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人说，你的第一个宠物的名字和你长大的那条街的名字拼在一起，就是你在色情界的艺名。这么说的话，我的艺名应该是刺客·蒲南蕾。我绝对没有进军色情界的打算，但这个名字值得我冒险一试。
在夏威夷卡内奥赫一条名叫蒲南蕾的小巷里，我度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八年。我家的房子坐落在热带岛屿上，虽然房子看着普通，但周边的景色极佳：一边是壮阔的山脉，一边是蔚蓝的海湾。在椰子成熟的季节，你得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免得被熟透的椰子砸个正着。
蒲南蕾的生活闲散、安宁，像一盆永远不会变凉的洗澡水，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敞篷货车的后视镜上挂着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勇士头像，当地的夏威夷快餐厅供应意大利面和照烧牛肉，海岛音乐电台播放着嗡嗡作响的尤克里里曲子……空气总是湿漉漉的，但温度永远不会高过你的体温。
在我五岁那年，“刺客”被装在灌有过滤水的塑料袋里，从柯欧劳宠物商店来到我家。我们把它放在客厅蓝色的鱼缸里，里面铺了一层橘黄色的砾石。我父母给它起名叫“刺客”，名字源于柯蒂斯·梅菲尔德的同名金曲，但我可不认为我的鱼和歌里的主人公一样，曾经在贫民窟惹是生非。
在蒲南蕾住了没多久，“刺客”就染上了多子小瓜虫病，也叫“白点病”，这种寄生虫会让水生生物慢慢死去。“刺客”的鳞片上冒出大量白斑，它不再游来游去地玩耍，而是半死不活地漂在水里。接下来的几周，它的身体从鲜艳的金黄色逐渐变为灰暗的白色。一天早晨，它终于游不动了。我妈起床后，发现它的小尸体正浮在水面上。为了不吓到我，她决定晚上回家后再给她的女儿进行第一次“死亡教育”。
晚上，我妈让我坐到她身边，一脸严肃地握住我的手：“甜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是关于‘刺客’的。”
“好的，母亲。”
我叫的也许是“妈”或者“妈咪”，但在我的印象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的英式淑女，举止非常优雅。
“‘刺客’生病死了。我今早发现它时，它已经一动不动了。”她说。
“不，母亲。它没死，”我坚持道，“‘刺客’还活着。”
“宝贝，我很抱歉。我也希望它没死，但它真的死了。”
“不对不对，你快过来看！”
我把我妈领到鱼缸旁，一条白色的鱼漂在水面，纹丝不动。“瞧，凯特琳，我现在要捅它一下，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好吗？”她挽起袖子。
她刚要碰到“刺客”的“小尸体”时，只见“刺客”快速向前一冲，绕着鱼缸四处乱窜，急于躲开那只“不怀好意”的人类的手指。
“我的老天！”我妈尖叫一声，惊恐地看着“刺客”游来游去，一点儿也不像条死鱼。
我爸在她身后笑出了声。
“约翰，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捂着胸口说道。
其实那天早上，我爸在我妈起床之后才起来，像往常一样喝了杯咖啡，然后径直把“刺客”扔进了马桶。他带我来到柯欧劳宠物商店，买了一条健康的白色小鱼，样子和生病后的“刺客”一模一样。回到家后，我们把它放进鱼缸，它短暂“鱼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妈吓出心脏病。
它做到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刺客二世”，而我学到的关于死亡的第一课就是伪装死亡。
除了可怜的“刺客”（还有“刺客二世”，没过多久，它也死了），童年时代的我大多从动画片和恐怖电影里见过“死”这回事。我很小就学会了快进录影带，凭着这个本事，我跳过了《小鹿斑比》里斑比母亲死去的画面、《小脚板走天涯》中小恐龙妈妈殒命的场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砍掉他的脑袋”的镜头。没有什么能吓到我。我被这股力量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能“快进”一切。
直到有一天，“死亡”不再受我控制。记得八岁的一个晚上，我准备参加温沃德购物中心举办的万圣节化装比赛，那里离我家只有四个街区。我从旧货店买了一条闪亮的蓝色长裙，执意要打扮成小公主。但我很快发现，“公主”这种装扮太没创意，毫无胜算可言，于是决定放手一搏——要么吓死人，要么被人吓。
我从衣物箱里翻出一顶长长的黑色假发。这个道具我后来用过好几次，比如戴上它假扮成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用我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摄像机自导自演了《你应该知道》的MV。我戴好假发，在上面别了一个破碎的皇冠头饰，又弄了些假血——只需要几道喷溅的血迹即可。大功告成，我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僵尸舞会皇后。
轮到我上台展示时，我绊了一跤，摔倒在舞台中间。大赛主持人手拿麦克风，问我装扮的是什么角色。我模仿女鬼的腔调，断断续续地说：“他……抛弃……了我，他要付出……代价……我是……僵尸舞会皇后。”评委被我的声音打动了。我赢了，领到七十五美元奖金——我算了算，足够买好多好多画片，多到令人恶心。如果一九九三年时你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还碰巧住在夏威夷，那么攒钱买画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我在商店里的洗手间脱下长裙，换上一条亮绿色的打底裤和一件亮粉色的T恤衫（这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威夷相当时髦），然后和朋友们去商场里的鬼屋玩。和很多商场一样，这个购物中心有两层，中间是开放式的，二楼的人可以看到一楼。我想找我爸多要点钱，买一个大个儿的椒盐卷饼。
我四下张望，发现我爸正坐在食品摊旁边的长凳上打盹儿。“爸！”我从二楼大喊，“爸，我想要个椒盐卷饼！”
我一边喊一边挥手，碰巧用余光看到二楼自动扶梯口有一个小女孩企图爬上扶梯顶端的扶手。我看着她，只见她身子一歪，从离地面三十英尺
高的扶梯上掉了下去，脸朝下摔到一楼的金属柜台上，发出可怕的“砰”的一声。
“哦，宝贝！噢，不，我的宝贝！”小孩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叫着，从扶梯上冲下去，发疯似的拨开围上来的人群和保安。直到今天，我都再没听到过像她那样绝望的叫声。
我吓得双腿发抖，往楼下一看，我爸已经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刚才待过的地方，只有一张空空的长凳。
“砰！”小女孩摔到柜台上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一声比一声沉闷。要是在今天，我肯定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但那个时候，它是我童年时代的主旋律。
“嘿，丫头，你可不要学她，乖乖乘扶梯下楼，好吗？”我爸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脸上露出“‘刺客’事件”中在我妈身后那种傻笑。
但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我想我的眼神已经告诉他，这真的真的不好笑。
日本神话里有一个传说，神祇伊奘诺尊来到黄泉寻找他的妹妹伊奘冉尊。当伊奘诺尊找到伊奘冉尊时，她却警告他绝不能回头看自己——和西方的俄耳甫斯传说如出一辙——否则她无法回到人间。伊奘诺尊最终没能忍住，点亮火把凑近她的脸庞。映入他眼帘的是伊奘冉尊早已腐烂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蛆虫。伊奘冉尊追赶着伊奘诺尊，伊奘诺尊只得用巨石堵截她，二人因此永世诀别。伊奘诺尊用巨石隔开了阴阳两界，他不再无视死亡，却又陷入对死亡的恐惧。
那一晚，我不敢关灯睡觉，一直坐到了天亮。那个女孩仿佛坠入了我的心，正中我内心的恐惧深处。事故现场一点儿也不血腥，还没有电视节目里演得吓人。但这是现实。直到那一晚，我才真正明白，我早晚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我不知道还有谁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其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怎么忍受得了呢？
第二天一早，爸妈发现我蜷在客厅的沙发上，身上盖了好几条毯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带我去“相思木”餐厅吃巧克力烤饼，再也没提过那次事故。
这个故事里最离奇的，不是八岁小女孩目睹别人死去，而是她足足等了八年才看到这一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很少有小孩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
北美洲诞生于死亡。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后，死神从此如影随形。就算不是因为饥荒、严寒和印第安人，也会因为感冒、白喉、痢疾和天花而一命呜呼。詹姆斯镇在弗吉尼亚州建成后的头三年，首批进镇的五百人就死了四百四十人。儿童死亡率尤其高。如果你生了五个孩子，有两个能活过十岁就算幸运。
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死亡率也没有降低。当时有一首歌谣很流行，小孩跳绳时都会唱：
祖母，祖母，
告诉我，
我究竟
能活几岁？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
很遗憾，许多儿童的寿命还没有跳绳的个数多。小孩被叫去给同龄人送葬，肩上扛着小棺材走街串巷。这是个倒霉的差事，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墓地。他们一定很害怕，不比我目击小孩坠楼时遭受的惊吓少。
意外发生的几个月后，女童子军组织队员前往本地消防队参观。我鼓足勇气，向一名消防员打听那个小女孩的情况。“糟糕透顶。”他摇了摇头说，绝望地盯着地面。
我不太满意他的回答。我想继续问：“是他们没有捡回她丢失的器官那种糟糕，还是伤得不轻那种糟糕？难道说她还活着？”
我的确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太害怕了，没敢追问下去，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不重要了。也许有一天奥普拉会邀请我上节目，一边使劲地挥舞手臂，一边大声宣布：“凯特琳，虽然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女孩还活着！她就在现场！”但恐惧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谁也改变不了。我开始出现幻觉，哪里都能看见死神——那是一个身穿斗篷的暗影，总徘徊在我的视线边缘。每当我想直视它时，它就会消失不见。
班里一个名叫布莱斯·桥本的学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这是怎样一种疾病，但一个同学告诉我，得了这种病的人会不停地呕吐，直到断气为止。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断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体内正惨遭病魔折磨。
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想夺回控制权，我坚信自己必须讨好死神，证明自己是它挚爱的人之一。
我开始通过强迫动作和仪式化行为减少焦虑感。我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计算、拍手、触摸、检查——这样才能保证万物平衡，不让死亡找上门来。
我的行为标准虽然随意，但还算理智：喂狗之前，先绕着房子连续走三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躲开新树叶；查看大门是否锁好，反复检查五次；从三英尺外跳上床；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校长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道蒂先生和夫人，你们的女儿总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口水，我们有些担心。”
有好几个月，我都低着头，让口水流到衣服上，湿渍慢慢扩大，像第二个领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可能觉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灵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们随时可以把它夺走”。
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将患者暴露在引发其痛苦或恐惧的环境中，让其认识到，即使不做出仪式化行为，糟糕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我父母那辈人觉得，只有疯子和变态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可爱的八岁的女儿用不着（其实我刚刚往领子上吐了口水，并强迫自己用手指敲灶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痴迷于死亡，仪式行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梦到过小孩坠楼的场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儿，我拒绝承认死亡对我产生的影响。每当我情绪低落，忧伤随之而来时，我都严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因内心的脆弱而大为恼火。我无情地痛骂自己：“你过得比谁都好，既没挨过饿，又没挨过打，双亲还健在。和别人的痛苦比起来，你的痛苦根本不值一提，你分明就是一头叽叽歪歪、无足轻重的母牛。”
我有时会想，如果能直接认识死神，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会坐在他身边，和他握握手。他也许会说，他是我的亲密伙伴，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听命于他，他还会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不过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为何要在西风这种阴森的火葬场工作呢？那是因为我想对八岁时的自己做出补偿。由于恐惧，那个小女孩彻夜不敢入眠，蜷缩在好几条毯子下面，坚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见，死神就不会把她带走。
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其他孩子尽早了解死亡，免得他们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死亡时心灵就惨遭重创。计划很简单，我要建一所优雅、精致的殡仪馆，非常时髦，但仍带有一些古典韵味，名字就叫作La Belle Mort——法语，意思是“美妙死亡”
。译成“美妙死亡”估计不会错，不过开店前我还需要再核查一遍翻译是否准确。不像有的傻妞，以为自己屁股上的文身是“希望”一词，其实文的是“加油站”，我可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
“美妙死亡”鼓励家属用新鲜、好玩的方式悼念死者，把“欢乐还给殡仪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感，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怀着沉重的心情，过于严肃地对待它。我们要做的就是摆脱情感束缚，和传统的葬礼说“再见”。
在传统葬礼上，你会看到一副昂贵的棺材，上面装饰着艳俗的花圈，里面有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撒由那拉
，万人通用的悼词（“她步入悲伤的峡谷中”）；撒由那拉，慰问卡里的肉麻客套话（“她一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一切安好”）。
我们被这些传统禁锢了太久，是时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直面死亡了。“美妙死亡”殡仪馆少不了派对和乐子，二十一世纪将是盛大葬礼的时代。老爸的骨灰可以送往太空，可以制成子弹一枪崩上天，还可以做成钻石戴在手上。我想以一场明星葬礼总结我的设想：根据坎耶·韦斯特的要求，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全息投影图像将出现在一个十二英尺高香槟喷泉的旁边。
镜头切回西风火葬场。我在火化两具尸体之前列出一个清单，上面写满了我对“美妙死亡”的计划：用骨灰作画，用骨灰文身，把骨灰制成铅笔或沙漏，把骨灰用手拉彩炮喷出去。这是我的“美妙死亡”专用笔记本，封皮是朴素的黑色，翻开后第一页全是彩色贴画，画的都是玛格丽特·基恩风格的动物，它们的眼睛大得出奇。我原以为有了这些小动物，笔记本里的内容可以显得轻松一些，但转念一想，实际效果貌似惊悚了十倍还不止。
“你老在上面写什么呢？”麦克从我的背后偷瞄。
“没什么，老板。就是关于死亡革命的，真的没什么。”我匆匆写下一个新点子——一艘游艇载着死者的家属前往旧金山湾抛撒骨灰，甲板上的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着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
在我的规划中，“美妙死亡”殡仪馆就是后现代葬礼策划师的应许之地。既然我现在在西风火葬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我就得每天按时起床，穿上那条短得可笑的裤子，蹬上铆钉靴，在工作间里尽职尽责地火化尸体。如果我以后发达了，没人敢说我在殡葬业做得风生水起，凭借的不是真本事。
世上还有很多八岁的小女孩，如果我能为了她们，让死亡变得安全、干净和美丽，我的罪将被赦免，我自己也会被火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