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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英国势必卷入这个冲突，不管那时碰上什么人执政。它永远不会容许俄国占有君士坦丁堡。它势必会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竭力在虚弱衰败的、被推翻的土耳其政府的遗址上促使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
——〔德〕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
全民参加的或是大多数国民参加的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战争，才能称为人民战争。在人民战争中，每占领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侵入这个国家的军队，只能控制所驻据点，只能用武力获得补给，其交通线往往被威胁着。
全民自发参战的战争较为少见，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战争，那么将面对十分可怕的结果，为了全体人类利益，最好还是不要出现的好。
——〔法〕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唐恭权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17页
“大博弈”的提出者亚瑟·康诺利中尉在1829年到访了俄罗斯。当年秋天，亦即第八次俄土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地区考察，接着从高加索经陆路返回印度。当时的英俄两国仍然保持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盟友关系，因此康诺利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受到了俄国人的热情款待。这让他可以从容地“沿途以专业眼光评估俄军的一切，包括军官士兵、武器装备、训练方法及部队士气。毕竟，如果俄国真对印度抱有企图，这些人就将构成入侵部队的中坚力量”。
次年底，康诺利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印度。
有一件事俄国的基层军官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无所谓，即康诺利的真实身份不仅是一名间谍，还是一名反俄派。通过这次考察，一个地方映入了他的眼帘。此地将成为英国人眼中绝不可以放弃的地方，直到他们1947年撤离印度。
一、康诺利和伯恩斯的方案
回到印度后，康诺利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题为《从英国陆路出发前往印度以北地区，途经俄国、波斯及阿富汗》（
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
，
Overland from England
，
through Russia
，
Persia and Affghaunistuan
），并在三年以后，即1834年正式出版。“此书包括长篇幅的附录，详细分析了可供俄国将军选择的入侵印度的路线，以及各种入侵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其中，他特别提到了号称“中亚谷仓”的赫拉特（Herat）。康诺利特别强调：“赫拉特既不能落入长期觊觎其主权的波斯人手里，也不能被俄国人攫取。”
赫拉特，位于今天阿富汗的西北角，地处阿富汗、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交汇处，为阿富汗的西北门户。对于其地理位置，恩格斯曾有专门的描述：
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设拉子到巴尔赫的中途客栈。经亚兹德和库希斯坦穿过波斯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绿洲的大驿站，直通向赫拉特；另一方面，从西亚通往东亚和中亚的唯一的一条绕过沙漠的道路，必须经过呼罗珊山脉和赫拉特。
确切地说，赫拉特是一个十字路口，它西连波斯，东接阿富汗，南抵印度河，北达希瓦汗国（Khiva）。俄军倘若占领了赫拉特，就占据了从阿富汗西北方向进入印度的通道。俄国人通过第二次俄伊战争逐渐控制了波斯的内政外交，保不齐他们会通过波斯就近夺取赫拉特。正如《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所概括的那样：
赫拉特位于今阿富汗西部，周围是相当辽阔而且特别肥沃的谷地，它是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中亚西亚几个地区相互联结的中心，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从波斯湾到阿姆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其周围是几类不同的国家：西边的波斯因强加于它的《土库曼彻条约》（按，即《土库曼恰伊条约》）被迫受制于俄国；东面的阿富汗处在英国势力影响之下；南面是英属印度；北面是中亚西亚的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因有克孜尔沙漠作为保护性的自然屏障，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落入俄国的魔掌。
自此以后，赫拉特就成了英国的禁脔。半个世纪以后，英国险些为了赫拉特的安全与俄国爆发全面战争。
1834年春，正当康诺利奋笔疾书时，另一名驻印军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来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此行的目的是“侦察那些迄今尚未被了解的通向印度的通途，位置在亚瑟·康诺利去年勘察过的地区以北”
。伯恩斯在喀布尔受到了阿富汗埃米尔（Emir，又译“异密”，源于阿拉伯语，意为“统率他人的人”）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的热情款待。
多斯特·穆罕默德是一位开国君主，颇具雄才大略，他从1818年就开始掌握大权，并于1826年继承萨多查依王朝（Sadozais，亦称杜兰尼王朝），创立了巴拉克宰王朝（Barakzais）。早年的奋斗经历使这位埃米尔了解民间疾苦，深得阿富汗民众的认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欧洲人的来访比较包容，这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中亚统治者。所有这些都给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中亚裔的美国籍学者指出，“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就担心一个软弱、分裂的阿富汗会成为俄国干预的借口”
。问题只在于，谁才是领导统一阿富汗的最佳人选？伯恩斯在两年半以前见过萨多查依王朝的末代统治者苏贾·沙哈·杜兰尼（Shuja Shah Durrani），此人最大的抱负就是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夺回本属于自己的王位。经过比较，伯恩斯认定，从各方面看，苏贾都远逊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只有后者才能把松散的阿富汗凝聚起来。
因此，伯恩斯心里有了答案。他不仅仅在阿富汗选择了现任埃米尔，更在波斯和阿富汗之间选择了阿富汗。用他本人的话说：“如果形势使我们同喀布尔结了盟，而不是同波斯结盟，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在更接近自己的地区有更为可靠的和更有用的盟国，而不是像我们所吹嘘的波斯那种盟友。而且我们不必要花费我们在波斯浪费的金钱的十分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战略要地赫拉特不在多斯特·穆罕默德手里，它仍属于萨多查依王朝的后人卡姆兰沙哈（Shah Kamran）。“作为萨多查依家族的后人，其家族势力在阿富汗早已无从立足。坎大哈和喀布尔都掌握在巴拉克宰家族手中，而卡姆兰则与巴拉克宰家族的王公和喀布尔的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有杀兄之仇。长期以来，赫拉特承认波斯对其象征性的宗主权，并含混地对待波斯使者，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独立。”
虽然赫拉特名义上属于阿富汗，但它的统治者和阿富汗的统治者有血海深仇。英国人应该选择北方的邻国阿富汗呢，还是阿富汗西北角的战略要地赫拉特？康诺利和伯恩斯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霍普柯克说道：
届时还要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英国到底应该支持谁来领导一个统一的阿富汗？康诺利推举卡姆兰沙哈，这样至少赫拉特不会被置于波斯人（最终也就意味着俄国人）的掌控之中。伯恩斯对自己推举的候选人也充满信心，他坚信英国应该帮助多斯特·穆罕默德巩固王位，这是唯一有能力把这个好战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人。
其实话也可以这样问：英国人应该谋求赫拉特和坎大哈的独立，还是将其置于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统一领导之下？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带？英国人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无常，并不止一次犯错。
伯恩斯这次访问完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布哈拉游记》（
Travels into Bokhara
）的畅销书，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支持。这本书不仅很快获得了刚成立不久的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颁发的金奖，还受到了俄国人的重视。俄国人在该书的法文版中注意到了伯恩斯的意图，他们对于伯恩斯访问阿富汗和布哈拉十分敏感。万伯里（Arminius Vambery）甚至认定，英俄中亚竞争始于伯恩斯的访问。
二、第一次赫拉特危机
1832年，也就是康诺利出版著作的前两年，俄国驻德黑兰大使伊万·西蒙尼奇伯爵（Count Ivan Simonitch）就建议波斯军队的实际掌控者阿拔斯·米尔扎攻取赫拉特。一贯亲俄的阿拔斯·米尔扎果然听信其言，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马哈茂德·沙·卡扎尔（Mohammad Shah Qajar）。英国驻德黑兰一等秘书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听闻此事后，立即出面与阿拔斯交涉，劝说他放弃占领赫拉特的计划，然而麦克尼尔失败了。所幸阿拔斯在1833年突然去世，马哈茂德·卡扎尔回国争夺王位，才没有酿成赫拉特危机。不过，该来的总归会来，只是迟到几年而已。
关于阿拔斯·米尔扎，西方学界有较高的评价：“尽管他不会说任何欧洲语言，但他对欧洲人的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王室成员。在1833年英年早逝之前，那些认为伊朗需要改革和大规模西化的欧洲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是唯一能够让民族复兴的人。” (25) 他逝世后，其兄弟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Muhammad Ali Mirza）成为王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并在1834年秋一度取得了成功。《剑桥伊朗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这样评价他：
相比之下，尽管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被描述为“波斯所有王子中最能干、最好战的”，但欧洲观察家视其为不可救药的反动派。……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被誉为一名严厉的行政长官，一个创造了致力于为他本人服务的有效军事力量的人，以及一位好战部落的安抚者，这些声誉通过几次直接针对巴格达的维拉亚特（vilayat，州）的漂亮战役和一次对俄国控制领土的精彩突袭而大大加强。毫不奇怪，他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不只对阿拔斯·米尔扎的继承者，甚至对法塔赫-阿里·沙国王本人来说都是如此。 (26)
这位“不可救药的反动派”只在位40天就遭到了废黜。法塔赫-阿里·沙的孙子、阿拔斯·米尔扎的儿子马哈茂德·沙·卡扎尔即位，正式成为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三位沙哈。
马哈茂德·沙·卡扎尔能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国人的支持。讽刺的是，此时英国人似乎对波斯的事务并不上心，他们竟然默许和支持了俄国扶持代理人的计划。马克思后来这样评价道：
1834年挑选波斯沙赫（按，Shah，即沙哈）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由自主地与俄国合作，支持俄国推举的一位王子。次年，当这位王子为维护其继位的权利，同他的竞争者进行武装斗争时，又进而给以资助并派英国军官去积极援助。
这只能说明当时英国人对于德黑兰的态度还十分混乱。混乱的代价是：马哈茂德·卡扎尔登上王位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但他巩固王位之后，就挥军进攻英国人的禁脔赫拉特了。马克思接着指出：
被派往波斯的英国使节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到头来只能是浪费资财；可是当这些使节坚决要求上级授权来阻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国政府却提醒他们注意1814年的旧条约的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波斯与阿富汗一旦发生战事，英国人除非得到进行调解的邀请，否则不得加以干预。英国使节和英印当局认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势力的向东扩张，为俄军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于是，1837年9月一支波斯军队侵入了阿富汗。
本段引文开头所说的“被派往波斯的英国使节”正是麦克尼尔。俄国人怂恿波斯攻取赫拉特的事情给了麦克尼尔深刻的教训，他在1836年匿名出版了一本题为《俄国在东方之进展与现状》（ 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的著作。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大博弈题材论证最为周密详尽的一部著作。该书附带一张宽幅折叠地图，展现了俄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令人瞠目的扩张行动。地图附表则详细列示了俄国通过这些扩张所增加的人口。自彼得继位以来，俄国的臣民数量增长了近四倍，从一千五百万人上升到五千八百万人。与此同时，俄国的边界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了五百英里（按，约805千米），向德黑兰推进了一千英里（按，约1609千米）。在欧洲，俄国从昔日伟大的瑞典帝国手中夺取的土地比现今瑞典的面积还要大，而从波兰获得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麦克尼尔写道，俄国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对于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欧洲列强来说，每一次这样的入侵又不足以损害两国关系”。对于麦克尼尔的观点，霍普柯克评论道：“这种评述非常敏锐和准确，恰恰就是圣彼得堡未来在中亚屡试不爽的策略。”
显然，英国就属于“每一次这样的入侵又不足以损害两国关系”的那种欧洲列强。一边是印度的官员和驻德黑兰的使节，他们对于俄国人的扩张忧心忡忡；另一边是位于伦敦的政府首脑和公众舆论，他们始终竭力维护同俄国的友好关系。两边的立场陷入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状态，这种自相矛盾加速了第一次赫拉特危机的爆发。
麦克尼尔在出版专著以后不久，就被提拔为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麦克尼尔到任后，发现俄国人对波斯沙哈王庭的影响力远比他离开德黑兰返回伦敦时要强大得多。”
俄国大使成了麦克尼尔在波斯工作的最大障碍。正如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所论：
1833年3月，温和练达的伊万·西蒙尼奇伯爵（Count Ivan Simonitch）抵达德黑兰。随着西蒙尼奇的到来，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与不列颠在波斯的冷战变得格外寒意瑟瑟。……以大使身份被调驻德黑兰后，西蒙尼奇很快就把智胜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尔爵士（Sir John MacNeill）视为己任。正如麦克尼尔是坚定的恐俄派，西蒙尼奇则是顽固的反英派。
1836年，赫拉特的统治者卡姆兰王子在英属印度的支持下宣布废除波斯的宗主权。次年，俄国人就采取了行动。一方面，他们派遣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秘密出使喀布尔
，负责拉拢阿富汗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另一方面，俄国驻波斯大使西蒙尼奇则亲自为马哈茂德·卡扎尔策划了攻占赫拉特的计划，以实现这位沙哈当年未竟的抱负。
伦敦和加尔各答相互矛盾的立场，差点就让俄国人的计划取得了成功。
1837年7月，波斯卡扎尔王朝发动了对赫拉特的战争，两个月后，波斯军队就包围了赫拉特城。西蒙尼奇曾向波斯沙哈打包票，指出受到欧洲近代军事指导的波斯军队，消灭赫拉特城里的中世纪武装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但真实情况是，尽管麦克尼尔受制于英国自相矛盾的态度，而迟迟不能发挥作用，赫拉特守军还是受到了英国指挥官的训导。
当年8月18日，东印度公司政治部的埃尔德雷德·波廷杰（Eldred Pottinger，即埃尔德雷德·璞鼎查）中尉受命前往赫拉特收集情报。这位波廷杰中尉的叔叔就是英俄“大博弈”的先驱，亦即后来的第一任香港总督亨利·璞鼎查。波廷杰的到来，恰巧给了赫拉特一根救命稻草。
战局僵持到1838年的6月26日，此时的西蒙尼奇大使已经索性卸掉了外交观察员的伪装，亲自指挥了对赫拉特的总攻。而波廷杰也登上了赫拉特城头亲自负责防卫，紧要关头，他甚至一把抓住了准备逃跑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源自奥斯曼帝国，指最高级别的大臣，职务相当于宰相）叶·穆罕默德，一路把他拽到城墙缺口处督阵防御。在波廷杰的干预下，赫拉特军队守住了城池，此举让他荣获英国舆论界“赫拉特英雄”的美誉。
在西蒙尼奇指挥波斯军队总攻赫拉特时，英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表示“抗议”了。它派遣舰队驶入波斯湾，并占领哈尔克岛（Kharg Island），直插波斯后方。8月间，奉英国驻波斯公使麦克尼尔之命前往布哈拉的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上校，在途经赫拉特城外时，对波斯沙哈马哈茂德·沙·卡扎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英国政府认为，陛下对赫拉特是针对英属印度的。”同时提请沙哈注意，英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取决于波斯在赫拉特问题上的态度。这迫使波斯于当月28日解除了对赫拉特的包围。
第一次赫拉特危机宣告结束。
“在英方记事中，埃尔德雷德是‘赫拉特的英雄’，赫拉特人之所以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城邑，通常都被归功于他，他的功劳还在于单枪匹马地多多少少地牵制住了波斯人。”然而波斯和阿富汗的诸多编年史，却几乎没有提及波廷杰的功绩。“在这些编年史中，围城行动被视为逊尼派信众与什叶派信众之间的一场大搏斗，赫拉特守卫者蒙受最可怖的物资匮乏，其坚韧刚毅的壮举被描述成一部阿富汗人英勇抗敌的史诗。岂止如此，当时在世的两位最具权威的阿富汗历史学家几乎用同样多的篇幅记述了赫拉特围城战和随后发生的英国武装入侵行动。”
不论波廷杰到底是不是像英国人描绘的那样英勇，都可以肯定，这场较量，英国人赢得实属侥幸。不过不要忘了，英俄还同时进行着另一场较量，就是前述俄国使节维特克维奇对喀布尔的出访。在那里，英国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三、第一次阿富汗战争
事实上，维特克维奇前往喀布尔的秘密之旅起初并不走运。他在行进途中意外遇见了一名叫亨利·罗灵逊（Henry Rawlinson，又译为“罗林森”“罗林逊”）的英国中尉。这位罗灵逊后来因为破解贝希斯敦山（Behistan）铭文而声名大噪，成为现代巴比伦学和亚述学的奠基人。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近代西方首屈一指的古典学家，后来两度出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更是往后英国前进政策派的领军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后文仍将提及。
1837年10月中旬，罗灵逊因紧急任务前往波斯东北部，途中人困马乏之际，正好碰见了维特克维奇的队伍。据罗灵逊后来回忆，这位年轻的俄国军官“体态轻盈、皮肤格外白皙、明眸灵动、表情异常活跃”，并且非常谨慎机智。他说道：
这位俄国人在我骑马上前时，站起身向我躬身行礼，但一言不发。我用法语与他攀谈（法语是身处东方的欧洲人相互交流的通用语言），他却摇摇头。于是我用英语发话，他则以俄语作答。我试着说波斯语，但他似乎只字未明。最后，他用土库曼语抑或乌兹别克突厥语（Usbeg Turkish）支支吾吾地表述自己的意思。对于这种语言，我所掌握的程度只限于进行非常简单的对话，无法刨根问底。这明显是这位朋友所希望的，因为当发觉我用察合台语（Jaghetai，实为Chagatai）讲话不够自信、不能快速流畅表达时，他就用生涩的突厥语连珠炮似的唠叨个没完。我能得悉的只是：他确实（bona fide）是俄国军官，负责将（俄国）皇帝的礼物交与（波斯统治者）穆罕默德·沙（按，马哈茂德·沙），除此之外一概否认。因此又与他抽了一斗烟后，我便再次骑马上路。 (27)
其实，维特克维奇向罗灵逊撒了谎，他不仅法语流利，更对《古兰经》了如指掌。仅凭这点我们也不禁感慨，此人确属天纵之才。关键是，他根本不是前去拜访波斯沙哈，而是去拜访阿富汗埃米尔。
罗灵逊随后在波斯东北部城市内沙布尔（Neyshabur）郊外的营地觐见了沙哈马哈茂德·沙·卡扎尔，并询问起此事。沙哈愕然惊叹道：“带礼物给我！呦，我与他毫无干系。（俄国）皇帝遣派他直接前往喀布尔拜谒多斯特·穆哈迈德（按，多斯特·穆罕默德），只不过是请我在途中给予协助。” (28) 罗灵逊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晚便紧急折回德黑兰，并于1837年11月1日向麦克尼尔报告了这一情况。麦克尼尔当即派人递送加急信件，分别向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汇报这一情况。
英国人一直担忧俄国经由阿富汗威胁印度，如今罗灵逊的偶然发现证实了这点。波斯已经成为俄国的附庸，如果阿富汗再有差池，印度北方将无险可守。那么该如何应对俄国人对阿富汗的渗透？
如前所述，伯恩斯的方案就是拉拢多斯特·穆罕默德，使之不要倒向俄国一边。问题在于，新晋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并不认可伯恩斯的计划。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评价他，“这位51岁的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抵达加尔各答时，对印度的历史与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了解。他对阿富汗更是知之甚少”
。真正左右勋爵意见的是两位学究气十足的波斯专家威廉·麦克诺滕爵士（Sir William Hay Macnaghten）和克劳德·韦德少校（Major Claude Wade），这两个人从未去过阿富汗，却竭力反对伯恩斯和麦克尼尔的建议。他们的任性造成了后来英军在阿富汗的悲剧。
其实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给足了英国人面子。他一开始并不待见俄国使臣维特克维奇，因为此时维特克维奇的强大对手伯恩斯也在喀布尔。在伯恩斯的拉拢下，埃米尔对英属印度寄予厚望。奥克兰勋爵甫一到任，他便大献殷勤，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在去信中肉麻地表示：“阁下尊临时机巧妙，先前严寒时节冷风袭来的阵阵寒意一扫而光，我那片希望的田野已然变成天国乐园的艳羡之所……我切盼阁下能把我当自己人，能将敝邑视为阁下自己的家园。”
此时，多斯特·穆罕默德为了表示诚意，更一度将维特克维奇软禁了起来，拒不接受他的觐见。
多斯特·穆罕默德如此巴结英印政府，当然有他的盘算。这位埃米尔不仅要面对前朝君主苏贾的挑战，更要应付来自锡克王国的威胁。苏贾曾经三次发动叛乱，试图夺回王位。尤其是在1834年他围攻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时，锡克大君兰吉特·辛格（Maharajah Ranjit Singh）趁机占领了白沙瓦。白沙瓦是阿富汗萨多查依王朝的冬都，在阿富汗人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喀布尔，身为埃米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不能对此不管不问。达尔林普尔指出：“自兰吉特·辛格侵占白沙瓦，三年来阿富汗人与锡克人间的敌对行动逐步升级，在1837年4月30日爆发的贾姆鲁德之战中达到高潮。1834年，多斯特·穆哈迈德抵御了沙·苏贾（按，苏贾·沙哈·杜兰尼）的武装入侵，随即倾注全力设法将阿富汗冬都从锡克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是兰吉特·辛格？如果支持前者，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盟友兰吉特·辛格。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伯恩斯曾想出过一个折中方案：兰吉特·辛格年事已高，一旦他去世（事实上他在不久之后的1839年就去世了），就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收回白沙瓦。多斯特·穆罕默德本人也提议，采用中亚人常见的办法，让一个儿子到兰吉特·辛格那里去做人质，换回白沙瓦，并保证两国间的长久和平。但这些建议统统被傲慢的奥克兰勋爵否定了。
1838年1月20日，经过长期谈判，奥克兰总督给多斯特·穆罕默德写了一封亲笔信，勒令他放弃白沙瓦，甚至威胁道，如果阿富汗埃米尔胆敢在未经总督本人许可的情况下跟俄国人进行任何交易，那么英国人就不再负有阻止兰吉特·辛格进军阿富汗的义务。这样的口气对于任何君主来说都是奇耻大辱。借用达尔林普尔的评价：
由此产生的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具有两面性，充满了危险的矛盾：伯恩斯向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巴拉克宰族人友善示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暗地里支持旨在推翻多斯特的起义。历史终会证明，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酿成的外交灾难，不久将在每位参与者面前爆发。
印度总督不可一世的态度令身处喀布尔的伯恩斯如坐针毡，后者几乎用尽了一切努力想要挽回跟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关系。然而埃米尔最终还是不得不倒向了俄国人，毕竟维特克维奇向他承诺将支持他夺回白沙瓦、木尔坦和克什米尔。
在奥克兰勋爵的“帮忙”下，维特克维奇大获全胜。这反而让英国人明确了自己对阿富汗的策略。不久以后，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训令：“奥克兰已受命去接管阿富汗，把它变成英国的附属国……我们一直以来都拒绝介入阿富汗事务，但如果俄国人试图把阿富汗收入囊中，我们就必须先发制人。”
英国鹰派一贯主张：“如果无法避免和波斯人在赫拉特开战——当时赫拉特围城尚未解除——那么一支驻扎在阿富汗的英军就有能力把赫拉特从波斯人手中夺回来，并且阻止沙哈的部队继续向印度边境挺进。”
按照这个说法，一个分裂或削弱的阿富汗最有利于英国的掌控。所以奥克兰勋爵接受了韦德少校的意见，“让阿富汗保持分化，而非帮助多斯特·穆哈迈德巩固统治地位并接纳其为盟友，这样才符合锡克人的利益，故此对英国人有利”。
他的计划是，扶持苏贾重登阿富汗王位，再把阿富汗南部地区割让给锡克王国。1838年6月底，亦即西蒙尼奇大使亲自指挥波斯军队总攻赫拉特的时候，苏贾、兰吉特·辛格和英印政府签订了三方密约，结成了入侵阿富汗的同盟。
10月1日，奥克兰勋爵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宣言》（Simla Manifesto），声称好战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不仅无缘无故发动对其盟友兰吉特·辛格大君的袭击，且公然危害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甚至毫不掩饰他支持波斯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份指控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它的作用仅在于，宣布英军将凭借武力“帮助”苏贾恢复他在阿富汗的统治。第一次英国入侵阿富汗战争爆发。次年，即1839年春天，英军越过波伦山口，入侵阿富汗。讽刺的是，曾竭力主张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亚历山大·伯恩斯，却不得不担任此次出征的先锋官。
战争的结果无须赘言，英印军队很快击垮了阿富汗的军队，俘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并将其关押在印度。然而英国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复杂的阿富汗。苏贾同样德不配位，无力领导阿富汗人民。更糟糕的是，面对纷至沓来的危机警报，当初竭力主张入侵阿富汗的麦克诺滕爵士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人民大起义，愤怒的阿富汗群众首先砍死了当初竭力反对入侵阿富汗的亚历山大·伯恩斯，后来又擒获并斩首了前来谈判的麦克诺滕。在阿富汗当地人的不断袭扰下，侵阿英军全军覆没。这迫使英国人在血腥报复了广大无辜平民之后，于次年结束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本次损兵折将却没有捞到一点好处的战争也被后世史家称为“奥克兰的蠢事”。
阿富汗战争的惨败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三十几年的英国中亚政策，人们倏然发现，死去的伯恩斯才是正确的。英国人释放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扶持他重登王位，来自印度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863年6月9日他去世。罗灵逊在1849年如是概括当年伯恩斯方案的要点：
一些人建议向喀布尔和坎大哈施加影响，以抗衡俄国对波斯的影响，……但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大胆，他让波斯沙哈听天由命，而让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投向多斯特·穆罕默德。“假使有某种环境，”他在从难忘的旅程回来时写道，“能促成我们与喀布尔而不是波斯结成同盟，我们就会立即在家门口拥有一个盟友，它远远比我们在那个国家自吹自擂更可靠和有用；在波斯我们如此慷慨地挥霍着，但我们绝不应该在那里花费哪怕十分之一的开支。”
与之相反，波斯的实际情况令人沮丧，前景更加危险。它在错误的政府统治下呻吟，“分裂成一个松散的小公国联盟”，这个国家本质上要靠中央强权统治来维系，缺乏起码的国家精神，处于解体的边缘。我们改变辞令、一毛不拔，显得对波斯无甚兴趣，这让波斯宫廷感到震惊，甚至受到了伤害，迫使其不惜一切代价来迎合俄国。 (29)
简言之，伯恩斯的主张有二。一、承认波斯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并把阿富汗攥在手中；二、巩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权力，维持一个统一且倾向英国的阿富汗。可以说，伯恩斯的方案支配了英印政府将近四十年，尽管他本人早已不幸惨死。
换句话说，在这接下来的三十几年时间里，没有哪位印度总督再像奥克兰那样受到鹰派的左右，直到1876年罗伯特·李顿（Robert Lytton）走马上任。
1838年10月，俄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就在给驻伦敦大使的信中指出：“英国人正在频繁活动，试图煽动中亚民族的不安情绪，甚至将这种煽动活动深入到和我国接壤的国家当中。”在俄国人看来，英国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削弱，甚至取代俄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将俄国商品挤出中亚地区。内塞尔罗德声称：“我们寻求的无非是在亚洲市场平等的贸易竞争权。”
不久以后，圣彼得堡在第一时间侦知了英国人准备入侵阿富汗的消息，很快又接到了英国军舰入侵波斯湾的消息。着急的俄国人决定冒险了，“这个坏消息让整个事态变得更加危急，它意味着俄国将赫拉特变成备用根据地的计划彻底失败。俄国人知道他们无法阻止英国的行动，于是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准备赶在英国挺进阿姆河以北地区前征服希瓦汗国”。
一、俄国远征希瓦与“大博弈”中场休息
俄军指挥官彼罗夫斯基（Vasily Perovsky）在1839年10月亲自率领了一支5200多人的远征军，从奥伦堡驻地出发，前往征服希瓦汗国。不幸的是，彼罗夫斯基低估了中亚的严寒，“截至1月底，事态已经越来越明朗，这次远征将演变成一场灾难。已经有两百多人因病死亡；超过四百人身患重症，根本无法战斗；对行军至关重要的骆驼正以每天一百头的速度死去。天气还在继续恶化，哥萨克侦察兵报告，前方的积雪更深，几乎无法找到燃料或饲料。”次年2月1日，在肯定无法安全到达希瓦的情况下，彼罗夫斯基不得不下令原路返回。当所有部队最终在5月份艰难地回到奥伦堡时，“超过一千人未发一枪一炮就牺牲了，而希瓦毫发未损。出发时远征军共带走一万头骆驼，回来时只剩下不足一千五百头”。
俄军远征希瓦汗国的失败，着实让伦敦媒体幸灾乐祸了一番。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两年以后，阿富汗就传来了英军第44步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英俄两国在1839年的军事行动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双方扯平了。中亚因此迎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这个结局鼓舞了中亚诸汗国，甚至一度让他们产生了可以战胜英俄列强的错觉。例如布哈拉汗国的埃米尔纳斯尔·阿拉赫·巴哈杜尔（Nasr Allah Bahadur Khan）原本打算联合英军防范俄国，但俄军失败的消息让他觉得没有联合英国人的必要了。在阿富汗战争后，这位埃米尔更无所顾忌地处决了两名英国军官，其中就包括“大博弈”的提出者亚瑟·康诺利。
在埃德沃兹看来，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就是“大博弈”上半场的结束。巧合的是，在这一两年时间里，第一批投身“大博弈”的人物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诚如埃德沃兹所说：
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卷入了阿富汗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康诺利和斯托达特、伯恩斯和麦克诺滕都死了。……因患“香港热”（Hong Kong fever，即流感），埃尔德雷德·波廷杰死于1843年11月15日。 (30)
霍普柯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道：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英俄两国似乎都为各自代价沉重的中亚冒险活动而感到愧疚，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行事上更加谨慎小心。尽管双方仍然互相忌惮、互相猜忌，但这种关系缓和的局面持续了十年。两个大国利用这段平静的时光加紧巩固各自的边境。最终，这段平静的时光被证明不过是两国中亚霸权争斗的中场休息罢了。
英俄双方分别通过各自的失败总结出了不同的教训。其中，俄国人的总结是这样的：
俄国进军希瓦的失败则表明，仅仅把奥伦堡作为进攻中亚的基地是不行的。如果草原地区是由俄国控制，则还必须有通往中亚绿洲的便利交通线，这就必须进一步控制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因为咸海是由这两条河把它同中亚的中心地带联接起来的，走这两条河的水路要比越过沙漠荒原容易得多。
此后，他们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决定先控制哈萨克草原游牧地区，再由北向南逐次控制中亚绿洲农耕地区。此法暗合了当年蒙古人征服中亚的路线，并同样获得了成功。
其实，早在1831年12月和1832年1月，沙俄就举办了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会议，其中专门研讨了如何控制哈萨克草原的问题。俄国人发现，通过西伯利亚进入哈萨克草原，必须取道中国新疆的西北部。他们因此制定了割占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以西中国领土的方案：
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不去惊扰中国人。但是同时必须贯彻始终地，可以说是渐渐地使他们理会到额尔齐斯河彼岸的一些土地，沿阿亚古斯（按，爱古斯）、列普萨（勒布什）、科克佩克丁斯克（楚克里克河）各河流，并继续向前到斋桑湖，直到中国卡伦线，都是属于俄国的。
在这个方案的指导下，1830—1840年代初，“沙俄的侵略势力已经扩张到了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阿亚古斯河）和勒布什河。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国铿格尔图喇以西的新疆地区同沙俄之间才产生了由于沙俄的入侵而造成的边界问题”。
远征希瓦的失败更加证实了通过哈萨克草原进军中亚的“正确性”。1864年10月7日，俄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该约及后来签订的三个子约，沙俄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约44万平方千米土地，并在几年以后强占了伊犁。
与俄国人的“进取心”截然相反，英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一方面是俄国人稳扎稳打，另一方面是英国人低调行事，这构成了往后三十多年“大博弈”的基调。与此几乎同步，1840年代初，英俄两国关于“东方问题”的政策也趋于稳定。
二、土埃战争与“东方问题”的升级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诚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外部环境上，西边和北边直面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几大欧洲强权，东边又是信奉什叶派的波斯卡扎尔王朝；在内部统治上，一面巴尔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另一面埃及分离倾向日趋严重。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并非庸碌无为之辈。相反，他推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例如废除军事采邑制度，建立新式军队；采用内阁制度；丈量土地，实行人口普查；推动社会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等等。可以说，马哈茂德二世为后来的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奈何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容不得这位苏丹从容地稳固自己的改革成果，以至于他的施政举措往往像是拆东墙补西墙。
希腊战争就是如此。为了平定希腊独立运动，马哈茂德二世不得不求助于野心勃勃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从名义上说，埃及是土耳其的属国，但事实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又称阿拉维王朝）一直有喧宾夺主的倾向。镇压希腊起义更给了他坐大的机会。这直接导致了1832年第一次土埃战争的爆发。
当初穆罕默德·阿里之所以答应出兵镇压希腊起义，意在夺取他梦寐以求的叙利亚地区，但马哈茂德二世只许诺给予他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因此，1821年希腊起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土埃矛盾的激化。希腊独立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命令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调转枪头夺取了叙利亚，并于1832年6月15日占领了大马士革，7月16日进占阿勒颇（Alleppo）。野心膨胀的埃及帕夏似乎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他又把目光投向了伊斯坦布尔。在穆罕默德·阿里看来，奥斯曼帝国势必灭亡，而他一直梦想可以在这个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
埃及军队势如破竹，兵锋一度距离伊斯坦布尔只有80千米。土耳其首都再次陷入恐慌。
马哈茂德二世首先想到请英国援助，“但巴麦尊（按，帕麦斯顿）勋爵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巴麦尊勋爵此刻一心想要执行裁军的政策。这样一来，马哈茂德二世别无选择，只好向俄国人求援”。
尼古拉一世欣然答应他的请求，立即兵分两路：一支军队约6000人由军舰护送，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于1833年1月初越过黑海，直逼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支约1.2万人，由乌克兰敖德萨出发，于1833年2月20日抵达伊斯坦布尔。此举成功迫使埃及军队停止进攻。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政府也终于恍然大悟，意识到了俄国的威胁。”为阻止俄国进军，英法两国一手操纵了土耳其与埃及的和解。根据马哈茂德二世与易卜拉欣在5月6日签订的《屈塔希亚和约》（
The Kütahya Peace Treaty
），“苏丹发布了一道诏书，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不仅拥有埃及和克里特帕夏辖区，还拥有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黎波里、阿勒颇和阿达纳的管辖权。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有生之年，他都可以保有这些帕夏辖区，但不保证易卜拉欣或其他继承人在他死后可以继承这些领地”。
第一次土埃战争结束，俄军开始撤离黑海海峡。
毫无疑问，以俄国人的做事风格，他们绝不会白走一趟。在7月8日撤军前，俄国人迫使土耳其签订《俄土同盟条约》，又称《温卡尔—伊斯凯莱西和约》（ The Hünkâr Iskelessi Peace ）。该条约公开的部分规定，俄土永远保持和平、友好和同盟，彼此将根据对方的需要，从海上和陆地给予必要的援助。但其中的秘密条款规定，除非经由俄国同意，不允许任何外国军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这几乎再一次让俄国成了土耳其海峡的主人。
秘密条款的内容很快就被舆论曝光，一时在英法两国中引发轩然大波。西方人的疑虑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秘密条款只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而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所有外国战舰关闭在外，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对俄国开放，从而使黑海成为俄国的“内湖”；第二，秘密条款是否意味着土耳其海峡成为“吊桥”，可以按照俄国的需要吊起或放下，也就是说，当俄国与其他国家交战时，俄国舰队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可攻可守，而其他国家的战舰却被封锁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外，从而使俄国获得一道天然屏障；第三，秘密条款与1809年英土《达达尼尔条约》相违背，实际上等于抛置《达达尼尔条约》，代之以俄国对黑海海峡的特权。
这些担心引发了英国“对俄国的致命敌意”。外交大臣帕麦斯顿需要尽可能地“阻止俄国舰队利用1833年条约独占土耳其海峡，以使1833年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加强在东地中海的军事部署。“1833—1839年间，英国地中海舰队始终处于特别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开赴达达尼尔海峡，并且经常在东地中海水域游弋，将土耳其士麦那（按，今多译为‘伊兹米尔’）等港口作为舰队常年基地。”
第二，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防止俄国人从中亚威胁印度。此诚如约翰·戴利所论：
西欧现在不只对俄国撤离感兴趣，更希望废除俄土《温卡尔—伊斯凯莱西和约》。对俄国动机的怀疑将成为未来八年英法外交政策的基石，并且其残留物将一直持续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31)
需要强调的是，土埃条约是在英法两国武力威胁之下被迫签订的，双方谁都不满意条约的规定。一方面，“对于马哈茂德来说，他不可能长期忍受自己那么大一片亚洲领土掌握在一个叛臣手中”；另一方面，“穆罕默德·阿里还野心勃勃地想把这片领土变成一块实际上独立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世袭帕夏辖区”，但条约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要得到土耳其苏丹的册封。
可以说，土耳其与埃及在1833年的“和解”只是两次战争的“间隙”。
三、《伦敦海峡公约》与英国的东方政策
1838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向土耳其纳贡，此举不啻宣布埃及正式独立。这完全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底线，马哈茂德遂于次年向埃及宣战，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
不幸的是，尽管叙利亚地区的群众大多不满于残暴的埃及统治者，纷纷支持土耳其军队反攻，但腐败无能的土军被经历近代化改革的埃及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其舰队指挥官甚至临阵叛变投敌，把整支舰队都献给了穆罕默德·阿里。
面对这个局面，英法两国的态度截然对立。法国重视埃及，为了扩大在埃及的影响力，它鼓励穆罕默德·阿里把战争继续下去；英国重视君士坦丁堡，它担忧俄国会像上次那样，通过援助土耳其来控制黑海海峡，因而竭力主张土埃再次和解。
其实早在1833年5月土埃双方签订《屈塔希亚和约》，结束第一次战争时，帕麦斯顿就明确表示反对马哈茂德二世把阿达纳（Adana）让给埃及，“阿达纳对于穆罕默德·阿里的海上扩张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埃及船只木材都来自那里”。三个星期后帕麦斯顿才不得不向既成事实妥协，从而避免了英法两国在第一次土埃战争期间就发生矛盾。 (32) 如今这个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由于埃及人在法国的鼓动下拒不收兵，英军索性登陆叙利亚，在当地起义军的配合下，把埃及占领军打得大败。这又引发了法国人的强烈不满，法国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一度以与英国开战相威胁。最终，英国人取得了这次较量的胜利。埃及人被迫归还了土耳其舰队，并恢复向苏丹纳贡。作为回报，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得到了土耳其及西方列强的承认。第二次土埃战争结束。
维也纳体系的王朝协调机制仍能发挥作用。1841年，五个最重要的欧洲王朝国家英、俄、奥、普、法在伦敦召开会议。会上，英国主张恢复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即遵循奥斯曼帝国的“古代惯例”，土耳其两海峡在和平时期，一律不允许外国军舰通过。对此，俄国人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像1833年那样控制海峡了，他们决定退而求其次，要求黑海两海峡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对外国军舰封闭，这样至少可以使海峡成为防止他国威胁黑海的屏障。
英国人再次笑到了最后。当年7月，五国签署《伦敦海峡公约》（ The 1841 Straits Convention ），重申了黑海海峡在和平时期对外国军舰关闭的原则。正如赵军秀所论：
《伦敦海峡公约》集中体现了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利益和要求。帕麦斯顿成功地把小皮特“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完整”的思想与坎宁“对俄国战舰关闭海峡”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形成英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伦敦海峡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在1856年《巴黎条约》、1871年《伦敦条约》、1878年《柏林条约》中多次加以肯定和重申，成为数十年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主旨。
从表面上看，184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更像是恢复了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的内容，但其背后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首先，俄国人之所以同意《伦敦海峡公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要奥斯曼帝国处于和平状态，“在未来与任何欧洲国家的冲突中，俄国都能保证免受来自南部海上的攻击”。然而，“《公约》没有真正规定的一种情况，亦即沙皇和他的顾问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恰恰是俄国跟一个与欧洲技术强国结盟的奥斯曼之间爆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将证明，尼古拉一世对于欧洲的‘理解’是个残酷的错误”。 (33) 换句话说，《伦敦海峡公约》没有规定当奥斯曼帝国处于战争状态中时，黑海海峡是否开放，这为后来英法干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便利。
其次，第二次土埃战争暴露了英法两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后来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演变为英国与整个欧洲的矛盾。其直接导致了英国后来一度设想修改自己本来一贯坚持的“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
最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二次土埃战争期间，帕麦斯顿勋爵支持了奥克兰入侵阿富汗。可以说，到了1830年代，“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已经因为英俄矛盾而绑定在了一起，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
总而言之，从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到1842年为止，英国的主要对手已经逐渐从法国变成了俄国。如果说当年英法矛盾主要集中在欧洲、北非和孟加拉沿海地区，那么如今英俄矛盾则连接起了巴尔干半岛途经波斯再到中亚的广阔区域。换句话说，当年英法斗争的场所还只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与欧亚大陆外围一些零散的点和面，如今英俄对抗则覆盖了从波罗的海、小亚细亚到中亚再到东北亚的整个欧亚大陆中轴线。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东方问题”如何外溢为“中亚问题”，在下半场中还会看到“中亚问题”将如何外溢为“东北亚问题”。
顺带一提，1842年，亦即英俄“东方问题”和中亚“大博弈”开始中场休息的那一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廷高层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少震动，它仍将在英俄中场休息期间继续麻木不仁，直到“大博弈”下半场开始后才不得不有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