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个梦，做了一百年，并且噩梦连连、痛苦血腥。这个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和梦！共和梦是人民的梦！

帝国梦可是在中国有 2000 多年了，但那是帝王之梦。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虽然时间不过 15 年，但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太诱人，引得中国社会 2000多年来只为这一个目的杀杀烧烧，千万冤魂白骨成就了一个又一个集权的皇帝。

1916 年，袁世凯的垮台才算彻底终结了皇帝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种专制的帝国前后历时 2137 年。

帝国之下，国家是谁的？2000 多年来，中国人被封建思想不断洗脑，认为国家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皇帝是“君权天授”“天子受命于天”。

100 多年前，国家是谁的，百姓似乎不太关心，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帝国和集权也可以受到拥戴，拥戴和歌颂那个体恤百姓并勤政的皇帝，虽然天下都是他家的。

可是到了 1840 年，2000 多年的帝国体制受到致命挑战，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生产的先进武器，以区区几千人马和几艘军舰，就可以轻易打开帝国的大门，并让帝国俯首称臣、丧失主权，让国家和民族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皇帝的颜面没有了，百姓的生活也困顿了，无奈之下，从皇帝到臣子，从知识分子到平头百姓，都在思考和寻求中国的出路。

皇帝不想放权太多，臣子们还想救亡图存。于是，向西方的老师们学习，想出了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并演绎出“戊戌六君子”菜市口被砍头的悲剧。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各地开设租界，抢夺资源。为了救亡图存和维护大清的江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 103 天的变法失败。

虽然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宣传变法的时候提出了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但在真正实施变法的时候，为了争取光绪帝的支持，也是因为光绪帝态度的变化，没有提出君主立宪。但是，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皇帝的君权开始动摇了！

人们开始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共和思想有了萌芽的土壤！

帝制的基础是君权，共和的基础是民权。

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革命派，也可以称作共和派，开始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

共和制与君主制是完全对立的。它最主要的原则是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定期选举产生，而非由一家一族世袭。“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意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是民众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国家，再也不是皇帝个人的了。孙中山先生有一个概括：“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以往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毫发未损，明朝灭亡了，清王朝的帝制还可以继续延续二百多年。但是，这一次，在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推动下，清王朝的君权或者说是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已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第 11 次起义。经过几十年的各种思想启蒙和革命军的前 10 次起义，清王朝的帝制已经失去了执政的根基，变得摇摇欲坠，只是历史选择哪根稻草压倒它而已。

起义当天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兵权。事后，他向上峰汇报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虽说是推脱责任，但也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清已“民心尽失”。

起义军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为了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对近代中国确实意义重大，可以说出很多条，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推翻了清王朝及中国实行了 2000 多年的封建皇权制度，让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才会有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才会有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不得人心，并且在人人诛之中抑郁而死。

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革命果实昙花一现，理想的共和国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演变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现在来看很清晰了：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成熟，革命党还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还没有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

1919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 8 周年，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规约。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在“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把他多年来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凝聚成一段著名的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思想已经足够先进，但可悲的是，国民党内部混进了太多的没有理想而只想捞取个人利益的人，国民党最终还是走向了独裁。

有人说，在国民党内部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人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绝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 32 岁的生命。可惜，当时的中国、当时的国民党只有一个宋教仁，而后是段祺瑞、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一个个大军阀，直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重归统一，成了时代的第一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首要任务。这个时候，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但是非常弱小，只有各种革命力量的联合，才可能成就一些事情，实现一些目标。1924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 8 个军 30 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革命的曙光已经显现，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统一的希望。可是，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他要的是“蒋家王朝”，而不是共和国。他背叛了革命，撕毁了统一战线，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最后彻底葬送了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党国”，变成了“蒋家王朝”。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 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 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由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民国成了“法定”的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一切，都要受到军委会的钳制。1937 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最高统帅之权，同时还授予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关键是，我们知道，这个军委会的委员长，一直就是蒋介石，所谓的“蒋委员长”，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独裁的代名词。

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共和的理想，还成了实现共和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中国人的百年共和梦，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出席代表 13 人。后因法租界搜查人员介入，转至浙江嘉兴的一艘船（红船）上继续进行，最终圆满落幕。中共一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方向和领导力量。

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党章，只有一个党纲，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上海英租界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的大旗，历史地扛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血腥的镇压下，在四面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民主共和国的实验。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出席大会的各界代表有 610 人。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 63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12 月 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模拟共和国的《宪法大纲》，除规定共和国的平民性质、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外，对民生问题做了比较细致的约定：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实行绝对政教分离原则；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放，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等等。这些内容，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雏形。

在战争的环境下，这个实验性质的共和国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根本无法完成《宪法大纲》规定的任务，更多的带有军事斗争的痕迹，一切任务要服务于反“围剿”斗争。但是，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与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个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该地的办事处。1937 年 9 月 6 日，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 5 年零 10 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在本质上与苏维埃政权并无区别，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但是，从阶级内容到组织形式又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它不同于工农民主专政，更不同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联合专政，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具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

首先，它实行了参议会制度。各级参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和弹劾权，是抗日根据地真正有职有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实施。它的选举办法是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即“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达到选民总数的 75%至 80%，有的甚至 90%以上 。选民可以直接对政府工作提出问题、批评和建议，政府要虚心听取选民意见。

其次，它建立的是“三三制”政权。所谓“三三制”，就是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员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作为施政的方针。”

最后，它探索了新型党政关系。1942年 9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 同时，又强调，不是一党专政、党委包办。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和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直接命令的方式。“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

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提到一位叫李鼎铭的开明绅士，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位李鼎铭先生就是“三三制”政权的代表人物，他出身农家，曾从事教育事业 10 余年，并开办医馆治病救人，很受当地百姓赞誉。1941 年夏，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先后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他的关于“精兵简政”的议案，就是在参议会上提出的，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和称赞。而且，这个议案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度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三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最久、形式最完备、经验最丰富的政权，也是最有共和国雏形的政权，因此对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也就最大。正是基于对“三三制”政权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了战后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联合政府的全面纲领，指出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今后民主中国的模型。

抗战胜利后，有一个争取和平民主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确实想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实现国内和平，建设民主国家。1945 年 12 月 16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着重点是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并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设计了议会制和内阁制。但是，享受惯了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是不能容忍分权的，和平很快被打破，中国又陷入国民党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血腥内战。

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以后，胜利的天平倒向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更加从容地进行未来共和国政权的探索。在新老解放区，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解放区城市实行带有过渡性质的军事管制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民族自治制度。

在农村，贫农团和农会逐渐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土改完成后，普遍成立了区、乡（或村）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正式的权力机关，并由它选出政府委员，组成区、乡人民政府，实行“议行合一”制度。此后，贫农团和农会变成了群众组织。在新解放的城市，一般都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性、过渡性的人民政权形式。在解放了的内蒙古自治区，1947 年 5 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 1935 年 12 月至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中，开始从理论上论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和要建立的国家形态。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概念，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完成了理论思考和设计。

时间到了 1948 年，胜利可以按天来计算了，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五一口号”。

关于“五一口号”，还有一个小故事。4 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的周恩来、任弼时，与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在西柏坡办公，毛泽东在几十公里外的城南庄办公，新华社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五一节快到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请示有什么重要新闻要发布，但是电报口吻有点幽默：“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周恩来看了看电报，笑道：“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战争残酷，环境恶劣，电报语言却如此诙谐，只能说是当时的上下级关系宽松和谐。

4 月 30 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会议，廖承志的电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会议首先讨论“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认为，“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

5 月 1 日在《晋察冀日报》见报的“五一口号”一共有 23 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最后一个口号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口号和以前的口号比变化很大，确实行动性更强。尤其是第五个口号，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华大地。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要成立新的政府了！要替代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了！最令人振奋的是，新的政府是民主的，是联合的；新的国家是一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共和国。

为了阐释和落实“五一口号”的第五条，毛泽东于 4 月 27 日给刘仁写了一封信，5 月 7 日给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发去秘密指示。这两份文件主要表达了：一、中共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一个是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中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想要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二、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三、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日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而且，还开出了一个 29 人的名单，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吴晗等都在名单中。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确实是民心所向，一呼百应。

1948 年 5 月 5 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最重要的代表——李济深等 12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此前一天，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

5 月份，马来西亚、暹罗、法国、加拿大、古巴等地的华侨团体纷纷致电响应“五一口号”。

5 月 7 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5 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

6 月 9 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

6 月 14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 月 25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6 月，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 232 人宣言，6 月 4 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 125 人声明……

7 月 7 日，郭沫若给香港南方学院的大学生们演讲，激情澎湃：“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府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北上，北上，民主人士的北上，成了 1948 年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毛泽东的心里，建立新的共和国的时间表也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而改变。

1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作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1948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宣布：“五年左右的时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 1951 年解放全中国。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撤出延安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坚持 5 年打败国民党的时间表，决定“准备在 1949 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还在政治上第一次提出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权不仅仅有工农，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四个阶级联合”“推翻三座大山”。

1948 年 11 月 14 日，仅仅两个月后，毛泽东第一次修改了他的时间表。这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写道：“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修改胜利的时间表，从现有文献看，应该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敌人 47.2 万人，与国民党集团进行大兵团决战，已经信心满满。东北解放区成了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并且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东北野战军兵种齐全，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强大机动力量。二、1947 年 3 月底，毛泽东刚刚渡过黄河，在黄河边回望延安，对杨尚昆说了一段话：“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就是“传檄而定”的下坡了。三、就是民心所向。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到香港，又于夏天到达大连，见到大连党组织负责人李一氓。胡愈之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除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民党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他的这个见解，中共旅大区党委报告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

有了这个改过的时间表，1948 年过得更快了。战场上，解放军势如破竹；在民间，民主人士以各种方式奔向解放区，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可以说，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民主人士们不是已经到达解放区，就是在赶往解放区的路上。

1948 年的最后一天，在东海上航行的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乘客们正进行一场特殊的欢庆新年到来的聚餐。原来，这些神秘的乘客是中共秘密组织的从香港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他们是 1948 年 12 月 26日从香港出发的，为了庆祝新年，大家一起包饺子，还拿出了各自携带的鱼子、腊鸡、牛肉、水果等，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共话未来。茅盾准备了一个大笔记本，请大家题字和签名。李济深即兴写下一首诗：“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朱蕴山在途中吟诗多首，其中有“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意味深长的佳句。

1948 年的最后一天，在思想上忠于蒋介石的胡适，与傅斯年在长江边饮酒唱和，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两个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他们俩人的泪是感慨“忽值山河改”，而中国的普通百姓和民主人士期盼的，就是“山河改”，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即将到来的 1949 年丰富而多彩。而本书只是围绕主题，重点叙述共和国孕育的 10 个月，围绕着这个崭新的胚胎是怎样发育、成型，进而呼之欲出，完成了共和国的设计和定型，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百年共和国的梦想。

时间的指针，即将转向 1949 年—— bVlL6patkH5e+iFrYHxHntQMY0/OZIGdWXYbySpgPQSMZ9M9vGTpiL1CKrgtWI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