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金善

颂和赞是两种源远流长、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文体形式。志勇在博士阶段专攻唐代颂赞文，近年来继续向唐前掘进，沿波讨源，上下贯通，创获颇丰，在他的《唐前颂赞文体研究》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之际，欣然命笔，谈几点感想。

志勇这本新著，始终贯穿着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颂、赞两种文体的起源，两者的关系，前代名家不同的颂赞观等，作者不断发问、追寻、求证、比较，力求一一得出自己的认识和回答，这一点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如围绕《文心雕龙·颂赞》篇有关“颂”的论述提出的一系列疑问：刘勰的观点是不是对《毛诗序》的直接继承？《毛诗序》以前有没有关于颂的论说？“颂之名始于商”的意见是否合理？刘勰认为屈原的《橘颂》用相似的事物来寄托情意，把“颂”的内容推广到咏物，那么，《橘颂》是不是最早的咏物颂？后世咏物颂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秦政刻文，爰颂其德”，将周秦时代的石鼓文、刻石文归入“颂”体，是否合理？“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讨论了颂体“述形容”的一面，那么，后代的哪些颂可以归为“述形容”一类？对于颂体文“不入华侈之区”的写作要求，应该如何理解？后世颂文写作是否符合“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刘勰认为赞是“颂家之细条”是否合理？或者刘勰之后，颂、赞是否趋合为一？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系列追问，在全书中是贯彻始终的，反映出作者对研究对象持久深入的专注沉潜和缜密思考。

从全书的结构内容来看，作者主要从三方面对从上古到南北朝时期颂、赞这两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和流变历程与轨迹等进行整体观照，并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翔实考证。首先是辨析颂、赞文体起源阶段的内涵与功能演变情况；其次，梳理颂、赞文体从西周至南北朝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流变；其三是开辟专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颂、赞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观照。以上三方面，不仅包涵了作者的许多深刻独到的思考，也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全局观。此外，全书的结构层次之清晰分明，学术语言之准确洗练，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全书文风简洁明快，不蔓不枝，逻辑层次十分清晰。在这方面，河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是有光辉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文风、学风，从顾随先生、詹锳先生到詹福瑞先生，都为我们树立了极高的榜样，志勇此书秉承宗风，深得前辈仪范。

善于从具体而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观察、把握文体流变，注重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变迁对文体的影响，是志勇这部新著的另一显著特点。他在书中引用了孙少华的一段论述：“在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某类‘文体’之时，除了关注其最后被文学史认定的‘文体’身份，还要关注该‘文体’在孕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的联系、区别或接轨、交融的过程，并与该文体所在时代的思想变化、政治变动与经济条件带来的影响联系起来。”本书在这方面无疑是很突出的。比如结合魏晋时期的政治格局及文人心态，论四言颂何以成为颂体文学的主流，提出“儒家政治理论的实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遭遇的尴尬状态，也必然给部分知识分子带来重建统治秩序的忧患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反映到文学创作方面，一个重要的举措则是拟古创作大量的四言诗，通过绍继风雅传统来彰显复兴儒家文学理想的决心和信念”；“在‘党锢之祸’前后士人之所以创作大量的四言颂，并使这一形式一跃而成为颂体的主流形式，原因就在于他们要用这种源自‘诗经三颂’的‘雅正’句式来‘正本清源’，借此极力提振儒学所崇尚的‘雅正’精神”。此外，关于出身寒门素族的曹丕及梁元帝萧绎通过标榜文学来提升自身地位，借文学活动对抗世家大族的文化话语权优势等观点，都体现出深刻的思考和相当独到的眼光。

以上提到的几点之外，关于先秦颂体文可能经历的“先诵后歌、载乐载舞的自然过程”，“诗经三颂”后颂体文在题材内容和形式上的新变，梵文佛经翻译对颂赞文体功能和形式的影响，颂赞文体界限的趋向模糊等问题，书中还有许多精彩深刻的论述，此不复赘举，读者诸君在阅读中自可发现和体会。

谨为序。

202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