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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6月，30万军队集结在布鲁塞尔附近，准备打一场结束拿破仑战争的战役。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荷兰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抗法国，以决定将由哪个大国来控制世界。到了6月18日子夜，法国败北已很明显。两天半后威灵顿
（Wellington）获胜的消息越过英吉利海峡，传到离开战场200英里的伦敦内阁会议上。拿破仑战败了，英国处于霸权地位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和盟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使300年专制君主制以及支持这种制度的经济秩序达到了顶峰。欧洲的大国组织自己的力量为领土和隶属问题进行斗争，派出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王朝战争。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利用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制度支持他们的军事机器，他们常常操纵这个经济制度，使经济为军事利益服务。政治和外交的考虑是首要的，经济关系是执行或加强王朝权力的工具，私人的财富依赖与王室的密切关系。法国对这种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巨大挑战于1815年在布鲁塞尔郊外失败了。
1815年以后，英国的霸权地位、法国的失败和欧洲的均势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欧洲大陆连续不断的冲突平息下来。以后的时期作为“百年和平”载入史册，因为大国间的战争偃旗息鼓了。但是当王朝秩序得到稳固时，王朝的经济支持开始分裂。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100年里，君主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开始颠倒过来。 （原始页码：2）
1800年前统治欧洲和世界的专制君主关心的事，是地缘政治联盟、榨取殖民地财富以及他们国家的规模和权力。他们用军事手段操纵贸易，管理本国经济只是王朝政治中军事和外交交替使用时的一个工具。
欧洲君主利用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控制制度剥削殖民地市场和加强王朝统治。有时候君主自己的军队监管自然资源的开采，例如在南美开采金矿和银矿。大多数时候王储和巨商合作，形成得到皇家特许的垄断，例如英荷东印度公司，从主要殖民地市场榨取利润。重商主义使君主腰缠万贯，然后使用这些钱建设军队。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写过这么一句话：“财富是权力，而权力也是财富。”有一位和他同时代的重商主义思想家充分阐明了一连串关系：“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财富带来权力，权力则维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
在重商主义制度下，殖民国迫使它的殖民地与母国进行贸易，从而使殖民政府及其支持者富裕起来。重商主义者迫使殖民地人民把许多商品只卖给他们，他们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殖民地买进农作物和原料，例如伦敦有了弗吉尼亚的烟草，马德里有了古巴的糖。重商主义政策还要求殖民地购买母国的许多产品，保证母国按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把产品卖给殖民地人民。
重商主义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开放贸易，但是这种贸易由军队按有权势者的利益加以控制。支持重商主义思想的人说这个制度进行经济剥削是正当的，因为统治者利用积累起来的一些财富去保护他们的臣民。许多殖民地臣民确实赞赏这种保护，例如在北美，英国军事力量保护了北美定居者免受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土著部落联盟的侵扰。有些北美殖民者则满腹牢骚，特别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新英格兰地区商人，他们的贸易大部分直接受到英国重商主义者的控制。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件公平的交易：军事强国保障了经济的发展，而重商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发展为军事强国提供了资金。 （原始页码：3）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已经开始削弱。英国实业家引进和采用了一大批创新的技术，在1750年左右，生产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雇主使用新机器、新能源和新的组织形式，让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工人同时进入大工厂。电动纺纱机和使用机械的纺织工改变了纺织业的面貌。由于水力应用的改进，最后蒸汽动力的开发使得机械更加发挥作用。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厂主事实上在所有市场上削弱了竞争者的优势。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使重商主义不再适用甚至有害。
英国制造商要求废除本国的贸易壁垒。允许外国人把产品卖给英国，这有好几个积极的效果。英国制造商进口便宜的原料可以直接降低生产成本，而进口便宜的食品等于使工厂主得以付给工人较低的工资，却不会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从而间接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与此同时，如果外国人通过向英国出售货物而赚到较多的钱，他们就有能力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英国实业家还认识到，如果外国人能从英国低成本的生产者那里买到他们需要的所有商品，他们就不大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鉴于这些理由，英国制造商和制造业地区对重商主义产生了抵触情绪，强烈渴望进行自由贸易。
当伦敦城
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时，它增强了其他自由贸易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英国的国际银行家具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向外国人开放英国市场：外国人是他们的客户。如果美国人或阿根廷人被准入欣欣向荣的英国市场，那么美国人或阿根廷人要向伦敦还债就方便多了。工业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一致向反重商主义运动斗士亚当·斯密称之为“重商主义制度十分卑鄙有害的权宜之计”
发起了进攻。到19世纪20年代，那些“十分有害的”重商主义权宜之计不断遭到质疑。反对重商主义者把挑战重点放在谷物法上；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按这个法律对进口粮食征税，从而能大大提高国内生产的粮食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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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农民迫切希望维持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农民依赖谷物法对进口粮食征收很高的关税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争论说，废除谷物法必然使英国农业遭殃。谷物法的支持者尽量激发人们对粮食自给自足的愿望，乞灵于农业对英国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唤起对大量廉价粮食涌入导致经济痛苦调整的注意。赞成自由贸易者则强调进口廉价商品的好处，特别是废除谷物法后可以获得廉价进口粮的好处。鼓吹保护主义的农民同主张自由贸易的制造商和银行家展开了较量。
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主张自由贸易者终于取得了胜利。重商主义失败后，他们要求对英国政治机制进行重大改革，即改革选举制度，减少农业选民的权力，增加城市及其中产阶级居民的权力。然而，即使选举制度改革已经到位，1846年和1847年的最后投票结果极其接近，造成保守党四分五裂。几年后，英国议会消除了重商主义对外贸控制的最后痕迹。
一旦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国家——英国放弃了重商主义，其他国家就面临新的选择。重商主义时代的政策问题——军事联盟和垄断——让位于19世纪关于各国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加入全球市场的大辩论。当英国使贸易获得了自由时，它的许多外国客户和供应商纷纷仿效。
1860年，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推行自由贸易，在一个范围广泛的商务条约中开放了英法之间的贸易，并且吸引欧洲其余大多数国家朝自由贸易方向发展。当德意志各国在1871年取得统一时，它们建立了一个内部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贸易。美洲许多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已经自由贸易的欧洲大国的剩余殖民地同样如此。重商主义告别人世了，各国纳入到世界市场中去，这已蔚然成风。在19世纪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贸易的发展速度是他们经济发展速度的2至3倍；到19世纪末，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是19世纪初的7至8倍。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在滑铁卢战役时，长距离旅行和交通运输都是价格极其昂贵，而速度却异常缓慢。到19世纪末期，电报、电话、轮船和铁路取代了马匹、信鸽、邮差和帆船。自希腊时代以来陆上交通最重要的进展——铁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横越大陆运输货物的速度和成本。轮船则使海上运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从1816年需要一个多月减少到1896年需要不到一周时间。此外，轮船跑得快、装得多，费用比帆船便宜。 （原始页码：5）
新技术使大多数商品的市场有效距离从步行几天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现代世界。1830年，横越大陆运输1吨货物的距离为480公里（300英里）——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到纽约，或从柏林到波恩，从里昂到巴黎——得花费30多美元，用船把货物运过大西洋再得花费10美元。装运小麦或铁条这类较重商品的价格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因为在陆地和海上装运1吨这样的货物约需40美元，相当于另外买1吨的钱了。因此，19世纪中期以前，国际上贸易的大多数是：香料、花俏纺织品、贵金属等贵重、轻量和不易腐烂的商品，以及具有很高价格重量比的农产品，例如棉花和烟草。到1900年，铁路使陆上运输成本降低五分之四以上，轮船又使海上运输成本降低三分之二以上。现在同样在大陆运输1吨货物480公里（300英里）只需花费5美元而不是30美元，横越大西洋只需花费3美元而不是10美元了。把1吨货物从美国内地运到英格兰的全部费用从40美元下降为8美元，大体上相当于购买1吨小麦或铁条的价格下降到这种商品价格的五分之一。
交通革命导致19世纪世界货运能力增加20倍。
欧洲制造的工业品涌向全世界，反过来，来自大草原、亚马孙
和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与原料也涌向欧洲。
随着新的交通运输技术的出现以及自由贸易在英国的胜利，各国由军队监管的重商主义范畴让位于真正的国际市场。反法联军在滑铁卢所维护的旧秩序已不存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市场而不是君主成为主宰力量。借助电报和电话，在几分钟里而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新闻就可传遍全世界。来自伦敦、巴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等地的投资者织成一张几乎密不透风的全球资本网。世界在政治、技术、金融和外交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已经走出滑铁卢时代。 （原始页码：6）
金本位是19世纪时期全球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在1800年前的许多世纪里，大多数国家交替使用金币和银币。商人喜欢在当地交易时使用银币、铜币和其他廉价金属铸成的货币，把比较贵重的金币留作国际贸易时用。但是在1717年，铸币大师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爵士使英国货币标准化，实际上使英国采用了金本位制（即便他没有在理论上作出阐述，而且尽管银币也没有停用，仍然是法定通货）。英国其实是唯一用黄金单种金属本位制货币的国家，它只有一次，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暂时地偏离金本位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既用金币，也用银币，实行双金属本位制。
同时使用金币和银币达数百年，到19世纪70年代突然中止。新银矿的发现降低了银价，使得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即时汇率不稳定，所以各国政府要么不得不改变汇率，要么在金币和银币之间作出选择。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传统的国际交换媒介——黄金比国内的白银更有吸引力。最后，英国作为全球市场领袖的地位吸引其他国家采用相同的货币制度。
在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采用金本位制。当一国的政府加入金本位制时，它允诺按事前确定的汇率用本国货币换黄金。这个国家的货币相当于黄金，按照固定汇率可与其他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交换使用。德国在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873年，荷兰在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在1878年，美国在1879年先后加入金本位制。1871年时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殖民地（还有英国的盟国葡萄牙）实行金本位制，到1879年大多数工业国都加入金本位制了。
由于所有重要的货币都可按固定汇率直接兑换成黄金，各工业国实质上共同使用着一种国际货币。的确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是各国共同的世界货币，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名称——马克、法郎、英镑、美元等。德国人在日本或比利时人在加拿大用以黄金作后盾的货币投资，得到的回报是相当金额的以黄金作后盾的货币。合同订立的价格不会波动，因为汇率不变。金本位制下英镑和马克、法郎和美元或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长期固定，据说小学生都死记硬背这些汇率，因为当时汇率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稳定不变。金本位制的这种可预测性有利于世界贸易、贷款、投资、移民和支付。银行家和投资家可以确信债款将以等值的黄金支付，或者赚到的利润将以用黄金作后盾的货币支付。 （原始页码：7）
其他因素也有利于国际金融的发展。由于全世界电报业都很发达，信息可以即时从发达地区传送到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那里。金融新闻报道跨越国际时空，在纽约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登载的故事，第二天就出现在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上。
国际投资扶摇直上。基本上以债券和股票方式进行的对外投资约占英国储蓄额三分之一，法国储蓄额四分之一，德国储蓄额十分之一。
世界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比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和交通运输新技术推行时所达到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
并非人人欢迎经济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开放和交通运输新技术的应用，美洲廉价的粮食涌向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使欧洲许多农村地区凋敝，造成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西西里几乎到处有人受饥挨饿的状况。
技术改革也不是一件绝对的好事。新的工业技术使工匠遭到淘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民过剩。技术变革导致各种生产率显著提高，但是这些进展带来的好处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当1部机器和5个工人能够完成100个人的工作时，其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使其余95人中有些人得到雇用去制造机器，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放弃已经习惯的生活，寻找别的养活自己的门路。增加了社会总收入的贸易和技术也可能毁掉数百万农民和工人的一生。 （原始页码：8）
新的世界经济还对穷国产生利弊参半的影响。有些不发达地区发展迅速，但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国家——或者在像北美这种“新近定居区”迅速缩小的疆域里——可能仍然赞赏没有加特林（Gatling）机枪
、轮船和铁路（这些东西曾使欧洲人取得了建立支配地位的优势）的世界。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技术进展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这些武器的超凡力量直到1913年后才充分显示出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和工业差距比以前扩大，导致了新一轮的殖民征服。
人们把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这种已经载入经济史的宏观经济现象，十分不满地归咎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大萧条这个名词也许会令人误解，因为萧条不等于经济崩溃，它是指世界物价逐渐和连续的下降。从1873年至1896年，英国物价下跌22%，美国物价下跌32%，其他国家物价跌落得更多。
使得这段时期被冠以大萧条这个名称的物价下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虽然物价和收入下降，但是债务负担仍旧未变。人们估计物价将进一步下降，因而产生了忐忑不安和悲观的情绪。幸而物价不是全面下跌。那些迅速进入世界贸易的商品价格跌得特别快，例如小麦、铜和煤的价格分别下跌59%、58%和57%。但是，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比较慢或者根本未跌。例如，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三分之一以上，矿产品价格几乎下跌一半，但是建筑价格保持不变。
价格变动触发了全世界农产品和矿产品地区公众的抗议。
面临价格下降的生产者谋求通过抵御进口商品来喘口气。农场主和制造商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常常得到满足，从而扭转了先前走向更加自由贸易的趋势。法国和意大利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它的国内市场四周树起了保护主义壁垒，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对许多进口商品提高关税。英国和低地国家
几乎是单枪匹马地继续赞成自由贸易，但是这些国家的制造商也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欧洲和北美低工资生产者的廉价进口商品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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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中的输家的那些人来说，金本位制是可恶的英国强权经济的有力象征。
美国反对金本位制的人坚持认为：“一个反人类的大阴谋已在两大洲策划，很快就会控制全世界。”
按照美国反对金本位制的演说家玛丽·伊丽莎白·利斯（Mary Elizabeth Lease）的说法，金本位制支持者都是这个阴谋的帮凶：“华尔街拥有美国……金钱统治一切，我们的副总统是伦敦的一位银行家。”
当19世纪90年代初物价一落千丈时，对金本位制的抱怨甚嚣尘上。农场主和矿业主认为，摆脱金本位制能使政府把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在美国，反对金本位制的积极分子在该国农业和采矿地区选举中一次又一次取胜。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金本位制非常不得人心，几乎已不能坚持执行。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放弃了金本位制，俄国和奥匈帝国也拒绝继续执行。金本位制使全球资本主义凝聚在一起的胶着力正在削弱。
当金本位制摇摇欲坠时，国际金融体系开始显示出紧张的迹象。大萧条特别沉重地打击了债务国，损害了它们向债权国偿债的能力。南美洲金融力量削弱了，1890年阿根廷可能违约不履行债务的威胁造成世界上一家大投资企业——伦敦巴林兄弟公司的倒闭。1893年金融恐慌席卷美国，外国投资者对世界上最重要的贷款国唯恐避之不及。经过将近30年未曾中断的发展后，金融流动减慢了。
大萧条在各大国之间造成比过去几十年更大的摩擦。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外部市场的争夺基本上局限于商业竞争，欧洲殖民帝国已经大大收缩。但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启动。我们至少可以从面临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富国生产者拼命寻求市场中发现这种殖民扩张的一些根源。最后，这些重新激起的殖民欲望助长了其他一些地缘政治趋势，加剧了大国之间潜伏已久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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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90年代，战争乌云似乎无处不在。法国军队穿过苏丹进入法沙达，声称对英国人认为属于他们的领土拥有主权。英国冒险家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
（Leander Starr Jamesen）率兵袭击南非的德兰士瓦，点燃了布尔战争的导火线。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埃塞俄比亚高地展开激战，英国人和阿散蒂的士兵在西非也打得不共戴天。日本、俄国和欧洲列强勾心斗角，谋取在远东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几个岛国正在为独立而斗争。在西半球，以美国为基地的古巴自由战士的活动引起人们对加勒比海地区政治动乱的一片恐慌，加剧了已经十分紧张的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
当19世纪结束时，种种事件威胁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实体。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国际金融，甚至大国之间的和平全都大成问题。到处响起赞成贸易保护、反对金本位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呼声。每一次新危机都引起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