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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显德七年，亦即北宋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在赵普和赵光义的帮助下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进程中，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在梁、唐、晋、汉、周等五个政权倏兴忽亡的时代背景下，“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
，既乏盖世武功可资立威，又无德泽使四方感戴，君临天下的宋太祖一直是惴惴不安的。可以说，宋王朝制定的各种国策都与宋朝建立的这一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太祖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且逐步付诸实施，从而结束了晚唐以来“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的乱世，消除了武将专横、兵强马壮者即可为天子的隐患。但宋初统治者仍担心赵氏政权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基于此种隐忧，在直接剥夺地方权力的同时，宋初的最高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范措施。贯穿于这些无孔不入的措施中的基本精神，则是竭力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宋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其制度立法之细密，防微杜渐之专注，在史学界已是耳熟能详，兹不赘述。但是，归根到底，任何防范都是针对人进行的。在这套政策的施行过程中，举凡文武官僚士大夫的活动便为宋王朝历代统治者所密切注视，以防止其对宋王朝的专制统治构成任何威胁。于是，不仅统治集团内部文武大臣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的分朋结党行为，均被严令禁止，而且任何有可能造成分党结党行为的土壤和环境，也为最高统治者所倍加重视，即时加以铲除。
如宋廷对贡举考试的严格控制，便反映了此种情形。宋太祖建隆三年，也就是宋王朝建立后的第三个年头，宋太祖下诏：
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自科举制度在隋唐出现之后，其在中国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科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极易使主考官与考生之间，考生与考生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的连带关系，构成一个特殊的小集团，造成不利于独裁统治的局面。宋太祖的这一诏令，便明确规定了所取之士只能感恩于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自唐以来因贡举考试而结成的“门生座主”关系。
次年，宋太祖又废除了“公荐”这一程序。据《长编》卷4乾德元年九月丙子条：
丙子，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以权知贡举李昉在录取士人时“用情，取舍非当”，遂将殿试改为定制
。进一步控制了贡举考试。
至于宋王朝明令禁止朋党以及臣僚主动迎合最高统治者而请禁朋党的事例，在有关的史籍中则屡见不鲜。
真宗咸平二年（999）二月，真宗因“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乃命降诏申警，御史台纠察之”
；咸平五年八月，因僧睿则上封事荐道近臣、诸将等事，真宗与辅臣言及“唐朝构朋党，排摈有位”事以为戒
；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真宗与王旦等论欲严防朋党，绝其本源
；仁宗天圣七年（1029）三月，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者实封以闻，既而仁宗谓辅臣曰“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
；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绶上言请禁朝臣朋党
；宝元元年（1038）十月，诏戒百官朋党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仁宗远引“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事，戒群臣朋比
。此后，宋最高统治者诏戒朋党、君臣讲论朋党、士大夫撰文探讨朋党者，更是不乏其例。
从历史上看，忌讳、防范朋党并非始于宋朝。正如唐人李绛与宪宗论及朋党时所说：“臣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
其所以“恶”，是因为群臣朋比涉嫌危及专制集权的独裁统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党争会导致政治上的大动荡、大混乱，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宋历代统治者虽也不无上述考虑，但由于宋王朝建国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其深感忧畏的则是群臣朋比，因其既足以分割其专制的权势，甚而还可以使最具权势的官员仿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故事图谋篡逆。因此，同前此诸朝相比，这就使得“朋党”成为一个更加敏感的字眼，防范群臣朋比为奸也就成为宋王朝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
宋代绵延不绝的朋党之争与北宋立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是紧密相关的。
宋统治者防范朋党的种种措施，确曾对巩固宋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到一些作用。据《旧唐书》卷159《韦处厚传》载：“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这种朝廷大臣公然结党、争权夺利的情形在宋王朝建立后不复存在，是北宋最高统治者严密防范朝臣结党的结果。唐自宪宗统治时期起，曾出现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集团同以牛僧孺为首的庶族地主势力之间的长期斗争，以致唐文宗亦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之叹
，而在宋王朝建立之后，这种相对独立于皇权的朋党倾轧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扼制同样也销声匿迹。
但是，宋代对朋党的防范措施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护了宋王朝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并没有消弭统治集团内部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朋党之争。恰恰相反，这一套措施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有别于唐代的朋党倾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为数不少的官僚士大夫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专制独裁、防备篡逆的心理，常以指斥、揭露和攻击朋党作为效忠于皇权的最佳方式，动辄以所谓“君子”“小人”这一道德色彩极为浓厚的价值尺度衡量最高统治集团的官员，利用“朋党”之名攻击他人，从而使“朋党”一词的实际含义日益含混。名符其实的结党营私者固然常被视为“朋党”并遭弹劾，一些试图有所作为的志同道合者亦常被冠以“朋党”之名，遭到打击。更有甚者，在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官僚士大夫还随便利用“朋党”之名，作为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排除异己的有效工具。
真宗天禧年间，钱惟演就是以“朋党”之名谗诬寇准的。仁宗景祐年间，吕夷简为宰相，进用者多出其门，范仲淹乃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又为“四论”以献仁宗，“大抵讥切时政”，遂被吕夷简指为“朋党”而罢知饶州
。
庆历年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由于触犯了权贵集团的利益，夏竦等人亦造作党议，对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进行激烈的攻击。欧阳修为对付反对派势力的攻击，还特撰《朋党论》一文，试图重新解释“朋党”，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
，其结果仍然是徒增纷扰，无济于事。
熙宁初，当王安石聚集起一批改革志士，谋划推行变法时，反变法派官员马上故伎重演，利用“朋党”之名对变法派进行激烈的攻击。熙宁二年（1069）四月，滕甫就以“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之辞影射王安石等，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的关系
；熙宁三年四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攻击王安石等人为“死党”
；同年八月，司马光因论青苗法事攻“安石之党”
；熙宁四年二月，司马光复攻击王安石“引援亲党，盘据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
。此后的类似攻击则随处可见。
对于王安石等人来说，要施行变法就必须有一批政治倾向大体一致的同僚，无数的史实表明，他们绝不是朋党比周、图谋私利，而是着眼于宋王朝的长远利益，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着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试图有所作为。因此，他们并不曾因遭到反对派的附会式攻击而有退缩，相反他们也抓住攻击者众口一辞、态度一致的党同之迹，频频使用“朋党”一语进行反击。王安石就曾在论及边疆守御等事时，将“流俗群党日强”与“陛下权势日削”相提并论，对李师中等人予以指斥
。熙宁三年九月，王安石与宋神宗在论及变法中的人事纷扰时指出：“近世执政务进朋党，蔽塞人主，排抑才士、不可驾御者，故令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
显然，他是将反变法派统统作为朋党来看待的。在相互指责、攻击的过程中，新的党争便不知不觉地孕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