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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手先后行棋——每轮只限一人。

十月五日，星期六

天气热得出奇，他们之前管这叫“秋老虎”。没时间给伦敦西南的比纳街去电话了——说得就像以前就有时间一样。

在我去的那幢房子外面，绕着绿藤的栅栏上系了一张亮色卡片。上面的字很醒目，用大号的大写字母写着：寻——暹罗猫，猫名孔夫子。

猫名是什么？我跨上台阶，阳光正暖着地上的一品脱泽西牛奶和香蕉味酸奶。瓶子后塞着一份《每日邮报》，露出了标题：柏林——新危机再临？门框上的按钮像是国王帽子上点缀的珍珠，但只有一枚按钮上面用平滑的铜版体标着：罗宾·J·哈勒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我按的就是那个按钮。

“你没看见孔夫子吗？”

“没有。”我答道。

“它昨晚跑丢了。”

“是吗？”我装作很关心的样子。

“卧室的窗户关不严。”哈勒姆说。他面容憔悴，大约四十五岁。穿着破破烂烂的深灰色法兰绒西装，上衣的翻领上沾着三块蛋黄的圆点，像是戴了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

“你是道利什的人吧。”他说。

他将手摊开，露出苍白的掌心。我顺着冰凉的石廊进了屋，而他关上门，把阳光挡在外面。

“你能不能给我一先令——暖气没准儿马上停了。”他说。

我给了他一个硬币，他接过钱转身跑走了。

哈勒姆的房间和所有拥挤的房间一样杂乱不堪。他的桌子是个水槽，而床是个碗橱。在我脚下，煤气灶上放着一个破旧的水壶，向书架吐着印第安式的烟雾信号。苍蝇发出巨大的嗡嗡声，声音像床上的弹簧一般盘旋上升，然后又飞到窗上用脚踏着玻璃。窗外有一整面灰色砖墙；从某个阳面高处射来的白色日光在墙上折射出两个规整的长方形。我把三张巴托克的黑胶唱片放在一边，然后坐在一把残破的椅子上。哈勒姆来到闲时可用作桌子的水槽边把水龙头拧开，里面发出的“嘎嚓”声像是有人在支气管上钻孔。他冲了冲杯子，再用茶巾擦干，茶巾上则用红绿蓝色画着白金汉宫警卫换岗的场景。他把杯子放到各自的茶碟上，碰撞时发出“叮”的一声。

“不用多说。你是为了塞米察的事来的。”他说话时眼睛还盯着煤气表，顺手又给壶里的大吉岭茶倒上开水，“爱喝大吉岭吗？”

“大吉岭不错。但我不太喜欢的是，你怎么脱口而出了那个名字，你知道有《官方保密法案》这回事吗？”

“小伙子，我每年都得被‘官保法’的绳索捆绑教训两次，跟一只不服命的老火鸡似的。”他在桌上放了六颗带包装的方糖，接了一句，“大吉岭里不加奶。”这不是个问句。他呷了一口装在古董迈森杯里的原味茶；我的茶杯上则歪歪扭扭地用棕色的字写着：英国铁路（南铁公司）。

“所以就是你，要去让塞米察叛变莫斯科科学院，再让他来西边工作？不，不用告诉我。”他挥了挥无力的手掌，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我来告诉你吧。过去十年，没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叛逃到西方。你有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我揭开一块方糖的包装纸，纸上印着蓝色的小字：里昂街角小馆。

“这个塞米察是科学院的人。他不是党员，因为他不需要入党。科学院那伙人都是人中龙凤——新的精英阶层。他一个月估计能拿六千卢布，还是税后。除了工资，他靠讲课、写东西、上电视赚的钱也归自己支配。实验室的餐厅好极了——好极了。他有一套城里的房子，还有座乡间小屋。他每年能领一台吉尔轿车，兴致高的时候还能去黑海的特别度假村一趟，只有科学院的人才能去。如果他死了，他老婆能无条件得到一笔巨额退休金，孩子们也能获得特殊教育待遇。他隶属分子生物遗传学部门，用低温超速离心机工作。”哈勒姆向我晃了晃手里的方糖。

“它们是现代生物学的基本工具之一，每一台成本都在一万英镑左右。”

他顿了顿，等着我完全理解他说的话。

“塞米察他们一共有十二人。每台电子显微镜的成本差不多是一万四千英镑。他……”

“好了，”我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反过来招募我吗？”

“我想让你站在塞米察的立场评估情况。”哈勒姆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给自己儿子二十一岁生日礼物送什么，是送扎波罗热还是莫斯科人牌的车；然后则是查明哪个仆人在偷自己的苏格兰威士忌。”

哈勒姆剥开一个糖块，嘎吱嘎吱地大嚼起来。

“你能给他什么？你见过给波顿的科学家住的半独立式别墅吗？至于实验室，也就比硬纸板搭的棚屋强一点罢了。他到时候一看还以为是战俘集中营，然后便会没完没了地问什么时候才能放他走。”哈勒姆窃笑道。

“好吧。一杯大吉岭的工夫说这么多辩证唯物主义就够了。直接告诉我，假如我把他带过来，你们内政部里的人会不会接手吧。”

哈勒姆又偷偷笑了一下。他伸出一根手指，看起来像点了点我的鼻尖。

“你先把他争取过来，我们再说。我们很想要他。他是全世界研究酶最厉害的人，但你得先争取到他。”

他又往嘴里塞了块糖，说道：“我们可喜欢他了——可喜欢他了。”

窗前有一只苍蝇正敲打着玻璃，想要逃走；它翅膀的嗡嗡声变成了吵闹而疯狂的撞击。它用微小的身躯撞着玻璃，发出微弱的“咔嗒”声。但之后又渐渐没了力气，顺着玻璃坠了下去，最终自己蹬着腿、扇着翅膀，愤怒于那股凝固空气的力量。哈勒姆添了些茶，翻了翻小碗橱的深处，从里面拿出来一盒奥妙洗衣粉和一捆旅游广告单。第一张单子上画着一辆停在阿尔罕布拉宫的公交车，车里的人在向外招手，上面用胖乎乎的字体写着西班牙太阳湾。公交车的另一边则写着只要三十一几尼。他找出了一个颜色鲜艳的纸盒，高兴得轻轻喊了一声。

“蛋奶饼干。”他说。

他拿了两块放到一个椭圆盘子上。“我周六一般不吃早餐。有时候我会去摩卡餐厅点个香肠和薯条当午饭，但经常是吃块饼干就对付了。”

“谢谢。”我说着拿了一块。

“不过得小心那里的服务员。”

“怎么讲？”我问。

“他们会多收钱。上星期我就发现他们偷偷加了一先令面包和黄油的钱。”他用自己的湿指尖沾走了最后几粒饼干屑。

我能顺着门廊听见一个女人在说话：“如果你还能记得我和你讲过哪怕一次，那我肯定说了上千遍了——不许停自行车。”

我听不清那个男人的声音；但那个女人说：“停外面去——不然交公路税干什么。”

“我从来没吃过面包和黄油。”哈勒姆说。

我呷了口茶，点了点头。他过去给苍蝇打开了窗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自己清楚。”哈勒姆小小戏谑了一下生命的无常，特别是人性自身的脆弱。

“他很清楚。”哈勒姆重复了一遍，又突然问我，“你没一屁股坐到我的巴托克上吧？”

哈勒姆数了数唱片的数目，以防我往自己大衣里藏了几张。他把杯子收好，摞在水池边准备清洗。

哈勒姆往上卷了卷袖子，又看了他手腕上的大手表约莫一秒钟，才小心翼翼地解开脏兮兮的皮质表带。玻璃表盘上满是细小的刮痕，还有两道很深的口子。绿色的指针停在了九点十五分。哈勒姆把手表凑近自己的耳朵。

“十一点二十分了。”我告诉他。

他示意我安静，并轻轻转动眼珠，展示着聆听手表无声运作时需要的高超技巧。

我懂他是要送客了。还没等我说“我差不多该……”哈勒姆就替我打开了门。

我顺着门廊出去，他跟在我身后，确保我不会偷走油毡。阳光透过气窗照在石板地上，映出一面彩色的威廉·莫里斯式的图案。有一面墙上装着付费电话机，电话簿后面塞着各种告示和没被签收、标着国税局的信。有一个告示是拿口红在用过的信封背面写的：莫蒂默小姐去西班牙出差了。

棕色的墙纸在齐腰高的地方被画上了几条白道。哈勒姆从地板上拾起一个小盒子，盒上卷轴、雏菊、自行车轮的图案上叠印着艾克梅补胎包的字样。他咂了两下舌头，把盒子放在A - D卷电话簿上面。

哈勒姆伸出双手握住临街的大门。门上另一个告示写着关门太重会吵到早起的人。《每日邮报》和酸奶还在原处，而传入我耳边的则是远处玻璃奶瓶相互碰撞的声音。

哈勒姆像一只死动物一样挥了挥手。“研究酶最厉害的人。”他说。

我点头。“全世界无人能敌。”我答道，然后身子从半开的门溜了出去。

“给他这个。”哈勒姆说着塞给我一颗带包装的里昂方糖。

“塞米察？”我悄悄问道。

“傻子，给送奶工的马。就是那匹，温顺得很。如果你看到孔夫子了……”

“明白。”我答道。我下了台阶，炎热的阳光穿过扬尘照在身上。

“天哪，我还没还你那一先令的暖气费呢。”哈勒姆说。他只是在陈述事实，并没有在翻自己口袋的样子。

“捐给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对他喊道，他点了点头。我朝四周望了望，没有发现孔夫子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