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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96年的春天来到美国大平原上时，农民们怀着忧惧面对种植的季节。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几十年来，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一直徘徊在1美元左右，1892年底跌到90美分以下，1893年大约75美分，1894年仅仅60美分。在1895—1896年隆冬，1蒲式耳小麦价格低于50美分。在北达科他州和其他遥远的地区，这个价格又有所变化，农民拿到手的只有30美分左右，仅仅是他们预期的三分之一。
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同时，农民需要的商品一如既往地昂贵。农业设备、工具和肥料的价格仍旧很高。铁路运输成本保持稳定，甚至上涨。当农民需要贷款时，仍旧必须抵押，对只挣到原先收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农民毫无同情怜悯之意。
美国农民正视自己的贫困境遇，组织起来，掀起了美国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运动及其平民党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选出了几百名州议员，几十名全国参议员和众议员。1892年，平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得到了100多万张选票。
民粹主义者纲领首先要求美国取消金本位制。平民党宣言指责说，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被故意减少，从而使高利贷者发财，企业破产，工业受到奴役”
。解决民粹主义者称之为“货币问题”的办法是使美国摆脱英国领导的以牺牲农民和矿工利益为代价，而让国际银行家、投资家和商人发财的计划。美国应当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银本位制，并且降低汇率，从而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利率。
由于农业情况恶化，美国农民听从了民粹主义演说家玛丽·伊丽莎白·利斯的训导：“少种些谷物，去兴师问罪。”农民们怒气冲冲地抨击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坚持在全球实行这个制度，因此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数百万农民团结起来，要求改用能拯救农民和矿工的银本位制。
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不可能无视民粹主义者的竞争。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总统
原是金本位制可靠的支持者，但是现在他的民主党被激烈反对金本位制的人镇住了，后者认为他和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都背叛了民粹主义者利益。7月，当农产品价格处于低谷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所有的发言都谈到平民党人及其支持者如何把1896年总统竞选运动变成重大的“货币本位制的斗争”。
反金本位制的积极分子完全征服了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党。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年轻众议员激动地提出诉诸武力，使全体代表甚至全国大惊失色。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驳斥了民主党金融领导人的辩护：“你们跑来对我们说，大城市支持金本位制，我们的回答是，大城市要靠我们广阔肥沃的平原。烧掉城市，留下农场，城市还会奇迹般涌现，但是如果毁掉农场，青草就可能在全国每座城市的街道上生长。”布赖恩为民主党内大多数人代言，对国内外金本位制支持者提出批评：“你们不应把这种苦难沉重地压在劳工头上；你们不应把人类捆到金本位制的十字架上。”
布赖恩不屈不挠地反对金本位制和国际金融的立场使他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胜利有力地否定了美国东北部企业界精英的观点。伦敦《泰晤士报》从芝加哥报道说：“这个会议不再是一次代表大会，而是一次政治造反，目前正在芝加哥取得进展。因此，尽管俾斯麦说过世界是不可能被主宰的，民主党……将受到基层成员的左右。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混乱，陌生人物已经主动站了出来。” [1]
欧洲和世界金融领导人看到这种情况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对金本位制的抨击等于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提出了挑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贷款国，也是资本和人员流动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的目的地。现在它对全球经济秩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泰晤士报》记者写道：“争论不再是采用银本位制还是金本位制的问题，而是社会和非常初步的社会主义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 [2] 这位英国记者气愤地报道：“民主党新纲领是一个放弃对贫困宣战、放弃争取公私权利的纲领，于公于私，不讲法律。” [3] 他的话也许夸大其词，但担忧是真心的：如果民主党获胜，执行它们的纲领，普遍实施金本位制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政治狂热登峰造极时，世俗的倾向开始给它泼冷水。新金矿的发现使更多贵金属进入市场。由于黄金供应增加，物价上涨。在1896年8月底，小麦价格开始上涨，起初涨得慢，后来涨得快。到10月底，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小麦价格比夏天时几乎提高了50%。
11月3日，美国选民以微弱优势打败了民主党及其对金本位制的攻击。金本位制支持者已经广泛地组织起来，东北部企业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利
（William McKinley）的竞选运动捐了款。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削弱了不满者的锐气，特别是平息了立场摇摆在民主党—民粹主义者和共和党之间的地区选民的怨言。虽然最后票数相差不大，但是《泰晤士报》希望差额“足以埋葬布赖恩主义、银本位主义、社会主义和在芝加哥发表的民主党纲领的全部革命性建议，使它们无望在这一代人复活”。《泰晤士报》记者从美国金融中心发来报道说：“纽约的景象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子夜时分街道上仍然人山人海……乐队在演奏，旗帜在飞舞，灯光在闪烁，人心在欢跳，天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大街小巷流光溢彩，欣喜的人群如痴若狂，共和党又回来了——借用林肯总统的话——继续生存，没有消亡！这就是今天共和党胜利的意义。”
[4]
于是，1873—1896年大萧条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黄金时代的辉煌成就，20年的发展和全球化。
1896—1914年是国际经济一体化高潮年。1873—1896年的通货紧缩戛然而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烟消云散。20年里第一次出现物价持续上涨：在1896年和1913年之间，英国物价上涨16%，美国物价上涨41%。原料和农产品价格涨得特别快。美国农产品价格在1873年到1896年间曾下跌38%，从1896年起到1913年上涨78%。1896年，至关重要的美国小麦价格1蒲式耳不满50美分，10年以后回升到1美元以上。农民和矿工不再听从民粹主义者的呼吁，而集中精力多种粮食，很少吵吵嚷嚷了。
由于19世纪初期和中期紧张局势的缓和，各国政府热情地使本国经济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国际贸易增加，贸易冲突逐渐消失。国际贷款和投资重新恢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些年里，英国把它的资本一半以上输出到国外。反对金本位制、反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呼声一般不大听到了，甚至大国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冲突也缓和了。
在20世纪开头几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最类似自由世界商品、资本和劳工市场的景象。世界经济恢复到这种全球化水平花费了100年。此外，这种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史无前例地迅速发展。产出和收入增加了，不仅仅富国是如此，许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也发展很显著。加拿大和阿根廷经济效益翻了三番多，人均产出几乎增加一倍。
在不到20年期间，这两个国家从很穷变为比法国和德国还富得多。
价格的止跌回升削弱了对金本位制的抨击，这种转机部分地是金本位制运作本身推动的。在主要货币以黄金为基础的世界上，商品价格的下降等于黄金价格的上升。当1蒲式耳小麦价格从1块金元跌至半块金元时，同样的1块金元可以买到2蒲式耳小麦。商品价格低意味着黄金价格高，而黄金价格高意味着寻找更多金矿的理由更有力。勘探者在地球上到处找金矿，在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了重要的新发现。从南非和澳大利亚到育空地区
和美国西部，淘金热此起彼伏，到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新黄金的供应量是10年前的两倍。当新黄金流入货币供应领域后，金价下降。由于黄金是货币，金价的下降相当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如果铸成金马克的黄金价格下降一半，那么按金马克计算的商品价格上涨一倍。所以，新黄金的供应导致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由于1896年后商品价格上涨，黄金在政治上不大引起争议了。原先避免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转而对它趋之若鹜，日本和俄国在1897年，阿根廷在1899年，奥匈帝国在1902年，墨西哥在1905年，巴西在1906年，泰国在1908年先后采用金本位制。甚至几百年来实施银本位制的印度在英国人的推动下也采用了经过修订的金本位制。印度采用金本位制这个复杂的过程启发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在1895年发表的剧本《认真最重要》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假道学的普利斯小姐指导由她照管的塞西莉说，“关于卢比的垮台这一章你可以略去不读。这一章写得过于耸人听闻，即便这些金属货币的问题带有传奇般情节”
。到1908年，只有中国和波斯进口商品不按金本位制计算。
金本位制是国际经济一体化黄金时代的核心。它带来稳定和可想而知的结果，大大方便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移民和旅游。企业家、投资家和移民不必担心汇率的变化、对货币的管制以及全世界货币流动的实际障碍了。它对贸易的影响相当大，根据各种不同的估计，在这个时期实施金本位制使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0%到70%。
金本位制对国际金融比对国际贸易更重要。国际金融家认为实施金本位制是正统的世界经济中行为正派的成员国的责任，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可靠的标志。
投资者有充分理由注重政府对金本位制负有的责任。坚持金本位制可能很难，会遇到排山倒海式的政治抵制。投资家知道，愿意并能够克服反对金本位制者的阻挠的政府即使面临国内抗议，也会履行偿还外债的诺言。正如在以后的年月里，英美金融专家或国际货币组织通过核准一国政策的办法使货款国放心一样，金本位制俱乐部的新参加国只要取得了成员资格就可得到某种援助。
金本位制象征着正确规范的金融运作，因为它要求各国政府使本国的经济政策适应全球经济的压力。严格执行金本位制会迫使各国经济在入不敷出时作出调整。如果一国进口超过出口，出现贸易赤字，除了对外销售赚得的收入外，该国还要拿出更多的钱即黄金来，才能偿清进口商品款项。当黄金从这个国家流出，国内货币的供应就减少，该国的购买力则下降。这样需求就减少，国内生产者很难卖掉他们的产品。生产者不得不削减价格，从而迫使工资下降。所以根据金本位制内在的运作，支出大于收入的国家不得不降低工资和物价，减少开支和生产成本。如果这个过程进展顺利，该国经济不久就可重新振作。若本地工资和物价下降，外国人会购买更多该国的商品，本国人则会少买进口货。因此进口将减少，出口净增加，该国国际收支恢复平衡。
金本位制充当了制约工资和价格的金属货币调节器。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Hume）在18世纪50年代认识到了这种调节过程，把它称为价格—货币流动机制，因为价格的改变导致硬货币（黄金）流动，往往流动到迫使价格和经济恢复平衡时为止。任何实行金本位制而支出大于收入（或者借贷能力）的国家，按金本位制的运作不得不扭转局面，减少工资和开支，恢复收支平衡。实行金本位制的各国政府必须把国际联系放在国内需求之上。为了坚持金本位制，即使人们不愿意也得强行节制消费和削减工资。这使金本位制成为国际投资家用以判断各国政府金融是否健全可靠的试金石。
交通运输和电信技术的进步，普遍看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大国之间的和平气氛帮助金本位制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在黄金时代的日历一页又一页翻过去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870年开始应用的铁路和轮船更加快了发展速度。1914年之前数十年间在不发达地区掀起了异乎寻常的铁路建设热。在1870年，拉丁美洲、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辽阔土地上的铁路英里数加在一起，刚刚与英国的铁路英里数相当。到1913年，这些地区的铁路总英里数是英国的10倍了。单说阿根廷吧，它已形成一个比英国还要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而在1870年它只有几百英里铁路。
19世纪90年代汽轮机的出现提高了轮船的速度，最后，装上内燃机、靠柴油为燃料推进的轮船又来与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竞争高低。冰箱的发明第一次使易腐商品可以运输，阿根廷可以出口冷冻肉了，洪都拉斯可以出口香蕉了。这种种发展显著地减少了商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和费用。在1914年之前的20年中，商品海运到英国的成本下降三分之一，而运去的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三分之一。
由于交通运输进展的推动，世界贸易额从1896年的不足80亿美元到1913年超过180亿美元。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计算上作了修正，1913年世界贸易额仍然差不多比1896年翻一番。大多数商品存在着接近于实现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相互远隔几千英里的国家里，大多数商品价格也是比较近似的。小麦和铁就是范例。1870年这两种商品几乎贵得吓人，无法开展贸易，导致在各国之间出现巨大的价格差异。在芝加哥小麦价格为100美元，在利物浦却要158美元。同样，费城的生铁价比伦敦贵85%。到1913年，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之后，各国物价开始接近，现在利物浦小麦的价格只比芝加哥高16%，费城生铁的价格只比伦敦贵19%。世界大多数重要商品的价格在悉尼、芝加哥、奥德赛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差不多一样了。
在以前的时代，对外贸易是成本昂贵且不安全的；如不参加对外贸易，只付出很小的代价。于是，人们很容易放弃充满风险而利润不大的对外贸易机会。但是随着国际交通运输方式从驳船和帆船转变为铁路和轮船，生产者就比较想出口商品，消费者就比较想进口商品了。由于经济开放的机会在扩大，闭关锁国的代价在增加。
与此同时，全世界有了电报通讯系统，这意味着信息可以即时地从任何发达地区传送到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公司和商人那里。电话的发明大大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电话比电报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投资者建立了全球性集团，在全球投资生利，国际投资的发展甚至比国际贸易还要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投资额达到了440亿美元。外国投资者为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地区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外国人在加拿大投资占三分之一以上，在有些拉丁美洲国家里外国投资占四分之三。到1913年，海外投资者拥有澳大利亚经济的五分之一产权，阿根廷经济的一半产权。国外的金钱滚滚而来，不仅对需要利用这种资金的迅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很重要，而且对在国外进行投资的欧洲国家来说也至关重要。20世纪初，国外投资已占主要大国财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国际移民人数也扶摇直上。几百万人指望能在美洲和其他蓬勃发展的地区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离开了欧洲和亚洲的贫穷地方。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迁出的人数占英国、意大利和瑞典人口的3%，西班牙人口的5%，葡萄牙人口的7%。从接受移民国的情况来看，在这个10年中进来的移民相当于美国人口的6%，加拿大人口的13%，阿根廷人口的43%（这个数字真是令人惊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的人口中，很大部分是移民；事实上，布宜诺斯艾利斯130万人口中，一半是外国出生的移民。
在亚洲，离乡背井的人数与欧洲差不多。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跑到东南亚和美洲去。印度人主要到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或者到加勒比海地区去。许多亚洲移民受契约约束，到了目的地，为了还清旅费或维持生活，不得不履约充当仆役，通常他们在种植园里干活。许多亚洲移民重返故乡，部分原因是契约仆役的条款太苛刻，部分原因是特立尼达或菲律宾的生活条件不如旧金山和悉尼有吸引力。但是许多人还是留下来了，从利马到开普敦，从新加坡到夏威夷，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社区。
1873—1896年通货大紧缩现象的逆转、技术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普遍的稳定，促使1914年前全球经济一体化飞步向前。金本位制、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史无前例地把世界经济编织在一起。
在这个黄金时代，参加到全球经济中来的各国根据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新发现的地位改造自己。每个地区都专门做自己能干得最出色的事情。英国擅长管理投资，执掌世界银行和贸易系统，监督世界航运和通讯业，并接受它们的投保。德国生产钢铁和化工制品，并为铁路、矿山、种植园和轮船公司制造重型设备。阿根廷、南非和澳大利亚利用英国资本和德国机器去开办新农场，开发新矿山，然后把原料运往德国去造机器，部分收入寄回英国，作为英国进行投资取得的利息。
各国以及各个国家内的集团与地区越来越专业化。人员、公司、地区和国家减少他们所不擅长的经济活动，集中精力从事他们特别擅长的工作。在先前的时代，各个国家努力自给自足，现在他们注重生产和出口各自最拿手的商品，通过贸易换来其余他们需要的东西。
西欧的工业部门把各种机器设备大批运往世界各地，用于经营农场和矿山，建设铁路和港口，使产品运抵市场。欧洲投资者提供资本给应用这些机器设备的大型建设项目。美洲、亚洲和非洲资源丰富的地区着重把农产品和矿产品供应给市场。欧洲和亚洲的穷乡僻壤送出过剩的工人和农民，有助于增添新的矿山、种植园和工厂的人手。由于南美大草原、北美大平原、育空地区、威特沃特斯兰德
、特立尼达
和苏门答腊
呈献上丰富的产品，实业家、投资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利润回报。
有了全球资本主义，才可能有专业化。如果各国制造商、农场主和矿业主能够进入卖掉产品和买进消费品的大市场，他们就会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去制造高质量的商品和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今他们第一次做到了。金本位制、自由贸易和新的交通运输技术开创了方便、易于进入和可以预测的全球市场。粮食、铜、铁矿砂、煤，甚至牛肉和香蕉都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往全世界。投资者可以买到离他们很远的政府和公司的债券和股票，并且毫不费劲地监视那些股票和债券的行情。欧洲人从美洲购买便宜的食品，而把精力集中在他们已经发明和掌握的工业技术上，以便创造出新的成果来。阿根廷人全力以赴地在世界上最肥沃的平原上辛勤种植粮食和饲养牲畜，利用出口农畜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从欧洲进口工业品。
在新兴的经济专业化地区，农场主和矿业主正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里，阿根廷和加拿大耕种小麦的田地各自从1.2万—1.6万平方公里（300万—400万英亩）增加到约6.5万平方公里（1600万英亩）左右。当农场主开垦出新土地后，他们增加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小麦、咖啡、茶叶和棉花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
至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发展其他新的可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生产者的步子迈得更快。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到15年中，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矿产品几乎增加3倍。从1880年到1910年之间，世界香蕉产量从3万吨增加到180万吨，甘蔗产量从190万吨增加到630万吨，可可产量从60000吨增加到227000吨，橡胶产量从11000吨增加到87000吨。
当时，古典经济学家对专业化进程表示赞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那本古典经济学奠基性著作《国富论》里把专业化——劳动分工——作为他论述的中心。他和同时代的自由经济学家一起反对重商主义者，指出自给自足的做法是愚蠢的，劳动分工越细，会使社会越富。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斯密指出一个制针工人如果单干，一天至多生产20根针。可是在当时的工厂里，制针已分成18道不同的工序，每道工序由一两名专业工来做。这样有10个工人的制针工厂一天可以生产48000根针，每个工人的产量约为他单干时产量的240倍！
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经理可以用于坚持要工人加班加点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指具有可支配的其他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和资本——的一个劳动单位所提供的产量。例如，在农业中，同样人数的劳动力在肥沃土壤上获得的产量比贫瘠土壤上获得的多，有机器、肥料和灌溉设备获得的产量比没有这些设备要获得的多。即使上述农业劳动力的技能相同，情况亦然如此。1900年德国粮农的产量不如加拿大粮农产量高，这不是因为德国粮农劳动时间少或者技能不高，而是因为德国的土壤不适宜种粮食。同样，1913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是意大利的两倍半，这不意味着普通美国人更加辛苦，他们的工作量是普通意大利人的两倍以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数百万意大利人会跑到美国去工作？它意味着一般美国工人一个小时内的产量是一般意大利工人的两倍半，原因在于每个美国工人获得的资本量比意大利工人多得多。事实上，1913年每个美国工人拥有的机器量甚至比当时世界工业领袖英国的每个工人所拥有的机器量多两倍以上。
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专业化要求商品有机会进入大市场。亚当·斯密和他的同事争论说，限制市场规模会妨碍经济增长，他们对重商主义者的思想——竭力限制进入市场的交易——提出了挑战。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和被迫自给自足的村庄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如果这个村庄是较大的本国市场或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它就可专门生产最拿手的东西。生产者需要很多市场实现专业化，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全球市场导致全球专业化。斯密原本会放心地看到，当各国把自己和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并且获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时，这些国家立即会开始专业化。几十个地区的经历证实了他的观点。进入到比较广阔的市场去的国家会实行专业化，这是由于它们的经济专业化了，它们的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经济也增长和发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里，国际分工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崭新的农业区和矿业区兴致勃勃地进入了世界市场，廉价的食品和原料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新发明的便宜工业品从欧洲工厂大量输往世界上以前一直使用手工制造商品的地方。靠自己种粮食生活的国家开始进口大部分粮食，进口的粮食价格比本国便宜得多。有些国家原来人们穿戴当地手工织的服装和使用手工制造的工具，现在转变了，开始使用靠比较便宜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棉纺织品和齿轮。整个城镇或地区集中力量开铁矿、制造纺织品、种植稻米或者建设铁路，把它们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去寻找市场。
从全球视野来看，经济专业化的过程进展得太棒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全世界流动，从产量低的地方流向产量高的地方。生产效率低下的波兰农民或葡萄牙农民无法与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粮农竞争，但他们在华沙和里斯本城里当了工人，或迁居到多伦多当产业工人，或者在南美当农业工人，他们的生产效率就今非昔比了。资本家寻求他们的资本能够产生更多盈利的地方，例如在英国放弃再建铁路或电厂，大胆地跑到肯尼亚去从事新的项目。甚至无需人员和资本的流动，只要通过贸易也可获得同样的效果。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可移民到新开拓的地区去，或者在工厂里使用廉价劳动力来生产商品，然后把商品运到新开拓的地区去。把意大利劳工输出到澳大利亚去，其效果近似于输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因为受雇的意大利工人生产效率比较高，澳大利亚等于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廉价劳动力。
但专业化既不是易如反掌，也不是无需成本的。它在改造一国的经济和社会时，通常会破坏传统的生活方式。农业专业化——南北美洲廉价的粮食得以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市场——促使欧洲农业陷入危机。失去生活来源的欧洲农民涌入城市，到肮脏的工厂里做工。其他人迁移到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地方去，到美洲和别的新拓居地去。在意大利或瑞典日子过不下去的农民到圣保罗或明尼苏达去碰碰运气。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或者远渡重洋来到新的国度，常常发现他们遭遇到的是贫困、歧视、疾病和隔离，而不是日盼夜想的否极泰来。新的国际分工拆散了家庭、村庄和国家，迫使紧密的传统社会四分五裂。
尽管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是令人痛苦的，可是它毕竟使欧洲和美洲的效率提高了。原本没有竞争力的欧洲农民从事比以前有成效的活动，他们在欧洲工厂里工作比在比较贫困的农村种田的生产效率高。如果他们依旧种田，那么在美洲要比在欧洲生产效率高。无论在哪个洲，生活无着落的农民和工人吃尽了苦头，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至少他们的儿女和孙儿女——将会改善处境，生活优裕起来。
全球劳动分工使国际和国内的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劳工和资本的使用从不大产生效果的地方转向产生较大效果的地方，必然会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按照这个词的定义正应如此）。德国东部和意大利南方的贫困农民迁移到柏林和芝加哥现代化工厂去工作。新进入世界市场的阿根廷和加拿大把边远落后地区从本地的狩猎场转变为世界上最好的小麦田。劳动力、工厂和土地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人们的收入得到提高，经济取得进展。
黄金时代从国际经济交换活动中受益，也为它从经济专业化中受益创造了条件。要不是离乡背井和远渡重洋进行移民，农民本可能老死在难以维持生计的农庄上。要是产品不能进入世界市场，南非的矿业主和澳大利亚大牧场主的黄金和肉就没有销路。没有国际贸易和金融进行运输、保险、融资和管理，伦敦本可能只是一个小岛的而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枢。世界各国用机床换食品，用铜换服装，用外国黏合剂换钢铁，结果机床、食品、铜、服装、黏合剂和钢铁的生产者和销售商都有利可图。
黄金时代放弃重商主义看来是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的。坚决反对以前政府对经济的广泛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减少了国家控制。实行金本位制的先决条件是各国政府允许货币自由兑换成黄金或者允许用黄金自由兑换成货币，并且准许而不是阻碍国内经济调整。当然政府常常有力地干预以加强投资家和商人的私有财产权。但是，当时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指望政府保护好市场的运营。
然而透过表象看实质，1914年之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已经存在着紧张不安。紧张的根源之一是征服贫穷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当欧美各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颂扬市场力量的时候，它们正在动用各种不同的兵力——炮兵、军舰和步兵——去征服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新殖民地上成千上万老百姓。
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得益。许多传统的社会发展停滞或分崩离析。甚至在世界上迅速发展的地区中，发展成果也没有平均地分配。放弃从事效率不高的经济活动的社会，通常也放弃陷于经济困境的人。一旦北美肥沃大平原和南美大草原开放，接受移民进来，这时在劣质土地上种小麦就被放弃了，或者一旦更便宜更优质的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开始供应市场时，效率低下的手工纺织就停止了，这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如果农民的土地和工匠的技能不再重要，传统方式的生活再也过不下去，他们怎么办呢？
经济一体化使那些商品无法与新世界领袖国竞争的人感到巨大的压力。消费者不再需要欧洲粮农、拉丁美洲贷款人、中国工匠和印度纺织工。整个工业部门、地区和阶级成为多余，在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中失意的人不大愿意接受不为他们减轻痛苦而有所作为的政府。
对黄金时代的热情不是人人怀有的。开放市场、向外国人偿还债务和执行金本位制都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通常是由穷人和弱者承担的。他们极少会自愿作出牺牲。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国家，还存在着环绕本国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经济一体化特权问题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后遗症。此外，所有的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采取防卫或歧视的态度，这些国家的政府限制和严格管理国际贸易和投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几乎肯定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增长，有益于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有益于大多数人民收入的增加。全球资本主义并非对每个人同样有益，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是件坏事。不管怎样，这几十年的成就似乎证实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支持者赞成国际金融、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等论点的正确。他们还支持古典自由派的思想，即赞成政府有限地介入市场，政府只要确保本国充分参与全球经济就行了。对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对处在经济上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里的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证明了市场和国际经济是繁荣甚至和平的强大发动机。
[1] Times ，July 9，1896.
[2] Times ，July 9，1896.
[3] Times ，July 10，1896.
[4] Times ，November 4，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