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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棋手交换或牺牲一个棋子时，他脑子里肯定想好了下一步怎样让他最终占得上风。

十月七日，星期一

内衣与啤酒，威士忌与精纺毛线，各色霓虹灯被雕琢成动听的词语，铺满了选帝侯大街的街墙。这是上演西方盛世之剧的圆形剧场：在伟大、暴食、叫嚷、嬉笑的剧场四周，包围着肥胖的女士和侏儒、提线的傀儡、吞火杂技师、大力士与逃脱术表演者。“今天换我入伙了，”我想着，“现在他们多了一个魔术师。”我脚下的柏林在大片的光亮与大块的黑暗中，瓦砾与绿草曾在这里为控制世界的权力而和缓地斗争。

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瓦坎的声音很平静，不慌不忙。

“你知道华沙饭店吗？”

“斯大林大街。”我说道。那里是著名的情报交易所。

“现在他们管那儿叫卡尔·马克思大街了，”瓦坎讽刺道，“把你的车开到阿利对面的停车场，车头朝西。别出来，晃一下车灯。我九点二十就准备出发。行吗？”

“行。”我说。

我沿着运河从希尔顿酒店驶向哈雷门地铁站，再向北转开上弗雷德里希大街。北边检查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我向一个美国士兵挥了挥我的护照，再给西柏林警察看了看保险卡，然后便挂着一挡驶过茨玛大街的铁轨，在颠簸中进入一个不把“共产党人”当脏话的世界。

今晚很暖和，几十个要过检查的人坐在检查站棚子蓝色的霓虹灯下。好几摞小册子和传单整齐地叠放在桌上，上面写着诸如东德科学为和平服务、艺术为人民而生、东德的历史任务与德国之未来的标题。

“多尔夫先生。”一位年轻的边境警察拿着我的护照反复看着，“你带了多少现金？”

我把一些西德马克和英镑摊在桌上。他数了数，然后批准了我的文件。

“相机还是收音机？”

走廊的另一边，一个皮夹克上写着罗德西亚的男孩喊道：“我们还得在这里等多久？”

我听见一个边防士兵对他说：“得轮到您才行，先生——我们没主动让您来，对吧。”

“就是车里的收音机。”我说。

边防士兵点了点头。

他说：“我们不许带的只有东德货币。”他把护照还给我，笑了笑，敬了个礼。我顺着长长的棚子往下走。罗德西亚男孩嘴上说着“我懂我有什么权利”，手敲着柜台，但其他人都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我走到停车港，开着车绕过混凝土路障。一个东德人民警察扫了一眼我的护照，另一个士兵则把红白条的栏杆升了起来。车驶入东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周围人群拥挤。人们有下班回家的，去上班的，或者只是在这里闲逛等着有好事发生的。我在菩提树下大街向右转——那里的菩提树是最先受纳粹政权所害的；俾斯麦的官邸已经是纪念楼对面一堆生锈的废墟，纪念楼外两个身着绿色制服、戴白手套的哨兵迈着正步，好像俾斯麦要回来了一样。我绕过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白色平地，在亚历山大广场的百货公司楼那里掉转车头，开上了通向卡尔·马克思大街的路。

我认出了停车场并开了进去。卡尔·马克思大街和那时的斯大林大街没有区别，工人公寓绵延数英里，国有商店是一幢七层的俄式建筑，旁边是三十英尺宽的人行横道、大块绿地，还有像M1 高速公路一样的自行车道。

街对面露天餐馆的灯在树下闪烁，条纹阳伞间有几个人在跳舞，还有一个小型乐队用不少打击乐器演奏着《陪我的宝贝回家》。灯光闪出华沙两个字，我看到灯下的瓦坎站了起来。他耐心地等到信号灯允许通行，然后朝着停车场走了过来。约翰尼可真够小心的——现在可不是为乱穿马路而吃罚单的好时候。他坐上一辆瓦尔特堡牌轿车，向东沿着大街开了下去，我则以一到两个车的距离在后面跟着他。

约翰尼把车停在了克珀尼克的一幢花岗石大房子前。我从他的车旁边擦过，把自己的车停在了街角一盏煤气灯下。房子不怎么好看，却有一种舒适和自满的氛围，这种感觉是中产阶级房主混着去赴晚宴的回声、雪茄的烟气一起注进房子的骨架的。房子后面带了一个大花园。因为地处米格尔湖的森林与水域附近，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

门上只有一个名牌，牌子是一块简洁干净的黑色塑料，上面用精巧的哥特字体刻着埃伯哈德·莱博维茨教授。约翰尼按了按门铃，一个女佣领我们进了门厅。

“斯托克先生呢？”约翰尼问。

他把他的名片递给女佣，她则踮着脚进了里屋。

昏暗的门厅里耸立着一个巨大的衣帽架，上面挂着几个雕工精美的象牙制品、两个衣刷和一顶苏联军官戴的大盖帽。天花板上雕刻着复杂的树叶图案，墙纸上的花看起来鲜活生动。

女佣说着“这边请”，把我们领进斯托克的客厅。屋里的墙纸主要以金银两色为基调，但屋里有很多复杂的元素：蜘蛛抱蛋、考究的蕾丝窗帘、摆满迈森瓷器的架子，还有一个克里姆林宫微缩木雕调酒台。斯托克的目光从二十一寸的高档电视上抬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留着寸头，肤色像狗的磨牙棒。他把自己的大手从亮红色的、挂着金穗带的丝绸吸烟装中掏出来，迎接我们的到来。

瓦坎介绍道：“斯托克先生，多尔夫先生，”又接了一句，“多尔夫先生，斯托克先生。”我们互相点了点头，瓦坎便把一个纸袋放在咖啡桌上，斯托克从袋子里拿出一罐八盎司的雀巢咖啡，点了点头，又放了回去。

“想喝点什么？”斯托克的声音像是音乐剧里的低声部成员。

“开始谈事之前，”我说道，“我能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斯托克从裤子后袋里拽出他的钱包，对我揶揄地笑笑，然后把里面的白色硬卡抽了出来。这是苏联公民在国外用的，上面附了一张照片和两个印章。

“这上面可说你是马耶夫上尉。”我质问道，嘴里费力地拼着上面的西里尔字母。

女佣端来了一托盘小玻璃杯和一瓶冰镇伏特加。她放下托盘，斯托克等她离开后才开口。

“你的护照还说你是埃德蒙·多尔夫呢，”斯托克说，“但我们都属于形势所迫。”

他身后的东德评论员正用平常缓慢的声音说着：“……因协助自己家庭西逃而被判处三年监禁。”斯托克走到电视前，用遥控器把频道切到了西德台，电视中五十名日耳曼歌手正用德语唱着《看他们翩翩起舞》。“周四晚上永远没什么好节目。”斯托克带着歉意说，然后关掉了电视。我们拆开果味伏特加的蜡封，斯托克和瓦坎则谈起了二十四瓶苏格兰威士忌值几台相机的问题。我坐下喝着酒，直等到他俩达成了某种共识。然后，斯托克说道：“多尔夫有权利来谈判吗？”——好像根本不当我在房间里一样。

“他是伦敦的大人物，”瓦坎说，“他许诺的事一定能达成，我向你保证。”

“我想拿中校的薪水，”斯托克说着把脸转向我，“终身待遇。”

“谁不想呢？”我说。

瓦坎读着晚报，抬起头说道：“不，他的意思是如果他要来这边，英国政府要付他这种级别的薪水当回报。你能保证这个吧？”

“没什么不可以，”我答道，“我们就说你来了几年了，每天基本能拿五磅四先令。然后还有一天六磅八先令的配给补助，一磅三先令左右的婚姻补助，如果你去参谋学院完成进修还能一天再拿五先令的资历工资，驻外工资是十四英镑三先令，然后……你想要驻外工资吧？”

“你没把我说的话当真。”斯托克说着，白月般的脸上满是笑容。瓦坎正在座位上左右挪动，把领带向喉结方向紧了紧，掰着自己的手指关节。

“没有体制能永远长久。”我说。

“斯托克上校就是有力的说明。”瓦坎说。

“查令十字街喜欢《寻贵妇》的那帮人也是有力证明，”我说，“但从来没被证实过。”

斯托克连喝了两杯伏特加，诚恳地盯着我，说道：“听着，我并不偏向资本主义制度，我也不要求你相信我会这么想。实话说，我痛恨你们的制度。”

“太好了，”我说，“你现在的工作还真能为此做点什么呢。”

斯托克和瓦坎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希望你能试着理解一下，”斯托克说，“我真诚地愿意效忠你们。”

“继续，”我说，“我打赌你对任何强权都会说这套话。”

瓦坎说道：“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和钱才组了这个局。如果你的脑子真的这么灵光，为什么还要大驾光临柏林呢？”

“好吧，”我告诉他们，“你们就打哑谜吧。我来猜谜底是什么词。”

斯托克和瓦坎对视了一眼，我们又喝了会儿酒，然后他抽出一根带金圈的椭圆牌香烟，用一个史普尼克卫星形状的镍银打火机给我点烟。

“我想搬到西边很久了，”斯托克说，“和政治无关。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人也会变老。他想追求舒适，追求财产安全。”斯托克把拳击手套一样大的手拢在一起，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人都想在铲出一把黑土时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土地，他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死去，并把土地交给子孙。”他笑的时候露出棕色的大牙，牙上各处边缘点缀着纯金，“你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舒适，换在东德，得等我死透好久之后才能享受到。”

“没错，”我说，“我们现在可以放纵了——我们也足够年轻来享受这种待遇。”

“塞米察。”斯托克说。他等着看我对这个词有什么反应。我不为所动。

“你感兴趣的是他。不是我，是塞米察。”

“他在柏林吗？”我问。

“慢着点，多尔夫先生。”斯托克说，“事情运作可慢着呢。”

“你怎么知道他想来西边？”

“我就是知道。”

瓦坎插话道：“我和上校说，塞米察对我们而言价值四千英镑。”

“你说了啊。”我尽可能用平淡的语气说道。

斯托克给我们都倒了一杯果味伏特加，喝掉了自己那杯，然后又续杯。

“和你们俩聊天真不错，”我说，“我只是希望你能拿得出我能买的东西。”

“我懂你的意思，多尔夫先生。”斯托克说，“在我们国家有句俗话，‘用马换承诺的人最后剩下的只有疲惫的双脚’。”他说着走到了屋里的十八世纪红木办公桌前。

“我不想让你背叛对苏联政府的忠诚与正直，然后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和盟友。”我说。

斯托克转过身来对我笑了笑。

“你是觉得我在这里装了麦克风，然后想要害你吧。”

“你有可能会的，”我说，“我愿意和你做买卖。”

“我是希望能用别的方法说服你的。”斯托克说，“说点和买卖有关的：一个厨子什么时候会食物中毒？”

“他下馆子的时候。”我说。

斯托克的笑声震得那些古董盘子叮当响。他在大写字台里面翻来翻去，找出一个扁铁盒，又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小钥匙，打开盒子，拿出一沓厚厚的黑色文件。他把文件递给我。上面的字都是西里尔字母，里面还有影印的字迹和电话窃听的文字稿。

斯托克又拿了一根椭圆牌香烟，夹着没点燃的烟敲了敲写满文字的白纸。“塞米察先生去西边的护照。”他说这句话时讽刺地给“先生”加了个重音。

“什么？”我怀疑地问了一声。

瓦坎向我靠了靠身子：“斯托克上校是调查明斯克生化实验室的负责人。”

“塞米察原来待的地方。”我说着，渐渐掌握了情况，“所以这是塞米察的文件？”

“没错。以及能让我给他十年监禁的所有证据。”

“这也可以让他对你唯命是从。”我说道。也许斯托克和瓦坎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