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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若是被兵限制住了行动，便全无功用可言。

十月七日，星期一

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开车并不是去检查站最快的路线，但为了避免迷路，我必须走主干道。看见高速路的“S”标识后，我把车速提到了法律允许的六十公里。当我途经在柔和而明亮的月光下显得黑暗而阴森的俾斯麦官邸时，一个红圈从侧面超到了我的前方：是警车的信号灯。我停下车，一辆人民警察运兵车停在路边。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把信号棒插在靴筒上，慢慢朝我走了过来，对我敬了个礼。

“您的证件。”

我给了他多尔夫的护照，心里则盼着这张护照是我们部门花工夫找外交部做的合格证件，也希望着我们部门终于对战争部过去稀里糊涂的印刷手艺不满了。

一辆斯柯达汽车从旁边飞驰而过，却没有被拦。我开始觉得我被针对了。在陶努斯牌汽车后方，另一个人民警察用手电照着美国军队的车牌，并用光扫查着后座和地板。我的护照被“啪”一下合上了，警察顺着窗户递护照时还给我鞠了个躬，敬了个礼。“感谢，先生。”年轻的那位说。

“我能走了吗？”我问。

“注意一下您的车灯就好，先生。”

“我开了。”

“在东德必须开大灯，这是法律规定。”

“原来如此。”我打开了车大灯。运兵车在光线的边缘亮了起来。只是一个交警在例行公事。

“晚安，先生。”我看见敞篷大车上有十几个警察，其中有人动了一下。现在约翰尼·瓦坎也已经超过我了。我左转开上弗雷德里希大街，试着能不能赶上他。

我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上向南开时，约翰尼·瓦坎的瓦尔特堡汽车离我差不多有五十码。当我开到涂着红条纹的路障时，哨兵则正把护照交还给他，然后抬起停车杆。美国人的防区只有几英尺远了。哨兵先让瓦坎的汽车过去，把停车杆放下去，然后朝我走了过来。他拽着肩上的自动步枪，枪口与头盔发出碰撞的声音。我手上已备好护照。路障后用来当检查站的矮板房涂着一大片猩红色。房前两个哨兵和瓦坎聊了一会儿，然后一起笑了起来。在安静的晚上，他们的笑声显得格外嘈杂。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边防警察走下楼梯，跑过我的车。

“里面有人找你。”他操着尖锐的萨克森口音对哨兵说，“有电话。”他转向我，说了句英语，“不会让您待久的，先生。耽误您了，不好意思。”但他还是替哨兵拿好了那把自动步枪。

我给自己和警察各点了一根高卢牌香烟，我们抽着烟，盯着这块分隔我们与墙内西柏林孤岛的几百英尺地界。我们各怀心事，也或者在想相同的事。

不到两分钟，边防警察就回来了。他请我下车，不要动车钥匙。他带了三名士兵，都拿着自动步枪，但没有一把挂在肩上。我下了车。

他们带我在莱比锡大街往西走了一会儿。在那里，不管谁爬上多高的梯子都看不见我们。那里停了一辆绿色的小面包车，门上的小标志写着交通警察。车的引擎还在发动。我坐在两个德国士兵中间，其中一位递给我一根抽起来味道很奇怪的烟，我借着高卢那根的火点了烟。没人搜我身，给我戴手铐，或者给我官方的通知。他们只是要求我一起走，没人强迫我。我是自愿过去的。

我透过后视镜看着经过的街道。等车开到亚历山大广场，我已经完全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再过几栋楼就是凯博尔街：警察总署。

在总署中心铺着小石子的院子里，我听见六个人齐步行进的声音。行进指令发出后，靴子声响的节奏却各不相同。我被关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离大门有三十九步路，大门玻璃间里全副武装的警卫必须按一个小按钮才能打开门。我屁股下面有些年头的木椅子抵着乳白色的墙；座位上还放着两份被翻旧的《德意志报》。我右边大窗户上坚硬的窗棂把视线分割成了几个小方块，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中年女性，她的头发向后紧紧扎成了一个小球。她在桌上每动一下就会把一大串钥匙弄得哗哗作响。我知道肯定有能逃脱的法子。那些在深夜电视节目里的年轻小伙子可不会认为这是什么难事。

这位一头银发的女士抬头看了看我。“你带了什么刀或者武器吗？”她的眼睛明显在厚厚的圆形镜片后面闪了一下。

“没有。”我说。

她点了点头，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

“我不能回去晚了。”我说。在这时说这句话并不会听起来很可笑。

银发女士把每个抽屉都锁上，离开了房间，并小心地把门完全打开，以防我走过去乱翻文件柜。我坐了五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现在整个情况都奇怪地简单，真的就像在市政局换驾照一样。银发女士回来时手上拿着我的护照。她把护照还给了我，虽然没有对我笑，但看起来还是很友好的。

“过来。”她说。

我跟着她顺着漫长的乳白色走廊往下走，来到楼里特别靠西侧的一间屋子。房间的装潢也很像市政厅。她轻轻敲了敲大门，没等里面答应就提了我的名字，让我进去。房间很黑，从院子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只够看清桌子的位置。桌子后面能看见突兀的红光，像是一个红外线闪光灯泡。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亮度之后，我看见房间另一头散发出银色的光芒。

“多尔夫。”斯托克低沉的声音像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一样。桌子那边发出“咔嗒”的响声，暖黄的钨丝灯亮了起来。斯托克坐在桌后，人几乎被厚厚的烟气蒙住。屋子的东德家具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我后面的桌子上有一架德国和来牌的简易键钮手风琴、几沓报纸，以及一张棋盘，上面有些棋子已经倒下了。墙旁边放着一张折叠床和两张行军毯，床头摆着一双高跟皮靴。门旁则是一个小水池和一个可能用来装衣服的柜子。

“我亲爱的多尔夫，”斯托克说，“我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

烟雾中看出，他穿着一件到脚踝的黑色皮革大衣。

“除非你把我吓个半死，否则就没有。”我说。

“哈哈哈。”斯托克笑着，从嘴里吐出一大团烟雾，如同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 4-6-2 型火车开动了一般。

“我想过联系你的，”他用嘴叼着雪茄说道，“越过瓦坎。”

“下一次，”我说，“写信就行。”

又有人敲门了。斯托克像一只受伤的乌鸦一样穿过房间。那位银发女士端来两杯柠檬茶。

“恐怕今天没有牛奶了。”斯托克边说边把大衣脱下来系在腰上。

“所以就有了俄式茶。”

斯托克又敷衍地笑了笑。我把那杯滚烫的茶喝了，感觉好了一些，效果就像用手指抠自己的手掌带来的舒缓感。

“怎么了？”我问。

斯托克等着银发女士关门离开，说道，“我们就别吵了，行吗？”

“你是说咱们俩，还是你代表的是苏联？”

“我是认真的。”斯托克说，“如果我们合作，我们能比互相使绊子的时候做得好太多。”斯托克停了停，对我笑的时候带着一种有表演痕迹的魅力。

“这个科学家塞米察对苏联并不重要——我们有的是更年轻、更好的人才。而你如果能把他带到伦敦，你们的人都会觉得你很能干。”斯托克对着世界政治的愚蠢耸了耸肩。

“货物售出，概不负责？”我问。

“一点不假。”斯托克娴熟地用了个词语，“买主自负其责。”斯托克把烟嘴上的烟转到另一边，又说了几遍“买主自负其责”。我只是喝着柠檬茶，一句话也没说。斯托克踱到了墙边桌的棋盘前，身上的皮大衣像帆船一样吱吱作响。

“你下象棋吗，英国人？”

“我喜欢作弊概率大的游戏。”

“我和你一样，”斯托克说，“脑子有创意的人适应不了循规蹈矩。”

“比如说共产主义吗？”我问。

斯托克拿起一枚骑士。“但象棋的走法就是你们资本主义世界的走法。世界里尽是教主、城堡、国王和骑士。”

“别看我，”我说，“我只是一个区区小卒。我站在最前面。”斯托克咧嘴一笑，低头看着棋盘。

“我是下棋高手，”斯托克说，“你的朋友瓦坎是柏林少有的几个能一直打败我的人。”

“那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逻辑的一部分。”

“走法，”斯托克说，“已经变了。骑士现在是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皇后已经……没什么用了。皇后没用是可以说的吗？”

“在墙的这边你想说什么都行。”

斯托克点了点头。“这些骑士——将军——运作着你们的西方世界。陆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的沃克将军可是对他的士兵说了，美国总统是个共产主义分子。”

“你不同意吗？”我问。

“你就是个傻子。”斯托克学着鲍里斯·戈都诺夫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是想告诉你，这群人……”他在我面前挥着这枚骑士，“……只管他们自己的死活。”

“你这是嫉妒了？”我认真地问他。

“可能是吧，”斯托克说，“可能这就是原因所在。”他把骑士放回棋盘，紧了紧系在腰上的大衣。

“所以你要以个人名义把塞米察卖给我？”我说，“原谅我的资产阶级思维。”

“人只活一次。”斯托克说。

“那我能成全你这一次。”

斯托克往茶杯里添了四勺粗砂糖，搅拌时就像要往核反应堆里多添一根反应棒一样。“我想要的就是后半生安静祥和——我不需要腰缠万贯，有钱买点烟草和小时候吃的粗茶淡饭就够了。我当上校条件非常不错，但我也很现实——我不能干一辈子。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年轻人看我的位子时眼里都是妒忌。”他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妒忌。”他重复道。

“你的位子举足轻重。”我说。

“但这种工作的问题就是会有人想争抢你的位子。我的一些手下都拿着不错的大学文凭，他们和原来的我一样头脑敏捷；而且他们和我过去一样有精力没日没夜地干活儿。”他耸了耸肩，“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来你们的世界安度余生。”

他站起来打开一扇木质百叶窗。院子里传来柴油发动机的轰鸣与士兵登车时靴子与后挡板的碰撞声。斯托克把手插进大衣兜，甩了甩衣服侧边。

我问道：“那你的太太和你的家人怎么办？你能说服他们吗？”

斯托克还俯视着下面的院子。“我的妻子一九四一年死于德国人的空袭，家里唯一的儿子已经三年半没给我写信了。多尔夫先生，换位思考一下，你会怎么做？”

我等着卡车的轰鸣声顺着凯博尔街慢慢淡去。

我说道：“斯托克，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先停止和资深骗子说谎。你真的觉得我来之前没有查你的底细吗？我最新来的助手所受过的训练比你想象中的我受的训练还要好。从你家西屋牌冰箱的容量到你情妇用什么型号的避孕套，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斯托克端起茶，开始用勺底压里面的柠檬片：“你还挺训练有素的。”

“刻苦训练，轻松战斗。”我说。

“你引用的是苏沃洛夫元帅的话。”他走到棋盘前，凝视着它。“在俄国也有句俗语：‘聪明的谎言比愚蠢的真相好’。”他说着，对我晃了晃勺子。

“你笨拙的杀妻手法可没什么聪明之处。”

“你说得没错，”斯托克愉快地说道，“你得把我当朋友，英国人。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他把茶放在桌上。

“我从来不需要敌人。”我说。

斯托克笑了。和他争辩就像和一个体重秤吵架一样。

“说真的，英国人，我是不想去西边的，但是交易塞米察是真的。”他吮了吮勺子。

“为了钱吗？”我问。

“没错。”斯托克回答道。他用厚厚的左掌拍了拍勺底。

“钱得到位。”他像关金库一样合上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