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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毛泽东以学生的姿态向苏联党的代表米高扬阐述关于新的共和国的理念。华北《人民日报》搬进了北平城，并出版了北平版，新的首都已经有了新的模样。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播种机”变成了“工作队”，开始为接收城市储备干部。国共和谈的序幕在本月拉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已经看出新国家的雏形。
解放军炮兵部队进入北平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解放军炮兵部队进入北平，通过前门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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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 1947 年，毛泽东就有了访问苏联的想法，都已经谈到苏联派飞机来哈尔滨接的程度。后来，被斯大林以毛泽东的离开对作战不利等理由推掉了。到了 1948 年 4 月，随着华北大部和东北的即将解放，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心情愈加迫切起来。之前，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报告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还专门写过一封信给斯大林，甚至谈到建立新中国问题和未来的国际支持问题，希望斯大林了解情况。1948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 100 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 6 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谈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3 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关于随从人员和随身的苏联医生，也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最后说：“同意在哈尔滨留一部电台。其他一切面议。”
为了护送毛泽东的行动，部队都进行了调动。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杨成武回忆：他接到命令赶到城南庄后，“毛主席听完了我的汇报，向我谈了当前的大好形势……提出了新的具体任务，让我负责，选一个我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聂司令员、赵参谋长和我连夜商量，挑选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部队，决定调战斗力很强的第二纵队第四旅前往。挑选这支部队护送毛主席，我们是放心的。”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行动路线，选择了过平绥铁路的地点。”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毛主席那里，报告了我们昨夜研究的情况。毛主席表示同意，又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我们这才离开了城南庄。”
可是，过了十几天后，任务撤销了，斯大林又找到一个借口把毛泽东的行程推到了当年的 11 月底。当时，中国共产党确实有许多问题要请教“老大哥”，所以，毛泽东心情不悦但也忍了。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要求，按照新约定的时间，在 11 月底动身。但是，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决心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三大战役拉开了序幕，毛泽东想把动身的时间延后到 12 月底。这一次，又被斯大林找借口拒绝了。
据苏联党派给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安·雅·奥尔洛夫 1948 年 8 月 28 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说：他最近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一些问题，并希望苏联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如下。
1.关于同一些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关于联合东方各种革命力量和关于东方各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
3.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尤其是）军事工业、采矿工业，恢复和建筑交通道路——铁路和公路。在那里要把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东西都讲出来。
5.关于价值 3000 万美元的白银贷款。
6.关于同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策略（路线）。
7.一系列其他重要方面问题。
毛泽东在对上述一切加以总结时着重指出：“应当就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方面达成协议。”
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林回电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14 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此时，担心中苏两党关系被西方误解和利用是一个方面，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也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于是，酝酿很久的毛泽东访苏没有成行，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 1 月 31 日下午来到了西柏坡，2 月 8 日凌晨离开西柏坡。整整 7 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
本来，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就带着耳朵来，听听中国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安排。由于现在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文字量最多的是米高扬 1960年 9月 22日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报告，而这时两党的关系已经紧张，米高扬在报告中靠自己的回忆谈了许多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起码可以从中看到，这 7 天多，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共领袖都跟他谈了什么。
1 月 31 日晚上就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毛泽东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内容没有涉及米高扬所谓的提建议，应该是真实的。毛泽东介绍说：“为了在南京和上海地区一定取得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精锐部队从北平地区调往中国南部和西部，使国民党没有可能从那里把增援部队调到南京、上海一带。北平地区的形势是复杂的，要在这里巩固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
共产党人是从对最坏情况的估计出发来制订自己的计划的。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整和训练之后用武力夺取这些城市（南京和上海——米高扬）。北平事态的和平结局缩短了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和备战的时间。不仅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需要时间，而且为了如下情况也需要时间，这就是：
（1）为了消化和教育最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几十万被俘的国民党军队；
（2）为了整饬后方和恢复供给前线给养的被破坏的铁路；
（3）为了把枪支弹药从目前的制造地集中起来（因为这方面的储备很少），问题的复杂在于需要为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的武器准备弹药；
（4）为了培训管理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干部也需要时间，因为不能完全依赖地方干部……
（5）为了对南京和上海地区进行经济管理作准备也需要时间。那里粮食很少，需要储备粮食。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发货币……
这些讲 1949 年解放战争进程和时间安排的内容应该是可信的。
第一次谈话，毛泽东重点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米高扬回忆说：“头两天，毛泽东让我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党派斗争。”稍后，在接着几次的会见中，他又谈到了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问题，他谈了很多，谈到由于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的活动，他曾经多么困难地同‘左倾’和右倾进行斗争，党怎样被打败，军队怎样被击溃，后来怎样改正了错误，派别分子们怎样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以及他本人差点丧了命，他曾经被逮捕，被开除党，别人曾想把他杀害。但是自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时起，据毛泽东说，他同自己的同志们合作得很好，结束了对党的干部的杀害。他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在党内要容忍。他认为，不应当由于意见分歧而把人开除出中央，不应当进行迫害。
“毛泽东说，就拿王明来说，他起过很坏的作用，但是还是把他留在了中央。他被安排在中央，虽然实际上他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毛泽东很详细地谈了王明的错误，看来他是想检查一下我们将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是否打算依靠王明或者是否听王明的意见。我知道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我不主张谈论王明。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的几次会谈中，王明一次也没有露面，他也不打算见我。”
为了让党员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对“左”右倾主义的鉴别能力，特别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党员干部教育也成为毛泽东特别关心的问题。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毛泽东说，1936 年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曾经表现出了教条主义（应该说的是30 年代中共在根据地的政策——原书引），就是照搬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接着毛泽东声称，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过去他们曾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著作。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既要学习那么多著作，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实际工作。因此他们决定，12 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干部必读的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及其他一些著作），但是对于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一本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要这样做？“毛泽东回答说，……他不能把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此外，他本人还向各地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并列，当然关于这一点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在谈到如何管理城市和如何对待外国资本、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谈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认识，也真诚地学习老大哥的经验。毛泽东说，在近 20 年的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基本活动在农村，手里没有大城市，像解放战争初期我党控制的张家口市以及后来依靠苏联红军在东北接收的哈尔滨市，是中国共产党仅有的城市工作探索和经验。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有 9000 万农户，3.6 亿农民……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其他的领导人还谈到：刚刚接收城市时，曾把没收的商业企业交给工人掌管，结果他们把这些企业里的产品分光、卖掉，再把厂房抢光。所以，在城市中如何加强对工人、青年和妇女的工作，如何管理城市，希望苏共给予指导。
2 月 3 日，米高扬同刘少奇的会谈中，重点谈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米高扬关于这次会谈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刘少奇声称，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的名义来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企业，一两年之后在实行国有化计划时才能提出他们的命运问题。”对此，米高扬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谨慎的政策是正确的。暂时不应当谈要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最好是对他们加以仔细观察，然后当政权巩固下来时，再提出对待他们的问题……”
在同一次会谈中刘少奇说：“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否走合作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样的问题。刘少奇强调说，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和斗争的残酷性。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列宁当时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们估计，要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面进攻，还得等待10—15 年，然后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业企业转到国家手中，从而加速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
刘少奇说：“我们认为，只有在为农业奠定了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把农业转上社会主义轨道。”
刘少奇在讲评党内对中共政策的总前途存在着各种倾向时说：“第一，党内有些人认为，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发展资本主义和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向资本主义成分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这些人想把中国变成一个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要恢复半封建的和资产阶级制度。第二，党内有些人存在着‘左倾’思想，他们要冒险主义地急着建立社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有些人在制订一种毫无根据的计划而不考虑我们的可能。其结果，这种倾向必将给工农联盟带来危害。刘少奇说，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倾向，在这方面我们请苏联方面给我们出些主意。”
他们还谈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以及建立新中国后互派大使等问题。
在 2 月 1 日与周恩来和朱德的会谈中，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米高扬在关于这次会谈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周恩来说，我们感到非常缺乏反坦克炮，这种炮我们一共只有 150 门，因此我们想请苏联给我们一些反坦克炮。我们的坦克也不好，现有的坦克主要是一些轻型坦克，最重的坦克才 15 吨。在徐州附近我们夺取了 70 辆坦克，但多数被打得破败不堪。我们原料不够，所以想从苏联得到一些错弟尔（一种炸药）来制造弹药。我们还想请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和提供一些设备来制造武器，还请给我们派来一些顾问帮助我们建立军队、创办军事院校，建立兵器工业和组织后勤工作。接着周恩来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钢轨、汽油、近 5000 辆汽车以及其他很多机器和物资。对此我回答说，对所有这些请求，应当向我国政府提出申请。”
在 2 月 2 日同朱德和任弼时的会谈中，谈到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以及中苏之间的合作问题。任弼时说，请苏联给我们提供不少于 500 名各种国民经济问题的专家。2 月 3 日，刘少奇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要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帮助对我们来说应当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下面一些形式：
（1）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2）供给我们有关的书面材料，给我们派来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3）向我们提供资金。
……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帮助我们可能达到的程度，以便在制订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对此有所预见。
在最后的两天会谈中，毛泽东表态：“在此之前我们从苏联所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知道，为制造这些武器苏联工人是付出了劳动的，他们应当得到报酬。”毛泽东说，中国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过渡时期也将是很长的。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 3 年（1949—1951 年）、为数 3 亿美元的贷款，每年本息为1 亿美元。我们希望贷款中包括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物品以及为维持人民币坚挺所需的银子。”他表示：这笔贷款将来中国要连本带息一起偿还。
毛泽东建议派王稼祥作为驻莫斯科的大使。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他过去曾同王明那伙人搅在一起犯过错误。”毛泽东指出：“1937年时王稼祥去过莫斯科，7 月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了我们这里，这些指示符合我们的政治路线，帮助我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米高扬回答说：“我们对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的人选问题没有异议。”
毛泽东还谈到新疆和蒙古问题。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新疆，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毛泽东怀疑我们对新疆有什么打算。”他说在新疆的伊犁一带存在着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的政府，那里也有共产党。毛泽东说，当他 1945 年在重庆与白崇禧见面时，白崇禧转告他，说在伊犁一带，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对他明确地声明，我们不赞成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应当是中国的一部分。”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地问道：我们怎样对待外蒙和内蒙的合并问题呢？……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能够合并，归入中国版图。对此我向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已独立。在战胜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还专门发来电报谈蒙古问题，因为蒋介石政府已经承认外蒙独立，所以这个话题没有结果。但是，涉及这么敏感的主权领土问题，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层面思考问题了。
在会谈中，有两个基本属于外交智慧的问题，也过了一下招。
一个是：1949 年 1 月 18 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说 1 月 21 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建议他们一起迁往那里。在所有外交代表机关的首脑中，只有苏联大使接受了这个建议。苏联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同大使一起迁到了广州。而工作人员最多的是美国使馆，可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待在南京，司徒雷登到 1949 年 8 月南京解放 4 个月后才离开。这件事使一般人会感觉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有特殊好感，因此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解。所以，在 2 月 1 日会谈中，周恩来请米高扬对这一行为的动机作出说明。米高扬当时给斯大林的汇报电报中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只能向这个政府派驻大使。大使把使馆的一部分人留在南京，他本人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东，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会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损害，反而将对它有所帮助。”据当时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忆，莫斯科方面也是让他们这样回答外界质疑的，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
另一个是：蒋介石发出祈求和谈的“新年文告”后，希望美、苏、英、法等国调停中国内战。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调停建议是曾经得到美国政府代表同意的，但是，美、英等国却在苏联之前通知国民党政府，不参与调停中国内战。苏联则表态在后，觉得自己很尴尬。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往返很多份电报，毛泽东力劝斯大林不要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幻想，其和谈呼声是为了积蓄军事力量组织反攻，至少是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的态度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上次会谈周恩来质问米高扬才过 1 天，也就是 2 月 3 日，米高扬就提出：莫斯科怀疑，这是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电报通信这一情报被泄露出去而造成的。“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了解一下，看中共的周围人中是否有多嘴的人把这个情报泄露给美国人。”米高扬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毛泽东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他指出的，这样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和莫斯科通信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出席会谈的几位中央委员、一位翻译师哲，还有捷列宾同志才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对他们是不怀疑的。”
7 天多的时间，谈了大量和建立新中国有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这两个有趣的问题。
米高扬最后给莫斯科的电报，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虽然有毛泽东反感的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但是，他电报中提到的问题应该是都涉猎到了，也可以看出，这次谈的内容大多是和新中国有关的问题。米高扬说：“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的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例如，他们没有得到同国民党的战争结束后没收了哪些日本财产的任何资料，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究竟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国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属于哪个国家。他们也没有外国银行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情报……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想加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其中有多少在解放区和处于何种状况……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都是空泛的，而没有企图将那些在解放区的受他们控制的企业加以具体化。他们处在穷乡僻壤，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对于准备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的将其掌握在手中的部门（大银行、大工业及其他）没有具体的计划。”
米高扬的话很实在，有些情况也是准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得太快了！一切的一切，都在匆忙中准备，都在匆忙中进行。
2 月一开始，中国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却显得很安静，他们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谈了许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以及新的国家怎样建立等问题。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无人知道米高扬的到来，更无人知晓他们的谈话内容。
2 月的北平，虽然解放的时间很短，但已经很有首都的气象了，最主要的一个象征性事件是代行党中央机关报职能的华北《人民日报》来到了北平，并出版了《人民日报》北平版。
《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有一个过程的。
此前的党中央机关报是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压境，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解放日报》于 3 月 27 日停刊。之后，党中央机关报出现了一年多的空白。
1948 年 2 月，刘少奇提出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一个大解放区的建议，该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这里说的“大党报”，就是能够指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中央机关报。
3 月 7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工委的电报中还专门谈到“大党报”，他说：“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范长江、廖承志两部分）、《人民日报》（指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似宜恢复《解放日报》。”
5 月 20 日，新成立的华北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道：“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关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规划，逐步走向正规化。”
会议还研究了几个“大”字头单位的领导人选，决定刘澜涛任党校校长，叶剑英任军校校长兼政委、萧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磐石任新的“大党报”社长，吴玉章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
6 月 8 日，华北局第 4 次常委会，再次确认两报合并后的“大党报”定名为《人民日报》，会议还谈论了创刊号社论的内容，并商定请毛主席题写新的报头。
毛泽东一连写了 4 个“人民日报”，对比较满意的字，他还在一旁做了圈点。人民日报的美编用圈点的字设计出新的报头，后又根据毛泽东修改意见做了微调，最终确定了“大党报”的新报头——人民日报。
1948 年 6 月 15 日，华北《人民日报》创刊。这一天，就成了《人民日报》的生日。
创刊号上的社论《华北解放区当前的任务——代创刊词》，在结尾处激情澎湃地写道：“虽然我们还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最紧张的关头，但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工作，就已经在我们这里部分地开始了。庆祝两大解放区的合并及华北解放区的成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工作万岁！”
变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记录者，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晴雨表。
当时的副总编辑安岗有一段回忆很说明问题：有一天，他接到胡乔木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去一趟。胡乔木对安岗说，今天要你来，是要你认识一下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今后你就要同他们多打交道了，所以要熟悉他们。胡乔木强调说，现在办的《人民日报》，在我们进了城以后，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到西柏坡的第二天，赶上中央领导同志们开会，中午时分，胡乔木将安岗引到餐厅。这时，中央领导同志进来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刘少奇副主席，胡乔木立即向刘少奇介绍了安岗。刘少奇说，新闻工作者光有文化不行，还要在各种斗争的考验中去锻炼成长。现在，你们的任务更大了，你们要准备办全国的报纸，要做很好的准备。
在西柏坡餐厅吃饭的时候，安岗见到了许多中共领导人，许多人都是头一次见面，其中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饭桌上讨论说，进了北平，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周恩来谈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谈到了列宁和俄国的情况。这些，安岗都听得很清楚，他回忆说：“从饭桌的谈话中间使我感觉到当时的党中央有很浓厚的理论空气，他们谈论的是解放大城市以后，我们的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我当时就想到我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实际工作和具体问题上，没有在政策上、理论上、观念上研究些新的问题，以适应北平解放的新形势。少奇同志提醒我们要早做准备，准备什么，我从这里找到点答案。”
安岗的感触是，去了一趟西柏坡，像换了个人，再回里庄（《人民日报》编辑部驻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能再像在晋冀鲁豫那样，经常将主要精力去研究驻地附近几个自然村庄的“三查三整”问题，或是一个基层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的主持者要研究如何对待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大城市的各种经济问题了。总之，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中国。
大党报人也开始有了国家的概念，离新的共和国真的很近了。
第一批进入北平的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城的时间是 1949 年 1 月 31日的中午。当天下午，负责接收国民党《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的《人民日报》的队伍也进城了，他们还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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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时候到了。一群新闻兵，三部大卡车，从青龙桥直奔西直门。城门洞开，但沙包、拒马还未完全拆除。岗兵有解放军战士，望着我们微笑，这好理解，自家人来了；还佩戴国民党帽徽的蒋傅军岗兵也望着我们微笑，这很自然，他们新生之后，看我们也是亲人。在我们之前，解放军先开进一个师，其中包括第四野战军通令嘉奖的“塔山英雄团”“秋毫无犯团”。成批进城的“地方干部”中，我们是第一批。……
北平最早接管的是两个新闻单位。2 月 1 日，北平原有的报纸、通讯社，除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和党办通讯社中央社外，照常出版、发稿。几家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
范长江首先来到《华北日报》的印刷车间，当场宣布：所有工人从现在起全部参加《人民日报》工作，各就各位照常工作，为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而努力。
出了印刷厂，范长江来到《华北日报》编辑部，宣布奉北平军管会的命令，接管《华北日报》，从现在起，原编辑部人员一律停止工作，听候安排处理。
随着范长江一声号令，《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进入各自预定的岗位，编辑人员即开始编报，准备次日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由于刚刚接管北平，市委领导千头万绪，眼前排着的都是大事，根本没有时间审稿。本来要早晨出报的，结果等到 2 月 2 日的傍晚，审完的大样才拿回报社，立即下厂开印。
迎着晚霞，《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首印5 万份。
创刊号的头条是毛泽东 1 月 14 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包括“八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创刊号全文刊登了 1948 年 12 月25 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犯罪》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已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望将功折罪。同时还发表了 55 位爱国民主人士对时局的意见，这是他们在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创刊号还发表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布告。这是一份安民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保护城市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保甲，凡不抵抗不搞阴谋破坏者，一律不俘虏或逮捕，其中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及严重恶劣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警告游匪应投诚报到，交出武器，不追究，反之逮捕究查，窝藏不报者受处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外侨须遵守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市民、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全城秩序，免遭破坏，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布告申明：“本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
创刊号刊登了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社论高度评价北平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讲述了北平的光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讲到这一次的解放和以往历史上都不一样：“这在北平的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革命，它和过去历次的改朝换代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同于任何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转移和争夺，它乃是一个根本变更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革命。首先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政权完全拿到了人民手里，这样，就解决了革命的根本问题。”
社论在结尾时寄语北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我们正在推翻着一个旧社会，建设着一个新社会；正在推翻着一个旧中国，建设着一个新中国，我们已经推翻了一个旧北平，开始建设一个新北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所宣布的约法八章应为政府与人民所共同遵守，不得违背。新的北平，这一座光荣的人民的城市，现在宣告它的伟大的诞生，我们愿与北平二百余万人民在一起，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共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而奋斗。”
创刊号还发表了不久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两位将军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引出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是一封讨傅檄文，文章很长，语气很重。开始就指斥傅作义执行南京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伪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还指斥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等等。文章最后发出通牒：“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恕宽，勿谓言之不预也。”
傅作义看到报纸后，非常气愤，非常痛苦，也非常无助。2 月 3 日也就是第二天，傅作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信，表示对报纸发表公开通牒的不满，因为这时，他已经放下武器，交出了北平城。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共还要这样做？他在信中写道，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既然共产党如此认为，那么，他愿意按“战犯罪”接受人民的惩处，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承受惩处。
其实，这封信是毛泽东 1 月 15 日写的，目的是“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当时，傅作义还幻想天津能坚持很久，没想到第二天就抵挡不住了。没有了天津，傅作义少了最大的筹码，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所以，此电还没发出，毛泽东接着又续写了一下电报内容：“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宝珊）、周（北峰）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之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看到林彪交给他的通牒后，觉得语气太严厉，怕影响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于是，他跟林彪建议，暂不交给傅作义这封通牒一样的信件。林彪当时同意了，并报告给了中央军委：“因此次与邓宝珊谈话态度和气氛与通牒的口气大不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踌躇，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地递出。我们后告苏静（我方谈判代表）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
几经拖延，通牒过了 10 天还没有交给傅作义。1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催问此事，林彪知道事情重大，毛泽东一定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于是就对苏静说：“你可以问一问邓宝珊，若是没有交，务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苏静立即乘车去东四孙家坑 51 号邓的住处，稍事寒暄后便问道：“邓先生，请你转给傅先生的那封信交了没有？”邓宝珊说：“没有。”苏静说：“没有交，我们俩现在就去交吧！”于是苏、邓二人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他们的到来，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感到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所以直到 2 月2 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公开发表，傅作义才看到这封信。
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已经撤出北平，为什么毛泽东还要公开发表这份通牒？原来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后，傅作义与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的机场也没有关闭。傅作义还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成中共与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因此毛泽东认为，此时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已接受了出城改编的方式，然而在政治上他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傅与李、白拉紧，想把南京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两个月的饷，对被拆毁房户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肆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
因此，毛泽东选择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后公开发表这封信，就是为了进一步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老老实实接受其部队的改编，不要再有其他政治幻想，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
傅作义的情绪这样大是林彪等没有想到的，加上这时傅作义的部队还在其控制之下，还没有进行改编，所以，林彪他们感到事关重大，马上进行了研究并给中央发了电报，提出要和傅作义进行一次谈话，做一些解释，并把谈话大纲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当天（2 月 3 日）就复电同意谈话大纲，但强调：“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意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
进城后，2 月 8 日，林彪、聂荣臻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封信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林彪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致将军的‘书面通牒’，引起了将军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前途的顾虑。我党所以这样做，是对将军的过去做个总结，对将军执行南京反动政府的伪令做个总结，以便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也同时为将军开始今后的新生活做个起点。这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将军做得是对的，是有功绩的。所以将军的战犯罪应该赦免，也已公开宣布赦免，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今后，如果将军愿意在我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些工作，我们是衷心欢迎的。我党中央初步确定，在召开全国政协时，邀请将军参加，并拟请将军参加中央政府工作。”林彪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使他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傅作义表示：“过去心中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有顾虑。”
但是，傅作义还想见毛泽东一面，这样才会更加踏实。经过叶剑英请示，党中央同意，2 月 22 日，傅作义、邓宝珊和傅的机要秘书阎又文（中共地下党员）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起从北平出发来到了西柏坡。
和毛泽东一见面，傅作义立即大步迎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有罪！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不，你有功，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到住处看望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握住傅作义的手愉快又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和傅作义一块散步，毛泽东问：“宜生啊，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你想干些什么工作哪？”傅作义说：“我想，我回部队恐怕不合适了，还是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毛泽东听了以后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这很好，只是黄河河套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的心结解开了，才有了后来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解放南中国的主要模式。
北平这个千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下来，而且被解放区的晴朗天空映照着，一天一个变化，越来越有新首都的模样。
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式进城是 2 月 3 日，大年初六。
天刚蒙蒙亮，参加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北平的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
上午 9 时许，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作义方面代表，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10 时，4 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正式开始。入城部队以三辆装甲车和载有毛泽东、朱德肖像的彩车及军乐队为先导，由永定门出发。当装甲车队行进到前门时，欢迎的人群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的欢呼声和飘动的彩旗、领袖肖像交织成欢乐的海洋。12 时，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开过来了，欢迎的人群又沸腾起来，接着坦克部队、摩托车部队陆续经过欢乐的人群，群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最后入城的是步兵，他们高举一面面英雄的战旗，胸前挂着一枚枚奖章，把无数赞赏的目光吸引到他们身上。
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交民巷。
近半个世纪，东交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今天，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走进来了，这大煞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和国。
大部队入城的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这里举行。
下午 3 时半，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会议厅。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瑶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扫除。”
2 月 12 日，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都早早挂起了红灯笼，一派节日气氛。北平各界还举行了 20 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从上午 9 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几路进入天安门广场，到中午 12 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涌入的人流，就多达 11 万人。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近百个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旱船队、武术队和化妆宣传队载歌载舞，各显神通，把气氛一浪一浪推向高潮。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下午 1 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了。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将军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张奚若先生在讲话中感慨万千地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替人民服务的政党，有了这样的政党和军队，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工人代表李连山参加过 1923 年“二七”大罢工，他说：“一切劳动生产者，要跟着毛主席走，多生产，支援解放军，打垮敌人！”
解放军代表姜世法表示说：“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
游行开始了，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旧职员对身旁的人感慨地说：“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如今她笑了！”
这座古城，确实变了！
2 月 3 日，解放军大部队入城那天，特意从代表帝国主义特权的东交民巷穿过，已经是在宣示主权。
2 月 4 日，对南京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责令追回冈村宁次等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宣示主权。
新华社陕北 4 日电文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二百六十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八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决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新华社当日还发了一篇“冈村宁次染满中国人民鲜血，南京卖国贼们毫无心肝竟纵其逃逸”的电文，揭露冈村宁次所犯的罪行。电文说：“被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奉麦克阿瑟与蒋介石之命宣判无罪并释放回国的日本首要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之一。他的历史是和日本帝国主义近三十余年对于中国的侵略史分不开的。冈村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的班员，以后晋升为中国课课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占领青岛。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现代第一次革命战争中，曾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一九二八年任步兵第六联队长，参加占领济南，是‘五三’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的侵华战争中，任上海日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大使馆武官，曾策划同年日寇进攻热河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卖国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及长城以北的《塘沽协定》。一九三四年，升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一九三五年，协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一九三七年日本对中国举行大规模进攻后，任华北战地兵团长，曾率兵参与攻入徐州，并首先攻入汉口。一九四○年七月升任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直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此期间，冈村达到了野蛮地残杀中国人民的顶点。最足以代表他的野蛮的就是他所发明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四四年八月调任日本华中、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曾策划并指挥日军自河南攻入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直至贵州，造成六省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大损失。同年十一月，升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冈村拒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并继续参加由美军和蒋介石所指挥的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区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动了全国。这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声音，是不畏列强的大国外交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全国人民振奋、自豪，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同时，也让国民党政府陷入执政危机，人民开始怀疑所谓政府的立场以及外交主权等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
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给“八项和谈条件”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
和平谈判是 2 月拉开序幕的，先是以民间的形式试探着进行的。
2 月 6 日下午 2 时，由邱致中、吴裕后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 16 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北平和谈的序幕。
2 月 14 日下午 4 时 30 分，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 4 位七旬老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的陪同下，从青岛飞抵北平。他们受“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后，当日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吴裕后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也在回落，米由每石 8000 金圆券跌到了 3000 圆，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兑换。”
2 月 24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一行。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
“四老”有一定民主情怀，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意愿，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李宗仁当时的真实想法。经过商谈，他们与中共达成 8 点秘密协定：（1）谈判以中共与南京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2）谈判方式绝对秘密并速议速决；（3）谈判以中共八条为基础；（4）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5）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7）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8）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进行分配土地。
对有自己政治打算的李宗仁，在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四老”的苦心只能是良好愿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
2 月 8 日，毛泽东在给二野和三野的一封电报中，首次提出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我们知道，自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一直希望我们的军队是播种机，把红色的种子撒遍走过的土地。现在，光有这个作用不够了，他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
渡江战役以后，毛泽东预见到的这个问题，因为提前准备，各有预案，得到很好解决。后面的章节会有涉及。
华北政府作为探索新国家模式的解放区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是政权的建立和管理，工作重心已经是经济建设为主。
从 2 月的《人民日报》截取几个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已经在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华北政府通令保障国家资源，各地公营大煤矿区禁止续开小窑挖煤”的公告，称：“据报，近来各公营煤矿区内私人开小窑者日有增加，此种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县区政府往往因不了解小窑破坏矿区之严重性，对此多漠不关心，甚且有奖励开采者，兹为保障国家资源，以利今后经济建设计，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井陉、阳泉、峰峰、焦作、白晋等各煤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亦应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希即转饬遵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府。”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我们的政府还在治理小煤矿的问题，可见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确实在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了。
2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华北人民政府又颁布了《华北区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该条例共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凡本解放区之革命工作人员（以下简称革命人员，包括脱离生产之地方系统的干部警卫队员、公安队员及勤杂人员在内），其因革命伤亡者，均依本条例之规定享受褒恤。第二条：革命人员因参战或对敌斗争或被敌杀害（包括被俘不屈，被特务暗杀等）而致伤亡者，按下列规定给予抚恤：（一）光荣牺牲者给予烈士称号，其家属称烈属，发给其家属以“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棺葬费在平原地得在不超过小米五百市斤到六百市斤，在山区得在不超过小米四百市斤至五百市斤内实报实销。并得按下列规定发给其家属抚恤费（领取顺序与革命军人烈属同）：一、县长级及相当县长级以上之干部发给小米一千市斤。二、县科长、区长级及相当县科长、区长级以下之干部发给小米八百市斤。三、警卫队员、公安队员及勤杂人员发给小米六百市斤。（二）光荣负伤致成残废者，得按照《华北区荣誉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第三条之规定，评定残废等级，在职者发给“革命人员荣誉证”，退职者发给“荣誉革命人员抚恤证”。并得援照《华北区荣誉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第六条之规定享受抚恤。第三条：革命人员因公负伤或积劳病故，按下列规定给予抚恤或优待：（一）因公牺牲者除棺葬费仍照本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发给外，其家属抚恤费按以下数目发给：一、县长级以上干部小米七百五十市斤。二、县科长、区长级以下干部小米六百市斤。三、警卫队员、公安队员及勤杂人员小米四百五十市斤。（二）因公负伤致成残废者，亦得按《华北区荣誉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第三条之规定，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人员优待证”。援照《华北区荣誉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发给优待金。第四条：革命人员因参战或因公负伤得送公立医院免费治疗；不能送公立医院者，由所在机关（区级由县决定），视其伤势轻重，酌给小米三十市斤以上一百五十市斤以下之疗养费。疗养期间，生活费均照常发给。第五条：因参战或因公伤亡之革命人员，其事迹特别英烈足资楷模或斗争历史较长，有特殊功绩者，除分别依本条例第二、第三、第四条之规定抚恤外，并得酌量情形予以下列之奖励或褒扬：（一）传令嘉奖。（二）颁发奖状。（三）立传褒扬。第六条：革命人员的伤亡褒恤应由所在机关填具“革命人员伤亡报请褒恤表”，残废者并须附具医院之残废证明书，报请县级以上政府审核批准后，分别发给证书，进行抚恤优待（县级以下由县政府办理）。第七条：凡属于企业性质之机关工厂，其已有劳动保护之规定者即不得援用本条例。第八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所属各级政府所颁政民工作人员伤亡褒抚条例均即作废。
新政府开始优待为了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家庭。
解放战争确实很特殊，也造成许多中国的家庭分裂：家庭成员中有的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的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可是，家里已经没有男丁种地，在华北解放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华北人民政府给予了解答：“许氏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蒋匪军里，这是不光荣的，因它是反人民的，压迫人民的部队，村里应该好好的说服及动员他的家属，想各种办法，使他的大儿子赶快脱离蒋匪军，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啦；他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这是光荣的，应该享受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但他家是如何享受代耕呢？那就只能对他二儿子所应分得的土地数给予代耕。如不享代耕家庭亦可维持生活者，不得享受代耕。军属家里有劳力而出外做买卖者，就应按他在外做买卖的收入和他家庭一切收入合计起来，看是不是能够维持生活，如能够的话，不得享受代耕。如生活确定难维持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代耕其军人应得之土地数。军属家里有十八岁的青年，而体格尚未健全者，可按实际情况减低为半劳力，如生活难维持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解决之。总之：以减少群众负担，尽量组织军属生产自给，使军属能维持生活为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
二月，春天来了，一切都是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