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孙少华

“颂”体源自先秦，但两汉多言“赋颂”，其意多偏在“赋”上，即以“赋”具有“颂”之功能，并遮蔽了“颂”的文体存在。范晔《后汉书》记东汉文人之作，又将“颂”与“赋”“赞”等并列，显然在南朝人的文体意识中，已经将“颂”与“赋”剖离，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了。但“颂”与“赞”如何可以并称，还是需要我们予以适当辨析的。

秦汉人所称“赋颂”，重在谈“文之用”。南朝人单列“赋颂赞铭”之类的时候，重在谈“文之体”。但后来“颂赞”合称，又将“用”与“体”融合起来去理解。今所言“颂”与“赞”，即在文体功能、文体性质上多有重合。《文心雕龙·颂赞》即持此观念，将二者合而观之，此为本论题展开之依据。《诗》有“三颂”，今所见“颂”的最早定义，出自《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赞”的本义则是指古礼中司仪者引导、协助双方相见的介绍之词，后来方成为文体名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两种文体均起自先秦，传承有自，至南北朝始蔚为大观，具备了更为全面、综合、复杂的意义。这是志勇兄《唐前颂赞文体研究》的价值所在。

刘勰是系统考镜“颂”“赞”两种文体源流、功能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颂、赞同源、以颂为主”的观点，实为确论。但不可否认，刘勰也存在着不够全面的认识，如因时代局限，他对“颂”“赞”的源与流辨析较为清楚，但对二者在南朝最新的发展动向则无法做出系统的总结。有鉴于此，志勇兄提出了“正体”“别体”之说，将符合《文心雕龙·颂赞》批评体系的作品称为颂、赞文学之“正体”，将后世发生新变的颂、赞文学作品称为颂、赞文学之“别体”。这种做法，不但总括并包，而且能昭示正变之义，适足发明且补阙矣。

“文体”研究，目前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视角和对象。但“文体”研究也存在一个障碍：如何将当时文人本人真正的“文体”认识与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既能正确揭示此“文体”之性质、功能，又能正确分析“作者”本人的文体观、文学观，从而准确反映所研究“文体”的意义和价值，是需要研究者下大功夫细读文本、揣摩作者匠心方能做到的事情。“颂赞”之研究，也不例外。在揭示二者“源流”基础上，如何准确定位二者在不同时代的正确意义，也是需要研究者做出一番细致的工作的。这不仅需要研究者有精细的个案研究的支撑，也要有宏观、融通的研究视野和知识结构。

志勇兄在跟随詹福瑞先生攻读博士阶段，即以有唐一代颂赞文体作为研究对象，积学三年，于唐诗景观之外独辟天地，其《唐代颂赞文体研究》文义卓然，可谓精深。然不前瞻以溯厥源流，则不足以广视正听。正所谓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故志勇兄博士后在站期间，又在刘跃进先生的指导下深挖博取，亹亹以求，如此又三年，终于完成对唐前颂赞文体的研究专著。此书付梓，则前后衔接，打通关窍，卒致融汇贯通之境，无疑是对颂赞文体研究的推进，也是古代文体研究的新成果。

该书为黾勉勤力之作，创获良多。首先是辨析了颂、赞文体各自的起源、内涵，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功能演变；其次，梳理颂、赞在西周至南北朝时期文体形式和内容的发展与流变；再次开辟专章，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相关的颂、赞。这都是相当有价值的探索。此书围绕颂、赞两种文体的源流、演进、前代名家的颂赞观等展开论述，且辟专章探讨宗教题材颂赞与文学生态环境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将“颂”“赞”置于文学发展史的动态轨迹上，把文体特征的转换也纳入考察视野。作者研精覃思，具有相当明确的问题意识。之思之问，发微启弊，为建构文体学研究的鳞鳞大厦增砖添瓦，志勇兄此书可谓贡献不菲。

当然，如果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这个历时的角度看，宏观比较揭示出“颂赞”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功能、意义，进而揭示出“颂赞”二体在南朝被刘勰等人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总结“颂赞”二体的理论意义，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志勇兄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相信他对此还会有更精深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与志勇兄认识十几年，他是一个心直口快、性格耿直的人，不善言辞，胸无城府，但专心治学，很少参与世俗的是是非非，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或者正因如此，志勇兄才能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一直勤奋读书，成果斐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邵子有云：“心静始能知白日，眼明放会看青天。”读书需要心静，需要摒弃世俗的名利之争，最忌心乱，更不可将读书作为投机钻营的敲门砖。唯有如此，读书人才能做出更大、更好的学问，也才能不被世俗的烦恼所困扰。这是当下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刘跃进先生曾说：“学会整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本书在围绕着唐前颂赞的文体领域，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攻坚，在更为细致的个案研究方面，还有更多讨论空间。明儒吴与弼曾有言：“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于是乎定，气于是乎清。”人生即学问，世事亦文章。盛时努力，岁暮有因。愿志勇兄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进德修业，晖光日新！

2024年7月，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