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都知道克劳塞维茨（Karl Clausewitz）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他这句话的历史背景——18世纪的王朝战争。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结束了可怕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从伤亡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来讲，三十年战争甚至远远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其中94%的伤亡都在德意志地区。
领教了宗教战争之可怕的欧洲人，此后逐步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宗教战争很快退出了欧洲历史舞台。“王权理由”代替了“神圣理由”，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在施米特看来，近代欧洲公法即起源于此：“公法在16和17世纪产生于可怕的欧洲内战。这是其开端和起点。”
施米特接着说道：
于是，从16和17世纪的教派内战中产生了jus publicum Europaeum【欧洲公法】。欧洲公法开始之时有一条敌视神学家的口号，这就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奠基人向神学家提出的保持沉默的要求：Silete，theologi，in munere alieno【闭嘴，神学家，不要谈不相干的事】！这是真蒂利对他们发出的呼喊，在讨论正义战争的背景之下发出的呼喊。我今天还听得到他的呼喊声。
法学家之退出教会，并非分离而退回到一座圣山，毋宁说是相反，从圣山出走而进入俗人领域。法学家在退出时或明或暗地带走了一些圣物。
近代欧洲公法的核心就是正当战争：
公法法学家们都从主权国家方面承续了这些学说和概念。他们成功地清除了正义战争说的内战成分，他们将justa causa belli【战争的正当理由】问题与justus hostis【正当的敌人】问题区分开来，并重新让人意识到敌人与罪犯的古老区别。这是他们的伟大功绩，这成为新的国际法，即欧洲公法的核心。
施米特所说的“正当战争”或“决斗性战争”的原型就是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国事诏书战争）和七年战争。这些战争最典型地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讲的“战争是外交的延续”。
当甲国和乙国都对某块领土或某项利益感兴趣时，该怎么办？首先坐下来谈一谈，能谈判解决最好，如果谈不妥就打一仗，谁赢归谁，公平合理。克劳塞维茨的“外交型战争”或施米特的“决斗性战争”，就是这个意思。18世纪的王朝战争就遵循这样的程序。
国家的强弱和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人口数量和国民素质，而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明的职业外交团和果断的职业军官团。到18世纪后期，普鲁士只有300万人口，七年战争之后夺取了西里西亚，也只有600万人口，而同时期的法国就有超过2000万人。但有赖于普鲁士高素质的军官团体，它在国家竞争中丝毫不弱于法国。总之，国家和战争是职业外交家和军事家的事情，而不是全体国民的事情。卢梭曾引用法国作家拉·封登（Jean de La Fontaine）的一则寓言：
敌人此时即将到来。
“快逃跑呀！”老人喊道。
“为什么？”驴回答道，“敌人难道会让我驮两副鞍，驮两倍的东西吗？”
“不是。”逃跑的老人说道。
“我归谁所有，这没有关系，”驴回答道，“你逃你的命，我吃我的草。其实，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主人。”
这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普通人民对于国家强弱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仅仅体现在交税上面。然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克劳塞维茨说道：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状况就是如此。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以我们叙述过的外交型战争去应对。它们很快就发觉其不足。……突然，战争再度成了人民的事业，而那是个为数三千万的人民，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公民。
这场巨大的变革不仅点燃了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火焰，更促使国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不得不建立一套现代化的中央管理系统，把普通群众全部吸纳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在1789年以前，法国国家像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地方层面上间接地统治，特别是依靠牧师和贵族来中间协调”。法国革命政权以战争的名义，镇压了一切反革命活动，也就消除了一切“中介”，“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我们受到恩格斯的影响，习惯将他简单地视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事实上，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在今天仍旧是理想，但圣西门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圣西门批评当时的法国共和党人满脑子都是三权分立，似乎只要一实现这样的所谓“自由制度”就能够使法国社会安定团结。殊不知一个国家是否现代，不取决于它采用了哪种政府组织形式，而取决于政府跟社会的关系。圣西门说道：
我们过于重视政府的形式，好像整个政治都集中于此，只要实行三权分立，就会万事大吉。
…………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
更确切地说，现代国家不能停留在职业外交官和军事家狭小的圈子内，不能只是王公贵族的事业，现代国家本质上需要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掌控。现代工业资本，或者说现代实业社会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圣西门满怀信心地说道：
但最主要的成就，是政府成了实业界的纳贡者，政府完全从属于实业界了。如果政府想要进行战争，那它首先关心的不再是兵源，而是求诸实业界：首先要钱，然后要它所需的一切物资，即用得自实业界的金钱向实业界购买物资。实业界向政府供应大炮、枪支、弹药和服装，等等。实业界掌握了一切，甚至操纵着战争。
军事艺术的改进带来的可喜的必然后果，是战争越来越依赖于实业界，以致今天的真正军事力量已经落到实业界手里。构成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军队，而是实业了。现代的军队（指的是从普通列兵到最高指挥官的全体军人），依我们看来，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只在于使用实业的产品。除非将领昏庸无能，由实业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国的革命充分证明，将材并不是那么难得的，也不是那么难培养的。甚至可以认为，军事才能，至少对目前构成军队主力并对战役的胜负起主要作用的部队来说，是实业理论发展的产物。
实业界也掌握了财政。在法国和英国，现在是实业界为公益的需要垫款，而税收也掌握在他们手里。
尽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末尾还不忘学着恩格斯的模样，嘲笑一回圣西门，但如果我们把圣西门所说的“实业界”换一个说法，比如“垄断资本主义”，这不就是列宁的观点吗？
圣西门说：“除非将领昏庸无能，由实业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国的革命充分证明，将材并不是那么难得的，也不是那么难培养的。”这庶几指出，如果说18世纪的欧洲王权之间比拼的还是外交家和军事家的经验与天赋，那么至迟到19世纪后期，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完全依赖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实现程度就完全依赖于能不能充分地汲取社会资源和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
圣西门的设想不只停留在纸面上，他背后有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或者这么说，圣西门告诉人们，拿破仑三世称帝根本不影响法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只要他推动实业界的发展，扩大对于基层社会的改革和控制。拿破仑三世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为法国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而统一后的德国在这个方面更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不再只是与国家无关的私人事务，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来说，欧洲出现了“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
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
这个过程起源于何时？从克劳塞维茨关于“民族战争”的说法推断，该过程应该启自法国大革命时期。而福柯认为，它还要再早一些，在18世纪后期，欧洲就已经出现了“生命政治”的迹象。但我们出于慎重起见，应该认定，国家对于社会的行政掌控，应该是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直接结果。
1821年希腊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到几年以后的巴尔干民族独立运动和克里米亚战争，再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国家正是在不断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一步步推动它对社会的现代行政管理的。一方面，为了消灭群众运动的土壤，必须有更完善的现代社会治理方案；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群众运动的民族主义诉求，必须加强国家竞争力，这同样需要完善的现代社会治理。不明确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等人会把1870年代视为西方从近代殖民主义到现代帝国主义的跨越的转折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更多地表现为探险家私人的事业，表现为商业利益的争夺，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表现为国家意志和领土扩张了。正因如此，谢尔盖耶夫才会感到，英俄中亚“大博弈”的真正起点不是19世纪初期，而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那一年。
(34)
或者用杜哲元的话说，“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对于英国在印度，俄国在奥伦堡、西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部分地方军政官员，以及他们派往中亚的间谍和使者而言，或许英俄中亚‘大博弈’已经开始了，但对于两国的中央决策层而言，英俄中亚‘大博弈’真正上演于1860年代以后”
。
在前现代时期，中国人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枝独秀，但欧洲人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浪潮的刺激下，创立了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群众技术手段，将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所以我们反过来需要从西方那里再学习新的行政管理技术了。
这些行政管理技术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分层，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地域隔离，使得传统中国内部的多元异质群体渐渐整合，创造出了统一性的现代国民身份。简言之，随着“大博弈”从殖民主义阶段转向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的边疆危机迅速激化，并反过来推动了清朝的边疆内地化改革，中国朝着现代民族国家又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