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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本书旨在探讨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我将着重分析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整个经济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点在于揭示一个特定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发展与不发展，对中国历史总体，以及对农民社会和经济的各派学术理论的意义。
亚当•斯密（1723—1790）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尽管有着明显的分歧，却共同认为商品化会改造小农经济。
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致富的追求会导致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社会变革，乃至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兴起会促进资本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进而把小农农业等同于小生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伴随着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与他们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为对立双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即使斯密没有这样去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但他在相当程度上持有同样的观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资本“改进”和规模经济（斯密，1976[1775—1776]，第1卷：特别是第7—16页）。
当然，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小农农场随着商品化而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这毕竟是英国圈地运动和18世纪农业革命的实际经历。随之而来的是城镇中“原始工业”和工业的兴起。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于是在实证之上逐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规范认识，似乎到了不可置疑的地步。
甚至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也从同样的认识出发。列宁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说法，力主革命前俄国的商品经济与农民正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和农村无产者两极分化同步发展。在列宁看来，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英国，小农经济只能是停滞的和前商品化的经济，而商品化只能带来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分化（列宁，1956[1907]）。他的继任者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同时使小农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分化的问题，而集体化农业能够把农民的小生产转化为高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经营。
毛泽东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选择。社会主义的集体化被视作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唯一途径，而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乡村发展途径的可能性不加认真地考虑；同时，也没有考虑糊口农业会在商品化或集体化之下持续的可能（毛泽东，1955a，b）。
毛时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上述的经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商品化的大生产。这一模式特殊的中国式结合体是“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据这一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生差不多与近代早期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同时，若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也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据此，中国历史被纳入了斯大林主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说法是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但这触犯了多数人的爱国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论信条下，解放后中国农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首先关注明清的商业发展，开展了鉴定主要贸易商品及对其做量性估计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研究那些长途贸易和城乡贸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终于开始发表。
解放后第一代的其他学者努力寻找经典模式预言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论中，生产关系被认为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上一对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的决定性方面。它设想，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关系能被证实让位于劳资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便可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出自这一分析框架，学界对明清雇佣关系的发生整理出了很多实证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1967；南京大学，1980）。
在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论偏重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新一代学者开始寻找伴随着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随着蔓延着的对集体化农业的非议，他们回到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替代途径：市场和资本主义。如果明清时期的商品化真带来了农业发展，那么今日的农村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一新的学术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争辩说，清代长江三角洲总体上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李伯重，1985a，b；1984）。
关于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中国学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美国新斯密学派日益普遍的设想之一坚持认为，伴随着清代市场扩展而来的变迁应视作“近代早期”的发展，相当于16—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把中国并入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为中国的“近代早期”史。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许多值得赞许之处。在我看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无可怀疑地证实了1350—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本书所称的“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证了清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当大的变化。清代中国城市、工农业中雇佣劳动增长的事实已经没有疑问了。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证实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收入有所改进。尽管明清时期出现了蓬勃的商品化，但处于糊口水平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别处指出的，华北平原18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商品化而出现的经营式农场仅在使用雇佣劳动上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们明显地无法在生产率上有任何真正的进展，无论是通过规模经济、增加投资，还是改进技术（黄宗智，1986）。长江三角洲也是这样，仅敷糊口的农业持续着，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改进。到20世纪，那里的小农农业生产实际上排挤、消灭了明末以前相当流行的大规模雇佣劳动生产。
简单的事实是，斯密和马克思从英国经验中做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非但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顽强持续，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即使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也远比在英国持续得长久（Brenner，1982）。
我们需要把商品化与质变性发展区分开来。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易言之，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是以A.V.恰亚诺夫（A.V. Chayanov，1888—1939）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02年生）为代表的。两个学派都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从而区别于斯密和马克思。问题是，如何和为何，以及如果只是商品化不能导致质变，那么小农经济怎样才能转化呢？
与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密相反，恰亚诺夫认为即便是在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的行为仍然不同于资产者。他指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主要方面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因为它不雇佣劳动力，因此难以核算其工资与收益；因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与产出（全年总收获）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无法衡量其单位生产成本与收益。它对最优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实现平衡，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
因而，恰亚诺夫坚持说“小农经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Chayanov，1986[1925]：特别是第1—28、70—89页）。
这样的经济按照一个个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宁想象的通往资本主义的模式分化。恰亚诺夫以俄国的小农经济为例证指出，社会的分化并非来自商品化所带来的农民分化成富农和农村无产者，而是来自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享有最有利的比例，直至他们不会工作、单纯消费的子女的出生。当孩子长大并参加生产，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同上书，第1章）。
恰亚诺夫认为，俄国小农经济改造应该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生产，而是由农民自愿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既能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体化农业的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Shanin，1986：7—9）。
恰亚诺夫的论点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压制（Shanin，1986；Solomon，1977），要不是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小农经济至今仍持续着，他的理论也许会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恰亚诺夫理论传统的继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偏僻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他们在人类学领域以“实体主义者”著称（Dalton，1969），他们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美国，这一理论以卡尔•波兰尼（Polanyi et al.，1957）及稍近的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1972）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76）的著作为代表。他们的主题在于论证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
尽管亚当•斯密认为小农经济是前商品化的，但他的追随者总想把世界的一切社会现象纳入他的古典经济学，不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包括小农经济。第三世界小农经济在20世纪的广泛商品化助长了这种意图。同时，美国在商品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从而形成了英国古典经验之外的另一个农业现代化模式。人们认为第三世界小农经济也会伴随现代农业投入和市场交换扩大而出现“绿色革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为这种期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他的论点相当简单：一个竞争的市场运行于小农经济中，与资本主义经济并无不同。要素市场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至“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舒尔茨，1964：37）。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第40页）。进而，“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少有明显的不平衡”（第72页）。
简言之，这样的经济中的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主具有同样的“理性”。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来追求最大利润，积极地利用各种资源。因此，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小农生产者只是在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才停止投资。
改造传统经济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能在保证利润的价格水平上得到现代技术要素，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于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是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去削弱小农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自由市场体系，而是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同上书，特别是第8章）。这样，舒尔茨保留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质变推动力的最初设想的核心，同时又考虑到了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
舒尔茨学派关于小农经济的观点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有相当的影响。领导集团中有部分人士把市场化的小农家庭农场看作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政治理论从强调想象中的家庭农作的落后转为强调市场刺激下追求利润的小农的创造性成就。宣传机构围绕着农村改革地区的“万元户”大做文章。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成员甚至提出恢复市场化的家庭农场所带来的农村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改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引爆动力（发展研究所，1985：1—22；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7；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1986）。西奥多•舒尔茨本人也成为中国最高层领导的上宾（《人民日报》1988年5月17日）。这一理论处方在寄希望于小农农场而非资本主义农场上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理论，但它与经典模式一样，把市场刺激当作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然，舒尔茨和恰亚诺夫两人均与一般理论家一样，把部分因素孤立化和简单化，以突出其间的逻辑联系。他们的贡献在于阐明了上述的各种关系。然而无论何人，如果试图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理论模式，都会陷入严重的误识。例如1350—1950年长江三角洲的雇工市场有一定的发展，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在某种程度上外出受雇，同时三分之一的农户雇用劳动力。我们不能把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全靠自身劳动力来生产的抽象模式等同于明清时期的真实情况。同时，即使到20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市场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短工（日工）。那儿几乎没有长工市场，也没有女工和童工市场，尽管妇女和儿童早已大量地加入乡村生产。同样，把舒尔茨包罗所有劳动力的完美的要素市场等同于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也是错误的。舒尔茨及恰亚诺夫的盲目追随者把实际情况等同于导师们用以阐明某些理论关系的抽象模式，造成了两个“学派”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是两者的混合体，包含着两套逻辑。
但是，只讲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包含着两种模式的因素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理解商品化本身的历史过程的实况和原因。对此，舒尔茨与恰亚诺夫的理论均无济于事。舒尔茨把小农经济中有着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作为他的前提，至于这个市场是如何形成的，他一字没提。同样，恰亚诺夫把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两个互不关联的实体，他没有考虑小农经济如何转化为商品经济的问题及其对小农生产所起的作用。
对此最简单的答案是设想从恰亚诺夫的模式过渡到舒尔茨的模式：满足家庭消费需要的小农农业生产随着商品化过程为追求市场利润的经营式农业生产所取代。然而，这一说法又回到了经典模式，简单地认为小农经济被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这一说法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最初构想相同。这一构想在小农商品生产及交换上做了有用的论述，但是它误认为小农商品生产随着商品化的扩展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取代（马克思，1967[1867]，Ⅰ：特别是第71—83页；Mandel，1968，Ⅰ：65—68）。然而，历史记载表明，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简单商品生产持续下来并变得日益复杂，但并没有被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它甚至在经历了30年的集体化农业和对乡村商业的严格控制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卷土重来。
本书与以往一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认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茨的逻辑，而是按照恰亚诺夫的逻辑推动的，尽管恰亚诺夫本人认为他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前商品化的家庭农场。恰亚诺夫曾指出在人口压力下家庭农场会如何产生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当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即意味着负收益时，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会停止投入劳动力。而相反，一个小农家庭农场只要家庭消费需要尚未满足就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尽管新投入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已远低于通常的市场工资（Chayanov，1986[1925]：113—117）。我认为这一行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描述。小农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的情况下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可能只是由于小农家庭没有与边际劳动投入相对应的边际报酬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全年的劳动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会导致这样的劳动投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或者，如果一个小农家庭拥有比它的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一个已经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上无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这个家庭要求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没有“机会成本”。最后，即使没有人口压力，仅出于为自家干活的刺激不同于为他人当雇工的缘故，小农家庭也会在报酬低于通常市场工资的情况下工作。例如当代美国有很多“夫妻老婆店”式的小生意，就靠使用低于雇工成本的家庭劳动力得以维持和兴盛。
如同我过去的著作（黄宗智，1986：特别是第6—7页）中提到的，华北的小农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更能容忍较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能够把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农场无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劳动力，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当这样的相对过剩劳动力
无法或不愿找到农业外就业的出路时，常常在极低边际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在清代，这样的劳动力支撑了华北小农经济的商品化。本书将会说明，在长江三角洲，道理基本相似，小农家庭在土地压力面前，为低报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辅助劳动力。
我们已知人口增长与商品化是明清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两大变化，但是斯密和马克思经典模式的影响却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寻求两者间的相互联系上转移开来，尽管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把它们视作分隔的、独立的过程，只注意寻找我们以为必然与商品化相联系的质变性转化，以及与人口增长相联系的生存压力。我们没有想到通过人口增长去理解商品化，以及通过商品化去理解人口增长。我认为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着的。人口增长在明清长江三角洲通过小农家庭农场的独特性质推动了商品化，同时它自身也因为商品化而成为可能。
在进而考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过程的动力之前，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内卷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最后，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内卷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
农业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长推动的（Boserup，1965），但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也就是我按照克利福德•吉尔茨（Geertz，1963）的定义而称作内卷化的现象。
小农经济内卷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有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内卷化的发生。与密集化和内卷化相比，发展通常不会仅随着人口压力而发生，而是伴随着有效的劳动分工，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或技术进展。
欧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农村变迁通常同时伴随着绝对产出和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扩展。因此似乎区分仅是扩大产出的“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对中国来讲，这一区分是关键的，生动地表现在解放后30年的经历，农业总产出扩大了三倍，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乎全然无提高。
本书将表明，解放后的情况实际是解放以前6个世纪中同样状况的缩影，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内卷化来体现。
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收入不是密集化过程中的停滞，便是内卷化过程中的萎缩。
内卷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仅敷糊口水平上的小农生产持续着，甚至随着商品化、农作密集化和家庭工业的发展更为复杂。如此变迁的前景，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忍耐力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小农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取代，而实际上它是通过推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内卷化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
很明显，这里描述的内卷型变化能通过家庭劳动力更充分地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这就是我所讲的内卷型增长的定义，是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原始概念中未提及的。农业劳动力通常是季节性劳动力，以8小时工作制的全年性城市就业标准来衡量，它往往是处于未充分就业的状态。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与集体化时期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相似：尽管单位工作日的现金收入几乎无变化，但是由于妇女大量参加有报酬的农活及农业劳动者每年工作天数的增加，家庭的年收入提高了。
我认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与有发展的增长之间的区别分析，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发达的持续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所知的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的生产的地位。根据本书的定义，那样的变化乃是“乡村发展”的核心。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增长并未采取仅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形式。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不像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样，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它们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达到高产台阶。自那时至1950年以后开始引进新的投入，水稻产量极少或毫无增长。面对日益增加的（对土地的）人口压力，人们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
那里所实行的是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生产，尤其是棉花和蚕桑。我们过去未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变化的性质。我将证明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得的。基于这些经济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副业”的增长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副业生产通常带来比“主业”农作更低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由成年男子在闲暇时间从事，但在更大程度上由妇女、儿童、老人承担。这些劳动力极少或根本没有市场出路。
由农村生产家庭化支撑的高水平内卷型商品化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农作战胜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原因是经营式农场不得不主要依靠按照通常的市场工资付酬的成年男子。一个使用纯报酬远低于通常市场工资的家庭闲暇和辅助劳动力的家庭农场能够承受远为高的劳动密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场较高的毛收入和较高的土地价格（或“地租”）。这一状况恰亚诺夫在分析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相互竞争中已有暗示（Chayanov，1986[1925]：115—117，235—237；亦见黄宗智，1986）。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手工业。长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与近代英国和西欧那些成为后来工业化跳板的茅舍工业
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的劳动报酬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以致无法单独以此维持生存。手工业与家庭农业紧密结合，依靠家庭的闲暇的、没有市场出路的劳动力作为辅助，而不是替代农业的一柄拐杖（黄宗智，1986：202—204）。
家庭生产与市场化部门的并存，连同它们不同而又相互渗透的逻辑，产生了一个不能简单地用舒尔茨的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模式去理解的部分市场化的经济。这种两重性从劳动力市场，一直延伸到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
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商品化甚至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继续。为供应新型的中外纺织厂而增产的棉花和蚕茧生产，以及因机纱而成为可能增产的手织棉布生产，同样像明清时期那样依赖未利用和未充分利用的小农家庭劳动力。当然，农村生产的进一步家庭化为小农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仍与以前一样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为代价。就像较早时候的商品化一样，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内卷化。
这并不是像一些“经济二元论”（例如Hou，1963；Murphey，1977）所坚持的那样，农村经济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相反，农村棉花经济由于棉花、纱、布三位一体的旧有家庭生产单位的分解而根本地被改造了。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原棉卖给城市工厂，而买回机制纱来进行织布。这样幅度的变化发生于棉花经济那样的基础性生产领域，几乎触及了每一个小农家庭。很清楚，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沿循着家庭化和内卷化生产的道路而进一步演变。
这一事实部分由于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牵连到的感情和政治的因素而被漠视。学者们要么强调国际资本主义的刺激作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要么强调它的破坏作用来指责帝国主义。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一事实也为基于英国古典经验的共识所漠视。本书将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并不像经典模式所预言的那样与农村的质变同步。事实上，近代城乡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成为革命的号召之一。要分析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状况，我们应从城市发展与农村内卷化矛盾地同时进行的角度来思考。
内卷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由于解放后的国家政权对商业实行严厉控制，农业密集化和内卷化不再采用商品化的形式，但变化的实质内容仍然是内卷化。集体化组织与家庭生产一样具有容纳过剩劳动力的组织特征：它不会也不能像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解雇”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又因国家政权僵硬限制农业外就业而加剧。无论如何，国家政权是得利于内卷化的，因为内卷化使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极大化，从而使国家能征收的数量极大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严重递减并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
现代投入的引进没有改变这一根本的状况，生产率的提高为来自劳动力极端扩张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所抵消，先是由于大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继而由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新一代长大成人，参加劳动。到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后期，中国农民的大多数继续在仅敷糊口的生存线边缘生活，丝毫未接近于与现代发展相应的生活标准。
由于先验的经典模式，集体制下内卷化的事实再次被漠视。新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像斯大林一样，设想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会导致质变性的发展，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设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分化，而小规模家庭生产只能是落后和前资本主义的，唯一的道路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治理论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而集体化重组是如此之迅猛，以至使我们的注意力从仅敷糊口的农业生产这个基本状况的延续上转移开去。
我将指出，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的最大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内卷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关于市场化的设想并非仅是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一无是处的人所独有的。事实上，对集体化农业的失望使改革派退回到经典模式的市场道路。他们争辩说，集体化农业削弱了农民的创造性和创业心。他们认为，市场刺激下的家庭生产会通过质的变化而释放出这些创造的能量，最好的代表就是“万元户”。
这个官方论调激起了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回响。市场化的家庭农业立即使人回想起美国在农业现代化中的经验。对他们的想法更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东西是，经过30年“毛主义”的激进革命，中国的共产党人终于看到资本主义方式优越于计划经济下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仍在经典模式影响之下的学者开始去寻找市场化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农村无产者之间分化的证据。许多人把这一问题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善恶斗争。
长江三角洲改革的实际状况展示了一幅十分不同的图景：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之后，农业产量并没有持续增长，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像经典模式和官方宣传所预言的那样致富。直率地讲，8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
我将指明，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社区的工业和新副业。正是新的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内卷化。长江三角洲乡村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在于，现在也不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在于是内卷还是发展。
纵观1350年以来的全部历史过程，我希望说明长江三角洲的经历与我们许多的设想相反。一些人设想商品化能够改造小农经济，但历史记载表明商品化的质变潜力会被内卷化覆没。另一些人设想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会被大规模的农场取代，但是历史记载表明这一动力也会被内卷化的小家庭农场淹没。一些人认为集体化农业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式，但是历史记载表明内卷化的糊口农业会在集体制下持续。最后，一些人寄希望于随着市场扩展而来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上升，但是历史记载表明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反内卷化。事实表明，无论是斯密和马克思经典观点中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论点，还是恰亚诺夫或舒尔茨稍后的看法，均未击中要害。长江三角洲乡村需要，并且正在形成一条不同于任何预言的发展道路。要掌握长江三角洲历史上的乡村停滞与近年来乡村发展的根源，我们应该抛弃我们以往的许多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