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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使用骑士是专业棋手的特点。

十月八日，星期二

当你仔细检视某个勇敢的年轻小伙子的眼睛时，你会看到里面有个惊恐的小人正焦虑地往外看去。有时候我可以在瓦坎的眼睛里看到他，而其他时候我则不太确定。他的举止就像在为荷尔蒙药片做广告；他的肌肉在轻质羊毛西装里显出轮廓。他穿着丝质袜子，皮鞋则是在杰明街一家店里用鞋楦定制的。瓦坎就是欧洲男人的新品种：他说话像美国人，吃饭像德国人，穿衣像意大利人，报税则像法国人。

他讲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习语时都十分娴熟自然，就算咒骂时也保持着冷静、掐着点，并且不带一点苦恼或愤怒的情绪。他的那辆凯迪拉克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黑色车身、真皮座椅、木质方向盘。看地图用的小灯、高保真音箱，空调与无线电话在这里不太显眼，但也不至于发现不了。车里没有羊毛织的老虎或是塑料骷髅，也没有三角旗或者豹纹坐垫。你可以随意拿刀把约翰尼·瓦坎的表面一层层削掉；不管削得有多深，他的金玉之下仍是金玉。

希尔顿酒店的服务员跟我打了个招呼，问道：“用我把您的街头巡洋舰停到停车场吗？”服务员说的是英文，虽然“街头巡洋舰”对美国车而言有点贬低之意，但约翰尼喜欢听。他把车钥匙扔给服务员，用手指点了点。约翰尼走在我前面，他鞋上的饰钉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有规律的响声。隐隐透过罩子的灯光打在被精心涂过保护油的橡胶榕上，也照在报刊亭里服务员小姐的那沓小费上。报刊亭里卖着昨天的《每日邮报》和《花花公子》，还有带柏林墙彩照的明信片，你可以把它们寄给朋友，并在明信片上写道真希望你们也在这儿。我跟着瓦坎走进酒吧，酒吧里暗得连价目表都看不清，钢琴师在黑白键间来回摸索，就像有人把键位都搞乱了一样。

“能过来很高兴吧？”瓦坎说。

我不确定。瓦坎和这座城市一样都今非昔比。他和这座城都身处于永恒的紧急状态中，并且找到了和这种状态共处的方式。

“非常不错。”我说。

约翰尼闻了闻他的波旁威士忌，像喝药一样把酒灌了下去。“但你想的是现在肯定一切都不一样了。你想着现在已经和平了，是吧？”

“对我来说太他妈的和平了，”我说，“太他妈像《阳台上的游牧客》和‘这些来自地狱的鼓声啊，卡拉瑟斯’ 了。有太多士兵是婆罗门了。”

“而且有太多士兵是贱民了。”

“我有一次在加尔各答的灯塔电影院，”我说，“当时正在放映《四片羽毛》。电影演到守备部队撑不下去的时候，地平线上出现了几十个戴尖角帽的人，用风笛吹着《横跨海洋去斯凯岛》。几个拿着李·恩菲尔德短步枪的人一叫‘老天爷啊’，一些年轻的印度大人就带着蒲葵扇出现了。”

“他们把部落的人打跑了。”瓦坎说。

“是的，”我回答道，“但电影院里的印度人看到的时候还喝彩呢。”

“你觉得我们在给我们的盟军主子喝彩？”

“这得你来告诉我。”我说完转过身看了看，听听周围说英语的人在讲什么，顺口喝着我的雪莉酒。这杯酒在这面墙之外的任何地方，价格都要贵上一倍。

“你们英国人，”瓦坎说，“都住在冰冷的大西洋中心，周围全是鲱鱼。我们怎么说你才能懂呢？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那之前你们英国人在战争期间死于交通事故的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而我们德国人光在东线就损失了六百五十万战力。在被占领的国家里，只有德国没有产生反抗组织，因为根本没剩下什么人；而一九四五年时，在你现在站的这里，还有十三岁的小孩正在拿着巴祖卡火箭筒瞄着选帝侯大街，等着约瑟夫·斯大林的坦克清扫完格鲁内瓦尔德之后开过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互道兄弟、通力合作。我们给你们的大兵敬礼，把房子交给你们的士官、老婆给你们的军官。我们赤手空拳清理废墟；当空空的卡车从你们的官方妓院开回来、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毫不计较。”

瓦坎又点了两杯酒。一位浓妆艳抹、穿着锻金色裙子的小姐正试图吸引他的注意，但当她发现我在看她时，她从细链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重新修了修自己的眉毛。

瓦坎转过来对着我时，把波旁酒洒在了自己手背上。

“我们德国人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他说道，舔了舔手上的威士忌，“身为战败国，我们永远都只能自降为顾客——要靠英美工厂的补给过活——但我们没理解这一点。我们开始建自己的工厂，而且因为我们很专业，所以做得很成功。我们德国人，就是喜欢把一切做得妥当——战败也要败得体面。我们开始发展，但你们英国和美国人就不愿意了。你们能保持自己舒适的优越感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得让我们德国人当马屁精、软蛋、机器人、受虐狂、忠实盟友，或者——因为我们做得好而被当作讨厌的靶子。”

“你说的我都不好受了。”我说。

“喝吧。”瓦坎说着一口喝光刚点的酒，“我不应该对着你喊叫。就算你基本上什么都不懂，你也比大部分人都懂得多。”

“你太好心了。”我说。

将近晚上十点时，一个我在盖伦组织见过的浅色眼睛男孩来了，他对着酒保挥了挥袖口，点了一杯必发达马提尼。他一边小口喝着，一边慢慢转身扫视着房间。他一眼瞥见了我们，自己大口喝完了杯中的酒。

“国王，”他低声说，“有个惊喜。”

这就像在甜味马提尼里看到一枚樱桃一样；有了就是大惊喜，没有你就会大发雷霆。

“我是赫尔穆特。”浅色眼睛男孩说。

“我是埃德蒙·多尔夫。”我说——如果他演我也奉陪。

“你们想要单独聊吗？”瓦坎问。

“不用。”赫尔穆特礼貌地说，递上来他的英国香烟，“我们上一个雇员，哎，赶上车祸了。”

瓦坎掏出一个金质打火机。

“人没了？”瓦坎问。

赫尔穆特点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瓦坎问。

“下周，”赫尔穆特说，“我们下周把他带到角落那边。”我注意到瓦坎点烟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赫尔穆特也察觉到了，他笑了笑，对我说道：“这周六往后数两个星期，俄国人就会把你的人带进城。”

“我的人？”我问道。

“科学院生物部门的那个科学家；他可能会住在阿德隆。这难道不是你想让我们转移的人吗？”

“我不作评论。”我说。他这么说真的很烦人，而且他还说个没完了。他咧嘴对我笑了一下，然后把马提尼顺着自己的牙缝灌了进去。

“我们现在正在安排管道，”他补充说，“如果你能从你那边把文件给我们，那就帮大忙了。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他递给我一沓叠好的纸，甩了几下他的袖子，让我能看到亮出来的袖链，然后将马提尼喝完便离开了。

瓦坎和我看向那株橡胶榕。

“盖伦组织的青年才俊，”瓦坎说，“都和他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