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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当老兵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腥的战场零散地回来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带着怀旧的心情写到了过去时代的良好经济状况：
在那个时代的人类经济进展中一段非凡的经历在1914年8月结束了……伦敦居民可以一边倚在床上品尝早茶，一边打电话订购全球的各种产品，他认为买多少合适就买多少，而且可以要求尽早送货上门；与此同时，他还可以用同样办法对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不费辛劳甚至麻烦，就可分享未来的成果和好处，或者他根据信息或自己的设想决定把资金委托给某个洲大城市里某个有信誉的人去打理。如果他希望旅行，他可以得到便宜舒适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国家或任何气候的地方去，无需办理护照或其他手续；他可以派仆人到附近银行很方便地购得贵金属；只要身上带了钱币，他到了外国即便不知道当地的宗教、语言或风俗习惯，游玩也不会成问题，有时候他也许对某件事感到委屈，也许对几乎畅通无阻感到十分惊讶。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应该的和理当长期存在下去的，此外他还希望情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任何偏向都是反常的、可耻的，应当避免的。
不用担心凯恩斯所说的有电话、有仆人、倚在床上品早茶的“伦敦人”只占人口极少数。不要在乎凯恩斯所说的与令人惊叹的全球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种种机会同亚洲和非洲赤贫的人民没有关系。不要介意数百万人为了对付当时社会的混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运动，他们没有像凯恩斯那样怀旧。
凯恩斯认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实践中几乎已完全实现了”
，这个观点确实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质。因为那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对于人员、货币、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基本上是开放的。当时最重要的企业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世界经济开放是正常状态。他们觉得人员和货币应当没有限制或者只有极少限制地在世界各地流动。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很普遍，但人们认为这是国内或国际政治中短期的紧急事件所引起，这种脱离常轨的现象是可以接受的。资本主义已在全球推行，这世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了。
黄金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好像伦敦绅士俱乐部。在必须维持俱乐部顺利运行时，成员之间会相互支持，并且吸收符合俱乐部标准的新申请者。俱乐部的标准很高：要致力于经济开放，跨国保护产权，遵守金本位制以及政府有限制地干预宏观经济。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享受俱乐部成员的优惠。在大多数时候，许多国家渴望具备成员资格。
许多欧洲人认为，对于国际经济一体化总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事后再想想，我们知道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并不是新的自然的安排。全球俱乐部对成员的要求使得大部分国家，包括某些创始国在内，感到负担太沉重。那么，这个经济一体化时代怎么能维持如此之久的呢？
1914年之前，在所有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人都同意各国政府应当优先考虑他们的国际经济关系。政府履行对外经济责任这个任务比处理产业工人失业或农业困境更重要。几乎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认为政府能够或应该为国内商业周期、失业或贫困做很多事情。事实上，大多数国际经济一体化体制正统的支持者争论说，国家大量干预市场将会扰乱金本位制的自然运行。他们认为失业补贴、贫困农民补助以及广泛的社会救济穷人计划将会妨碍金本位制所要求作出的调整，这些计划使得为了维持经济平衡而必须降低工资和价格的措施难以实行。
当然政府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控制着本国的货币、贸易和国际金融关系。政府还在国内外实施产权保护，确保本国公民享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好处。工业国和贫困国家的统治阶级都竭尽所能证明它们的国际经济的完善，可是几乎都未能管理好本国经济。
黄金时代全球主义鼓吹者常常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开明的思想——很像专门俱乐部的成员把俱乐部的魅力归因于成员的品质，而不是参加俱乐部可能获得的物质利益一样。当然，先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然后才有经济开放新政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承人拓展了他的专业化对国际经济有益的论点，并详细阐述了他反对重商主义的实例。
最有影响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伦敦的一位银行家，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国内和国际商品的比较成本。他从英国和葡萄牙的经济关系中引出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李嘉图的阐述从一个没有贸易的世界开始。如果英国生产布比生产酒的效率高，那么英国的布将比英国的酒便宜。如果葡萄牙生产酒比生产布的效率高，那么葡萄牙的酒比葡萄牙的布便宜。如果两国开放贸易，他们就可到国外去买便宜的商品。英国向葡萄牙买酒，葡萄牙向英国买布。李嘉图指出，英国应该向葡萄牙购买全部它所需要的酒，而葡萄牙应该向英国购买全部它所需要的布。这样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生产成本最便宜的东西。
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是指各国应当去做自己做得最好的事——不是与别国去比，而是与它所做的其他事情去比。即使英国生产的酒和布都比葡萄牙好，它仍应当只生产布，而向葡萄牙购买全部的酒。“比较”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比较活动（英国农业和英国制造业比），不是一国和另一国去比（英国农业和葡萄牙农业比）。
比较优势学说把专业化原则应用于各国，像人一样，各国应当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不管别国做这些事有多好。说一个人应当专门从事他最胜任的工作，并不涉及这个人的技能与别人技能的比较。一位优秀的厨师如果洗碗碟也很能干，他仍然应当雇用一个洗碗工，哪怕是一个平庸的洗碗工，因为厨师把时间花在烹调上比洗碗更值得。一位高明的木匠应当雇用一个本领不强的工人去做简单的砍削砂磨，即使这位木匠砍削砂磨的技能也很强。各地区的情况亦然如此：如果衣阿华州的土地种玉米比养奶牛更合适，威斯康星州的土地养奶牛比种玉米更合适，那么衣阿华农民应当专门种玉米，威斯康星农民应当专门养奶牛。同样地，各国出口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从而用以支付从其他国家进口最好商品的款项。
比较优势法则显然具有支持自由贸易的含义。由于一个国家总能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受益，贸易壁垒则会妨碍该国的这种发挥，所以贸易保护政策对整个经济绝没有好处。政府限制进口的政策仅仅迫使本国去生产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商品。贸易保护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了国内生产的效率。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扭转了先前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者要求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以便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坚持唱反调；进口是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而出口是进行贸易的代价。进口商品使该国能够集中生产能力制造它最好的商品。家庭的情况显然可以相提并论。一户农家为了“进口”（买入它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而“出口”（卖出农作物）。这户农家想最大限度地购买进口商品，因此需要赚更多的钱，而多赚钱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它的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出，如同农民、工人和公司通过专业化和贸易尽量多地赚钱一样，各国的情况概莫能外。自由贸易能吸引一国发挥它的比较优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合适的政策——即便是单方面地执行。
到19世纪50年代，古典经济理论的发祥地——英国已经热情地接受了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自由资本流动和自由移民。在而后的60年中，世界其余国家热情程度不一地加以仿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当时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
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不是促使黄金时代全球经济开放的唯一因素。毕竟反对政府干预跨国贸易和投资的争论早已有之。亚当·斯密在1776年驳倒了重商主义思想，大卫·李嘉图连同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和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在1820年前就充分阐述了比较优势学说。
但是直到1846年，英国议会才废除了该国主要的农业关税依据——谷物法。其他国家仅仅渐渐地和局部地效法。欧洲自由贸易的最高潮是在亚当·斯密阐明了它的可取性之后100年才来到的。
事实上，各国并未十分严格地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最少得到遵循。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阐述是绝对折服人的，然而只有英国和低地国家真正实行自由贸易；其他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对贸易进行保护。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坚持推行金本位制，或者愿意推行金本位制，尽管关于金本位制的理论阐述有着不足之处。事实上，许多古典经济学家把坚持推行金本位制视同对贵金属的崇拜。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力量不足以保证采用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政策。此外，尽管古典经济学理论取得了胜利，黄金时代的政策没有坚持一直执行下去。黄金时代之后的30年，许多政府没有把经济一体化继续保持在以前的水平上。除非它们从经济一体化的后退是出于集体对它的好处的遗忘，不然正是因为它们知道经济一体化的优越性以及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思想力量，所以才没有选择开放政策。古典经济学，如同其后以及直至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强烈反对对国际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各国过去和现在遵循这些原则的程度始终差别很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整个方向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思想观念以外的某些因素正在起作用。
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有影响的人物推动了一国又一国向世界经济开放。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就是这个时代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黄金时代：生于1840年，即谷物法废除之前几年；死于1915年，恰好是世界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下四分五裂的时候。
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于18世纪末在法兰克福创办了罗思柴尔德金融公司，后来派他的五个儿子到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去，不久在维也纳、那不勒斯、巴黎和伦敦建立了银行。正如这个时期许多其他犹太人企业家一样，先前已具备了金融和商业的经验，又有家属在欧洲各地的联系，这使罗思柴尔德一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阿姆谢尔·迈耶的第三个儿子内森·迈耶管理着在伦敦开设的分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思柴尔德像伦敦许多其他银行家一样，向英国国王提供金融服务，贷款给国王，并把英国士兵的薪饷转到欧洲去发放。在滑铁卢战役时，内森·迈耶非常关注这场战役对金融的影响，他私下安排信使接力传送情报，使他了解最新的军事消息。他安排的接力传送涉及从布鲁塞尔到伦敦的两百英里路程，速度极快，罗思柴尔德在24小时内就可获得消息，由于消息传送之快史无前例，当他次日上午把消息转告给政府时，政府往往难以置信。
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业绩有助于巩固罗思柴尔德在伦敦城里的领导地位。内森·迈耶的大儿子莱昂内尔·内森·罗思柴尔德（Lionel Nathan Rothschild）继续使公司朝着伦敦金融和国际政治中心的方向发展。莱昂内尔的儿子也取名为内森·迈耶。等到第二个内森·迈耶[人称其为纳蒂（Natty）］在1879年从他的父亲那里接管公司时，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名字成为财富、全球关系和外交影响的同义词了。该公司在世界各国金融中心都驻有代表，能够迅速有效地调用资金，因此许多政府不可能不与这个拔山扛鼎的家族热络。
罗思柴尔德家族
成了卓有建树的犹太人国际银行家的典范。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授予他们男爵称号，使这个家族进入了贵族阶层。1858年，内森的父亲莱昂内尔当上英国议会中第一个犹太人议员。第二年，内森成为第一批进入剑桥大学求读的犹太人之一。1885年他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犹太人上院议员。尽管对犹太人的粗暴抨击始终存在，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男爵仍是伦敦城和国际金融界中财大气粗的一员，兴致勃勃地参与着政治活动。家族的联系，特别是与杰出的法国分公司的联系，以及罗思柴尔德公司广泛的金融网络使得罗思柴尔德在全欧洲具有强大的影响。
内森·罗思柴尔德利用他的地位来增强黄金时代国际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金融（他自己的企业范畴）、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内森的银行事业特别与全球金本位制联系密切。像其他国际银行家一样，罗思柴尔德把金本位制看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国际投资家把钱贷给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而不贷给不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因此利用他们在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鼓励所有国家实行金本位制。
罗思柴尔德家族密切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上最重要的贷款国——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经济重要性与日俱增时，罗思柴尔德家族派遣法兰克福的一名雇员到大西洋彼岸去。当奥古斯特·舍恩贝格（August Schönberg）到达美国后，他把意义为“美丽的山脉”的德语／意第绪语
姓氏改为法语贝尔蒙（Belmont）
。使他的庇护人大为不悦的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竟然还叛皈基督教。他在经济、政治和社交界影响大增。他娶了康莫道尔·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的女儿为妻，据说佩里此公在1854年访问日本，促成了日本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到19世纪60年代，贝尔蒙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企业家之一，主要依靠他与罗思柴尔德的关系。
罗思柴尔德家族及其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坚定地支持美国经济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他们花费很多精力，试图影响美国关于金本位制的辩论。金本位制对罗思柴尔德海外投资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不实行金本位制的借款国不可靠。但是在内战时期，美国停止实行金本位制，发行绿背纸币，即使在内战结束以后仍旧采用这种法定纸币。许多美国企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认为，金本位制不适合迅速发展中的美国经济的要求。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贝尔蒙和罗思柴尔德家族坚持不懈地说服美国加入金本位制俱乐部。是否应当加入引起了争议，国会击败了使美国恢复金本位制的多次尝试。但是贝尔蒙争辩说，“健全的财政政策和我们对祖国清白名声的热爱一样”要求尤利塞斯·格兰特
（Ulysses Grant）总统“应当毫不妥协地反对在国会中占上风的盲目虚伪的狂热行为”。
格兰特最终同意并说服已无力招架的国会准许美国采用金本位制，当时机成熟时，贝尔蒙和罗思柴尔德家族向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资金，做好让美元进入金本位制所需的足够储备。
但是美国人实施金本位制的决心是不强的，在19世纪90年代又一次受到民粹主义者抨击的挑战。在1893年后，当反对金本位制运动席卷全国时，外国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元以防贬值的威胁。美国政府开始面临黄金供应枯竭的局面，1895年2月，它再次向内森·罗思柴尔德及其在美国的代表奥古斯特·贝尔蒙求助。小贝尔蒙和一位正在走红的美国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组成辛迪加，向财政部提供了它在总统大选前一年半内需要的全部黄金。当金本位制反对者于1896年败北时，美元倒是稳定下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倘若没有罗思柴尔德的支持，美元真的不可能得到捍卫了。
在美洲其他地方，内森·罗思柴尔德也捍卫经济开放，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罗思柴尔德家族早就成为巴西的官方银行，同时在智利也有很大的影响。在阿根廷，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原本处于绝对优势。但是这种竞争并未削弱罗思柴尔德稳定国际金融的努力。因此在1890年，巴林兄弟公司因违约拖欠债务而倒闭，广泛引起金融恐慌时，内森·罗思柴尔德开始介入帮助。尽管他认为巴林的问题主要是该公司自己不谨慎造成的，但他仍积极团结其他私人银行家以及站在背后的英国政府进行大量的挽救工作。正如罗思柴尔德所说，没有这方面的努力，“伦敦大商行多半可能与巴林一起垮台了”
。巴林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了，危机得到了解决。罗思柴尔德主持了一个指导重新谈判阿根廷债务以及使巴林在几年后重返伦敦金融市场的委员会。
1907年的严重危机表明，罗思柴尔德家族能够调动他们的金融资源和国际金融网络来鼓励主要金融大国开展合作。这场危机开始时表现为美国发生金融恐慌，但是很快变成人们广泛失去对经济的信心。美国银行使各地投资者惊慌异常。《经济学家》驻柏林记者报道说：“在美国电报传送的消息的神奇影响之下，市场行情涨落不稳，当其他因素发挥影响，使价格有所上升时，人们对美国局势新的忧虑很快抵消了价格的涨势。” [1]
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明确地表示，这次危机归咎于美国政策，但是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政策似乎已与危机无关。罗思柴尔德当时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政府必须联手使市场稳定下来。他提醒在法国的他的表兄弟说，“所有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是多么重要”，务使“法兰西银行和其他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作出慷慨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内森·罗思柴尔德敦促他的兄弟们——其中之一是法兰西银行董事——鼓励所在国政府与英格兰银行联袂解决危机。法国政府确实借出了几千万法郎给英格兰银行，帮助它度过这次金融大风暴。德国政府也这样做了。罗思柴尔德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网有助于保障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能够为稳定金融市场和维持金本位制作出这种多国性的努力。
罗思柴尔德家族当然是世界贸易的热烈支持者。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内森的姐夫阿方斯（Alphonse）担心法国将“受到保护主义的挟制”，向法国的日益强大的社会党政治家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粹在于国际商品的自由交换”。
在晚年，内森·罗思柴尔德的自由贸易观念淡化了一点，这不是因为他转向保护主义了，而是因为保守党政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到20世纪初，许多参加保守党的实业家开始赞同与英国殖民地国家建立某种方式的特惠贸易关系。帝国特惠贸易计划是原保守党的强大领袖和精明的制造商、时任伯明翰市长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倡导的。作为一名终生保守党员，罗思柴尔德极其关注维护党的团结，他建议保守党采纳张伯伦计划的某些内容。不过，罗思柴尔德对经济一体化这个基本信念的不懈追求至死不渝。
罗思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和美洲孜孜不倦地工作，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畅通和稳定，还为在南非进行雄心勃勃的采金冒险提供资助，以便把新的投资带到世界市场来。罗思柴尔德家族早就关心该地区采矿能获得的财富了。事实上，他们对贵金属的兴趣大于对金本位制的支持。在英国和法国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的银矿和水银矿、缅甸的红宝石矿、委内瑞拉的金矿、澳大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镍矿、墨西哥和蒙大拿的铜矿以及俄国的石油油田都有重大的投资。南非是开放地下资源最有利可图的地方。
在1873—1896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由于黄金价格相对其他商品价格来说上涨了，所以各地探矿者都在寻找新金矿。最重要的发现是1886年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特找到了金矿，开采结果表明它是世界上出产黄金最多的地区。在人们称之为兰德地区的金矿的发现，加上在过去从未到达过的地下深处开采黄金的技术的发展，使得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及其伙伴从一开始就通过他们的勘探公司参与其事。在他们对南非金矿的兴趣越来越浓的同时，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该地区开采利润丰厚的钻石矿方面也确立了地位。
内森·罗思柴尔德不久在钻石业与该地区最富裕的采矿巨头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携手合作。两家联袂能使南非钻石产量98%掌控在他们的德比尔矿业公司手中。罗思柴尔德自豪地对罗兹说，他们在德比尔共同奋斗的历史“简直是神话”，他对他们“事实上已经垄断了钻石的生产”感到惊奇。
罗兹的野心更大。在经济上，他觊觎在该地区得到更多的金矿。在政治上，1890年后作为开普殖民地的首相，希望把南非盛产黄金的地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阻碍他的是奥兰治自由州和德兰士瓦的政府（在现今南非的北方），这两个独立的共和国是荷兰拓居者的后裔非洲白人治理的，他们对英国矿业主等人关心的事情抱敌对的或冷漠的态度。
内森·迈耶和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觉得他们在南非的处境很困难。一方面他们在南非白人控制的地区德兰士瓦金矿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希望与当地政府保持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原本偏向于有一个更为友好的当地政府，甚至想把英国的开普殖民地扩大到南方去，以便控制他们在那里的利润丰厚的不动产。事情更加复杂的是，罗思柴尔德家族与塞西尔·罗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者对这两个非洲白人共和国怀有明显的图谋。英国外交部像罗思柴尔德家族一样，不得不对南非白人威胁和安抚并用。
罗思柴尔德和他的投资伙伴希望以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有关人士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使这种方式不可能行得通。英国矿工和其他定居者如潮水般涌向德兰士瓦，南非白人政府觉得自己受到敌对的外国人的包围。罗兹在统治邻近的英国殖民地时，通过滋生与南非白人的冲突，实现他的英帝国梦想。在1895年快要结束的日子里，罗兹的副手L.斯塔尔·詹姆森（L.Starr Jameson）率领一小队武装人员试图推翻德兰士瓦政府。袭击失败了，罗兹十分难堪，被迫辞职，但是袭击已使英国人和南非白人剑拔弩张，最终爆发1899年布尔战争。1902年，50万英国军队强行把全部南非纳入英帝国范围，但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布尔战争打得很激烈，并且旷日持久。此外，英国人虐待南非白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最后还是把南非联邦政府交给南非白人团体有效控制才算了结。
塞西尔·罗兹和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没有在南非实现全部梦想。罗兹在布尔战争结束之前去世了，他的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建设计划仍是空中楼阁。南非属于英国了，但是罗兹的冤家南非白人控制着南非政府。罗思柴尔德差不多取得了成功，他们家族在南非金矿和钻石矿的利益丝毫未受损害。但是布尔战争的政治影响是严重的。罗思柴尔德写信给罗兹说：“现在我国人民对于一切与布尔战争有关的事情越来越慷慨激昂，上院和下院都很想把这一切归咎于对南非矿藏感兴趣的资本家和其他人。”
人们普遍对布尔战争、对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参与战争以及对军事冒险和经济收益之间密切关联十分反感，这使内森·罗思柴尔德的保守党注定在1906年大选中一败涂地。
一个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如此密切结合的公司和家族应该预计到会有挫折。然而罗思柴尔德家族显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他们是国际金融界第一家族，内森·迈耶·罗思柴尔德可能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利用财富和政治影响支持全球经济一体化，他们不懈地追求的经济开放在世界上取得成功，从而也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世界贸易、金本位制和国际投资不断欣欣向荣，罗思柴尔德家族也越来越充满信心。
像罗思柴尔德家族那样，一大批利益集团从国际经济关系中受益，因而甘为国际贸易的更大自由而奋斗。连倡导自由贸易的伟大的比较优势理论家大卫·李嘉图在关于英国经济政策的辩论中也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事实上，李嘉图出身于金融界，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最重要团体之一。银行家和对外投资家要求英国向进口商品开放，使债务国能赚钱偿还他们的债款。
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制造商构成了支持全球一体化的另一群有影响力的团体。出口商品制造商支持贸易自由化，因为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他们就可获得最便宜的商品用于生产投入中，这样能降低出口商的成本，使他们在世界市场上更有能力竞争。不管生产的出口商品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原棉，还是兰开夏郡的棉织品，出口商的想法都一样；出口农产品的农场主希望能进口便宜的设备、机器和肥料，而出口工业品的制造商希望能进口便宜的棉花。对于他们作为生产投入所需要的商品树立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只会损害正在争夺世界市场的公司或农场的竞争地位。出口商也对贸易保护主义深恶痛绝，因为贸易壁垒会惹得对方报复，反而使自己面临无法进入对方市场的风险。
主张自由贸易者往往是其经济活动最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团体。伦敦银行家、德国制造商、阿根廷大牧场主和东南亚橡胶种植园主专门从事各自地区最擅长的经济活动，而且他们同样关心维持使得专门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人能获得回报的经济秩序。消费者也因自由贸易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费用而受益，但是消费者的组织程度很差，没有人出头代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强大的主张自由贸易的企业集团在有效地争取维持低关税。
但是有人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支持自由贸易者提出了挑战。即使那些在理论上相信自由贸易总的来说对经济是有益的人，也许也会对自由贸易于他们自己有什么价值持有另外的想法。比较优势涉及社会总福利，即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这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安康相关，效率提高就有所得，而效率降低就有所失。但是进入新市场所取得的收获可能只有社会一部分人享受到，而面对外国竞争所付出的成本则可能连累社会其余部分人。净收益总有得失。古典经济学家争辩说，自由贸易带来效率的提高，通过分配调节可以弥补遭受损失的那些人，从而使人人生活都得到改善。但是劫富济贫的做法在政治上并不总是行得通的。
经济开放的魅力在理论上和总体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政府必须对不乐意为了整个经济的长远发展而牺牲本地区、本阶级、本公司或本农场利益的选民作出回应。自由贸易的总体效果是积极的，但是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使集团和人民分为赢家和输家。自由贸易使财富和收入重新得到分配，对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有利，对竞争力不强的生产者不利。
工业国里的农场主和农业国里的工业家都要求获得保护。这两大群体的经济活动典型地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的农场主，特别是在欧洲，遭受到美洲、俄国和对拓居地农产品竞争的痛苦。1900年允许小麦自由进口到欧洲来肯定会提高进口国的经济效率，迫使没有效率的农场倒闭或改行。这符合该地区工业品出口者的利益，既避免了出口对象国的报复，又为自己获得了低廉的投入品。这对欧洲的国际银行家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希望美国和俄国依靠农产品出口来偿还债务。粮食自由贸易降低了人们的食品开支，这是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和许多城市雇主都赞成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原因。但是廉价的进口粮食可能加剧本国的农业困境，严重地破坏几百万欧洲农民的生计以及他们相依为命的农业社会。鉴于这种种情况，欧洲农民但愿少进口粮食而多破产一些银行家。
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国家里的制造商是第二大支持保护主义的群体。特别是在发展较晚的国家里，制造商坚持认为只要他们不受已有的工业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伤害，他们一定会欣欣向荣的。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的呼声——对进口工业品征收高关税，直到那些未成熟的工业部门发展壮大到能够参与竞争——几乎到处可以听见，甚至在有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里也能耳闻。在工业尚在努力站稳脚跟的国家，例如在美洲新近拓居的地区，以及在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部门非常坚决地要求筑起贸易壁垒。他们一致雄辩地指出，如果他们不得不与英国和德国竞争，那么民族工业可能发展很缓慢。
保护主义者在许多件事情上取得了成功。向没有设法发挥比较优势的人提供的保护取决于当地的政治形势。斗争往往在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展开，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者群体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代表，甚至在他们（或者男性消费者）拥有投票权的地方也如此。全力以赴于自己的发展的银行、工业部门以及大农场主在辩论中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够如愿以偿，不管他们争取的是保护还是自由贸易，都取决于他们的国家及其环境。
奥匈帝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次要的粮食生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进口小麦征收40%左右的关税。很多国家（甚至法国和德国）的政府也给工业家某种保护，尽管比起他们给予挣扎中的农民的保护来仅仅是一点点而已。当然，西欧各国仅仅是温和的保护主义者，据估计，1913年欧洲几个经济大国的关税平均在12%到18%之间。
在欧洲之外，保护措施广泛存在。进口到巴西、墨西哥和俄国等国去的工业品关税是进口到欧洲大陆去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美国和其他欧洲人新近拓居的地区——大洋洲、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贸易保护度往往也很大。在1914年以前数十年里，几乎所有地方都增加了关税。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本上对国际经济充分一体化选择抵制的态度。中国皇帝担心世界经济对他们的社会以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试图谨慎地限制外国商人和投资者的活动。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已经与全球经济有过联系，并且渴望获得更多商机的中国人，对皇朝制度的封闭性提出质疑。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才真正出现了转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世界上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几乎不是全球化的完美典范。保护主义者支配着美国的决策。他们的观点并不走极端：他们乐于看到美国农场主和矿业主在国外销售商品，看到外国人到美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坚持把大部分国内市场留给本国的制造品。作出这种封闭的选择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美国南方以出口为导向的棉花和烟草农场主以及美国东北部亲英派银行家反对工业企业家的贸易保护主张，民主党亦然如此。然而如同在中国一样，美国直到1912年大选使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当上总统后，民主党才在实施它的政策中占上风。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例外，史无前例的贸易自由化仍是黄金时代国际贸易的特征。一大批重要国家的贸易关系比以前或此后任何时候都自由。这些国家包括自由贸易传统基地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在内。较小的工业国更可能避免实施贸易保护，因为对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比较大。
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自由贸易。其中有的国家无法抵挡欧洲和其他强国打开它们市场大门迎客的诱惑。实际上，许多极端贫困的国家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他们生产原料和农产品提供出口，工业制造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例如，泰国和波斯对贸易几乎与英国或荷兰一样的开放。
最后，殖民地通常根本不能选择是否与宗主国进行自由贸易。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不得不遵照英国和荷兰的自由贸易规定行事。当然也有例外。英国的自治领（不大精确的称法是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实质上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各自的贸易立场。印度积极鼓吹关税自治，最终得到了这种自治权。在所有的场合下，他们选择更多的保护，保护的程度超过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允许。另一方面，主要的几个殖民大国同意刚果河流域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政策比它对殖民地的贸易保护政策更严格。殖民地不大可能成为自由选择自由贸易的样板，但是许多殖民地同样倾向于全球商业一体化。
政治权力是取得经济开放胜利的关键。毫无疑问，经济开放需要思想上的共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技术的进展作为辅助，但是它成功的真正根源是那些能从经济开放中得益的人的政治权力。主张自由贸易者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使得国际贸易比产出增长得更快，一国又一国调整政策，适应生产出口商品、消费进口商品的大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贸易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比40年前几乎增加了一倍。
国际金本位制的倡导者如同自由贸易鼓吹者一样全力以赴，忙得不亦乐乎。国际金融界指望驾驭国际货币体系，把贷款国、借债国、投资者以及他们的投资联系在一起，保障合同的执行和跨国资产的安全。那些经营世界贸易、航运、保险和相关活动的公司加入到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行列中来。欧洲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商也成为全球金本位制集团的一分子，因为稳定的支付体系使得世界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市场不断繁荣。
除了欧洲是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中坚力量之外，还有一些强大的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站在金本位制一边。借债国及其银行家指望得到欧洲资本，所以把金本位制看作是保持资金流入的必要条件。美国银行家，从奥古斯特·贝尔蒙到约翰·皮尔厐特·摩根，都坚定不移地支持金本位制，因为他们管理着欧洲人在美国的大部分投资。在新近拓居地、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里，其生计依赖于国际贸易、支付、航运之类的人通常也为金本位制辩护。
然而，另一种货币体系——特别是银币或纸币——的支持者对金本位制持续地发起进攻。许多重要的国家一段时期实行金本位制，一段时期又不实行；在1896年物价开始上涨之后，几乎所有国家普遍地加入到金本位制中来。成为金本位制成员的代价是很大的。采用以黄金为后盾的通货的政府无法利用货币政策——例如贬值或降低利率——来对付国内经济困难。金本位制——通货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允许国内物价和工资自由涨落，以便维持通货的黄金价值——的规定，要求政府放弃积极的货币政策，即使根据当地的情况实施这种政策完全有正当的理由。
如果停止实施金本位制，政府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面临金融恐慌、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时候。反对金本位制的人很多，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们的队伍尤会扩大。金本位制的主要冤家是那些能从贬值中或从放松银根中获得很大好处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贬值能提高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减少实际债务负担，并降低失业率。但是金本位制使贬值不可能实行。
实施金本位制的好处是易于进入国外市场，获得资本和投资机会，但会限制政府对本国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能力。币值的可预测性以及易于获得外国资本这些好处与政府放弃使用最有力的政策工具所付出的代价，孰轻孰重必须加以权衡。我们很难对金本位制带来的国际经济优势与它使国内经济遭受的牺牲进行比较和评价。即使到今天，学者们还没有对金本位制好不好取得一致的意见。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政治战线上开展较量，由于金本位制的主要受益者往往不是为遵守这个制度而付出代价的人，所以双方的冲突显得更加尖锐激烈。让美国、俄国或巴西维持金本位制，意味着有些人发家致富，有些人贫困不幸。这无助于政治辩论的解决。
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全世界展开了“货币本位制问题的斗争”。这场斗争通常使得要求通货贬值的农场主和矿业主同要求以黄金为后盾的货币保持稳定的国际经济既得利益者相互对立。斗争的结果取决于有关利益集团及其代表的实力。在发达国家里支持金本位制的利益集团特别举足轻重，因为金融界和商业界强有力的精英分子是金本位制的后盾。甚至在民主国家里，农场主、矿业主、债务人和工人的力量往往比不上那些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同。地主和矿业主主宰着许多这种寡头统治的国家，鉴于第一产业部门——农业和矿产原料——的利益，只要大萧条继续存在，这些国家通常会停止而不是继续实施金本位制。在美国的政治战线上以及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支持和反对金本位制的两大阵营短兵相接，特别激烈，一方是强大的农场主和矿业主，另一方是强大的金融界，双方较量异常紧张。
在对国际贸易和金本位制争论不休的情况下，1914年前几十年国际经济能够达到如此一体化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面对保护主义压力，世界贸易仍旧普遍地和令人注目地开放。不仅最贫困的国家和殖民地是这样，而且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工业国也这样。尽管坚持金本位制碰到了种种困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数十年里，几乎所有大国都在实施金本位制。
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跨越疆界和海洋，使黄金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支持者团结在一起。许多国家的主张自由贸易者和金本位制拥护者彼此鼓励和支持。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国家的进口显然与另一个国家的出口有关。英国的工业品出口商需要南美洲的棉花和铜，而南美洲的农场主和矿业主需要英国的农矿业设备。英国与阿根廷或智利的贸易促进了阿根廷人或智利人支持获得英国的商品。双方都担心对方报复，这也使欧洲和南美洲主张自由贸易者结成联盟。欧洲制造商希望他们国家的贸易政策能促使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开放，南美洲的农矿产品出口商希望本国贸易自由化能取悦欧洲的顾客和投资者。
英国的自由贸易积极分子早就知道各利益集团加强跨国联系有多么重要。19世纪4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者努力争取废除谷物法就是认识到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在美国产业部门之间的冲突使主张出口贸易自由的南方与主张保护工业的北方针锋相对。英国主张自由贸易者认识到，谷物法促使美国中西部主要的产粮州转变成保护主义者的得力助手。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抱怨说，由于英国实施的保护，“我们没有能吸引他们普遍离开城市——放弃他们尚不成熟的制造业——为我们去耕田播种”。科布登在议会里的一位盟友说，“我们把天然的和最好的顾客不仅变成为贸易对手，而且变成为贸易仇敌”。在议会辩论中另一位议员指出，“在上一次选举中，许多选民转向关注关税问题；在国会里，绝大多数议员赞成放宽贸易政策。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刻：如果英国放宽政策，她能看到美国也相应放宽政策”
。英国贸易政策最后是发生了变化，这确实使大西洋两岸结成自由贸易联盟：从谷物法的废除到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农产品出口商坚定地反对对英国工业品树立关税壁垒，尽管北方工业部门反对他们这样做。
数十年里，几十个国家重复了这种行为模式。欧洲主张自由贸易的制造商和借贷者在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出口商和借债者中找到了盟友。英国工业家和投资者与巴西、埃及的农场主、美国银行家和澳大利亚矿业主有了经济联系。这些联系通常还伴随着文化和社会的联系，例如英语、英式足球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推广，还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上海，都出现了很有影响的大型英国社团和亲英社团。每个已卷入世界贸易的国家很快都有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往往与国外强大的利益集团联手，推动贸易一体化的巩固。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东南亚橡胶种植园主和智利镍矿和铜矿业主在国内的影响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们与世界上最重要市场有益的联系。
英国处于自由贸易网络的中心。凭借帝国地位，它占据了国际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英国的政策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为英国国民收入的十分之一完全来自对外投资、航运、保险和其他国际服务的收益，其中不包括出口收益在内。
和英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贸易通常也是以英国为首的广泛的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增强了英国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导向。例如，丹麦向英国出口奶制品和肉制品，而在别的国家购买工业品。在20世纪初，丹麦和德国及美国的贸易极其不平衡，它的进口是出口的三倍。但是它与英国的贸易也不平衡，它的出口是进口的三倍，以此抵消了前述的不平衡。这种有益的三角贸易有赖于普遍实行国际自由贸易制度。
英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自由贸易，也意味着比利时、荷兰和欧洲其他小国会实行类似的政策。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能够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的基础，即使有的成员偏离自由贸易方向，基本的自由贸易关系不会改变。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把秘鲁、日本和暹罗拉入它的相互连锁的贸易、投资、运输和通讯体系中来。
也许更重要的是，英国市场的开放有助于在英国的销售、贸易和借贷等行业形成国际化。即使德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出口商和银行家由于与伦敦进行贸易或者通过伦敦进行贸易而日益富裕，最终在政治上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其他地方的出口商、借债者和贷款者的情况亦然如此，英国经济的顺利运转有赖于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维持开放性贸易体系的愿望，但又能增强这种愿望。所以世界贸易不断地增长，把几十个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纳入到一张密集的、自我强化的网上来。尽管存在着保护贸易的诱惑，也有人屈从于这样的诱惑，但是总的来说世界贸易是开放的。
金本位制支持者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关系。世界主要货币强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家和中央银行家频繁地联系，共同关心维持全球货币秩序。在借债国里，与国际金融界有密切联系的强势群体——马来亚的种植园主，巴西的铁路经营者，南非的矿业主和秘鲁的银行家完全有理由去捍卫使他们得以获得欧洲资本的货币秩序和金融秩序。所有与国际金融和投资体系有关的人士都把金本位制看作是这个体系顺利运转的核心，所以他们都愿为维持金本位制分担责任。
金本位制有赖于主要金融和货币强国之间不言自明的或明确的合作。在诸如1907年金融恐慌这样严重困难的时期，英国、法国、德国，有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共同合作，避免该体系瓦解的严重后果。金本位制还依赖欧洲的国际银行家和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客户之间的牢固关系。这些银行家的工作使命从主要金融中心扩展到君士坦丁堡、利马、里约热内卢和曼谷，他们会就如何管理债务国经济提供咨询，通常建议债务国走向金本位制。当债务偿还发生问题时，债权国的有关委员会奉命监督重新谈判，谈判往往包括恪守金本位制的计划在内。
金本位制的持久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如同贸易的情况一样，在于英国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帮助引导德国实施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和政治家路德维格·班伯格
（Ludwig Bamberger）说过，“我们选择金本位制，不是因为金本位制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英国多么了不起”
。金本位制使得别国与英国建立起更好的金融联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伦敦在国际投资总额中几乎占一半。对英国资本的依赖就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效法英国的充分理由。由于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编织国际经济网，所以国际经济的参与者自然会受到英国金本位制的吸引。实施金本位制的国家越多，进入金本位制的其他国家获得的好处就越大。这对发行复本位制货币或纸币的许多国家没有什么害处，但对少数不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来说，就得冒在全球经济中降低到次等公民地位的风险了。
到了19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货币和金融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由于世界贸易增长，更多的出口集团登台亮相，对他们来说出口变得更加重要了。外国市场对国内生产者变得越重要，他们越不愿看到自己遭受别国运用关税进行报复造成的损害。国际市场上供应的各种商品越是琳琅满目和引人入胜，取得国际贸易成果的要求越是迫切。甚至在高度保护主义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增长，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矿业主与贸易保护主义势不两立更加鲜明和加深。最后连许多制造商也获得了世界贸易体系开放的好处：在1890年到1910年间，出口需求量大于产量5%的美国制造商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四分之一急剧增加到将近三分之二。
1910年其他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美国放宽对进口工业品几近于禁运的限制。美国政治中反映了这种变化，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影响力加强，主张保护主义的保守党的立场不再那么强硬。当民主党在1912年赢得了总统宝座和控制了国会之后，它们第一个措施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关税。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贸易的迅速发展削弱了保护主义者的影响，加强了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力量。
金本位制也出现了恶性循环。金本位制越是建立得完善，其支持者必须捍卫它的理由越充分。由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与金本位制更加休戚相关，因而提供了更大地支持政府相关政策的国内基础。毕竟反对金本位制的人指责存在着国际金本位制同谋集团是有道理的。那些认为控制货币秩序是可取的人具有许多共同利益，因而努力加以维护。金本位制的反对者主要争取维护国家自主独立，反对国际货币协调，所以在货币方面进行全球协调比较困难，放弃金本位制就意味着放弃全球协调。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自我强化的。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越多，国际贸易、投资、借贷和迁移的水平越高。跨国经济活动发生得越多，支持以金本位制来捍卫经济的可预测性、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贷款信用度的力量就越大。对金本位制的支持越广泛越深刻，其生计依赖于金本位制及其配套措施的队伍就越扩大，于是对黄金时代这些支柱的支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增加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金本位制以及世界贸易和支付的增加，四面八方捍卫金本位制的人更加多了，他们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虽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球资本主义的两个最显著的标志，但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也影响着经济秩序。然而与贸易和货币不一样，它们没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所有国家和集团都能趋同的全球体系或政策标准。相反，人们认为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个推定几乎从未受到质疑，也从未被证明有什么不对。
输出资本和人员的国家及接受资本和人员的国家都不大想限制这种流动。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在海外投资或迁居海外的人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总的来说，他们的期望没有错。英国人在国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比在国内投资高50%到70%。至关重要的铁路部门占英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近一半；在这个部门，收益的差异甚至更加突出：英国拥有的外国铁路的收益大约是英国国内铁路的两倍。
对这些巨额投资的来源国而言，在外国投资的收益是惊人的。在国际投资中最领先的英国，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已经严重依赖它在海外获得的利润。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的10年中，英国的贸易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7%的海外投资净收益抵消了这笔赤字后还有余。
这使像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这样的支持者在1910年选举运动期间的演讲中进一步激发英国国际投资的热情：“对外投资及其收益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业系统的发展……它们使英国资本分享到全世界的新财富，而这个世界逐渐地处于科学地发展的控制之下。”
同样地，移民进入的国家里的工资显著地高于他们离开的国家。例如1910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资大约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3倍，大约是阿根廷的两倍。美国和加拿大的工资大约是爱尔兰和瑞典的一倍，是英国的一倍不到。
尽管移民的生活过得并不宽舒，要是他们仍留在国内，几乎可以肯定生活会更苦。既然移民能减少对地少人多这种现状对经济和社会的压力，他们原来居住的国家就毫无理由反对他们离开。移民还带来了把钱汇回给留在原来国家里的亲友的希望。
对外投资者和移民以及他们的母国肯定支持人员和资本的流动自由。他们投资或定居的国家有理由欢迎他们。和现在一样，当时的新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也如饥似渴。比较工资率表明，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劳动力匮乏的地区，乐于前往的新工人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许多移民的目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以致政府对移民的安置提供补贴。在巴西，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咖啡种植园主对劳动力的渴求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深信，应为愿到巴西来工作的欧洲人提供自由进出的方便。在以后的20年里，将近300万欧洲人涌入巴西南部，使巴西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变了模样。
然而对国际投资和移民的热情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资本流出的国家有些担心，对外投资会减少对国内值得扶持的企业的资本供应。尽管后来的经济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可知的态度，
但是欧洲许多企业肯定不满意欧洲金融家在沙皇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借不到钱时向他们提供大笔贷款。英国对外投资的著名批评家约瑟夫·张伯伦斥责伦敦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对外投资界忽视本国的工业：“不是银行创造了我国的繁荣，而是我国的繁荣造就了银行。银行不是我国产生财富的原因，而是我国财富导致的结果。如果这么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发展的工业能力受到阻碍或削弱，那么银行和所有其他金融手段都将跟随着贸易迁向比我们更有成就的国家。”
借债国也担忧有些地方对外资的依赖可能误入歧途。到了要偿还贷款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十分普遍。他们担忧的不一定是指导思想不对头。强迫中国公民或巴西公民削减消费，以便偿还因已用于增加皇帝、得宠的商人或腐败的政客的财富而欠下的债务，这在经济上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输出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它往往从资本充裕的国家输入到愿意接受并且能够偿还的国家。主要的受资国不是亚洲和非洲非常贫困的国家，而是欧洲人新近拓居的迅速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在1914年，英国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三是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阿根廷。
在这些国家里，大部分资金用于建设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其他重要的发展项目。
实际上移民激起更多的反对。涌向悉尼、多伦多和旧金山的欧洲劳动力或亚洲劳动力与已经在那里的工人直接发生竞争。像现在一样，当时的大部分移民集中在低端劳工市场上，作为无技能劳工，承担最辛苦、最不大有人愿干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对有技能的工人工资没有什么大影响，但是在与移民直接竞争中当地无技能的工人工资肯定降低了。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济状况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城市里外国出生的人口越多，劳动力的工资越低。虽然对工匠的工资没有影响，可是对美国无技能的工人的影响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移民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当地劳动力的工资就下降1.6%。
一份更加全面的分析证实了美国面临的后果，移民对许多接受国的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从1810年到1910年间的移民到后来使阿根廷的劳动力比没有移民时可能拥有的数量增加75%。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美国的劳动力增加了五分之一。劳动力供应增加的结果使得没有移民时可能达到的工资水平明显下降：在阿根廷下降三分之一，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下降四分之一，在美国下降八分之一。
于是，工人们想尽量限制新移民进入。新移民通常对那些比他们先来的人和现在处于当地社会最底层的人构成最大的经济威胁。在美国，爱尔兰人敌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敌视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又都敌视从美国南方迁入城市的黑人。不过在美国劳工提防自由移民的同时，雇主对移民合乎情理地求之不得。他们当然是低工资劳动力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在离不开无技能劳动力的工业部门。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男劳动力中移民占五分之一，可是在服装业要占三分之二，在钢铁业要占一半以上。
如同贸易和金本位制一样，结果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接受国里无技能工人要求赶走新来的无技能工人，而雇主则想接纳他们。可以看出，各群体之间在伦理、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冲突。哪里的劳工在政治上力量特别强，哪里的劳工通常做得到对移民施加严厉的限制。澳大利亚也许是最好的例子。那里劳动力极为匮乏，工会因此拥有在世界上也许无与伦比的力量，可以敦促政府对移民实行严厉的限制。出于种族和经济的原因，澳大利亚主要的限制目标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在体质和文化上与众不同，而且由于比欧洲人穷，他们通常愿意从事低报酬的工作。结果，随着1901年限制移民法的颁布，澳大利亚政府采取“澳大利亚白人化”政策，对就业的劳动力在肤色上进行严格限制。在美国，反移民的情绪集中在西部。美国西部如同澳大利亚一样，路途遥远使劳动力稀缺。那里也与澳大利亚一样的是，劳动力稀缺的状况使先到达那里的人能得到高工资，因而先来者企图限制别人进入。此外，还与澳大利亚相仿的是，主要的限制目标也是亚洲移民。结果在持续数十年中，对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移民实施了一系列限制。
关于移民限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但是从全球意义上说，移民限制还是比较少的。劳工的政治力量很少强大到足以影响移民政策，只有在少数几个国家里能办得到。如果需要尽可能多的移民充当劳动力的地主和工业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支配社会和政府，就像在阿根廷和巴西那样，那么政府会积极地鼓励增加劳动力的供应。即使在实施某些限制的地方，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它们的边界基本上对大多数移民，特别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仍然是开放的。像贸易、金本位制和投资一样，移民有助于进一步支持经济开放。许多移民希望经常返回故乡，或者在家乡访问、购置财产、把钱寄回给亲戚。他们赞赏边界开放和在金本位制国家之间方便地转移资金。反过来，他们帮助在原本缺乏劳动力的地区开发新土地和建设新工业，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一体化。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接近于古典的理想。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都比较自由，而且通过牢固确立的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各大洲的公司、矿山、农场和种植园的业主都为全球市场生产，利用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和劳动力。那些发迹致富的人是赞成经济继续一体化的不断增长的强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发展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快。一国又一国赶上或超过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国——英国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贸易自由化能够自我强化，金本位制也能够自我强化，两者又相互促进。金本位制增加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吸引力，而国际贸易和金融也增加了金本位制的吸引力。全球经济开放促使交通更便捷，通讯更通畅，货币更稳定，贸易政策更自由，政局更安定。反过来，这些又促使经济更开放。由此导致的良性循环或经济开放的螺旋形上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在发展。
黄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绅士俱乐部”是以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为核心建立的。但是，它向来自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新成员开放。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像美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都已加入进来。像日本和巴西等其他一些迅速发展并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中的国家也变为成员，尽管它们的地位肯定不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创始国。不管这些国家在这个俱乐部里是资格老的成员还是资格浅的成员，它们的统治者都清醒地意识到需要维持与责任和义务相一致的行为标准：普遍的经济开放，恪守金本位制，尽可能少地干预全球或本国市场机制的运营。这个俱乐部欣欣向荣，不断发展，成员国几乎没有什么抱怨它的理由。
[1] Economist LⅩⅤ，（November 9，1907），p.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