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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的日渐腐败、危机四伏的窘况以及北宋王朝素所奉行的统治政策，也在客观上为北宋的朋党之争的产生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
北宋的最高统治者虽然通过制定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成功地巩固了专制统治，却未能使北宋王朝成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北宋统治走下坡路是从宋真宗统治时期开始的，到宋仁宗统治时期，赵宋王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那样：“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六月，欧阳修在与贾黯的联名上疏中再度指出了“纪纲日坏，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的严酷事实
，希望最高统治者能重视而有所作为。
在各种矛盾的孕育过程中，以及严重的统治危机既已降临之后，赵宋王朝所奉行的统治政策，一直到神宗即位之前，却依然是一切率由旧章，苟且因循，得过且过。
举例来说，如所谓“三冗”之中的“冗员”问题，是造成“冗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至道三年（997），亦即宋太宗刚刚去世、宋真宗即位的那一年，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在准诏上书时就曾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但自真宗迄英宗之世，宋王朝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以至于冗员持续大幅度激增。
在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同样为苟安思想所笼罩。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攻辽失败，宋统治者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奸邪无状”的“内忧”之上后，粉饰太平、力求苟安和竭力维护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占据上风，任何积极有为的设想和措施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真宗景德时的“澶渊之盟”固然是宋辽双方势均力敌的产物，但其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宋统治者消极避战的指导思想；仁宗宝元、庆历时弄兵于西北，宋方更是不得已而为之。故当庆历元年（1041）十月知谏院张方平建议“宜推旷恩，以示绥怀之意”，求得息事宁人时，宋仁宗及宰相吕夷简马上表示了由衷的赞同
。
自宋太宗统治后期直到宋神宗即位之前，北宋王朝基本上在因循苟且中度过，因为各种原因，历代统治者和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这种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在客观上要求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每一个成员作出积极反应。但赵宋王朝一直推行着得过且过的苟安政策，这不仅使赵宋王朝的统治危机加深，而且也使得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败，为数众多的官僚士大夫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形成强大的惰性势力。这种惰性庇护着大批的食利者，同时也不断培养出一群善于以不变应万变的官僚。如宋仁宗统治时期，富弼、韩琦等人“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老派官僚章得象对其有一个形象比喻：“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
这是章得象为官一生的全部心得，从中可以看到所有老于世故的官员们的精神面貌。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进士及第时，知枢密院晏殊以同乡故，又由于王安石才识过人，对他倍加青睐，予以款待，最后竟授以如下的为官之道：“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这也无非是要王安石日后获得大用时，不必对政事过于认真，只需随大流，彼此相安无事就行了。
对于北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的这种精神面貌，欧阳修是有十分深刻的了解的，所以嘉祐四年（1059）他上疏说：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
然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并非每一个官员，尤其是那些步入仕途不久，对国家、民族怀有强烈使命感的后进官员，都具有如上所述的精神面貌。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其间也不乏以匡扶宋室、力挽狂澜为己任的卓尔不群之士，试图有所作为。但惰性势力、保守势力异常强大，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不会坦荡无阻，而只会是举步维艰，充满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形正如范仲淹所云：
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
范仲淹所谓由“天下之士”形成的“二党”，“常交战于天下”，即是指官僚士大夫中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庆历党争是北宋历史上一系列大规模朋党之争的先导，这次斗争尽管有着种种复杂的因素掺杂其间，但究其实质，仍是如上所述的两种官僚士大夫在理想情操、政治抱负等方面的猛烈交锋，范仲淹、欧阳修与章得象、夏竦等人分别是两种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在记述“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一事后说：“及（吕）夷简罢，召还（范仲淹）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这段文字已经将两种势力较量的焦点和实质道破无遗。“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保守势力暂时占据上风，但各种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两种势力之间的交锋始终潜伏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宋英宗去世之后，二者之间的大规模斗争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契机。
这个契机便是望治颇殷、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走上历史舞台。与庆历党争时有所不同，熙宁时期出现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中，保守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不再是赤裸裸地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而反对变法，而是在与改革势力的斗争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政见”——不管那些政见是发自内心之语还是徒作粉饰之具。司马光等人视“祖宗之法”为金科玉律，反对加以变更，这种政治观点根源于其对时局的如下认识：“太祖、太宗拨乱返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
而王安石等人坚主变法，则也是基于其对时局的下列认识：宋王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
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分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两种政见的优劣高下，无须在此赘论，但借此可看出，北宋王朝的严重危机和宋王朝一直奉行的苟安政策成为引发北宋后期大规模朋党之争的客观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哲宗绍圣之后的党争愈趋复杂，性质亦有重大变化，则容下文细加考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