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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ch bin müde.”我对弗雷德说。他舒展哀伤而苍白的脸，露出微笑。“Ich bin müde.”是我目前会说的唯一一句德语。我暂时不想继续学了。因为学的越多就越开放。而我还想再封闭一阵子。
2. 弗雷德的脸使人想起一张老照片。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会因为情场失意而加入俄罗斯轮盘赌的那种。我想象着几百年前的他整夜流连在布达佩斯的饭店，吉卜赛小提琴的哀鸣也未能惹动他苍白面庞上的几许漪涟，只有他的双眼，偶尔还会辉映着胸前制服铜扣的微光。
3. 从我的房间，我暂时的流亡中望出去，盈满视野的是一片修密的松林。每天早上我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一台浪漫的舞台布景。起初，松林笼罩在迷雾中，幽灵一般，然后，迷雾一丝丝散开，阳光透了过来。一日将尽时，松林会变得幽暗。窗户左边一角将将可以看到一面湖。我总是到了傍晚就拉上窗帘。这个舞台布景每天都是一样的。偶尔也有鸟儿飞过，打破静止的画面，但真正发生变化的只有光线。
4. 我的房间里则盈满寂静，像羊毛一样厚实。如果我把窗户打开，这种寂静就会被啁啾的鸟鸣打破。傍晚时分，如果我走出房门，就会听到走廊里电视机（来自同楼层基拉的房间）和打字机（来自楼下俄罗斯作家的房间）的声响。再过一会儿，我会听到某位从未谋面的德国作家不规则的手杖声和轻轻的踱步声。我经常碰见那对罗马尼亚艺术家夫妇（他们住在我楼下）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过。只有这里的管理员弗雷德有时会搅扰这种寂静。他替我们楼下的公园割草，用电动割草机的轰鸣驱散爱情的痛苦。他的妻子不久前离开了他。“内个婆娘疯了。
”弗雷德解释道。这是他会说的唯一一句英语。
5. 我们旁边的小镇穆尔瑙有一个博物馆，是加布里埃尔·明特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故居。观看他人的生活痕迹总是令我有些不安，它们是如此具体、私密，却又被这样泛泛地公开展示着。我去的时候买了张明信片，背面画的便是这座房子，《俄国人的房子》（ Das Russen-Haus ）。这张明信片我常看。我经常觉得那扇窗后的小人，那个深红色的小点，就是我。
6. 我的桌上有张泛黄的照片。三个不知名的女人在洗澡。对这张照片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它摄于本世纪初，地点是帕克拉河。那是一条非常小的小河，就在我出生与成长的小镇不远处。
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就像一张符，虽然它的实际意味对我来说并不明确。它暗哑发黄的画面仿佛有催眠的力量，令我着迷。有时我会久久地望着它，什么也不想。有时则把全副精神投入河中三个女人的倒影里，投入她们正对我的脸庞。我沉浸其中，仿佛要解开一个谜团，找出一条裂缝，一条隐藏的通道，顺着它可以滑入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我喜欢把这张照片放在窗户的左边一角，那里刚好可以看到一点湖水。
7. 我有时会和基拉一起喝咖啡，她是基辅人，退休前是文学教师。“Ya kamenshchitsa.
”基拉说。无论哪种石头，基拉都喜欢。她说自己每个夏天都待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村，在那里，海水会将各种奇珍异石冲到海滩上。不止她一个，她说，还有其他人，都是kamenshchiki。他们有时会聚到一起，点一坑火，烧罗宋汤，传看各自的
珍宝
。而在这里，基拉只得靠临摹打发时间。她已经临摹好了一幅大天使米迦勒，不过，她说，其实她更喜欢——串珠子。她问我有没有断的项链，她能修好，她说，她能把珠子再串起来。“你知道，”基拉说，“我喜欢串东西。”她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在道歉。
8. 穆尔瑙附近，还有一座厄登·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博物馆。厄登·冯·霍瓦特1901年12月9日16点45分（一说16点30分）生于克罗地亚里耶卡。体重约十六公斤时，他离开里耶卡，在威尼斯住了一段时间，又在巴尔干半岛住了更长一段时间。身高一米二时他搬到了布达佩斯，在那里住到一米二一。据厄登·冯·霍瓦特自己记录，一米五二时爱神在他体内苏醒了。而对艺术，尤其是文学的热情，是在一米七时出现的。“一战”打响时他一米六，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一米八。长到一米八四后停止了生长。霍尔瓦特的生平传记是以厘米与地理位置来计量的，博物馆中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
9. 坊间有个关于战犯拉特科·姆拉迪奇（Ralko Mladic）的故事。此人曾占据周边小山，一连数月轰炸萨拉热窝。有一回，他看到下一批轰炸点中有栋房子是他认识的一个人的。于是将军给这人打了个电话，通知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好他的相册，因为他的房子马上就要被轰炸了。凶手所说的
相册
指的是家庭相册。这位已连续摧城数月的将军，很清楚要如何销毁记忆。正因如此，他才会
慷慨
地打电话给这位熟人，将追忆的特权赐予他的生命。赤裸裸的生命，几张家庭照片，仅此而已。
10.“难民分为两类：有照片的和没照片的。”某波斯尼亚难民说。
11.“女人最需要的是空气。”我与朋友汉内洛蕾散步去附近的安德西斯修道院时，她说。
“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男管家。”我在修道院的纪念品商店买下一只装着守护天使的便宜塑料球时反驳道。
汉内洛蕾笑了，几不可闻。摇晃小球时，雪片会落在守护天使的身上。汉内洛蕾的笑声窸窸窣窣的，就像泡沫塑料做成的雪片。
12. 来这儿以前，我先在亚得里亚海待了几天，住在滨海的一个房子里。小海滩上偶有海滨浴者。从我的露台上就能看见、听见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女人的笑声特别响，特别引人注意。我抬头望去，只见海里有三个洗海滨浴的老妇人。她们袒露着乳房，就在近海处浅游，她们围成一个圈，好像围着一张圆桌，正在喝咖啡。（听口音）她们是波斯尼亚人。很可能也是难民，过去都是护士。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她们都在回忆过去的学生时代，提到了某个不在场的同学，说她期末考试时分不清anamnesis（病史）与amnesia（失忆）。这个故事，以及amnesia一词，被她们重复了好几遍，每次都惹得她们大笑不止。三人一边笑，一边挥舞着手臂，好像在从某张不存在的桌面上往下掸面包屑。突然间，天上下起了大雨，这是夏季特有的阵雨，突如其来，但是转瞬即逝。海滨浴者继续泡在海里。我站在露台上，望着大滴闪亮的雨水，和那三个女人：她们的笑声更响了，笑声起得更频繁了，逐渐笑得不能自已了。在她们欢笑的间隙，我听出了falling（落下）一词，她们几次说出这个词，也许指的是天上的雨……她们张开手臂，用手拍着水，她们的声音逐渐变得像短促的鸟啼，仿佛在比赛谁的声音更深厚、更响亮。而雨，它也像疯了一样，越下越大，越来越暖。露台与海之间落下一幕潮湿、模糊、咸咸的水帘，蓦然吸去所有声音，唯余三双翅膀，还在晶莹闪烁的寂静中无声拍打着。
我在心底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幕，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13.“女人最需要的是水。”我们在奢华的穆勒大众游泳馆游完泳后休息时，汉内洛蕾说。
14. 我认识一个叫S的，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但她还是想办法读完了护士专业，在小镇边远地区一家为精神障碍儿童开设的医院里找到了工作。“不会有好结果的。在这里我就像吸墨纸一样，吸收着别人的不幸。”她说。在医院里，她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小小幸福，一个男护士，比她年轻得多，个子特别小（我见到他时一直盯着他脚上那双小巧的漆皮鞋难以自拔），连姓里都有个小后缀。她怀孕时年龄已经有些偏大。虽然两人都患有糖尿病，但她还是决定继续妊娠。她扛过了整个孕期（一对双胞胎！），就在预产期前一天，两个胎儿窒息胎停了。S像吸饱了墨的吸墨纸一样碎烂开来。她在精神卫生病房住了一段时间，痊愈后与她的小丈夫一起搬到了一个更小的镇上生活。有一天，她突然来了我家。一开始，一切都显得很 正常 ，我们聊她的工作，聊她的丈夫，聊这个，聊那个，接着，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塑料袋，把里面的 宝贝 拿出来，在我面前一字排开。那是两三件亮晶晶的小玩意儿，因为看起来太廉价，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些什么了。她把这两三样廉价首饰摆弄来，摆弄去，摆弄了好一会儿。接着，突然看到我架子上摆的一小束干花，说她真喜欢，这花真好看，简直太好看了，叫我送给她。她把这束干花顺手塞进小塑料袋，带着她那贼喜鹊的宝贝们，急匆匆地走了。
15. 喝咖啡的时候，基拉跟我讲起了那个小村的其他住客。“你知道，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寻找……就好像我们都曾失去一样……”
16. 流亡者能感觉到，流亡意味着对声音的一种持续的、特别的敏感。所以我有时会觉得，流亡不外乎对声音的搜寻与回想。
我去慕尼黑看伊戈尔时，在玛利亚广场逗留了一会儿，被那里的音乐吸引了。一个吉卜赛老人在用小提琴演奏匈牙利吉卜赛歌曲。他注意到我扫过的目光，对我微微一笑，一个既恭顺又放肆的笑，他认出我是 自己人 。我的喉咙像是被攫住了，一时无法呼吸，垂下眼睛匆匆逃离，过后才意识到自己跑错了方向。我又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个救命的电话亭，排到队伍里，假装非要打个电话，不然呢？
排在我的前面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穿着紧身的黑色皮夹克、紧身牛仔裤，高跟靴子，脸上有种既局促不安又目中无人的神情，好像两种颜色不小心混在了一起。几秒后我意识到，他也是一个 自己人 ，一个 同胞 。他一遍又一遍慢悠悠拨号的样子——目不斜视，仿佛廉价餐馆里的招待员——让我内心充满愤怒与怜悯，并往队伍旁边站了站。然后年轻人的电话终于通了（是 自己人 没错了！）。我的同胞打起电话来总是没完没了，一点有用的都没有，仿佛只是在互相宠爱和撒娇，拍拍彼此的肩背，你哄哄我，我哄哄你，这种习惯再一次陡然激起了我心中的愤怒与怜悯。小提琴还在如泣如诉地拉着，年轻人和一个叫米莉卡的说着话，而我的脑子就像一个剪辑工作台，正在把两种声音混剪到一起。黑眼睛的提琴手仍执着地望着我的方向。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离开队伍，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就露馅了。于是，等到年轻人终于打完电话，还用手捋了捋头发（这个动作第三次在我心里激起了愤怒与怜悯，因为你根本想不出它的必要性）后，我立即给汉内洛蕾打了个电话，除了她我不知道还能打给谁，一边还在努力想着有什么确有必要的紧急问题可以问她。
与伊戈尔的会面就这样迟到了。我们去了一个中餐馆，等餐时聊得很开心，我却有些坐立不安、心不在焉，连眼神都是游移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包着一层细腻的薄膜，就像冬天眼镜上起的雾。接着，一个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声音逐渐清晰起来。那是餐厅里放的流行歌曲，用的是中文，或者韩文，或者别的什么亚洲语言，歌声轻柔伤感，浅吟低唱，像是情歌，这么说来也可能是我家乡的歌，或者伊戈尔家乡的歌也未可知。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雨，雨水沿着伊戈尔背后的玻璃窗倾泻而下，我终于放弃抵抗，任自己做出相应的反应，确切地说，放任自己顺从了一个古老的、久经训练的条件反射，此前我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简而言之，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一听到铃声便流出口水，在这四海一同的甜美哼唱中，在这虽然不知来处但像极了乡音的歌声中……我的内心挣扎着，抵抗着，呻吟着，被这声音所控制，我反而有些高兴，几乎感觉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我虚弱下来，柔软下来，在看不见的温暖泪池里扑腾……
“怎么了，伊戈尔……？”我问他，语带抱歉。
“你衬衫纽扣上的反光，让你的眼睛看起来也亮闪闪的。”我的朋友，这位从切尔诺维奇来的俄国犹太人兼流亡者说道。
我木然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纽扣。那是一枚半透明的金色塑料纽扣。
17.“我不想说诙谐机智的话。也不想构建什么情节。我要写的是事物和思想。辑合各种引述。”很久以前，一个暂时的流亡者说。他的名字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
18.“Ich bin müde.”我对弗雷德说。他舒展哀伤而苍白的脸，露出微笑。“Ich bin müde.”是我目前会说的唯一一句德语。我暂时不想继续学了。因为学的越多就越开放。而我还想再封闭一阵子。
我在寂静的房间里，对着窗口的浪漫布景，收拾着我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有些是我带来的，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是到这里以后发现的，形形色色，也没有多大意义。比如，面前摆着的一根在公园散步时捡到的闪亮小羽毛；脑海中回响着的一句不知在哪里读到的话；盯着我的一张泛黄老照片；一个在某处无意中看到的姿势，至于是谁摆出的，又有什么意思，我全然不知；眼前亮闪闪的一个装着守护天使的塑料球，摇一摇，雪花就会落在天使身上。我不理解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我是个疲惫不堪的人类样本，一颗卵石，被机缘冲到了一片陌生的、更安全的海岸。
19.“女人最需要的是空气和水。”当我们坐在酒吧，吹着杯中的啤酒泡时，汉内洛蕾语重心长道。
20. 流亡者能感觉到，流亡有着与梦相同的构造。突然之间，他忘记的或根本未曾见过的面孔，他绝对没去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地方，都像在梦中一样，一齐出现在他面前。梦是一片磁场，吸引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画面。流亡者突然会在现实中看见被梦的磁场吸引而来的面容、事件与画面，突然间，他会觉得，虽然自己的人生尚在进行，但生平传记其实早已写定，因此，他之所以流亡，不是出于外部原因，也不是自己的选择，而只是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这样一团混乱的坐标。在这一可怕而又诱人的想法驱使之下，流亡者开始把日常的种种迹象都当作符号与征兆来破译。突然，他会从中解读出，似乎一切事物都符合某种神秘的内在和谐，都能串成一个闭环的逻辑链。
21.“Nanizivat, ya lyublyu nanizivat.”基拉说，就像是在道歉，她露出苍白的微笑，像一个卧病在床的人。
“串东西，我喜欢串东西。”
22. 我们公园边上的玻璃工作室里，一对罗马尼亚夫妇正在准备一个展览。年轻的妻子用斧头斫着在公园捡了好几天的木块。丈夫则忙着把近乎透明的小纸片贴到一块巨型白板上。每张纸片上都用柔和明亮的灰色水彩画着一只鸟的头。年轻的妻子有节奏地劈砍着木头。一开始，小纸片静止不动，然后，一股看不见的气流开始轻轻地扰动。鸟头颤动，像是要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