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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经济疑虑重重。中国统治者担心纳入世界市场将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又得不到物质上的好处。结果该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有过一些贸易往来，也允许过外国前来投资，但是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与全球资本主义隔绝的。
不管这种立场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看多么有道理，它肯定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甚至比其他穷国还要落后50年或100年。现代工业充其量刚刚起步，中国人其实没有受到正在改变其他国家经济面貌的技术进步的任何影响。经过几百年自我导致的经济孤立之后，中国一度沦落到在经济、技术和商业上无足轻重的地步。
中国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在全球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时候，选择不参与世界经济路线的那些国家都落得个停滞不前的结局。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不让人民取得国际市场好处的政府要为本国经济的惨败负责。
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为各国取得经济成就提供简易的办法。许多穷国遭受到殖民列强的掠夺性统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经济秩序分崩离析时，试图恢复原先秩序的努力一败涂地。欧洲和北美的政治领袖和商界翘楚坚持不懈地应用以往时代严厉的原则，仅仅是加深和扩大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转向国内，保护自己及其人民免受混乱不堪的世界经济的打击。
事实证明，对世界市场盲目怀疑或者盲目依赖都不对。1945年以后的几代人终于抓住了问题的关键。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开放市场和实行保护性社会政策之间作出了谨慎的折中。资本主义再一次朝着更加全球化的方向前进，但那是一步一步渐进的。同时，认真执行缓和国际竞争对工人、农民和其他人士消极影响的社会政策，控制着全球资本主义的逐步推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折中做法很奏效：经济达到了很高的增长率，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是这种折中做法没能持久下去，主要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的步伐常常使它遭到破坏。20世纪70年代，至少在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重新确立帮了倒忙，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危机。
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机中，全球化成功地脱颖而出。在几年内，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意在国内外重新认真遵守市场规则。苏联及其盟国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们也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中来。
当然，中国政府为了抓住新的国际经济机会，步子跨出得更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参与全球化已初见成效。事实上，中国是当代全球化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范例。中国和印度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而后它们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
然而，历史提醒那些以为本国经济能够轻而易举地纳入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去的人们要审慎。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可忽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经济界和政治界的领袖在1914年前不会把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失去利益的人放在心里，因为他们的社会基本上或者完全是不民主的，大多数丧失利益的人在政治上无权无势。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领袖再也不可能对他们熟视无睹，因为既要试图继续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又不适当关注为此而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这种努力已经导致了大灾难。
今天，有些人赞赏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利益，却不注意它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这是一种可能造成灾难的做法。在许多在经济改革和国际经济一体化道路上已经走得较远的发展中国家里，大部分人有理由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对他们没起什么作用。结果他们对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产生强烈的质疑。这种反应不可轻视，但若加以简单的压制则是愚蠢之举。
各国政府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具有双重的责任。第一，它们必须维护本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现状，制定并执行适合于本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政策。第二，它们必须保护本国人民，包括最不幸的穷人，免受国际经济变幻无常的影响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第一种任务得到广泛的认同。第二种却常常遭到忽视。有些政府忽视它，因为它们不是人民的代表，不用讲民主，认为只需要替有钱有势的人办好事。还有一些政府忽视第二种任务，是因为它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会改善当代经济趋势下受害者的境况。这两种看法都是目光短浅、自拆台脚的。无论哪一种都经受不住全球资本主义和本国经济增长肯定会施加的严峻考验。
没有一张妙方能轻而易举地使各国政府把对国际经济开放的责任与关心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损害的本国人民的正当问题结合起来。我们无法事先指出哪些政策对所有集团或国家都是合适的，那是各国政治体制的任务。但是根据20世纪的经验，我们相信各国与全球资本主义都有着很大的利害关系，包括世界大部分地区将来能否繁荣，都要把赌注押在全球资本主义上。
杰弗里·弗里登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