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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俄冷战行将中止的岁月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突然宣称，早在1898年6月“百日维新”伊始，他就给光绪帝上呈了《突厥守旧削弱记》，希望皇上能够以土耳其为鉴，自强图存，否则瓜分豆剖，势所难免。康有为说道，昔日奥斯曼帝国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几乎要灭掉整个欧洲，“当明之中叶，其苏丹索立曼（今译为“苏莱曼”）拥马队兵百万，以压全欧，玉节金幢，铁马鸣镝，鞭棰所指，指日灭欧”。西方基督教文明得能苟延残喘，纯粹是机运所致，“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庞大帝国却冥顽不化，自甘堕落。短短百年之间，攻守易位，曾经弱小之欧洲由变法而强，曾经强大之土耳其因守旧而弱。康有为接着说道：
及夫欧势内膨，兵力外挺，眈眈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种争教争，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腊自立，罗马尼亚、塞维（按，塞尔维亚）继之。及布加利牙（按，保加利亚）教案之起，俄人借口仗义兴师，于是可萨克（按，哥萨克）数十万兵，立马巴达坎岳（按，巴尔干山脉）之巅，以俯瞰君士但丁那部（按，君士坦丁堡）矣。
以土耳其当日之强大，尚且如此，何况大清乎？
需要指出，康有为《我史》中所说他戊戌时期进呈的书籍中，未有《突厥守旧削弱记》条目，清宫档册中亦不见相关记录，或许此《突厥守旧削弱记》世无其书，系康氏编造而来。
但无论如何，他对于土耳其的评说就反映了彼时维新志士的普遍看法。
清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介绍初见于乾隆平定回疆之后，至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兴起，亦散见于学者著述。然有识之士真正开始关注土耳其，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
例如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开头就称：“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
此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中国与那遥远西亚帝国之间的距离。
土耳其之为“病夫”，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这更让人感到梁氏不是在说土耳其，而是借土之名暗讽中国。按照他的说法，“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言下之意，要不是中国分担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土耳其早就被瓜分殆尽了。“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谭嗣同更是别出心裁，主张中国、土耳其这对远东、近东“病夫”，应该合力自保，修筑一条“东起朝鲜，贯中国、阿富汗、波斯、东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峡，达西土耳其”的大铁路，将此“同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的大大小小各个“病夫”“穿为一贯”。“诸病夫戢戢相依，托余生于铁路，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苏，而各国所获铁路之利，抑孔厚矣。”
不论此等主张如何天马行空，另类出奇，中国与土耳其同为“病夫”，同病相怜，却是当时人的一般感受。
值得一提，康有为故意将“土耳其”翻译成“突厥”，实是要让大清与之建立血缘关系：“突厥出自匈奴，盖殷人淳维之后，而吾同种也。”
至1908年7月，他撰写《突厥游记》时，开篇就痛骂土耳其青年党人别的不学，偏偏学习法国大革命那一套“人人平等自由”之说，正所谓“乱国之人，不学治术，徒愤激于旧弊而妄行革变，未有不危亡其国者也”。
准此，不仅土耳其的国运与大清的国运紧密相连，土耳其的人种与大清的人种同出一源，就连土耳其的革命党与大清的革命党都殊无二致。
与这种立场针锋相对，在清季革命派看来，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历次民族独立运动，才是真正值得效法的对象。章太炎在《哀焚书》中称：
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
“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岂不等同于清军入关剃发易服？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有了另一种说法，仿佛中国不像土耳其帝国，而像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民族。由此，土耳其非但不值得相怜相结，反倒应该被一并尽力攘除。
上述说法各不相同，要皆一也，即大清与奥斯曼帝国本来各处亚洲之东西两端，风马牛不相及，此时却同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说得更确切一些，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欧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国本土相去不远；大清与俄国的亚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属印度相去不远。奥斯曼帝国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而大清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英俄外交史上著名的“中亚问题”（the Central Asian Question）。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通过“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把中国与土耳其的命运拴到了一起。
米歇尔·埃德沃兹（Michael Edwardes）曾把19世纪的英俄对抗（Anglo-Russia Rivalry）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a Victorian Cold War），它起源于19世纪前期，结束于20世纪初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场冷战的范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从小亚细亚到东北亚，几乎涵盖了大半个地球。除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近代帝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战争，但直接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它们头上，用一位俄国大臣的话说，双方是在进行一场“影子比武”（Tournament of Shadows）。
其中，英俄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中亚。关于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埃德沃兹在其专著《玩转大博弈》（ Playing the Great Game ）的开篇，就这样说道：
19世纪的帝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廉·凯伊（John William Kaye）在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的论文中，发现了这一表述。康诺利是“大博弈”最热心的玩家之一，他于1842年在布哈拉被杀害。在所有以体育比赛作为隐喻的政治中，“大博弈”占据了恰如其分的位置——“玩起来，玩起来，玩转大博弈”“博弈本身比参与博弈的玩家更加伟大”——不列颠人喜欢用这样的隐喻来掩盖他们的商业帝国的残酷现实。“大博弈”囊括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公共戏剧和私人悲剧，囊括了废墟中代价高昂的政策、不必要的战争、散布在荒野中的游魂。它是一个经过无情编辑的剧本，非常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浪漫”（the romance of empire）。 (1) 英国军官亚瑟·康诺利为这场明争暗斗创造了一个具有冒险主义色彩的浪漫名词——“大博弈”。从此以后，“大博弈”逐渐成了英俄中亚冷战的代名词。
“大博弈”之所以重要，往往不在于双方在中亚地区的对抗有多么激烈，而在于中亚地区是一个地理上的中枢，一头连着奥斯曼土耳其的东部省份，另一头连着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不仅位于英俄两大帝国之间，而且同样位于奥斯曼帝国和大清之间。“中亚问题”的一边是“东方问题”，另一边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疆危机。因此，它不仅是英俄冷战的战场，更是大清与土耳其帝国命运的缩影。
1907年，英俄冷战结束。四十年后，美国杜鲁门政府跟着当年英国的脚步，再一次挑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当今美国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便指出：
英国人比他们的盟友美国人更早得出与苏联合作将不再可能的结论；在整个1946年和1947年初他们无疑欢迎，有时还试图补充杜鲁门政府日益释放出的认可这一观点的更多迹象。……的确，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伦敦的态度是，美国人做得还不够：……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美苏冷战实乃19世纪英俄冷战的升级版。我们都会承认，不理解美苏冷战的背景就不足以谈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英俄冷战之于晚清中国的巨大影响，是否得到了我们应有的重视呢？
又，“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之间的关联具体是怎样的？“中亚问题”又如何转化为中国近代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又对中国近代的政治改革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促使中国由一个传统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
对于上述问题，需要做全局性的思考。解答这些宏大的问题，则意味着必须把中国近代史放到国际关系史中去理解。徐国琦教授曾呼吁：“要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学者必须打破藩篱，对内政外交以及社会与国际关系都要涉猎，否则即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误。”
不只对于北洋史应当如此，对于晚清史也应当如此。不理解边疆危机则不足以理解晚清中国的政治改革，不理解19世纪英俄冷战则不足以理解中国近代的边疆危机。
本书正拟在这个方面做出尝试。其着力之处不在于对具体事件的辨析考证，而在于尝试提出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宏观框架，把内政史与边疆史联系起来，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
1995年春，美籍土耳其裔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论文。文中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术语指出，中国的史学界正在面临一场“范式危机”，过去的革命史范式正在遭到抛弃，现代化范式取而代之。
德里克的话引起了罗荣渠教授的关注。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得力干将，罗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回应了德里克的说法：“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
罗荣渠这样说显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减少推进现代化研究的阻力。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批评反而给德里克打了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个范式对立的说法，迅速成为学术界的时髦，甚至“现代化范式”或“去革命化”一度成为学者“有思想”的标志。
所谓“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观”对学术研究的推进诚不可非，但久而久之，这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大抵我们在讨论近代某人的政治思想时，往往先将他的观点分类罗列，再以今天人的思维标准逐条裁断之——凡是接近于今人的便取而褒扬，凡是有违于今人的便弃而贬斥。
例如我们谈到李鸿章、郭嵩焘时，便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平等交往”“遵守条约”等现代外交意识，因此对他们无限拔高，捧之上天。此举反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只有在政治关系中才能准确认识政治人物，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按照今天人的标准，李鸿章、郭嵩焘们的外交主张时而无比精明，时而幼稚可笑？
于是乎我们又会简单地得出结论：李鸿章等人是现代化的先驱，但他们受到的封建糟粕束缚还很重，现代化程度还不够。这样千篇一律的评判不可能如实反映纷繁复杂的历史实相。事实上，“精明的李鸿章”“现代的郭嵩焘”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暗中教导的结果，当失去了英国人的教导或中英利益不一致时，“精明的李鸿章”就突然变得鲁钝不堪，“现代的郭嵩焘”就迅速对现代几无所知了。
人物研究如此，国家研究亦复如是。我们常常用“工业化指标”“民主化程度”等抽象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国家、一项政策有多少现代性，而恰恰忽略了对国家政策的评判同样需要将其置于国际关系当中。约翰·伯顿（John W. Burton）在他的政治学名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曾提及：
越南战争和伊朗事件的震撼，美国在控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上以及在控制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富于压迫性的权贵的行为上所表现的无能，都使得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权力是有限的，当有其自身的利益要追求时，当大国又很重视与这些小国的关系时，大国就成了软弱无力的巨人。
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所谓“现代的国家”“强大的民族”常常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反而被“落后的国家”“弱小的民族”牵着鼻子走，甚至不自觉地成为弱小民族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可见强弱程度、现代与否并不依赖于抽象的标准，它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国际关系。
不只如此，国家毕竟不同于个人，它的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取向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内各个集团的博弈斗争完全可能反过来制约国家实力的运用，甚至引发国际冲突。伯顿接着指出：
这种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初的那种传统设想是虚妄的。它认为国际关系可以作为一门孤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国内政治则属于国内司法问题。
我们常常能在历史中看到，一项看似现代化的改革很可能招致无休止的纷争，甚至引发国际冲突，一项看似保守落后的举措反而行之有效，并带来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国家政策不只需要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也要考虑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总之，上述理论提醒我们，在研究政治事件时应该摒弃那些抽象教条的标准，而把它置于国内、国际等多个层面加以比对分析。事实上，伯顿的观点在历史学研究中早就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近代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一）东方问题的相关研究
例如马里奥特（J. A. R. Marriott）在1917年出版的《东方问题：欧洲外交史研究》，“是第一部整体研究东方问题的主要专著。直到现在，它仍然是综合和理论方面唯一详尽的著述” (2) 。该书把“东方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民族是相关纷争的当事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是相关纷争的外部参与者，英、法、德等其他欧洲列强则是相关纷争的积极介入者。“东方问题”既不只是巴尔干民族的问题，也不只是土耳其和俄罗斯、奥地利的问题，更不只是其他欧洲列强的问题。巴尔干民族矛盾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又是欧洲国际冲突或大国协调的目标。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很可能挑起巴尔干民族的纷争，巴尔干民族的纷争又会引发欧洲列强的介入，欧洲列强的介入又反过来刺激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些截然不同的层次勾连到一起，从中折射出欧洲政治最复杂的一面。
马里奥特由此概括了“东方问题”的六个核心议题：一、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二、巴尔干半岛的分离主义；三、土耳其海峡；四、俄国对地中海的渴望；五、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于东南欧的兴趣；六、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3) 这六个议题详尽地展示了“东方问题”的不同面向。正如西方学者所言，该书分析角度的层次性与核心问题的明晰性，使得它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通史性著述，今天对该主题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基础。……因为马里奥特的丰富著述为后来大多数对东方问题的解释，建立了模型”。 (4)
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M. S. Anderson）的后续研究《东方问题（1774—1923）：国际关系研究》（1966），更新了马里奥特全面综合学院研究者的方法。”但马里奥特和安德森仍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他们受到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主要依赖英文材料，使用的俄文材料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巴尔干各民族的资料了。“尽管马里奥特和安德森都融入了一些本土和俄国的声音，但他们都主要是从英国外交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东方问题的。他们的作品很少涉及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奥斯曼边疆广阔空间中的人们的经历，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最令人印象深刻。” (5)
简言之，马里奥特、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属于传统西方外交史的范畴，既不属于俄罗斯东南欧问题研究，也不属于巴尔干、外高加索的地区研究。后两者恰恰是当今西方学界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重点。例如约翰·戴利（John Daly）就在他的著作《俄罗斯海上力量和“东方问题”》中特别选取从1827年第八次俄土战争前夜到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签订这个时间段，考察俄国海军政策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
按照戴利的思路，1828年的第八次俄土战争起源于1821年的希腊民族独立战争，正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刺激了俄国海军扩张的野心，这种野心又转化为俄土两国的战争，最终各方通过欧洲大国协调机制确定了土耳其海峡的封闭原则。这个原则又为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埋下了伏笔。 (6) 可以说，戴利延续了马里奥特多层次的优点，并以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俄国海军建设为切入点，部分地补足了马里奥特等人俄国方面材料不足的缺陷。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东方问题”研究，都必然会以英俄对抗为背景，并涉及“中亚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研究来说，“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是通过英俄对抗联系起来的，但它们本来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唐纳德·布洛克汉姆（Donald Bloxham）研究的对象，既是“东方问题”，又是“中亚问题”。
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逊尼派帝国，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却信奉基督教。这个民族既心向欧洲，又具有浓厚的中亚特点。换句话说，沙俄帝国既通过亚美尼亚人挑起奥斯曼的内部纷争，又通过亚美尼亚人渗透中亚。布洛克汉姆关注的是，土耳其人在历史上曾对亚美尼亚人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屠杀行为又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议题。一方面，英俄两国从道义和宗教情感上都同情惨遭杀戮的亚美尼亚人；另一方面，它们在“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上的现实斗争又限制了这种同情。这本题为《种族灭绝的大博弈：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毁灭》的著作，既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的民族史研究，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视角。 (7)
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相比较之下，国内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则显得颇为稀少，主要方向也集中在马里奥特等人关注的西方外交史层面上。相较于马里奥特的通史性研究，国内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某些具体事件展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东方问题”的起源
；二、19世纪英国、俄国、德国围绕“东方问题”的外交史
。除此之外，亦有少数学者探讨过“东方问题”在20世纪的延伸和结局。
尽管如此，这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仍然为本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不过，有别于国内的既有成果，本书恰恰要回到马里奥特“综合研究和理论分析”的道路上去，但重点考察的不是欧洲国际关系史，而是欧洲国际冲突和大国协调如何通过“东方问题”作用到“中亚问题”，进而影响中国边疆。可以说，本书需要综合和提升的地方不是欧洲内部的列强关系，而是欧洲边缘与亚洲腹地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是通过英俄冷战建立起来的。
（二）中亚“大博弈”的相关研究
不同于“东方问题”，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一开始并不是以国家面貌进行的。“中亚问题”首先是探险家和基层军官的事情，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整体性的国家意志才直接介入进来。因此学术界对于英俄中亚对抗的研究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路径，要么侧重探险家和基层军官，要么侧重国家意志。这两种研究对于“中亚问题”的起点也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军官亚瑟·康诺利中尉曾在1829年秋天第八次俄土战争结束的时候，从莫斯科出发，沿途秘密考察了高加索地区、波斯、阿富汗，历尽艰辛，于次年底返回印度。英美学者关于“大博弈”的讨论，多以这次考察作为起点。他们或是往上溯源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俄关系，或是干脆不往上追溯。例如2015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一书，就以康诺利为起点，再将背景溯及拿破仑战争时期。
然而康诺利考察之时，英俄两国还是名义上的盟友，这次考察虽然目的是了解俄国的军事动向，但还不能被称为英俄对抗。俄国人首次就英国人渗透中亚表示不满，要等到1834年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秘密出访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也正是这次出访对后来英印政府的中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故万伯里（Arminius Vambery）认定伯恩斯的访问，才是英俄中亚对抗的起点。
无论是康诺利还是伯恩斯，其研究都是以参与“大博弈”的探险家作为研究英俄中亚竞争的考察对象的。与这个视角不同，谢尔盖耶夫（Evgeny Sergeev）则把英俄“大博弈”的起点定在了1856年，即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他的理由也很明确：自1856年起，俄国正式开启了兼并中亚的进程，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抗因此迅速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 (8)
相较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埃德沃兹的观点较为折中，他把“大博弈”（the Great Game，亦即“大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从1829年康诺利的调查正式开始，结束于1842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战争失败；1842—1856年为“中场休息”；下半场从1856年开始，全场结束于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 (9) 本书也基本采纳了埃德沃兹的划分。
马里奥特曾说：“欧洲面临着一个‘东方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个难题未曾变过。它是产生于东南欧大陆上的，东、西双方文明围绕习俗、观念和前见的冲突。” (10) “中亚问题”同样具有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表现为中亚汗国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清朝与中亚汗国之间的矛盾。它们的存在又以英俄对抗为背景，或以清王朝内地行省和边疆藩部不同治理模式间的矛盾为背景。因此我们可以像马里奥特研究“东方问题”那样，把“中亚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浩罕、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和波斯、阿富汗为当事人，清朝和沙俄帝国为外部参与者，大英帝国则为积极介入者。
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到，“中亚问题”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东方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三个层次的相关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例如清朝在18世纪后期还是“中亚问题”最重要的外部参与者，但在19世纪后半叶一度沦为看客。与之相反，沙俄帝国在19世纪前期还是积极介入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却成了直接参与者。这种变化正是“中亚问题”值得特别玩味的地方。
上述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和位置变化产生了四个核心议题：一、波斯势力范围；二、赫拉特之争；三、俄国吞并中亚与阿富汗北部边界划分；四、印度防务与亚洲同盟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博弈”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