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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韩飞、何苏六提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具有一种被功能所驱动的特征，若不能深刻理解中国纪录片所承担的功能性诉求和价值指向，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话语权和权力意志，就将无法理解其发展的逻辑和动力。”这对厘清纪录片的社会功能至关重要。
纪录片被称作“现实的渐近线”“文化的容器”“锻造自然的锤子”，多重的标签展示了纪录片具有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多元的社会功能。
纪录片在观念建构、历史书写，以及社会变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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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政治功能
纪录片作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大众媒介，通过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承载着传递信息、阐释意义的重要使命。它不仅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改变其态度、思想和观念，更在无形中引导着公众的舆论走向。在这一领域，吉加·维尔托夫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他强调纪录片应以动态、深入的视角去观察、记录和挖掘现实，进而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真实素材进行重构，以此来引导和塑造观众的意识形态。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承担起了“形象化的政论”这一重要角色。此时，纪录片的使命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服务国家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以鲜明的民族立场、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为特色，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通过它们的镜头语言，观众也能够深刻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和人民的奋斗精神。
时至今日，一些承载着国家意识和社会规范的纪录片，如《信仰——我们的故事》《旗帜》《复兴之路》《征程》等，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宣传，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时代精神的建构，以及公众的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8年，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文，提出建立“影视史学”的倡议。2000年，在纪录片《百年中国》首播前的座谈会上，历史学家杨天石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的呼吁，即以影像为媒介来呈现历史和表达对历史的见解，这充分肯定了影像在历史书写方面的功能与价值。
随后，陈晓卿、肖同庆等一批纪录片导演自觉地响应号召，不断地尝试将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融入纪录片创作，致力于以影像叙事的方式构建历史文本，从而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献纪录片，如《见证·影像志》等。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的解读和评价对决策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纪录片通过记录、展示、解读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资料，帮助观众客观地回顾、审视和重新认识历史，并形成对历史的共识性理解和认知。
大型文献纪录片《回望硝烟》，通过100多位老将军的口述，还原和再现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中，或催人泪下或启迪思考或鞭策奋进的战斗故事。老将军们对信仰、事业、人民和战友的坚定意志，以及他们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等，在熔铸精神之魂，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公众的参与，纪录片作为一种公共媒体形式，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动员力，能够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讨论，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华尔街》《货币》等金融题材纪录片为现代金融决策提供依据。
农村题材纪录片以探寻展示乡村社会变革的矛盾与问题、新特点与新形势为目标，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自然和生态环保题材纪录片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纪录片《平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的关注和保护行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视艺术形式，肩负着传承、创新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使命。通过真实影像的力量，纪录片不仅能够生动地记录和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还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内涵，推动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此外，纪录片还能够构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桥梁，推动中国文化的跨国和跨文化传播，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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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文化功能
纪录片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记录和展示特定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纪录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保存文化遗产。例如，记录和传承一些濒临消失的古老传统技艺的纪录片，如《传承第二季》（2018）；关注和展现民歌的纪录片，如《民歌魂》（1999）、《山歌好比春江水》（2021）；传承纳西古乐、侗歌、地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如《聆听中国》（2016）。这些纪录片有助于保存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资源。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纪录片是挖掘民俗习惯，展现独特民族风俗的重要载体。例如，《中国年俗》（2014）呈现了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民众诸如喝腊八粥、打腊鼓、赶年集、吃年夜饭等蕴含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的习俗。《风情中国》（2016）聚焦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代表性的特色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在全方位展示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保护、挽救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了积极应对新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纪录片创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灵感。通过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前沿的技术手段及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纪录片重新诠释并重构了文化内涵，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
在叙事手法的革新方面，系列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拟人化的叙述角度和口吻，给那些原本没有生命、不具备主观意识和思想情感的文物赋予了人的情感和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的叙事手法不仅深入揭示了文物背后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更在情感层面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有效拉近了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在技术手段的创新方面，该系列微纪录片积极运用文物手绘、图像扫描和3D动画等多元化的手段，让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古朴文物在镜头下“活”了起来、“动”了起来，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创新性尝试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全新而丰富的文化视野与体验，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影像文本的意义建构会受到不同文化圈的生活方式和该文化圈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影像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也会出现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产业经济学家考林·霍斯金斯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当地市场极具吸引力，因为当地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可能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存在文化折扣现象。
崔旭认为：“得益于内容具有的自然和人的普遍特性，纪录片比其他内容更容易进入海外市场，在跨文化沟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纪录片可以让观众了解和体验其他民族、地区、国家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加深对彼此的认知和尊重。例如，大型纪录片《风情中国》将中国的民族风情和特色文化呈现给了世界观众，增进了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这种文化交流和互动不仅可以促进国际文化的对话、交流和互鉴，还可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
纪录片作为一种文献资料，一直以来具备着宣传教育的功能，并扮演着重要的宣教媒介和载体的角色。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提出了“锤子论”“我视（纪录）电影为讲坛”等观点，充分地肯定了纪录片的宣教功能。我国历史上，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是较早意识到纪录片具备教育功能的机构之一，其拍摄影片的目的是，通过抵制那些有伤风化的外来作品，为通俗教育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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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教育功能
与虚构影像相比，纪录片与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关于真实的默契共识和承诺，可以称之为真实契约，即一部作品以纪录片作为标签，相当于向观众承诺，纪录片中呈现的内容是真实的。真实契约赋予纪录片强大的信服力，使之能够有效地传递知识和价值观念，培养和提升观众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纪录片发挥教育功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纪录片的题材非常广泛，涵盖多领域的专业知识，能更好地满足多层次、广范围的观众的知识需求。纪录片在呈现自然、历史、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时，通常会经过翔实的调查和研究，以及信息收集、整理和筛选，知识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高。观众可以通过观看纪录片，了解和共享不同领域的权威知识、研究成果。
通过观看自然与野生动物题材的纪录片，观众可以获得关于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通过观看历史与文化题材的纪录片，观众可以了解历史事件、传统文化和人物故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发展进程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观看科学与技术题材的纪录片，观众能够了解科学原理、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创新科技的应用，从而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
（1）内容故事化
相比于传统的教育资源，纪录片通常会以引人入胜和生动活泼的叙事形式，通过对人物的情感描绘和人生经历的展示，将知识转化为故事。纪录片中的知识经过故事化的处理，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观众的审美、认知需求。通过纪录片展示的真实案例和背景故事，观众可以将所学知识与实际情境相联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故事化手法在提升知识的可持续性吸引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一方面，纪录片充实和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塑造，能够激发观众对于深度学习与知识探索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故事化手法也能够使观众对所观赏的纪录片故事有更持久的印象。观众常常能够长期记忆并分享他们所观看的纪录片故事，这有助于知识的进一步扩散与传播，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2）形式丰富生动
纪录片通过运用真实的画面、语言描述和音乐渲染等手段，让观众获得全方位的感官体验。这种生动的影片式教育能够让观众产生深刻的感受，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与获得启发。例如，纪录片能够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让观众通过亲身感受和互动参与深入地理解和拓展知识，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知识的热忱。因而，纪录片经常作为有益的辅助资源，广泛地应用于各阶段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纪录片不仅能够记录和展示真实的世界，还能够引发思考和行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然而，因制作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制播模式限制等，纪录片的经济功能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开发。
纪录片的市场化起步较晚。2000年，阳光卫视创立，亚洲首个历史纪录片频道开播，这标志着纪录片开始尝试市场化变革。中央电视台（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方便理解，本书后续皆简称为中央电视台）及上海广播电视台等电视台也紧跟改革步伐，相继成立纪录片频道、开办纪录片栏目。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和挫折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大型纪录片《故宫》和《森林之歌》，这两部作品成功地重新激发了观众对于纪录片的热情。受此启发，上海纪实频道（2020年1月1日，经多方整合，该频道现为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人文频道）尝试采用文化工业模式进行管理，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受众群体，逐步走出了低谷。最终，该频道实现了盈利，并持续取得了成就。这极大地鼓舞了纪录片产业改革的积极性，各个电视台纷纷开设纪录片频道。
随着受众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审美水平的普遍提高，纪录片的经济功能逐渐显现。特别是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促使长期处于市场边缘位置的纪录片，开始真正地走进大众文化的视野，且其独特的商业价值逐渐被重视。纪录片为制作方和投资者带来丰厚经济回报，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图1-1所示为2009—2020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趋势。
图1-1 2009—2020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趋势（金额单位：亿元）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纪录片的生产总值约为66.60亿元，2020年略微下滑，生产总值约为64.33亿元。目前，纪录片产业已经基本建立了稳定的生产模式和广泛的播出平台，而且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纪录片创造经济收益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众付费订阅
高品质的纪录片会吸引大量观众，从而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例如，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于2018年3月2日上映。上映半个月后，该片的总票房就突破了3亿元，刷新了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此外，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兴起，许多视频网站开始提供付费订阅服务，观众可通过付费订阅获得高品质的纪录片内容。观众付费订阅也成为近些年纪录片的重要收入来源。
（2）广告植入
广告也是纪录片获得收益的主要方式。在纪录片播放过程中插入切片广告或将特定品牌、产品有目的地植入纪录片的内容中，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3）衍生产品开发
知名纪录片能够衍生出图书、音乐、服装等多种产品，这些产品能进一步扩大纪录片制作公司的收入来源，并提升纪录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舌尖上的中国》从第一季开始，就打通了“纪录片—观众—电商”的商业链条，观众在观看时，可以同步购买相关产品。
（4）版权销售
纪录片制作公司可以通过出售纪录片的版权来获得经济收益。例如，一些纪录片可能会被授权给其他公司或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进一步扩大纪录片制作公司的收入来源。
据央视纪录频道介绍，《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在2013年年初的一次国际影视节目展上启动了首轮海外版权销售，单片销售额达到了35万美元，创造了当时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方面的最佳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