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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国抗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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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出版后，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少西方记者对“红星高照”的中国极为向往，美国探险家、摄影家、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到访中国，留下了被誉为“《西行漫记》姐妹篇”的《北行漫记》，描述了中国人民真实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福尔曼第一次抵达陕北，采访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在与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会晤后，他表达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赞赏和对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崇敬之情。一颗“红色”的种子悄悄埋在了他的心里。
1940年，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再次来到中国。作为一名资深记者，福尔曼并不满足于在重庆倾听防空警报和采写一些肤浅的报道。一颗新闻记者的良心驱使着他尽快前往当时被军事封锁的延安，去破解那些一直以来盘旋于脑际，却百思不得其解的众多疑问：封锁区里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中国共产党真的如国民党政府描述的那样，背信弃义，拒绝抗日吗？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福尔曼渴望了解这一系列的真相，从而能向全世界如实报道。
1943年5月，福尔曼与多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去延安采访，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面对重重禁锢，福尔曼探求真知的决心没有动摇。1944年5月，福尔曼和其他20名中外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几经周折，终于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福尔曼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访问期间，福尔曼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朝夕相处了5个月后，福尔曼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这是举世公理。”福尔曼还惊讶地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骁勇善战，还在根据地参加大生产运动，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大娘给八路军送水”“村民自发组成队伍，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
福尔曼观看民兵制作炸药
福尔曼在访问期间曾与被俘日本士兵进行过一些交流，他发现这些人都得到较好的口粮，给他们分配的肉类也比八路军士兵所得的要多，日用必需品也有大量的供给，一些日本士兵和日本战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了日本军队，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优待俘虏的政策，使得这些人实现了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的身份转变。福尔曼甚至在延安听到有日本人喊出这样的话：“我们准备随时和我们的美国及其他盟友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种种现象都让他坚信，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抗战，必将得到全世界富有正义感人士的支持，也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在延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
1945年，福尔曼回国出版了《北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延安的真实面貌，详细描述了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见闻，成为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在谎言肆虐的时代，《北行漫记》的出版向世界证明，军事和新闻的封锁没能消磨八路军战士的意志，也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