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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之间的法律、契约、协定来讲，守信是有用的。但是在掌权者之间，是否维持信义，则仅仅依据各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了。
——〔意〕马基雅维利：《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日〕盐野七生编：《马基雅维利语录》，万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页
大英帝国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恩惠比从地球上其他人那里得到的都要多，因为正是通过他酿成的事件，英格兰才得以变得更为伟大、繁荣而富有。她是海洋的情妇，无论在海洋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她现在已经无可匹敌。
——冯·格奈森瑙将军“评论”。转引自〔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马里奥特指出，相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而言，奥斯曼土耳其本是“一种外来物质”，却“镶嵌在欧洲的血肉之中”。
(11)
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率领土耳其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欧洲为之震动。英国学者克劳利（Roger Crowley）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西方来说是个巨大的伤痛，它不仅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自信，还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
尽管土耳其军队深入东南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仍然构成了欧洲人心理上的一道屏障。有了这道屏障，西方人就能感到凶猛的异教徒仍被挡在欧洲的大门之外。如今屏障不复存在了。二十年后，土耳其人彻底关闭了海峡，禁止一切西方军舰和商船通过，把黑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一、“东方问题”的由来
不过，土耳其人在欧洲还是遇到了对手，下一个世纪恰恰是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的鼎盛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在查理五世（CharlesⅤ，1500—1558）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他不仅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成了西班牙的国王、尼德兰的君主，并建立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帝国。这位强悍的欧洲霸主挡住了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前进步伐，又在1525年的战争中俘虏了法兰西瓦卢瓦王朝（the Valois Dynasty）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1494—1547）。总之，“16世纪那个无所不在的君主是查理五世，他总是在旅途上奔波，他的领地遍及好几个大陆和大洋。但是法国是他特别棘手、特别强悍的对手”
。
共同的对手促使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与弗朗索瓦一世结成了同盟。《剑桥土耳其史》评论道：
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冲突几十年来一直支配着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政策，而哈布斯堡王朝在1535年占领了突尼斯，这既是查理五世的光荣胜利，又引发了奥斯曼帝国的强烈不满。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在1536年2月签订了一系列盟约。对于奥斯曼人来说，尽管他们并不幻想法国的承诺是真诚的，但与法国结盟将使他们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获得有用的支持，并且有望使用法国的港口。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些条约可以使他们在对抗西班牙、热那亚和那不勒斯，以及一切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军队时，获得奥斯曼海军的支持。至少从法国的角度看，这有助于满足他们征服意大利领土的野心。 (12)
这一系列盟约或被称为《特惠条约》（
Capitulations
）。通过条约，瓦卢瓦王朝的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取得了治外法权，即“规定由欧洲国家自己设立的领事法庭，来负责审理该国侨民之间或者与当地居民发生的民事、刑事案件”。“此条约虽经签署，但由于其中有涉及与商贸活动不相关的内容，而未被苏丹立即批准而生效。直到1559年，法国才实际上获得在奥斯曼境内享有在此特惠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尽管在当时人看来，天主教法国与伊斯兰教土耳其结盟去对付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实属大逆不道，但法国人从《特惠条约》中攫取的好处不能不令其他欧洲强国羡慕。对此，当代法国学者评论道：
在东方，法王的外交如此活跃，以致（至）于在基督教——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欧洲引起公愤，法国的‘卑躬屈节’使其商人在亚历山大港的特权拓展到整个奥斯曼帝国，这些条约可能是于1536年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不管怎样，七年后包围尼斯的战斗和奥斯曼舰队冬季在土伦港停泊，都明确显示了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合作。法国与异教徒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得了成果：马赛展开了与地中海东岸各港口的贸易，后来成为香料进口的一大中心；16世纪末，它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奥斯曼帝国与法兰西王国的同盟关系烟消云散，但法国商人的“治外法权”不仅保留了下来，还很快扩展到了欧洲其他国家，这是后来“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马克思就有一篇社论回顾了“东方问题”的由来，他说：
因为《古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待遇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待遇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产生的根源。
步法国后尘，至17世纪，荷兰、英格兰等西欧国家纷纷与土耳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些国家的商人获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开展贸易，并受本国法律约束。土耳其的海峡政策也因此做出了调整：欧洲军舰仍然不能通过整条海峡，但商船可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君士坦丁堡卸货，但不得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当时的土耳其人不会想到，到了19世纪，遥远的英国人会竭力站在他们一边，成为支撑起这项海峡政策的支柱。
1768—1774年，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了第五次俄土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战争的直接结果，《剑桥土耳其史》指出，“《库楚克—凯纳吉和约》（ 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 ，1774）导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宗主权。把这个主要由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基督教势力，可能比昂贵的战争赔款更具有政治意义。黑海的航行权现在划给了俄罗斯，并由沙皇来保护所有奥斯曼境内东正教臣民的安全” (13) 。简言之，克里米亚获得了“独立”，俄国人通过这里控制了黑海的大半部分。
克里米亚的独立只是沙皇俄国预谋扩张的第一步，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这个半岛。土耳其对俄国人的背信弃义十分不满，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ül HamidⅠ）认为俄国的吞并行为不啻单方面撕毁条约，他要求俄国“吐”出克里米亚半岛，并承认格鲁吉亚是土耳其的属地。俄国当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于是土耳其苏丹在1787—1791年发动了第六次俄土战争。不过，虽然战争是土耳其发起的，但所有人都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俄国人无节制的扩张。如马克思所说：“彼得一世自己早就打算在土耳其的废墟上登上统治的宝座。叶卡捷琳娜也曾一再劝说奥地利并要求法国一同来参与拟议中的肢解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为首的希腊帝国。”
当代西方学者也指出，“叶卡捷琳娜二世有个著名的‘希腊计划’（Greek Project），试图为其孙子康斯坦丁在东南欧建立一个王国，这导致了土耳其与沙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又一次战争，土耳其再次丢城失地”
(14)
。
正是这个“希腊帝国计划”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担忧。就在第六次俄土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人改变了自己在上一次战争中的亲俄态度。在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政府的游说下：
1790年，英格兰、普鲁士和荷兰结成了三国同盟，致力于保存奥斯曼帝国。随后奥地利退出了约瑟夫皇帝开启的战争，土奥之间也签署了《锡斯托瓦和约》。现在，普鲁士和英格兰又在努力让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和约，且效法土奥和约，让俄国交出新征服的地盘。
引文中“让俄国交出新征服的地盘”的“地盘”指的是，奥恰科夫（Ochakov），以及从德涅斯特河（R. Dniester）到布格河（R. Bug）之间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小皮特首相甚至动议派遣舰队前往波罗的海和土耳其海峡附近，以武力威胁俄国人，以迫使其做出妥协。在1791年3月的议会辩论中，他明确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将会危及我们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 (15) 。
小皮特遭到了辉格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中不乏杰出的政治人物。例如前外交大臣、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J. Fox）便声称：“俄罗斯是英格兰的天然盟友。反对俄罗斯占领德涅斯特河上的一个要塞以及‘北海北岸的一小条贫瘠的土地’，对英格兰的利益来说有何益处呢？”埃德蒙·柏克也宣称：“‘土耳其人在本质上不过是完全疏离于欧洲事务的一个亚洲民族’，在力量制衡体系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总的来说，“反对派斥责土耳其人为野蛮人，而赞颂俄罗斯女皇是最宽宏大量的君主。有人甚至说，如果俄罗斯女皇能够征服伊斯坦布尔、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那对整个人类而言都将是福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议会辩论的焦点不仅关乎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谁更文明的问题，更关乎应该由谁来控制黑海海峡的问题。小皮特政府提醒反对派，“如果俄罗斯的扩张步伐不能得到遏制，那么俄国人的海上霸权就不仅会在黑海确立，还将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到地中海”
。反对派则担心如果俄国的势力被挤出黑海，法国人就会乘虚而入，“俄国成为黑海强国不是坏事，倒是可以让它成为在地中海抗衡法国和西班牙的力量”
(16)
。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两种意见都是正确的，只是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时间段。
最终，虽然议会勉强通过了小皮特的动议，但反对派的声音还是迫使他放弃了武力政策。这次议会辩论之所以值得特别强调，在于它暗示了后来半个多世纪英国对于“东方问题”的基本态度。正如赵军秀所论，“小皮特提出的‘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更符合英国利益’，为日后英国制定海峡政策及中近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认为，英国对土耳其海峡传统政策的思想源于小皮特，并为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和帕麦斯顿所继承、发展”
。所谓“英国对土耳其海峡传统政策”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尽可能地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使其能够成为制衡俄国西进的力量；第二，尽可能地维护土耳其传统的海峡政策，即不允许外国军舰出入黑海海峡。
二、《达达尼尔条约》与英国的海峡政策
1797年12月7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不久后他就向督政府上书提议，“我们会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当务之急是要“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一个不听中央政府号令的行省——埃及”。统治埃及的马木留克集团（Mamluk）一贯不听土耳其苏丹的号令，在拿破仑看来，只要往埃及“踹上一脚”，它就会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掉落下来。拿破仑坚定的政治盟友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更是认为，“夺取新的殖民地会给法国带来优势，而埃及就是潜在的新殖民地之一”
。
拿破仑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埃及是一块跳板，通过它就可以进军亚洲。用拿破仑自己的话说，“成为埃及主宰的强国，也应成为印度脊梁上的支配者”
。有人说，“这是波拿巴实现其东方之梦的第一次尝试”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塔列朗建议，法军一旦占领埃及，就可以开凿一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运河将引发欧洲的“商业革命”，并彻底打垮英国在印度的霸权。
(17)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领3万士兵从土伦港出发，并在7月25日占领了埃及首府开罗。法国远征军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过出乎拿破仑意料，不管土耳其苏丹与埃及的马木留克集团有多么深的矛盾，他还是对拿破仑占领埃及的行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为此，土耳其不惜在1799年与宿敌俄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学者贝尔福（Patrick Balfour）说道：
一支俄罗斯舰队从黑海驶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得到了体面的欢迎，苏丹本人还亲自登舰访问。接着，这支舰队又与奥斯曼帝国海军的一支舰队会合，进入地中海。这是俄罗斯的旗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新月旗一同飘扬。
1805年，俄国再次与土耳其签订条约，强化了同盟关系。条约规定，除俄国舰队外，其他外国军舰一律不得通过黑海海峡。拿破仑的远征让俄国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拿破仑的远征同样终结了英国议会无休止的争吵。霍普柯克说道：
关于拿破仑下一步行动的猜测开始四处蔓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会由陆路经叙利亚和土耳其，然后从阿富汗或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进攻印度；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拿破仑会从埃及的红海沿岸某处起航，由海路发起进攻。
不管是海路还是陆路，占领埃及的行动都将切断英国本土与印度的联系。就连那些当初强烈反对小皮特政府的辉格党人也猛然意识到，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关乎英国的根本利益。1799年，英土两国结成同盟。这年成为英国正式介入“东方问题”的开始。莫利（James Headlam-Morley）说，“1798年以后，海峡问题总是和埃及问题交织在一起”
(18)
。从此以后，埃及和土耳其海峡分别成了英国东方政策的两块基石。
谁也没有想到，形势在几年之内风云突变。拿破仑远征埃及失败，法国政府随即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它在1802年分别与英国、土耳其签订了《亚眠条约》（ Treaty of Amiens ），暂时中止了黑海海峡的战时状态。1804年11月6日，拿破仑称帝，更加拉近了他与土耳其苏丹的距离。次年12月2日，皇帝陛下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凭借这次胜利，他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签订《普雷斯堡和约》（ Treaty of Pressburg ）。条约承认拿破仑身兼意大利国王，并把伊斯特利亚（Istria）、达尔马提亚（Dalmatia）等地割让给了他统治下的意大利（两地皆在今天的克罗地亚境内）。这样，拿破仑帝国就与奥斯曼帝国接壤了。贝尔福披露：
塞利姆苏丹（按，ShaleamⅢ，1761—1808，其中1789—1807年在位）深受法国在战场上的成功的鼓舞，颁布敕令承认拿破仑的皇帝地位，并且以帕迪沙阿的头衔（按，原为波斯帝王的称号，后来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也使用）称呼他，还向他派了一位苏丹特使，“以彰显苏丹对皇帝的信任、敬慕和赞赏”。拿破仑则通过自己的大使答复道：“法兰西将与奥斯曼帝国荣辱与共。”苏丹承认拿破仑的帝位一事，遭到了英俄两国大使的强烈反对。
于是我们看到，原先敌对的法土两国现在成了盟友，原先结盟的英土、俄土，现在成了敌人。
1806年4月，土耳其人想要凭靠法军在欧洲节节胜利的东风，收回瓦拉几亚（Vala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ova），第七次俄土战争爆发。这年夏天，拿破仑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i）伯爵借着土耳其与俄国翻脸的机会，说服苏丹把1805年条约中允许俄国舰队出入海峡的特权转让给法国。英国人听闻后震怒，挥军直扑君士坦丁堡，俄土战争未平，英土战争又起。
土耳其军队在反抗英国入侵中的表现十分英勇，他们于1807年3月粉碎了英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企图。但令土耳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盟友拿破仑却背着他们，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ⅠПавлович）签署了《提尔西特和约》（ Treaty of Tilsit ）。为了拉拢俄国人，拿破仑果断地出卖了自己的土耳其盟友。他向沙皇承诺，只要法俄两国结盟，共同反对英国，他就将正式承认俄国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占领。
尽管条约是在秘密谈判中签订的，但间谍们还是很快侦知了它的主要内容。它一经曝光就引发了英国和奥地利的恐慌。贝尔福说：
法国承认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的这两个公国的占领，这让奥地利帝国大为不安。奥地利出面调停，想让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谅解，以抗衡法俄联盟。尽管遭到了法国的阻挠，奥地利人的目标还是随着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的签订而达成了。
《达达尼尔条约》的初衷是要制止法俄海军在地中海的会师，这就需要把俄国舰队堵在黑海，换句话说，需要封闭土耳其海峡。此时欧洲还没有关于海峡的现成公约，以什么理由封闭这道海峡呢？
英国人想到，奥斯曼帝国在当年《特惠条约》生效后，曾经调整了海峡政策，即不允许外国商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允许外国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除非受到土耳其的邀请。因此，《达达尼尔条约》第11条规定，英国将率先承诺遵守这条奥斯曼帝国的“古代惯例”（ancient right）。
(19)
如赵军秀所论，“《达达尼尔条约》第一次把1476年土耳其对外国战舰关闭黑海海峡的禁令称为‘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并以‘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这样堂而皇之的说法表达出英国不能允许土耳其海峡主权落入其他大国之手的意愿。……英土《达达尼尔条约》，成为日后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的基础”
。
至此，英国19世纪的海峡政策基本告以确定。
三、“波斯问题”
《达达尼尔条约》给了土耳其一颗定心丸，毕竟英国、奥地利联合出面保证了它的领土完整，使它不用担心俄国人会肢解自己。然而土耳其人还是高兴得太早了。1812年6月22日，拿破仑突然进攻俄国，俄国因此成为英国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的盟友。所以英国人果断地出卖了土耳其。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土耳其至少各被法国人和英国人出卖过一次，结果是它在第七次俄土战争中丢掉了富饶的比萨拉比亚（Basarabia）。
但土耳其并不是这场外交闹剧中最大的受害者，波斯的结局比它更惨。
俄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波斯。格鲁吉亚原本臣属于波斯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或译为“恺加王朝”，1779—1925），18世纪因不满波斯人的统治而倾向俄国。美国学者埃尔顿·丹尼尔（Elton L. Daniel）指出，“1799年，格鲁吉亚最后一位国王不再满足于仅仅与俄国缔结防务同盟。他实际上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俄国军队占领了第比利斯（按，Tbilisi，格鲁吉亚首府）”
。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波斯人亟需一个强大的欧洲盟友来牵制俄国，谁将是他们可以倚靠的对象呢？
当时正值沙皇保罗一世（ПáвелⅠПетрóвич）统治时期，此人对拿破仑崇拜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拿破仑事业的认同，他曾“主动要求帮助拿破仑向英国人复仇并实现他在东方的野心”
。霍普柯克指出：
根据保罗的计划，三万五千名哥萨克骑兵将穿过突厥斯坦，沿途招募好战的土库曼部落，同时许诺土库曼人，在赶走英国人后他们可以在印度肆意劫掠。与此同时，一支规模相当的法国部队将沿多瑙河而下，乘俄国舰艇穿过黑海，经顿河、伏尔加河和里海到达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Astrabad）。在那里他们将与哥萨克人会合，然后向东穿过波斯和阿富汗到达印度河，从那里一起对英军发起猛攻。
也许是因为保罗一世的提议来得太突然，令拿破仑猝不及防，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拿破仑正陷在埃及战争的泥潭之中，无力分心，总之，他婉言谢绝了保罗一世的提议。沙皇没有气馁，他决心独自行动，“1801年1月24日，保罗命令驻扎顿河的哥萨克部队长官在边境城市奥伦堡组织一支大军，准备进军印度”。
这次军事冒险因3月23日晚沙皇被刺而告终止。
保罗一世与拿破仑结盟的行为无疑引发了英国人的担忧，他们需要在从高加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截住俄军或俄法联军，波斯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于是当波斯人亟待欧洲盟友时，英国人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东印度公司派出约翰·马尔科姆爵士（Sir John Malcolm）前往德黑兰。马尔科姆向波斯沙哈（Shah，即国王）法塔赫-阿里·沙（Fath-Ali Shah，或译为“法塔赫-阿里·肖”）承诺，只要波斯能够阻止俄军或俄法联军取道其领土前往印度，那么英国人将会在波斯遭到俄国侵略时，给予其适当的援助。
在英国人的保证之下，波斯人重新拾起了对抗俄国的信心。1804年，俄军占领甘贾（Ganjeh或Ganja，为阿塞拜疆西北部战略要地）。波斯国王法塔赫-阿里·沙立即派遣其继承人阿拔斯·米尔扎（Abbas Mirza）率军还击。第一次俄伊战争爆发。
不幸的是，此时的俄国沙皇已经换成了亚历山大一世。次年8月，英国人拉起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沙俄恰恰是本次同盟的支柱力量。所以英国人十分干脆地撕毁了与波斯的盟约，“当时伊朗政府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了一连串的战斗，而它原本是想取得欧洲的某个大国在这个冲突中的支持的”
。
正当波斯在俄国进攻下节节败退，英国人又背弃诺言袖手旁观时，法国人来了。这时拿破仑已经想通，无论如何都要进攻印度，那么他必须拉拢波斯。双方于1807年5月1日签订了《芬肯施泰因条约》（ Treaty of Finkenstein ），条约承诺，只要波斯协助法军进攻印度，法国人就将帮助他们夺回格鲁吉亚。法塔赫-阿里·沙怎么也想不到，拿破仑的脸变得比英国人还要快，该条约签订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转过头去跟波斯的死敌亚历山大一世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了。这份著名的和约将整个波斯都划进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当波斯再次受到出卖时，英国人又主动送上门来了。东印度公司的马尔科姆爵士于1808年再次出访德黑兰，愤怒的波斯人索性禁止他踏入城门一步，“马尔科姆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只得返回印度。此后，他力促印度总督去占领哈尔克岛和向伊朗沿海发起进攻，以示报复”。
马尔科姆前脚刚走，伦敦方面的使节哈尔福德·琼斯（Sir Harford Jones）就到了。为了向波斯沙哈表达诚意，琼斯还特意带来了一颗硕大的钻石和一整套军事援助计划。这次波斯选择了再次相信英国人。双方于1809年签订条约，英国方面承诺，只要波斯能够阻止法俄联军通过其领土进攻印度，英国将向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助其抵御俄国的报复。于是，马尔科姆爵士在1810年第三次前来，帮助训练波斯军队。
然而，这次波斯人还是没能开心多久。1812年6月22日，拿破仑突然进攻俄国，俄国因此成为英国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的盟友。所以英国人又把波斯卖了。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法俄双方两次结盟，两次翻脸，所以英国人也两次与波斯结盟，并两次出卖波斯。此外，法国人也至少出卖了波斯一次。其结果是波斯不仅丢掉了格鲁吉亚，还丢掉了阿塞拜疆北部的大片领土，并被禁止拥有里海海军。 (20)
波斯的惨败至少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俄国攫取了黑海东侧的大片领土，迅速成长为黑海地区唯一的强权；第二，在外高加索丢城失地的波斯人不得不寻求从东面的阿富汗人那里得到补偿。因为第一点，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俄两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就迅速尖锐起来；因为第二点，波斯和阿富汗的矛盾又使得“东方问题”经由“波斯问题”（the Persian Question）演变为“中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人的波斯使团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1800和1810年的两次任务，促使他写下了《波斯史》（ History of Persia ），尽管这部作品成书时，科学精神还没有渗透到历史学科当中，但它依然可说是这一主题的标准英文作品；并且他还有一部《波斯素描》（ Sketches of Persia ，以匿名出版），是这方面最令人愉快的作品之一”。而1809年的哈尔福德·琼斯使团的成员和其他许多欧洲探险家同样留下了许多在波斯的一手经历记录。“由于波斯在西方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大，一大波有独立经济来源的英格兰旅行者自19世纪头十年起，就选择了以这个国家作为地理学、考古学及文学事业的舞台。” (21)
无疑，这些著作为后来英国制定波斯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正是在与波斯交往的过程中，英国使团中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北方巨人呼出的热气了”。霍普柯克接着指出：
其中一位是在与俄国边境接壤的波斯军队中担任顾问的年轻上尉——约翰·麦克唐纳·金尼尔（John Macdonald Kinneir）。……马尔柯（科）姆将军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克里斯蒂、波廷杰和其他英国军官收集到的地理情报汇编到一起。《波斯帝国地理回忆录》（
A Ge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Persian Empire
）于1813年出版，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这本书都是了解当地地理情报的首选资料。
霍普柯克所说的克里斯蒂（Charles Christie）上尉和波廷杰（Henry Pottinger）中尉都服役于第五孟买地方步兵团（5
th
Bombay Native Infantry）。
他们于1810年春接受马尔科姆的命令，通过俾路支斯坦，探查连接波斯和印度的通道，以及沿途的部落名称、部落首脑和士兵人数。其中，波廷杰中尉最为中国人所耳熟能详，他的名字还有一种译法“璞鼎查”，此人正是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军最高指挥官和首任香港总督。
根据璞鼎查、克里斯蒂等人的情报，金尼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大可能意图攫取印度，“君士坦丁堡更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为实现野心所定下的目标”。除此之外，“当年老体迈的波斯沙哈去世后，俄国就可趁机获得波斯王位的控制权，‘甚至是完全把波斯收入囊中’”。
历史证明了金尼尔的判断十分具有洞见。
1815年6月9日，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葡萄牙、法国和瑞典七国签订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这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的形成。众所周知，主导维也纳体系的是英国汉诺威王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这里之所以更强调王朝，而不是国家，是因为维也纳体系的核心是确立王朝统治的“正统主义”原则，这种“正统主义”恰恰是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浪潮相对立的。正如殷之光所论，“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
。
需要进一步指出，王朝的“正统主义”原则，恰恰说明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主流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维也纳体系在诞生之初所依据的协调机制还是王朝间的联姻关系，而欧洲王室的联姻关系恰恰是超民族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1791年宪法按照卢梭的规划，明确规定法国的国家主权属于全体法国人民，而不是法国国王，国王只是主权者意志的最高执行机构。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出逃，他做了一件传统欧洲君主都会做的事情，即要求他在国外的王室表亲前来扑灭群众造反，解救国王。次年12月26日，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理由正是国王背叛了法国人民。如果主权者是国王，又怎么可能出现主权者背叛臣民的事情？作为主权者的国王要求外国亲戚前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这在法理上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法国大革命和审判路易十六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它确立了“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没有人民主权原则，就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也纳体系建立的初衷就是违背民族国家原则的，它的“正统主义”原则，主要对付的就是类似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民族主义浪潮和人民主权原则，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同理，“正统主义”原则最终退出欧洲历史舞台，需要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冲击。
问题只在于，冲垮“正统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先从哪里爆发？
一、希腊革命的连锁反应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谈到维也纳会议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时，曾反问道：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地理上深入东南欧，但它既没有被邀请赴会，会议更没有讨论它，最终被维也纳会议排除在外。即便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它又怎么能够被自我定位为基督教国家之间所缔结之盟约的大国协调机制所兼容呢？
此话显然点出了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伊斯兰教权国家，它不享有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原则的庇护；但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又有大片领土深入欧洲，又统治了广大基督教地区，换言之，它直接受到欧洲政治变动的影响。既受到欧洲的影响，又不受欧洲体制的庇护，既纳入其中，又被其排除，这大概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处境。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更像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的软肋呢？
1821年3月25日，希腊人在帕特拉斯（Patras）宣布起义！这场起义毫无疑问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启蒙。正如贝尔福所说：“希腊的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一开始，希腊民族主义运动是以一种文化复兴的模糊面目出现的。希腊人受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启迪，开始了一场复兴古典时期传统的希腊文艺复兴运动。”“批判的武器”的目的是引发“武器的批判”，希腊精神的复兴不可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等到希腊民族精神终于开花结果的时候，一些希腊人在这种民族情感的激励下开始采取军事手段寻求民族独立。”
确实，希腊起义爆发之初，欧洲各大王朝因担忧引发民族主义的连锁反应，普遍表现冷淡。贝尔福接着说道：
从一开始，希腊人就过于乐观地指望西方的援助。在军事方面，西方人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拿破仑失败之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希望能够安享一段和平时期。它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君主同盟”，在欧洲维持了十年表面上的和平和团结。因此，无论是英国、奥地利还是俄罗斯（尽管它做出了种种承诺），都不准备为了希腊的民族独立而战。在起义爆发之时，欧洲革命还一起表示了谴责。1822年，欧洲各国还拒绝让希腊代表团参加在维罗纳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他们被视作革命分子。
问题是，土耳其并不属于欧洲文明，欧洲公众又怎么会接受让异教徒去镇压自己的基督教同胞呢？
于是，一方面，欧洲王室出于对革命浪潮的担忧，普遍反应冷淡；另一方面，欧洲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例如杰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勋爵，就直接投身到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并于1924年6月29日死在当地。拜伦的行动又激励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接踵而至，积极为希腊起义摇旗呐喊。希腊起义军不负众望，尽管内讧不断，但仍然一次次打退了土耳其军队的干预。
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Ⅱ）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解决希腊问题。他在1825年向其属臣埃及帕夏（Paşa或Pasha）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求援，许诺事成之后割让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埃及帕夏随即派遣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由亚历山大港出发，横渡地中海，于次年登陆希腊。仿照西方近代军队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埃及军队，一路烧杀抢掠，很快打败了希腊起义军。
希腊战场局势风云突变，俄国人首先坐不住了。对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态度最微妙。一方面，控制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是俄国人一贯的抱负，更何况俄国东正教一直标榜自己是希腊的传人；另一方面，沙皇却担忧希腊起义会打破维也纳体系确立的“正统主义”原则，在欧洲引发民族独立运动的连锁反应。对于俄国而言，最好的结果是，希腊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但名义上仍然臣属于土耳其。
与俄国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却一直担忧希腊起义会引发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竭力支持土耳其镇压起义。在希腊问题上，俄奥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
更值得玩味的是英国人的态度。1822年，托利党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因精神失常突然自杀身亡，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坎宁（George Canning）接替了他的职位。根据1791年小皮特政府的动议和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的精神，土耳其帝国保持完整和黑海海峡对外国军舰关闭，是英国东方政策的两条基本原则，所以英国外交目标应该更加接近奥地利才对。确实，“卡斯尔（雷）的危机对策与梅特涅的想法是不谋而合。……梅特涅除了不遗余力地谴责革命，主要目标就是防止俄国趁火打劫，而其方针则是借助于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协调，拉住英国，诱使俄国就范”
。
但自从坎宁上任之后，英国托利党政府就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欧洲风传，易卜拉欣的军队在希腊进行种族清洗，并大量移入埃及穆斯林。舆论界普遍担忧，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将有“蛮夷化”的危险。加之拜伦的事迹鼓舞了一大堆英国舆论家，受此压力的坎宁反而觉得，促使希腊自立但不独立，是对英国最妥帖的办法。英俄两国的外交目标走到了一起。如洪邮生所论：“坎宁认为，如果英国对‘蛮夷化’计划无动于衷，就不能阻止俄国‘在强大的道义和政治原因刺激下并以此为借口’而采取单独行动。显然，坎宁企图通过英国主动与俄国合作来牵制俄的行动。”
1826年4月4日，英俄双方签订《圣彼得堡议定书》，其核心内容是：英国将出面调解俄土纠纷，如果遭到拒绝，则英俄将联合出面调解土耳其与希腊的纠纷，且英俄双方都不谋求对土耳其的任何特殊利益；如果调解成功，则希腊将成为土耳其的纳贡附属国。“同年秋天，希腊人要求法国也参与进来。在乔治·坎宁的主张之下（他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7月在伦敦签署协议，让法国也加入了英俄两国的协议。”
也就是说，英法俄三国将共同调解土耳其与希腊的纠纷，是为《伦敦协议》。
然而，坎宁失算了，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是好战的尼古拉一世。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亚速海滨的疗养地突然驾崩。半个月后，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ⅠПавлович）在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炮声中继位。深受起义军刺激的尼古拉一世甫一登极，就颁布敕令，通过秘密警察强化沙皇统治。“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将军在大臣中占55.5%，在国务会议中占比49%，在省长中占比51.7%。可以说，他将俄国变成了一座军营，并借助庞大的武装力量镇压任何反对的声音。”
1826年10月，在俄国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土耳其苏丹选择了妥协，双方签订《阿克曼协定》（ Convention of Ackerman ）。条约首先确认了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的条款，即承认俄国占领比萨拉比亚；其次规定俄国具有对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公国的实际保护权；再次同意俄国具有黑海海峡的通行权。在这个条件下，坎宁非但不帮助土耳其抵制俄国，反而主导签订英法俄《伦敦协议》。在马哈茂德二世看来，英国的行为不啻出卖了土耳其。他也许认为，正是由于英国人的默许，俄国才能够得寸进尺，既霸占了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大片领土，又想要霸占希腊。
根据《伦敦协议》，英法俄三国将出动联合舰队进入地中海，确保土希双方停火。不幸的是，所谓调解却因一次擦枪走火而演变为一场战争。英法俄联合舰队于1827年10月8日在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中几乎全歼了易卜拉欣的埃及舰队。愤怒的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不仅因此拒绝了《伦敦协议》，更撕毁了之前的俄土《阿克曼协定》。这正中俄国人下怀，“在面对‘莫斯科人古老的死敌’时，好战的尼古拉一世沙皇根本不考虑和解，一心寻求武装对抗。到1827年的冬天，尼古拉一世沙皇将在来年春天入侵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已经路人皆知。于是，苏丹抢先对俄罗斯宣战”
。第八次俄土战争爆发。
二、“波斯问题”的深化
1826年6月，《圣彼得堡议定书》签订之后才两个月，土耳其问题刚刚有点眉目，波斯这边就宣布对俄国进行“圣战”，是为第二次俄伊战争。大体情况如下。
俄伊双方在1813年签订的《古利斯坦条约》只规定了签约前俄国占领的土地均归俄国所有。“这一条文在边界附近的许多游牧部族的放牧草场的归属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有些地方王公亦出自一己之利而煽起伊朗与俄国之间的矛盾纠纷。”
争议边界主要出现在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东侧的塞凡湖（Sevana Lich）地区和阿塞拜疆的塔利什（Talish）地区。当地的王公贵族指责俄国人违背条约，侵犯当地，要求波斯沙哈法塔赫-阿里·沙宣布与俄国重新开战。问题是，波斯军队总司令、沙哈的长子阿拔斯·米尔扎对这一行动并不积极。毕竟，当初《古利斯坦条约》规定，俄国承诺将正式承认阿拔斯·米尔扎在伊朗的摄政地位，“并答应要扶助他登上统治王位”。
“同样，俄国人亦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并鉴于伊朗人群情鼎沸的情绪，想尽量避免给伊朗人重新开战提供任何借口。他们为显示诚意专门遣使德黑兰解决双方分歧。”
然而，阿拔斯·米尔扎和俄国使节都没能平息伊朗狂热分子的情绪。1826年6月，第二次俄伊战争爆发。起初，波斯军队来势汹汹，一举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此时，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正在举行加冕典礼。“在加冕期间，他得知波斯沙阿（按，Shah，即沙哈）的王储阿巴（拔）斯·米尔扎入侵了高加索。‘我刚刚加冕，’尼古拉一世惊呼道，‘波斯人就占领了我的一些省份。’”
随着俄军增援部队的到达，形势急转直下。次年10月，俄军占领埃里温，又通过阿塞拜疆，攻取了波斯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这迫使波斯卡扎尔王朝不得不求和。1828年2月10日，两国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
Treaty of Turkmenchay
），至此，波斯几乎丢掉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所有领土。
除了割让领土，波斯还给予俄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对俄国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并赋予在其境内的俄国商人购置房屋、商店和其他地产的权利。当代伊朗学者奥希梯扬尼在评价《土库曼恰伊条约》时，特别强调“领事裁判权”是近代波斯沦为大国附庸的开始。他说道：“此条约是伊朗历史上在近代革命和民族运动发生之前与外国所签的诸条约中最重大的条约。因为该条约除了有伊朗与周围毗邻大国所签条约中通常所有的有关外交和经济的条款之外，还开创了一个先例。该条约中有一部分对伊朗与其他外国签约会起影响，那就是该条约规定了俄国在伊朗拥有领事裁判权。此后，伊朗被迫渐渐亦给其他国家赋予领事裁判权。这项权利其实是外国代理人在伊朗推行该国外交势力的一个工具。”
霍普柯克则指出，波斯人之所以敢跟俄国开战，是依仗自己有与英国的盟约，然而英国人通过玩弄文字游戏，就像第一次俄伊战争那样，再次逃避了对波斯的条约义务。如他所说：
期待英国盟友的帮助落空后，波斯人别无选择，只能再次乞和。所幸当时俄国人正和土耳其人打得不可开交，否则后来于1828年在图尔克曼恰伊（按，即土库曼恰伊）签署的投降协议就会对波斯残酷得多。就这样，沙皇尼古拉把富饶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地区（按，Nakhchivan，今天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永久纳入了他的帝国版图；而波斯人则在大国政治方面学到了惨痛的教训，这里面当然包括英国人的狡诈。
也就是说，英国人第三次出卖了波斯。可见所谓“契约精神”“条约义务”云云不过只是骗人的口号而已，当初鼓吹它们的西方殖民者们从没有把它当回事，我们今天却信以为真。
英国人也为自己的背信弃义、两面三刀付出了代价。霍普柯克接着说道：
至此，一直以来英国对波斯所起的主导影响力消失殆尽，被俄国取而代之。波斯人发现，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北方邻邦的被保护国，俄国有权在波斯境内任何地方建立领事馆，俄国商人还享有各种特权。
确实，不是别人，而是英国人自己把波斯拱手让给了俄国。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状况直接决定了英国长期以来的中亚政策，也决定了反对派对于该中亚政策的猛烈批评。
三、第八次俄土战争
1827年12月，土耳其宣布对俄国进行“圣战”，第八次俄土战争爆发。按照常理推论，俄国人几乎同时和波斯、土耳其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开战，应该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才对。但事实上，俄国人在毫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先解决了波斯问题，之后就反手一击，打退了土耳其的进攻。
1828年2月，俄国跟波斯签订了《土库曼恰伊条约》。4月26日，刚刚平息外高加索战事的俄国人，立即对土耳其宣战。俄军一度打得十分艰苦，亦如俄伊战争开局时波斯一度收复大量失地。倘若土伊双方相互配合，俄军很难支持。然而这两个国家，一个信奉逊尼派，另一个信奉什叶派，它们之间的矛盾恐怕还要大过各自对俄国的矛盾。例如俄伊战争爆发之前，波斯首先与土耳其打过一仗。因此土伊双方宁可相信远在天边的英国人，也不愿跟同属伊斯兰教的邻国相互配合。
1829年7月，俄军主力强行军九天，“穿过深深的峡谷，翻越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巴尔干山口。……就这样，俄军穿过了这一迄今为止几乎不可逾越的天险，在布尔加斯（Burgas）为黑海中的俄罗斯舰队打通了补给线”。战局于是急转直下，“现在，俄军已经出现在阿德里安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首府——前的平原上。敌人居然突破了以前从未被突破过的山岭，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阿德里安堡的守军大为震惊。他们未发一枪即告投降”。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的陷落让伊斯坦布尔完全暴露在俄军的枪口下，土耳其人惊慌失措，闻风丧胆，混乱不堪。当年9月，土军被迫妥协，双方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
The Adrianople Treaty
）。
这次土耳其的运气比波斯要好得多。侥幸取胜的俄国人开出了相对温和的条款，放弃了本次战争中夺取的大部分领土。对此，俄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Karl Robert Nesselrod，又译为“涅谢尔罗迭”）曾解释道：
想要把土耳其人从欧洲赶出去，想要在圣索菲亚重建对真正上帝的崇拜，这确实非常美妙，而且，如果这些想法真能实现，我们将名垂青史。然而俄国能得到什么？光荣，毫无疑问，但与此同时，俄国将失去通过一系列幸运的战争才获得的对邻国的全部现实优势；会不可避免地在欧洲列强认为恰当的时刻与它们产生争端；并且也可能最终会造成一场全面战争。
因此，内塞尔罗德很明确地把这场战争称为“有限战争”（limited war）。他补充道：
它不是一种夸张的慷慨，阻碍我们得到好处。我们要坚信，这些所谓“好处”很快会被证明弊大于利。 (22)
内塞尔罗德说得没错，这种温和的“有限战争”虽然不足以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东罗马帝国的荣光，却丝毫没有使俄国真正少拿好处。如贝尔福所论：
不过，俄国还是会保留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和多瑙河在苏利纳（Sulina）的河口，以便有效控制多瑙河。由于拆除了沿岸的一些要塞，多瑙河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充当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道防线了。尽管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名义上归还给了苏丹，但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实际上相当于取得了独立。它们有权自主募集军队，拥立终身制的大公，土耳其人从此以后无权插手它们的事务。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离开了这两个国家。除此之外，条约还确认了塞尔维亚实质上的独立，只有贝尔格莱德和奥尔绍瓦这两处要地还留在土耳其人手中。
更为重要的是，俄国人的高姿态既避免了英法列强对“东方问题”的干涉，更避免了土耳其人完全滑向英国人一边。仅仅过了四年，1833年7月，俄国人的高姿态差点就让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黑海海峡航行权。
综上所述，希腊的独立和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等地区的自治，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从此以后，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欧洲大陆的群众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既渐渐侵蚀了奥斯曼帝国，也不断冲击着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原则。
面对风起云涌的巴尔干民族独立运动，俄国和奥地利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俄国出于宗教感情和地缘政治利益，乐于看到巴尔干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奥地利担忧巴尔干民族独立运动引发连锁反应，危及它对本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统治。双方的冲突时显时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完全爆发出来。正如西方学者所说：
两个相互纠缠的重要因素决定了巴尔干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巴尔干半岛被带入了欧洲政治领域，成为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日耳曼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之间长期冲突的焦点。另一方面，受压迫的基督教民众唤醒了自觉的民族意识，开始了一场史诗般的政治独立斗争，即使是大战也不能终止它。 (23)
可以说，1820年代的希腊独立运动和第八次俄土战争是后来19世纪“东方问题”的起源与缩影，并深刻影响了“中亚问题”。
四、英俄中亚“大博弈”的起源
许多学者把英俄中亚对抗的源头溯及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例如霍普柯克特别提及，据说英国收买了一位对沙皇不满的俄国贵族，他认真偷听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密谋时的每一句话。霍普柯克接着说道：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反正伦敦方面很快就得知，法俄两国皇帝已摒弃前嫌，正在商议联手瓜分世界：法国占据西方，俄罗斯占据东方，包括印度。但当亚历山大对东西方交汇点的君士坦丁堡提出领土要求时，拿破仑断然拒绝：“绝对不行！那样你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此后不久伦敦就收到情报，正如亚历山大的父亲当年曾向拿破仑提议进攻印度一样，现在是拿破仑向他的俄国同盟者提出一个类似的，但更为完善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君士坦丁堡，并由两国瓜分，然后横穿土耳其和波斯，最后合力进攻印度。
这是英国人第一次恐慌俄国会进攻印度，但这种恐慌随着几年以后拿破仑进攻俄国而烟消云散了。因此，如果说《提尔西特和约》是英俄中亚对抗的源头，那么对抗真正发生还要等到第二次俄伊战争和第八次俄土战争结束以后。
俄国对于中亚的渗透，最初是以私下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它通过对土耳其和波斯的战争，“解放”了大部分亚美尼亚地区。亚美尼亚人一方面信奉基督教，另一方面又了解中亚伊斯兰文化，这使得他们成了俄国在中亚扩张的天然盟友。“俄国人很清楚，巴扎（bazaar，波斯语：集市）作为一种对东方施加影响的手段极具价值。他们直接在阿斯卡巴德（Asterabad）修建了自己的要塞，在那里搭起一个巴扎，并鼓励来自巴库（Baku，阿塞拜疆首都）和梯弗里斯（Tiflis，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旧名）的亚美尼亚人在其中开设商铺。” (24) 一边是军事要塞，另一边是巴扎商铺，“北极熊”渐渐把军事和商业这两只爪子，伸往印度方向。这些亚美尼亚人后来就对俄国征服土库曼斯坦起到重大的作用。
这些小动作当然没能瞒过狡猾的英国人。1828年俄军战胜波斯以后，乔治·德莱西·埃文斯（George de Lacy Evans）上校随即出版了一本题为《论俄国之计划》（
On the Designs of Russia
）的著作。该书断言，“圣彼得堡正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进攻印度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次年秋，在俄国又战胜土耳其后，埃文斯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本书《论入侵英属印度之可行性》（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
）。“他相信，圣彼得堡方面的首要目标与其说是征服和占领印度，倒不如说是动摇英国在当地统治的根基。”重要的是，“埃文斯这本书存在不少缺陷（这些缺陷在当时还不那么明显），但它还是对伦敦和加尔各答的政策制定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整整一代大博弈参与者的圣经，直到后来这本书的瑕疵才开始显现”。
埃文斯的拥趸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是威灵顿政府的内阁成员，时任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埃伦伯勒勋爵（the Lord Ellenborough）。他对俄国在波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甚为担忧，提议政府警告对方，“如果再进一步入侵波斯的话，英国会将其视为敌对行动”。
尽管这一提议遭到了内阁的否决，但埃伦伯勒并没有灰心。他发现从俄军可能出发的地点到印度之间的地图很不准确，遂着手通过各个渠道收集这片广大区域的军事、政治和商业情报。霍普柯克总结道：
现今在埃伦伯勒执政下，这一切都将改变。一批批年轻的印度军军官、政治专员、探险家和勘探员将前赴后继，行走于中亚的广袤大地，绘制通道和沙漠地图，追溯河流源头，记录具有战略意义的地貌特征，学习当地部落的语言习俗，并且寻求部落首领的信任和友谊。他们随时保持警觉，聆听各种政治情报和部落间的流言：哪个首领又计划开战了，谁又要图谋推翻谁了等等。但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俄国人在两大帝国之间这片辽阔的无人区内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轻微的迹象。他们获取的情报最终通过各种渠道汇总给上级，然后继续向上传递。
大博弈就此正式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