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能越过敌方控制的方格。
骑士总是停在和起始位置颜色相反的方格。
十月八日,星期二
查理检查站十分忙碌。那里的每个瞬间都被照片的闪光灯切分,永不停息。记者脚下的人行道闪着水与清洁剂的反光。一辆美军救护车从哈勒门方向呼啸而下直奔急救室,并做好了掉头开往停尸房的准备。
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踩住自己大众汽车的油门,开始在脑子里构思明天的头条。柏林一位年轻人在翻墙时被杀或者人民警察击毙翻墙者或者墙边人行道的血腥杀人事件——或者他根本不会死呢。
我向警卫室挥了挥保险证件,慢慢开了过去。这里离哈勒门并不远——那个街区尽是皮条客和妓院——这是我接下来需要去的地方。
昏暗的门廊通向后面陡峭的石阶。走廊中挂着十二个灰色金属邮箱,其中一个写着德国东部战俘康复部门。信箱里面没有信件,我怀疑这里也从来没收到过。我走上台阶,按了下小小的门铃。我有种预感,即使我没有按,房门也会自己打开。
“怎么了?”一个穿着深灰法兰绒西装的年轻人平静地问道。我用了伦敦那边给我的问候语。
“请这边来。”年轻人说。第一个房间很像牙科诊所的等候室,里面除了不少杂志和椅子之外几乎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几乎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他放我进去之前让我在这里待了一会儿,而当我被领进门之后,面前又是另一道门——一扇铁门。第二扇门上着锁,我则站在这个小“橱柜”里,头顶上亮着刺眼的灯光。一阵轻柔的嗡嗡声后,铁门被打开了。
“欢迎来到指挥台 。”平静的年轻人说。
房间很大,里面照明用的蓝色霓虹灯发出隐隐的电流声。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墙上挂着几幅下拉式地图。两张长金属桌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电话、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台功能强大的无线电接收机。四个年轻人在一张桌子前坐成一排,他们和给我开门的人一样:年轻、皮肤苍白、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白衬衫。他们或许代表着繁荣的新德国,但他们同时也是某种旧时代遗存的代言人。这是盖伦组织 的一个隔间。人们从这里被偷偷带进东德,或者被偷偷带走。他们在东德人的嘴里是纳粹,而在西德首都波恩那里则根本不会被提及。
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拜访者,但我也算盖伦组织的一部分收入来源。他们给了我杯咖啡。
其中一个复制粘贴出来的人戴上一副金属框眼镜,说道:“你需要我们帮忙吧。”这句话暗含着一层侮辱。我呷了口雀巢咖啡。
“不管你需要什么,答案是一样的,没错,我们可以做到。”戴眼镜的人说着递给我一小罐奶油。“你需要先做什么?”
“我想要决定是先包围多佛海峡还是先攻下斯大林格勒。”
眼镜仔和另外两个人笑了,可能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笑。
我给他们递上几根高卢牌香烟,谈起了正事。
“我要转移些东西。”我说。
“很好。”眼镜仔说着拿出一台小磁带录音机。
“委托物的属地?”
“我会尽量为你们的计划提供方便。”
“太好了。”他拨了一下话筒的开关。“属地无。”他说。
“目的地?”
“海峡港口。”
“哪个?”
“哪个都行。”我说。他又点了点头,对着录音机重复了我的回答。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大小?”
“一个人。”我说。他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马上又问:“自愿还是非自愿?”
“我还不确定。”
“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有意识就是自愿,无意识就是非自愿。”
“那我们希望是有意识。”眼镜仔在转录到录音机之前插嘴道。
电话响了。眼镜仔快速地对着话筒下达了一系列命令,然后两个小伙子便穿上深色雨衣,匆匆准备出门。
“墙那里有人开枪。”眼镜仔对我说。
“真的吗?”
“就在查理检查站。”眼镜仔说。
“打的是你们的人?”
“只是一个负责运输的。”眼镜仔说。他重新听着电话。打电话的人负责原地等待,如果三十分钟没人打给他,他就要回电。眼镜仔把电话挂了。
“只有我们能在柏林干点儿事。”眼镜仔说。另一个头顶金发、戴着图章戒指的人应和道,“没错。”他们两人互相点了点头。
“自从希特勒以后就这样了?”我这句差点儿说出口,但我还是就着第二杯热咖啡把这句话咽了下去。眼镜仔拿出一张街道地图,然后在上面覆了一张塑料膜。他开始在城市的东部来回用笔画圈。
“这些地方是我们倾向的逃脱地。”他说。
“距离占领区的边境不是很近,但在苏控区的一英里范围内。在这块地界,形势升级的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带着危险货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选择把货物先存在吕贝克到莱比锡之间的某个地方。”眼镜仔的美国口音很自然,但他清楚的莱茵河德语口音还是会不时跑出来。
“我们至少需要提前四十八小时进行转移准备,”眼镜仔说,“但之后即便需要的时间更长,我们也会全权负责。有问题吗?”
“有,”我说,“如果我人在东德,但想要联系你们,要走什么程序?”
“你要打一个德累斯顿的电话号,他们会给你一个柏林的号。号码每周都换,德累斯顿的号有时候也会换。你要联系的话先问问我们。”
“好,但竟然还有人有能跨东西柏林通话的线?”
“官方有一条,连着卡尔沙斯特的苏联指挥部和西柏林体育场这里的盟军指挥部。”
“那非官方的呢?”
“总得有线路吧。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天然气部门都有和城市另一边机构交流的线路。因为有可能发生紧急状况。但官方并不承认这些。”
“你从来不用这些线路?”
“很少用。”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他拨了下桌上的一个开关。我听见了那个平静的年轻人的声音。“喂,晚上好,”然后另一个声音说道,“我就是之前德累斯顿来的人。”眼镜仔拨了另一个开关,电视屏幕闪出了蓝光。我能看见一个矮小男人走进等候室,又进了那个灯光耀眼的橱柜。眼镜仔为了不让我看见,把电视挪到了另一边。
“为了安全起见。”他说,“如果我们让你就这么介入另一项行动,你就不会对我们有信心了,不是吗?”
“你说得一点没错。”
“所以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这样。”眼镜仔说着,“啪”的一声把一个本子合上了。
“好的。”我说。我是有眼力见儿的。
他说道:“你来当瓦坎这次行动的行动专员 。他的代号是‘国王(Ki n g)’,你的代号是……”他看了看桌上的文件,“卡达沃(Kadaver) 。”
“尸体,”我说道,“怪可爱的。”
眼镜仔笑了。
我在回到春天酒店之后想着“国王”瓦坎。我很惊讶他现在是柏林最好的棋手之一,但他的办事风格总是出其不意。我想了想我的代号——卡达沃——又想了想“狂热般的服从(Kadavergehorsam)”,在这种纪律下,尸体都能跳起来敬礼。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帝雀斯威士忌,凝望着惹眼、闪耀的街灯。我开始感受到城里的气氛了:墙两边都有灯火通明的宽阔大街,它们被墨黑色湖水般的黑暗区隔开。可能在世界上,只有身处这座城市时,你才会觉得自己在黑暗之中会更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