笔慷慨的酬金。

今年便是这样的一年。酒吧中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可以作为谈资，银行的账户里也还有余钱。在结冰的高尔夫球场上追逐一只骄纵的宠物蜥蜴可能有些尴尬，但这总好过挨枪子儿。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是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

“你觉得我们失去了勇气吗？”安琪问我。

“算是吧。”我说，然后笑了。

“如果她死了呢？”安琪说，我们正从钟楼的楼梯下来。

“那很糟糕。”我回答。

“也许还会更糟，这取决于我们挖掘得有多深。”

“那么，你是想要拒绝他们？”我打开了那扇通往学校操场后方的门。

她看着我，嘴巴半张，仿佛害怕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听见自己的话语在空气中碰撞。她也知道，拒绝接受委托会让她成为一个拒绝帮助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孩子的人。

“我现在还不想答应他们。”我们到达车旁边时，她说出了口。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这种感觉。

“关于失踪的一切感觉都很不好。”安琪说，我们正沿着多切斯特大道驶向海伦妮和阿曼达的公寓。

“我明白。”

“4岁的孩子不会自己消失。”

“当然不会。”

街道两旁，人们开始走出家门，他们已经用过晚餐。有些人在狭窄的前门廊上摆放了椅子，还有些人在街上朝着酒吧或转播晚间球赛的地方走去。我能嗅到空气中硫黄的味道，这来自最近发射的一枚火箭。潮湿的夜晚在深蓝色和忽然出现的黑色之间混沌不清，就像一个没有完成的呼吸。

安琪将腿抬到胸前，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或许我已经成了胆小鬼，但我不介意在高尔夫球场上追逐鬣鳞蜥。”

当我们从多切斯特大道转向萨文山大道时，我透过挡风玻璃朝外望去。

“我也不介意。”我说。

一个孩子失踪后，她消失前的地方便立刻挤满了人。这些人——亲戚、朋友、警员，还有电视和报纸记者——使这里充斥着嘈杂的噪声。他们营造出了一种人声鼎沸的紧张感，并展现出对这项搜救任务的强烈愿望和奉献精神。

虽然这里极其嘈杂，一切却都未盖过那个失踪的孩子的沉默。这沉默2.5～3英尺高，你能感觉到它挤压着你的臀部，也能听见它从地板上跃起，从角落中、缝隙间，以及一个掉落在床边地板上的娃娃那面无表情的脸上对你呐喊。这和那种在墓地或守灵时遇到的沉默不同。死者的沉默带有一种终结感，你知道你一定会对此感到习惯。但是你并不想习惯于一个失踪孩子的沉默，你拒绝接受，于是他便对着你大叫。

死者的沉默在说：再见。

失踪者的沉默却在说：找到我。

似乎半数的邻居和四分之一的波士顿警察局成员都在海伦妮·麦克里迪这间拥有两个卧室的公寓中。客厅通过一条敞开的门廊延伸至餐厅，这两个房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警方在餐厅的地板上放置了许多电话，每一台都在使用中。许多人都在拨打他们的私人手机。一个魁梧的男人身穿一件状似斑点老鼠皮的T恤，他从面前咖啡桌上的一堆传单中抬起头，说：“比特丽斯，四频道需要海伦妮明晚6点到场。”

一个女人用手捂住了她的手机听筒：“电台节目《安妮》的制作人打来电话。他们想让海伦妮上午过去。”

“麦克里迪太太，”一个警察从餐厅中喊道，“我们需要你来这里一下。”

比特丽斯朝那个魁梧的男人和打电话的女人点头，然后对我们说：“阿曼达的卧室是右手边第一间。”

我点了点头，她穿过拥挤的人群，朝餐厅走去。

阿曼达的卧室门开着，房间静默而黑暗，仿佛街道上的声音无法到达这里。一阵冲水声后，一位巡警从洗手间中走出，用右手拉好拉链，看着我们。

“这家人的朋友吗？”他问。

“是。”

他点了点头：“请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我们不会。”安琪回答。

他再次点头，然后沿着走廊去了厨房。

我用车钥匙按下了阿曼达房间的电灯开关。虽然我知道这个房间里的每个物件都已被擦拭过，也做过指纹分析，但我也清楚，要是在犯罪现场直接用手触碰任何东西，那些警察会有多暴躁。

一个光秃秃的灯泡用绳子系着挂在阿曼达的床上方，铜质的外壳不见了，露出来的电线沾满了灰尘。天花板非常需要重新粉刷，夏日的高温让曾经挂在墙上的海报脱落了下来。我能看到的有三张，它们卷曲着，皱巴巴地躺在地板上。在墙上贴过海报的地方，一条条胶带形成了不规则的方形。我不知道它们在这里放了多久才会变得如此皱，日渐增多的纹理就像是人类的静脉。

这间公寓的布局和我自己那套一模一样，社区中大多数三层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阿曼达的卧室是两间中较小的，大概是另一间的一半。我猜想海伦妮的房间是主卧，到那里会经过右侧的洗手间。那间卧室位于厨房正对面，可以看到后面的门廊和楼下的小院子。从阿曼达的卧室可以看见隔壁的三层楼，现在是晚上8点，但这里的光线在正午时分或许和此时一样微弱。

房间里有些霉味，家具很少。床对面的梳妆台看起来好像是从庭院旧货市场中搬回来的一样。摆在房间里的床，与其说是床，不如说只是一套褥子和放在地板上的弹簧垫，上面盖着一张与床的大小不匹配的床单，还有一条狮子王图案的被子，被子因为太大而被推到了一边。一只玩偶兔子抵着梳妆台底部，转向一侧。

一个娃娃躺在床脚处，用无神的目光看着天花板。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放在梳妆台上，床头柜上还有一台小收音机。但我在这个房间看不到任何书，连图画书也没有。

我试图想象睡在这个房间里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见过足够多阿曼达的照片，也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但是一幅肖像并不能让我知道，当她在一天结束时走进这个房间，或是在清晨醒来的第一刻，脸上是什么表情。

她有没有试着把那些海报重新贴在墙上呢？她会不会想买在商场里看到的那些浅蓝色和黄色封面的立体书呢？当她一个人醒来时，面对这个房间夜里的黑暗和静默，会不会盯着床对面那根从墙上伸出来的长钉子，或是天花板东边一角的灰褐色水渍呢？

我看着那个娃娃亮闪闪而又丑陋的眼睛，想要走过去使它们闭上。

“肯齐先生，吉纳罗小姐。”比特丽斯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安琪和我最后看了一眼卧室，然后我又用车钥匙关上了灯，我们沿着走廊来到了厨房。

有一个男人靠在炉子旁，双手插在口袋里。但是当我们走近时，从他看着我们的样子可知，他在等我们。他比我略矮一些，身材圆胖，就像一个油桶。他的脸充满稚气，看起来很愉快，略有些红润，似乎常常在户外活动。他的喉咙好像很紧绷，又奇怪地看起来很放松，这让他显得像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他身上带着几分冷酷和无情，让人感觉他好像有一百岁了，并且随意一瞥便能对你和你的整个人生做出判断。

“杰克·多伊尔警督。”他说着，朝我伸出手。

我和他握了握手：“帕特里克·肯齐。”

安琪也介绍了自己，并和他握手。在狭小的厨房中，我们站在他面前，任他仔细地打量我们的脸。他的脸是神秘莫测的，但他那犀利的目光中带有一种吸引力，你虽然知道应该把眼睛移开，却依然不由自主地想要望过去。

在过去数日中，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他几次。他是波士顿警察局反儿童类犯罪组的负责人，当他站在镜头前，说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找到阿曼达·麦克里迪时，你会对那个绑架了她的人产生短暂的怜悯。

“多伊尔警督很期待见你。”比特丽斯说。

“我们现在见到了。”我回答。

多伊尔笑了：“你有时间吗？”

没等我回应，他便来到了那扇通往门廊的门前，将它打开，并回头看着我们。

“我们当然有时间。”安琪说。

与阿曼达卧室的天花板相比，门廊的栏杆更需要刷漆。每当我们中有人靠在上面时，那残缺不全、饱受太阳炙烤的油漆便如火中的木头一般在我们的手臂下噼啪作响。

站在门廊上，我能嗅到相隔几间房子的地方有烧烤的气味，从下个街区的某处还传来后院聚会的声音——一个女人大声抱怨着日光的炽烈，一台收音机播放着超大声合唱团的歌，笑声如玻璃杯中晃动的冰块一般尖锐而突然。很难相信这是10月。很难相信冬天快到了。

很难相信阿曼达·麦克里迪已经飘散得越来越远，而世界还在持续运转着。

“所以，”多伊尔靠在栏杆上说，“你们还没破案？”

安琪看着我，转了转眼珠。

“没有，”我说，“但是快了。”

多伊尔发出了咯咯的轻笑，他的眼睛盯着门廊处的混凝土和下方枯黄的干草。

安琪说：“我们猜想，是你向麦克里迪一家提议不要联系我们。”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也有同样的理由。”安琪说，他转过头看向她，“太多人在管了。”

多伊尔点头：“这是一部分原因。”

“另一部分呢？”我问。

他把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向外推压，直到关节发出响声：“这些人看起来像有钱的样子吗？还是说他们有走私烟草的船，还有镶满钻石的烛台，而我却不知道？”

“不。”

“自从格里·格林的事情结束后，我听说你们收费颇高。”

安琪点点头：“定金也很高。”

多伊尔朝她微微一笑，又回到栏杆旁。他用双手轻握着栏杆，踮脚向后。“等到这个小女孩被找到后，莱昂内尔和比特丽斯要搭进去10万美元，至少是这个数。他们只是她的舅舅舅妈，但他们会为了找到她去电视台接受曝光，在国内每一家报纸上刊登整页的广告，在高速公路广告牌上放她的照片，聘请心理学家、巫师和警察，”他又看着我们，“他们会破产的，你们知道吗？”

“这也是我们不打算接这个案子的原因之一。”我说。

“真的？”他扬起了一边的眉毛，“那么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比特丽斯很执着。”安琪说。

他的目光回到厨房的窗户上：“她确实如此，不是吗？”

“我们有些困惑，为什么阿曼达的妈妈没有这么执着？”

多伊尔耸了耸肩。“我上一次看见她，她服用了镇静剂或是百忧解，总之是近来他们会给失踪儿童的父母服用的药物。”他从栏杆边转过身，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不管怎样，听着，我不想一开始就和两个可能会帮我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搞砸关系。我不是瞎说，我只是想确保：第一，你们不会妨碍我；第二，你们不会告诉媒体你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警察太蠢，站在船上连水都找不着；第三，你们不要利用女孩的舅舅和舅妈来赚钱。因为我挺喜欢莱昂内尔和比特丽斯的，他们是好人。”

“第二条是什么？”我笑着问。

安琪说：“警督，我们也说过，我们正在努力不去接这个案子。恐怕我们不会有太长的时间来妨碍你。”

他用那严厉而坦率的目光看了她很久：“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门廊上和我说话呢？”

“目前比特丽斯拒绝接受我们说‘不’。”

“那你们觉得情况会改变？”他轻声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希望如此。”我说。

他点点头，又靠回到栏杆上。

“太久了。”

“什么？”安琪问。

他依然望着眼前的院子和它后面别人的院子。“对一个失踪的4岁孩子来说，”他叹了口气，“这太久了。”他重复道。

“你没有线索吗？”安琪问。

他耸了耸肩：“我不指望在这房子附近能找到什么线索。”

“你能对一套二流公寓有什么指望呢？”她反问。

他又笑了，再次耸肩。

“我认为‘不大可能’。”安琪说。

他点点头：“不大可能。”干掉的油漆在他紧握着的手下发出枯叶般的声音。“告诉你我是怎么开始寻找孩子的。我的女儿香农，大概二十年前吧？她失踪了。只有一天。”他转向我们，伸出了食指，“其实甚至不到一天。事实上，是从某天下午4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8点。但她只有6岁。而且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孩子没有在某个夜晚丢失的话，你们根本就不会意识到一夜有多漫长。香农的朋友们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正骑自行车回家，有些孩子说他们看见一辆车很慢地跟在她后面。”他用手腕擦了擦眼睛，口中吐出一丝关于回忆的气息，“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公园附近的排水沟里找到了她。她把自行车撞坏了，两边膝盖也摔破了，疼得晕了过去。”

他注意到我们脸上的神情，扬起了手。

“她没事，”他说，“两边的脚踝断了，伤得很严重，而且那段时间她很恐惧，但这也是她，或者说我和我妻子在她童年里受到的最大创伤了。也算好运吧。见鬼，算是超级好运了。”他暗自庆幸了片刻，“那么我想说什么？香农失踪的时候，整个社区的人，还有我的警察同伴都在找她。我和特里西娅都急死了，开车或者步行找遍了所有地方，我们决定停下来喝杯咖啡，只是为了接着找下去。但是我们站在唐恩都乐店里等咖啡的那两分钟里，我看着特里西娅，她也看着我，我们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知道，如果香农死了，那我们也将死去。我们的婚姻将走向终点，我们的幸福也将走向终点。我们的生命将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别的什么都没有，真的。一切美好和希望，一切支撑我们生活的期待都将和我们的女儿一起死去。”

“这便是你加入反儿童类犯罪组的原因？”我问。

“是我成立这个小组的原因。”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是我创造的。它花了我15年时间，我终于做到了。反儿童类犯罪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时我在甜甜圈商店里看着我妻子，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没有人能够忍受孩子丢失，谁也不能，无论你我，甚至是海伦妮·麦克里迪那样的失败者。”

“海伦妮是失败者？”安琪问。

他扬起了一边的眉毛：“知道她为什么去那个叫多蒂的朋友家吗，而不是别处？”

我们摇了摇头。

“她家电视的显像管坏了，一会儿有颜色一会儿没有，海伦妮不喜欢这样。所以她丢下孩子去了隔壁。”

“为了看电视？”

他点头道：“对。”

“哇！”安琪感叹道。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了整整一分钟，然后拽了下裤子，说：“我的两个最优秀的同伴，普尔和布鲁萨德会联系你们，他们会成为你们的联络人。如果你们能帮上忙，我不打算妨碍你们。”他又一次用双手蹭了蹭自己的脸，摇头道，“我累了。”

“你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安琪问。

“不算打盹儿，”他低声笑道，“至少几天前了。”

“应该有人替换你，你好放松一下。”安琪说。

“我不想放松，”他说，“我想找到那个孩子，我想要她完整地回来。我希望她还是从前的样子。” utwM8kn0ebv7/hYcGGMs+RwKDEBlmnF9QW0kpEmuE98axKYzQHkPRi7TXQ3C66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