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党”“朋党”与近代政党政治中的“党”“党派”“党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历朝历代的朋党与朋党之争屡见不鲜,并且往往演绎成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这种情况既与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需要相悖,也影响到王朝的政治稳定乃至于朝代兴亡,因而历朝历代帝王和官僚士大夫对此均十分在意。于是,探讨朋党、朋党之争的朋党理论也随之出现。相较而言,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朋党观最具特点。笔者以为,考察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与宋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不仅为探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所必需,而且在考察宋代统治集团内部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时似乎也不容回避。
中国古代的朋党、朋党之争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它与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不解之缘,但又深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所忌讳,正如唐人李绛对宪宗所云:“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 其所以恶,用唐代武则天的话讲,是因为“朋党比周,以蔽主明”“谗佞之人,共为朋党,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著也” 。君主要绝对专制,就必须具有绝对权威。而朝臣分朋结党,拉帮结派,势必影响到这种绝对权威,甚至有可能危害到专制独裁统治,因此,分朋结党自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深感忧虑并竭力防范的重大问题。
按学界一般的说法,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矛盾运动始于春秋时期,而朋党比周这一政治现象似乎在春秋战国之前即已在传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等语,即已明确反映出最高统治者防范朋比为奸的政治心态。
秦汉以降,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日渐成熟,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拉帮结派便尤为绝对的君主专制所不容,凡涉嫌“朋党”者,动辄受到专制君主的严厉制裁。于是,“朋党”日益成为统治集团眼中一个特别敏感的字眼,“朋党”之名为君主所恶,为臣下所惧。然而,综观秦汉以来的历史,虽然历朝历代的专制君主竭力防范朋党,打击朋党,但形形色色的“朋党”与所谓朋党之争仍然屡见不鲜。举其大者,在宋以前,即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唐朝之后,只要是享国稍久的王朝,都会出现所谓朋党,出现所谓朋党之争——尽管历朝历代朋党与朋党之争出现的原因、表现形式、激烈程度以及最后结局有所不同。
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试图从多方面论述、解释“朋党”者也就代不乏人。例如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实际上是一篇朋党论;唐李绛撰有《对宪宗论朋党》 ,李德裕也撰有《对宪宗论朋党》 ;北宋王禹偁撰有《朋党论》 ,范仲淹对朋党曾有系统的阐述 ,欧阳修、司马光均分别撰有《朋党论》上、下篇 ,刘安世撰有《论朋党之弊》 ,苏轼撰有《续欧阳子朋党论》 ,秦观撰有《朋党》上、下篇 ,南宋叶适曾针对欧阳修、苏轼所论阐发过其朋党观 ;元代的荣肇撰有《论朋党》 ,许谦撰有《朋党论》 ;明代的侯方域撰有《说党》 ;更为甚者,清世宗雍正帝亦曾有御制的《朋党论》 。而以其他形式阐发的朋党观,则更可谓多矣!显然,朋党问题是历代君臣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不过,当我们目睹历代政治舞台上纷纭复杂的历史画面,从整体上考察历代论者的种种见解时,即可发现:北宋官僚士大夫提出的朋党观最为别致、最为典型,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最大。
公然声称在最高统治阶级内部“君子”“小人”并存,各自有“党”,并且认为只有“君子”和“君子”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朋党,而“小人”与“小人”之间虽然也结有朋党,但不过是“伪朋”而已,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水火不容,犹如冰炭不可同器。这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观点。
依笔者所见,北宋以前,所谓“君子有党”的观点是不存在的。《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即是“朋比为奸”。撇开《论语》对后世的影响不论,这至少可以证明,先秦时代并不承认“君子”有党。
西汉末年,刘向因慑于外戚、宦官的倾轧,曾上书元帝避朋党之名:“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这里,刘向认为正人“君子”旨在“忠于为国”,不为朋党。范晔为东汉末年的“党人”作列传,亦认为他们是因为“清心忌恶”而“终陷党议”,并不曾将其作为“朋党”看待 。
唐代后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度大炽,自唐文宗至唐宣宗,垂40年间,牛李二党互相排斥和攻击。官僚士大夫或惧“朋党”之名而避之,或以“朋党”之名加诸对方,对其进行打击,但决不认为君子在朝可以结成朋党,或者有所谓朋党存在。如李党党魁李德裕云:
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同异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东汉桓灵之朝,政在阍寺,纲纪以乱,风教寖衰,党锢之士,始以议论疵物,于是危言危行,刺讥当世,其志在于维持名教,斥远佞邪,虽乖大道,犹不失正。今之朋党者,皆依倚幸臣,诬陷君子,鼓天下之动以养交游,窃儒家之术以资大盗。
稍早于李德裕的李绛,亦专门上疏就朋党之事详细阐发过自己的观点:
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夫小人怀私,常以利动,不顾忠义,自成朋党;君子以忠正为心,以惩劝为务,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利,自然为小人所嫉,谮毁百端者,盖缘求无所获,取无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为谄谀,不事左右,明主顾遇则进,疑阻则退,不为他计,苟安其位,以此常为奸邪所构,以其无所入也。夫圣贤合迹,千载同符,忠正端悫之人,所以知奖,亦是此类,是同道也,非为党也。岂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后谓非朋党也。陛下亲行尧舜之道,高尚禹汤之德,岂谓上与数千年尧舜禹汤为党?是道德同也。孔子,圣人也;颜回已下十哲,希圣者也,更相称赞,为党乎?为道业同乎?且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远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岂谓之党?是圣人德行同也。后汉末,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尽心匡国,尽节忧时,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为构陷,目为党人,遂起党锢之狱,以成亡国之祸,备在史册,明若日月,岂不为诫乎?
从以上两则有代表性的材料可以看出,唐代有关朋党的认识是较为一致而清楚的,即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只有小人才朋党比周,而君子是不会结党的,君子立身行事,致力于忠正惩劝,是同道而非朋党。所谓“朋党”,只有小人才汲于为之,或者是被“小人”用作“谮毁贤良”、排斥正人君子的手段。
至北宋则不然,一些官僚士大夫一反此前的朋党观,赫然提出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不仅“小人”结有朋党,而且“君子”亦有朋党这一惊世骇俗的全新见解。最早撰文阐发此种见解的,是宋初的王禹偁。他在直史馆时所作的《朋党论》中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较之前此有关朋党的解释,王禹偁所云清晰地反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在朝廷内部,既有“君子之党”,也有“小人之党”,这两种朋党客观存在,不足为奇;第二,“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同处一朝的情况由来已久,“自尧舜时有之”;第三,“君子之党”之所以不能战胜“小人之党”,其原因乃在于君子与小人立身行事有根本的区别,即“君子直”而“小人谀”;第四,在“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共处一朝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贤明的君主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驭之以术,那么就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格局。
王禹偁的这一全新朋党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从宋初起,一些官僚士大夫逐步放弃了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小人”有党、“君子”无党的传统朋党观,开始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和朋党之争进行重新认识。不过,从理论形态上看,王禹偁的朋党观还显得较为粗糙。一些重大的问题诸如为何“君子”“小人”各自有党自古皆然?其本质区别是什么?又该如何鉴别和对待?如此等等,王禹偁并没有予以回答,也并没有从理论上给予透彻的解释。
进入北宋中叶之后,若干官僚士大夫基于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在王禹偁君子有党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诸说当中,欧阳修撰于庆历年间的《朋党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理论色彩也最为浓厚,兹赘引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 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 、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在这篇文字中,欧阳修不仅承继了王禹偁的朋党观,而且从多方面进行了阐释和深化。他将“君子以同道为朋”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定为“自然之理”,进而认为因为“小人”结成朋党是为了图“利”,所以真正说来,“小人”是不会有“朋”的,即令有也只是“伪朋”,而只有那些同心共济、以“同道为朋”的“君子”们构成的团体,才可称为朋党。欧阳修引经据典,纵论重用君子之朋可以兴邦,而禁绝君子之朋则会灭国,全文首尾呼应,要求人君用君子之真朋,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从欧阳修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得知,追求“道”与追求“利”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取向,而在物质世界中,也始终存在着分别追求“道”和“利”的两个群体,那么,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并存也就“自古有之”了。“同道”与“同利”既已成为“君子”“小人”各自结党的“自然之理”,尚“道”与尚“利”无疑也成为“君子”“小人”之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应该指出的是,欧阳修“小人无朋”说与其他人的朋党观相比,确有其独出心裁之处。但实际上,他也并未否认“小人”之党的存在,而这只是为刻意说明“君子”有党的合理合法而作出的一种反衬。
作为欧阳修的至交和同僚,范仲淹的朋党观与欧说是完全契合的。据《涑水纪闻》卷10载:“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仁宗)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而稍后的司马光,在表述他的朋党观时,形式上与欧、范之说略有不同。司马光《司马光集》卷71《朋党论》先点明“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在引述尧时共工、 兜相存于朝等事例之后总结道:“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然而“君子”是否有党,司马光并未明确道破。又《资治通鉴》卷245唐文宗大和八年记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而文宗每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时,司马光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论云: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这段史论,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司马光对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排斥反变法派的不满,但不管如何,借此可以说明,司马光的朋党观与欧、范所云实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苏轼早年因“才识兼茂”,深得欧阳修赏识,其所作《续欧阳子朋党论》,是在欧阳修朋党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政治形势所作的进一步发挥,二者基调也完全相同。其特点是,较为细致地描绘了“君子”“小人”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小人”胜“君子”的主要原因:“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士;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惟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苏轼的朋党观可以说是王禹偁朋党观的翻版。“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于元祐时期著有《朋党》上、下篇,开宗明义:“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 与发端于王禹偁的”君子有党”论一脉相承,同时也承继了欧阳修的朋党观。
既然认定“君子”“小人”有党自古皆然,且“君子”“小人”之党分别以“道”(即“义”)、“利”作为追逐的目标,那么应如何妥善地对待之呢?总的来说,“君子有党”论者是主张对“小人”之党进行彻底摈斥的。欧阳修认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阐发的朋党观是为了服务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政治目的自然是赢得宋仁宗的全力支持,但在“庆历党议”中最终并没有为宋仁宗所采纳。这套理论真正成为政治实践的工具,则是从宋神宗熙宁变法开始,而在司马光主持发动的“元祐更化”期间达到极致。秦观强调人君“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其落脚点也是要对“小人”进行坚决的排斥。倒是屡经宦海风波的苏轼,在处置“小人”之党的方法上,与上述诸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 但从北宋政治史上看,苏轼的这种主张并不为众多的官僚士大夫所认同。
综合“君子有党”论者所云,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一曰“君子”“小人”各自有党;二曰“君子”“小人”之党分别以尚“道”(亦即“义”)、“利”为显著标志;三曰杜绝朋党之患的主要办法是由最高统治者辨别“小人”之党而果断排斥之。
从以上所述清晰可见,”君子有党”论是北宋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见解,而且,随着北宋政治的发展,它逐渐被深化、补充,以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这并非说,这套理论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完全一致的认可与赞同,如王安石、滕元发等人就不这样认为 ,因笔者这里旨在探讨”君子有党”论,故其观点暂可置而不论。
为何恰恰在北宋王朝统治时期,“君子有党”的观点被一些官僚士大夫从正面加以肯定,并予以系统深入的阐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又何在?下拟对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首先,宋以前尤其是汉唐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客观存在的朋党、党同伐异是北宋部分官僚士大夫借以获得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王禹偁、欧阳修、司马光、秦观等人的朋党论中,均远引上古尧舜时代的所谓“八元、八凯”“四凶族”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八元、八凯”“四凶族”是否果有其事姑且不论,至少检索先秦时代的文字记载,我们难以找到将其划分为“君子”“小人”之党的说法,应该说,宋人的主要依据来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确立后的汉唐时代。东汉“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下,以部分朝野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主干形成一个奉“道”而行的集合体,与宦官抗衡。用当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伦理标准去衡量,东汉党争即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应该是诱发宋人提出”君子有党”论的重要史实。
但是,仅有东汉的“党锢之祸”,还不足以使宋人得出“君子”“小人”分朋结党自古有之的结论,是否各个王朝一直存在着“君子”和“小人”形成的两种势力,还需要历史作进一步的证实。李唐王朝是继两汉之后第二个享国长久的朝代,其后期垂40年的“牛李党争”即起到了这种作用。较之东汉的“党锢之祸”而言,唐代党争表现得尤为复杂。故王禹偁因读唐史而作《朋党论》,司马光以黄介夫《坏唐论》五篇言犹未尽而述朋党观,均是鉴于唐代史实而发的;欧阳修纵论尧时八元、八凯为一朋,舜时皋、夔、稷、契凡22人为一朋,周武王时3000人为一朋,东汉时天下名士尽为朋党,唐末朝廷名士尽为朋党,并用唐末将党人投诸黄河而唐以亡一事与东汉末党锢事互相印证,才使得“君子有党”的观点最终产生。这一点,通过刘安世《论朋党之弊》一文看得更清楚,他说:“臣尝于史册之间,考前世已然之事,盖有真朋党而不能去,亦有非朋党而不能辨者。”其意思是说,在朝廷内部,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其党 。
其次,”君子有党”论作为一种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也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其核心是对“君子”与“小人”的认识与甄别。先秦时代,“君子”一词是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而“小人”(或“野人”)在一般情况下则是被统治者的通称。相对来说,“君子”所包含的内涵更为丰富,除“大夫士”、“士已上”者、“在位者”之外,还指“薰然慈仁”者、“有道德”者、“国中之盛德者”,以及硕学之士 。“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涉及政治才能、道德修养与学问造诣等诸方面,但最主要的划分标准,似乎还是社会政治地位,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
“学在官府”的制度洞开,文化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后,“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已不可能完全依照既往的界定方法,因为“小人”中也可能有人“学而优则仕”,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尤其是在科举制度确立的唐宋时代,此种事例更是屡见不鲜。然而不管怎样,传统的“君子”“小人”观仍一直延续下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统治阶级中具体成员的地位升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一方面保存了原意,另一方面也日渐成为一对专门的泛道德化的政治术语,用以甄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在有案可稽的众多宋代史籍,宋人文集、笔记中,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而“君子有党”论者笔下的“君子”“小人”更是如此。
尽管“君子”“小人”的内涵有了若干变化,但儒家经典《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仍是鉴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北宋所有官僚士大夫公认的至理。
在司马光那里,“君子”与“小人”的定义略有差异,他在《资治通鉴》卷1威烈王二十三年中追述智伯之亡的过程后论曰: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进而,他将“才”“德”作为品评人物的尺度,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表面上看,“义”“利”与“德”“才”不能完全等同,但实质上毫无相左之处。且看司马光的另一段文字。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引樊迟请学稼,孔子鄙之为“小人”之事比附王安石变法时有云:
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
基于以上对君子和小人的认识和界定,司马光进一步指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又司马光的积极追随者刘挚在王安石变法之际也上疏说:“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 显然,“义”“利”与“德”“才”只是相为表里的关系,欧阳修与司马光对“君子”“小人”作出的定义并无本质的区别。因而,归根到底,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君子”“小人”多以“义”“利”作为辨识的标准。
将“义”与“利”、“才”与“德”截然对立起来,这种价值观又如何呢?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这种荒谬的理论是无法实施于任何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这种观念固然体现了官僚士大夫们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对一种完美形象的自我塑造,从理论上讲,不无积极意义。然而,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环境中,它只是一种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虚幻的价值观念。作为政治理想,它违背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人格修养的一种追求,亦有悖于人的自然本性,必然会导致道德上的虚伪作态和政治上的苟且无为。何况,人们在解释“义”与“利”、“才”与“德”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换言之,人们在解释这些范畴时,常常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一旦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给具体对象贴上异常极端的道德判断标签时,势必会导致政治上的巨大动荡和政治成员相互间的残酷倾轧,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尤其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政治发展对此展现得异常清楚。
第三,“君子有党”论的出现也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王禹偁著《朋党论》之确切年代不详,只能大致断定其出现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之前 。根据宋初的情况看,王禹偁不一定仅在就史论史,太祖、太宗时期赵普与卢多逊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可能是驱使其撰写此论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王禹偁“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提出与宋代政治的关系尚不太明确,那么,欧阳修等人对“君子”有党的详尽阐述则显系北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使然。仁宗时期的庆历以前,以“朋党”之名加诸他人的情形就已出现。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因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又作四论讥切时政,吕夷简即“以仲淹语辨于帝(仁宗)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仁宗惑于“朋党”之说将范仲淹贬知饶州。随之,又同意侍御史韩渎的请求:“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庆历元年(1041)五月,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与宋庠、郑戬皆同年进士,“四人并据要地,锐于作事,宰相以为朋党,请俱出之” 。
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表明,最高统治者十分忌讳的“朋党”之名,在当时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排斥革新势力的有效工具。这种情况正如包拯所云:“臣伏闻近岁以来,多有指名臣下为朋党者,其间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尤被奸巧诬罔,例见排斥。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之大患也。” 随着宋王朝腐败程度不断加深,随着在政治上试图有所作为的改革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朋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早在宝元元年(1038),参知政事李若谷在仁宗诏戒朝臣朋党、范仲淹徙润州后,就曾指出:“君子小人,各有其类,今一目以朋党,恐正人无以自立矣。” 其意已十分明显。
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为”君子有党”论的最终问世提供了重要契机。吕夷简罢相后,面对积弊丛生的局面,仁宗“方锐意太平”,遂于庆历三年八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试图革故鼎新,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在“新政”中利益受到伤害的保守势力,则故伎重演,再次运用“朋党”这一行之有效的武器,煽起甚嚣尘上的“朋党”之说。果然,仁宗再次为之所惑,范仲淹等人历年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才使仁宗未能骤以景祐之道治之。于是,范、欧等人的朋党观便应运而生。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载:
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则材料即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君子有党”论出现时的政治环境。“君子”有党之提出,旨在从正面驳斥保守势力的“朋党”之说,释仁宗之惑,换得其对“庆历新政”的坚决支持。如果没有利益受到伤害的保守势力以“朋党”之名对范仲淹为首的改革势力进行尖锐激烈的攻击,范、欧二人是否会一反宋以前的朋党理论,在庆历时期理直气壮地提出“君子有党”,而且只有“君子”才可能结成真正的朋党,“小人”之间则只能有伪朋,并对其详加阐述,这殊难臆测。
苏轼、秦观等人之所以对“君子有党”之说反复论证,亦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所致。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熙丰变法时期,始终存在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激烈斗争;哲宗即位后,在宣仁高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司马光等人主持了全面颠覆“新法”的所谓“元祐更化”,对新党大加挞伐;嗣后,洛、朔、蜀三党互相倾轧,频起争端。苏轼、秦观置身于党争的漩涡中,循着范、欧等人的思路对朋党问题再加探讨,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北宋官僚士大夫提出的“君子有党”论,糅合了他们对宋以前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的认知,以及他们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朋党倾轧的诠释。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对社会存在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仔细考察两宋政治史的发展演进脉络,我们不难发现,由王禹偁首先提出,丰富完善于庆历时期的“君子有党”论,很难说给维护宋代统治带来了多少正面价值,其消极影响却非常明显。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每一个帝王固然都希望在其统治期间有一段绝无仅有的辉煌历史,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但更现实、更重要的考虑,则是如何维护和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独裁统治。在皇室之中,为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骨肉相残的事件也不乏其例。取得皇位后的最高统治者则也无不对所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时时提防,事事猜忌,又岂能放任自诩为“君子”者结成的朋党去左右朝政?因此,从根本上讲,这一理论本身与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一理论支配下从事的任何政治活动也就绝不能为皇权所完全容忍,诚如前文提及的李绛对唐宪宗所云:“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
所谓“君子有党”的理论本身与专制皇权之间有如上所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首先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最高统治者对“君子”之党深怀疑虑和戒备,致使一些置身于“君子”之列、不乏远见卓识和政治才能的官僚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他们提出的若干有限的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或设想往往随时会胎死腹中,其试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实践也难以收到任何成效,倡此党论的欧阳修及其所谓“君子”之朋在庆历时期的遭际即是典型案例之一。范、欧等人纷陈此说之目的,旨在从正面回击保守势力酿就的党人之议,并以之聚集起一批改革派人士,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范、欧二人畅论“君子”有党仅仅两个月后的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即被遣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了朝廷;再两个月后,欧阳修也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离开了汴京。是年十一月,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所举荐和引用的官员纷纷被黜责。庆历五年五月,杜衍、韩琦、欧阳修被贬逐,从而宣告了“庆历新政”的最后失败。
从北宋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大势看,“庆历新政”的出现是各种矛盾交织发展的结果,同样,改革的失败也是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所导致。推行“新政”期间,所谓“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导致的“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即是其外在表现。但毫无疑问,“君子”们公然结党导致宋仁宗的猜忌和防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庆历四年四月,便有造作党论者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攻击欧阳修等,其疏云:
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
这段文字说明当时保守势力对改革者的攻击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但是,它也多少指出了范、欧等人以“同道相朋”的事实。早在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等人公然交结“君子”之党的活动就十分明显。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则自云与仲淹“义兼师友”,“乞从降黜” 。仲淹“副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时,因在政治上得到过欧阳修的支持,则曾“辟修掌书记” 。除上引蓝元震疏中所云蔡襄因作过《四贤一不肖诗》被引为范仲淹同党外,庆历时期的风云人物中,余靖曾因言贬范仲淹不当而落职,监筠州酒税 ;苏舜钦曾几次上疏论救范仲淹,得到范仲淹的亲自荐举 ;又如滕宗谅涉嫌贪污,范仲淹因与之为同榜进士,屡屡为之辩护;等等。诸如此类十分明显的党同之迹,无不在宋仁宗心目中投下阴影。
事实上,仁宗鉴于对既往历史的认知和基于专制统治需要的考虑,对所谓“君子有党”的那一套说辞也一直心存芥蒂,并不认同。就在欧阳修上《朋党论》的前一月,即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第二十九事即曰“辨朋比” ;又范仲淹荐举名列景祐“四贤”的尹洙,而“洙竟不召,亦不迁” 。这足以证明,宋仁宗在任用一些改革者试图有所作为的同时,对“同道”之党也是严加防范的,故到庆历四年六月,宋廷内部谣言纷起,范仲淹托河东有警而请求离开朝廷时,仁宗并未挽留,任其一走了之!
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又专门下诏:“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 这实际上是公开反驳和否定了欧、范等人的“君子有党”论,也给庆历新政以最后的判决。而当时朝廷的一些大臣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则纷纷向宋仁宗主动说明自己与朋党无涉,竭力摆脱与范仲淹等人的干系,向君权表示效忠。据《长编》卷118仁宗景祐三年五月戊子条载:
戊子,同知枢密院事韩亿言:“昨蒙宣谕,范仲淹尝密荐臣。臣自历周行,惟厉忠朴。宸聪过听,擢赞相府,未尝涉朋比之迹,结左右之容。况臣与仲淹既非姻亲,又非故旧,缘何契义,辄有荐论?若仲淹举臣以公,则臣素无交托,伏望曲照孤衷,免婴浮议。必若以臣备位无补,即进退之际,惟陛下裁赐。”
韩亿向宋仁宗说明自己与范仲淹无任何朋比之迹后,仁宗则下诏予以慰勉,这也充分说明君子们以“同道”结成的朋党在根本上与专制独裁统治水火不容。
综合当时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消长、宋仁宗个人政治态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看,“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政治形势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我们不能不说,“君子有党”的提出与“君子”之党的形成,在其中起到了极为负面的作用。以范仲淹等人的行政才能和远大抱负,如果采取的策略得当,本可能有更大的建树,可惜他们触犯了赵宋绝对君主专制独裁之大忌,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又如神宗熙宁初,当王安石在“万事颓堕如西晋之风” 的情况下主持变法时,司马光等人迅即以唯“小人”言利、言利者皆“小人”的逻辑,将变法派尽数纳入“小人”之党中。基于此种认识,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斥王安石等为“小人”,已如前述,又刘挚熙宁四年(1071)六月上疏谓:“盖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实义、利而已。” 将变法派一概斥为为恶之“小人”。熙宁九年六月,富弼亦上疏极攻新法,其中有云:“缘误用一二奸人,则展转援致,连茹而进,分布中外,大为朝廷之害,卒难救整。” 要求神宗“惟辨别大臣邪正而进退之”为职事。宋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实际掌控宋廷后,司马光为首的一大批反变法派官员陆续被召回汴京,开始实施所谓“元祐更化”,此时的同“道”之朋已走入极端,时移世异,已完全不能与仁宗时范、欧诸人的所作所为同日而语,但间接或直接地推动元祐之政进入了惰怠因循、苟且偷安的轨道。
“君子有党”论以“义”“利”之说为其理论依据,将朝野士大夫划分成“君子”“小人”两种类型,尽管此论曾受到宋仁宗的斥责,但这种观念实际上一直潜在地支配着诸多身处最高统治集团的“君子”之朋的政治活动。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旧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始于元祐时期的绵延不息的朋党倾轧便与这种简单划线、在政治上无条件排斥异己的倾向有着密切关系。“旧党”得势后认为“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进退之间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枭鸾不可以同栖,共、鲧、皋陶不可以同朝,颜回、盗跖不可以并处” ,对新党进行了无所不至的严厉打击,其中,罗织“车盖亭诗案”最能体现其残酷程度。并且,随之梁焘等人又开具蔡确亲党47人,王安石亲党30人,均予以严厉打击。 这从而为此后的政局反复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政治动荡。
总体上看,这一套荒诞不经的朋党理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北宋的政治走向,也影响到南宋的政治发展。南宋之初,南宋君臣在金兵的频频打击下惊魂未定,“元祐党人”的后裔仍然是按这一套荒唐逻辑去影响宋高宗和南宋政治的。以下兹引述南宋时元祐党人常安民之子常同与宋高宗讨论朋党之祸的一段材料加以说明:
(绍兴)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余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在南宋历史上,元祐党人常安民之子常同虽被宋高宗延入朝廷,也曾参与修纂神宗、哲宗《实录》,但既无突出的政绩,在学术上也无太大影响,不过是想充分利用当时南宋王朝的政策取向,通过为元祐党人鸣冤叫屈以巩固其既得利益和政治地位而已。但由上述材料也可看出,北宋时期出现的所谓“君子有党”论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值得深思的是,由北宋的朋党理论导出的所谓辨邪正常常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那些动辄被斥为“奸党”“小人”,在道德上被处以极刑者,是否就尽为有才无德、弃“义”尚“利”的无耻之徒呢?事实并非如此。以被斥为“奸邪”之首的章惇为例,其行政才能连旧党也不得不承认 。在北宋政治发展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章惇往往能发他人之所不能发的真知灼见,试图为北宋王朝的良性运转出谋划策。如他在元丰末力辩司马光等荐举台谏违反“故事” ;元祐初独排众议,以武断废免役法为非 ;绍圣末极力反对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为帝。这都是众多官僚士大夫无法企及的。在个人德行和操守方面,章惇也是出类拔萃,远非一般官僚士大夫所能比拟,《宋史》说他“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和文彦博等众多“旧党”官员不同,章惇虽然位高权重,但并没有为自己的子弟亲戚谋取私利。另如李清臣也是变法派中的著名人物之一,《宋史》也说他“起身穷约,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因此,王禹偁、欧阳修等人阐发的这一套基于“君子”“小人”之说的朋党理论,不仅与君主专制独裁统治发生严重冲突,而且也给北宋统治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严重的纷扰,实际上成为了两宋历史上周期性政治动荡的理论基础。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在任何一个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均因个人的政治观点、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有异而良莠不齐,我们是极难简单以“义”“利”作为价值尺度划分所谓“君子”“小人”的。正如元祐四年(1089)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云:
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君子”“小人”“正人”“邪党”无非是政治需要使然,无非是得势的一方站在自我设置的道德制高点上排斥异己的工具而已。然而在“君子有党”论的作用下,从哲宗元祐时期开始,旧党“君子”总是堂而皇之地进行所谓“辨邪正”,分清“君子”“小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党同伐异。正是由于元祐旧党在语言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出重重矛盾,正因为新党并非全为有才无德、弃义尚“利”的小人,故宋哲宗亲政伊始,政局便又出现了全面反复,即朱熹所说的“元祐诸公大纲正,只是多疏,所以后来熙丰诸人得以反倒” 。新党以元祐“君子”之道还治其身,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报复,并导致宋哲宗绍圣、元符乃至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崇宁时期绵延不绝的政治动荡,导致朋党之祸不断升级。南宋时期,虽然政治形势和各派内部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追根溯源,若干重大的政治变故仍与北宋时期出现的所谓”君子有党”论有着种种复杂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