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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这两本书分别在1986年和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迄今已快四十年了。出版之后一再重版，此版已是第五次在国内出版。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写篇新序来回顾两本书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
在写作两书的1980年代，我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针锋相对的中英文学术界的两大主流理论。一是当时仍然属于中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主要强调生产关系，以地主相对佃农、富农相对雇农两条生产关系轴线为主的理论。另外则是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论析，拒绝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论点，聚焦于人口、市场、资本、技术和生产率等的论析。
两者虽然如此针锋相对，但也有一定的、意外的共同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同时也坚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先进的、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方式。因此，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建构，将帝国晚期的雇佣关系视作比封建主义租佃关系先进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方式。众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来试图论证这个被认作现代型的发展趋势。
吊诡的是，西方的学术思路在这方面其实和中国的“萌芽”思路比较偶然地相似，同样倾向要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发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发展倾向，为的是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乃是普适的，不仅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全球，包括中国。我们可以将其称作西方的“现代化主义”模式。
固然，以上指出的倾向仅是“主流”意见。即便在改革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中，也有偏重生产关系和偏重生产力的不同意见——譬如，当年特别优秀的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两位领军人物李文治和吴承明便是如此。还有过分强调和不那么强调“萌芽”论的流派，也有许多说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实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我在两书中，都连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不同派别。
同时，在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界）当然也绝对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简单。我的两本书讨论了诸多不同的支流意见。譬如，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众多不同意见，包括对阶级关系中的“潜在剩余”的独特论析。在日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关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论点。
但是，中西双方的主流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点和意外的共同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读者可以据此来认识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混淆了双方不同的主要倾向和交搭，这是认识我这两本专著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思路。
如今回顾起来，我的两本专著与之前学术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在经验层面的依据。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都开始探索建立诸多方面的新交流，包括学术。美方成立了名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的组织，并在1979年开始通过公开竞争选派学者前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机缘巧合，我成为最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比较有限的）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后者才真正成为《华北》一书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时，我还有幸获得进入顺义县沙井村的机会，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非常系统详尽地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的四个（同样是满铁特别集中调查的）小自然村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跟踪调查。另外，我还获准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之后，我在1990、1991、1993年又三次进入满铁调查过的这些村庄集中研究其社区正义体系，并继续在地方档案馆搜集诉讼案件档案。后两者成为我之后关于法律史研究的两卷本的主要材料依据。）这些是19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学者都不可能有的研究条件。
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加上地方档案，成为我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其给予了本领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材料。读者将会在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的，以及个别人的丰富、详尽的材料。这是这两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
另外则是我在问题意识上具有比较独特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我一直经受着跨越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拉锯及斗争。我的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也同样如此。而我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
我在学术方面的初始研究是（在父亲和导师的双重影响下）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发现，自己对那样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层的感情和理智层面的动力。之后，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学职位，为了通过加州大学的终身权考核，方才勉强地“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
其后，我逐步发现自己内心最关心的问题乃是相对父亲和母亲、美国和中国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岁那年，我抽出了两年时间来找寻能够解答心中最深层问题的研究材料，发现了之前较少被使用的满铁所做的大量系统、翔实、精准、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放，才有机会重访、调查、核实、延伸那些材料，想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长期以来的最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借此来处理自己心中至为紧迫的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
《华北》得出的结论首先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有是处，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且超过100亩规模的“经营式农场”乃是当时最富裕和成功的农户，中农则多是小规模的自耕农，而贫农则既有租佃土地的（虽然占比较低），但更多的是农忙要外出打短工的农民。这些基本社会经济实际都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生产关系直接相关。
《华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经营式农场，将其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仔细对比。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它们在资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技术、亩产量等各方面都与小规模农场并无显著的不同。两者间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经营式农场由于是雇工经营的，能够做到比小农场更适度的劳动力配置：前者劳均种植20—25亩，后者则是15亩以下。这是这两种农场间最突出的不同。
为什么会如此？我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外的实质主义理论，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特殊组织逻辑。小农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妇女、老人，乃至于小孩的辅助性劳动力基本谈不上什么“机会成本”，不像男劳动力那样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对过剩）与土地（相对稀缺）的压力下，那样的生产单位会尽可能将亩均劳动投入最大化，借此来尽可能提高产量，即便其劳动边际报酬严重递减也只能如此。而经营式农场，由于其劳动力主要是雇佣的，可以适当调整，则不会如此。因此，小农场常会种植更高比例的（特别劳动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场风险，来尽可能提高自己土地不足的农场的收入。但同时，贫农，由于农忙时要靠打短工来补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则有时又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劳动。
同时，经营式农场规模一般不超过200亩。这主要是因为超过那样的规模，农场主本人便不再能够亲自带领和监督劳动，劳动成本会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达到那样的规模之后，他会有更多机会选择报酬更高的经商或入仕的途径，其报酬会远远高于务农。
在华北，上述两种不同性质农场的共存与拉锯，组成了华北农村基本的社会经济状态。经营式农场占到大约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规模家庭农场。
如此，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型的突破性生产方式或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使用自家劳动力的小农家庭农场明显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见得就是简单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在此之后，我转入《长江》一书写作的调查研究，则更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华北那样的经营式农场居然会被小农家庭的特殊经济逻辑所完全淘汰掉。它们从明清之际以来逐步衰落，到十九、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绝迹。这就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理性”“（资本主义性）农场主”理论的预期完全相悖，展示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确地发现，小农户由于其组织特点，能够承受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压力。它能够借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进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负的、低于基本生存回报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借此在小块土地上维持生存，并支撑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长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的生产。它们按亩投入的劳动日总量分别达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3到4倍。正是那样的“内卷”（或“内卷化”）
的经营方式，亦可称作“没有（单位劳动报酬）发展的（总生产量的）增长”，使其能够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维持，并且完全消灭了学术理论中多以为是更先进、更优越的类似资本主义单位的“经营式农场”。
这就确证了《华北》已经得出的关于“经营式农场”的基本结论：其经营方式与小农经济的根本不同不在其“发展”方面的“先进”性，不在于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亩产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生产，而实际上在于一个简单的组织逻辑——由于是雇工经营，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而雇工，借此达到比小农户更合理的劳动力配置，免去自身生产单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达到更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而小农户则由于其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而不能“解雇”家庭的劳动力，最终只能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的“内卷”道路。由于其亩产所得要高于经营式农场，长期下来经营式农场就被完全消灭了。
在这样的经验实际下，我们显然完全谈不上通过资本主义式的雇佣经营而达到更高生产率的“先进”生产单位，并期待其将最终取代小农经济。这就证伪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预期，也证伪了资本主义必将取代封建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预期。
也就是说，《华北》和《长江》两书共同证明的是，无论是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都不足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也不足以认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实际。倒是实质主义的第三理论传统洞察到了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色。
过去如此，今天实际上仍然基本如此。小农经济过去依赖的是结合耕作与家庭副业两柄拐杖来支撑，今天依赖的则是结合耕作与外出佣工、做买卖等非农就业。两种结合同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其不同仅在通过非农就业而逐步减轻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内卷化”压力。
《华北》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突出“贫农经济”和“贫农社区”的形成过程。土地贫瘠和人地压力是当时最为现实的两个基本因素。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促使众多之前较普遍的以中农为主的农村紧密社区的解体。在生产关系方面，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递增。并且，不再带有原有的亲邻间的道义约束和礼仪；部分具有稳定和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松散的、没有人情可言的村庄；由社区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来承担领导责任的传统逐步衰落，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的“恶霸”型的流氓或逐利型的小人来充当村长，鱼肉村民；越来越多的中农沦为自家土地不足、必须依赖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贫农”。同时，国家的临时摊派日益繁重和苛刻。无论在“阶级关系”层面上，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相对其他地区更可能响应中国革命号召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则不一样。其土地相对肥沃高产，生态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长江三角洲的“佃农”所占比例虽然要比华北高好几倍，但实际上村民拥有长期稳定租种的土地的“田面权”，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在城镇中田底交易虽然频繁，但并不影响在农村的稳定的“田面”耕作。由于土地总产较高，田面地租显得相对并不十分苛刻，“阶级矛盾”并不同样显著，佃种田面的小农较像华北的自耕中农。而且，由于那样的土地关系，田赋基本都由拥有“田底权”的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地主来交付，村民相对而言较少与国家打交道，也较少感受到民国时期华北那样日益苛刻的新型摊派。长江三角洲的村民与国家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因此，其农村无论在阶级关系还是与国家政权关系中，矛盾都没有像华北那么显著。
两地相比，我们都不能用简单的“生产关系”或发展还是欠发展的框架，以及“先进”或落后的框架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小农经济，一定要用更宽阔多维的视角来认识：不仅仅是纳入阶级关系的因素，当然更不是简单地将租佃和雇佣关系视作一方落后一方先进的不同；也不可仅凭“市场经济”、资本和“前现代”相对“现代”发展的划分来认识；我们更需要考虑到农户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态的关键性、村庄社区组织等因素，国家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性等一系列不同的维度。否则，便不可能真正认识两地在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实态。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点是，在相对更高度商品化和富裕的长江三角洲，依据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式规模化经营式农场，居然会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农家庭农场所取代。仅凭此点，我们便可以清楚知道为何无论是中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还是西方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的现代主义发展论，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答案要通过中国小农经济自身的特点来认识和理解。
《长江》与《华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长江》的后半部分将此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史一直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华北》那样基本终止于1949年。而《长江》的后半部分最主要的发现乃是，革命前的“内卷”型耕作——农业的演变主要不在劳均产出的提高，而在依赖更多的“内卷型”劳动力（主要是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投入，来将亩均产量和产值提高的变迁——仍然非常关键。
集体农业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农业具有一些关键的共同之处。主要是，其劳动力是给定的。在这方面，集体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它无法裁员。而且，集体下的工分制促使对妇女劳动力更完全地动员和使用，这方面比内卷型的小农经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和小农家庭一样，生产队和大队集体最关心的是总产出，不是劳均报酬。它们带有尽一切可能提高总产出的强烈动力，不会太多考虑到伴随更多劳动投入而来的劳均报酬的递减或停滞。正因为如此，在集体制下，农业内卷的程度比过去更高、更强烈。最突出的实例是1965年之后被广泛推广的“双季稻”的种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单位土地的总产，但却是以单位劳动和土地边际报酬只可能严重减低的代价换来的。即便是新纳入的机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农业的去劳动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其在早晚稻两茬交接的最紧迫的时间段中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成为可能。在国家的领导下，配合集体组织，固然在技术、水利、整田、良种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进，但并不足以改变农业内卷化的基本趋势。在集体制下的二十年，单位土地的总劳动投入直线上升，总产是提高了，但单位工分值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实际上，总体上与之前长期以来的“有（总产量的）增长、无（单位劳动产出的）发展”的内卷化趋势基本一致。农村农民依然贫穷，城乡差别依然显著。
农业长期以来的内卷化意味中国农业必须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我之后关于农业的《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两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中国怎样才可能做到既是必然（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的劳动密集，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即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和产值的提高？
固然，这里我们要考虑到，城镇化和中国非农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才7亩，户均才10亩，内卷化农业依旧，实在不可与美国平均2700亩的所谓“家庭农场”相提并论。东南沿海和城郊农村除外，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主体，说到底仍然是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
我提议，除了行将城镇化的东南沿海和市郊农村，我们必须接纳给定的“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较长期延续的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探寻出路，而不是坚决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
如今，那样的出路最突出的实例乃是近三四十年来发展的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农场、小农业，其劳动力来自小农家庭，其资本则来自大规模外出打工后的非农收入，与规模化的西方式资本主义农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出路在较长的时期内，仍然不是以资本主义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而是在借助小农经济的特殊组织逻辑和顽强生命力来推进其高附加值“新农业”的发展——如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农场。那样的农业在2010年实际上便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耕地面积的1/3。它们是使中国人的食物结构（粮食∶蔬菜∶肉食）从原先的8∶1∶1比例转变为如今的4∶3∶3的关键基础。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在于，为新农业的小农经济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类似于东亚（日本、韩国）基于小农社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优良基础设施服务，进一步推进城乡间真正对等互利的贸易，做大两者相互推进的发展，而不是长久地陷于三大差别状态。
这是现代中国农业史为我们说明的最主要的现实和逻辑。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制订《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来，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尽管之前对规模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迷信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即便在农政决策者和学术界中，仍然有不少人坚持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必须消除的负担。但是，今后国家应当能够更自信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才是两书主要结论的含义。
黄宗智
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