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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酒店大堂观察了几天，逐渐摸出规律：从早上9点开始，穿黑西装的人们会陆续占领这里，尤其在工作日，10点之后几乎座无虚席，所有人都打开笔记本电脑在工作。一大半的人不住在楼上的房间里，他们从外面走进来，要一杯咖啡，戴上耳机，加入网络会议。于是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间酒店要求住客在早上8点半前结束早餐：它需要准时在早上9点从酒店大堂变身为对外营业的咖啡馆。

我是在一本时尚杂志上找到这间酒店的。几年前它和杂志的编辑部作过一次专题企划，邀请编辑和记者从东京来到岛上体验移住生活，还举行了热闹的分享活动。酒店的主人，一位30岁出头的男人，在采访中喊出了它的口号：“创造一个相遇的场合。”眼下，一楼已经变成工作空间，看不到任何浪漫因子。而二楼，我暂住的那一层，由一个逼仄的电梯上去，走廊是不加修饰的钢筋混凝土，房间内的墙壁覆盖着一层艳丽的天蓝色油漆，极简利落的风格，造成一种现代的幻觉。这种都市幻觉同样笼罩在一楼，它的设计看上去和东京、大阪那些连锁咖啡馆并无二异，每个座位下都设有充电插头，桌上的立牌写着免费Wi-Fi密码。这里提供种类甚多的酒水以及注明产地的精品咖啡——在福江岛上，拥有此种标配的咖啡馆仅此一家，它是离岛上的星巴克平替品。

这间酒店作为我对福江岛的第一印象，令我从一开始就成功地误判了下五岛，认为离岛早已与时俱进，成为一个与外界接轨的小型都市。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不断遭遇到各种冲击，被动地修正着对离岛的认知。

一个晚上，我在美食软件上找到当地评分最高的饮食店，一家以据说只有在岛上才能吃到的“五岛牛”为食材的牛排店，享用了一份价值4700日元的套餐。在岛上，这个价格就是豪华套餐了。我邻桌的两位中年男人，驾轻就熟地将菜单翻到最后几页，点了两份标价1300日元的炸猪扒套餐，续了两杯啤酒，一直坐到我离去。

我穿过岛上唯一的商店街走回酒店，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拉下卷帘门——白天我也经过了这里，即便在下午，也只有一半的店铺开着门——马路上鲜有汽车经过。在昏暗街灯下的寂静之中，我清晰地听见一阵脚步声急促地向我靠近，接着身后响起一个男性的声音：“在旅游吗？”回头，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跟在身后，深灰色厚外套下面露出居家服的痕迹，看起来是临时出门。我继续向前走，随口回答了他几个提问。他确实只是短暂地出个门，这个地区唯一一家罗森便利店在商店街的另一头，他去买两罐啤酒，要走十分钟的路。我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从他口中得知了以下信息：他刚换了一份夜班的工作，在公寓大楼里做保安，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岛上一家老年人看护机构工作了十几年。

“不辞职不行了，快被看护工作逼疯了，已经到了极限。”他毫不介意对我这个陌生人吐露心声。我不太意外，糟糕的职场环境是日本各地看护机构共通的现状，在一个高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看护人手严重不足，工作量巨大，工资很低，还很难获得职场尊严。偶尔在新闻里，会看到崩溃的看护人员虐待甚至杀死老年人的残酷案件。

“福江岛的老年人很多吗？”我问他。

“很多，而且大多子女不在身边，”他说，“身体好的勉强一个人居住，身体不好的就住进看护机构。”

此人拒绝对我继续深入工作细节，很快转换了话题，主动提出次日可以带我在岛上转一转，在我谢绝之后，又道，星空也是离岛的美景之一，他现在就可以回家开车，带我去某个著名的星空观测地标。可惜我脑海里还有一些关于看护人员杀人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不敢贸然前往，在便利店前与他挥手道别，带着一些“不知道是保住了性命还是错过了倾听离岛故事的机会”的挣扎，回到了酒店。

次日中午，我又经过商店街，遇见孤身一人的老人。那个老太太靠在公交站牌后一栋建筑的墙上，双手拎着行李，一只眼睛被白色纱布层层包裹住。我凑近公交站牌确认时刻表，被她轻轻叫住，客气地询问时间。我拿起手机扫了一眼，转达给她，她松了一口气，更加客气地连声道谢。我走到她身旁，感觉她全身上下流露出疲惫的气息，她感知到我的目光，主动解释说：站得有点儿久了，腰疼得难受。在一个高龄化严重的小岛上，人们不能不为这样的老年人多作考虑，其实在公交站牌下原本设置有两张长椅，我望向那里——早晨刚下过一场雨，上面积满了水。她又跟我多聊了几句，说自己88岁了，一辈子都住在福江岛上，不过是在岛的另一端。前阵子她在商店街上的一间眼科专门医院做了个手术，这天早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复查，正等着再坐一个小时车回去。她正是那些独居老人之中的一个。

不久后我们一起搭上那辆公交车，车里一如既往，寥寥几人，看上去和她年纪都差不多。老年人们大多在“五岛中央病院站”下车，这一站又涌上来更多的老年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小型私家车或者不能独自驾驶的一群人，公交车成为他们的日常“通院车”。乘客数量有限，公交车班次更加有限，几个小时才有一班。财政经费也有限，能看出来车体已经几十年没有更新过，椅背上还搭着旧式的白色纱巾，每个座位前装有伸缩式烟灰缸——它来自一个还能在车厢里自由抽烟的时代。岛上的公交车，本不将游客作为主要受众，我依靠这种交通方式在岛上移动的日子，明显地遭遇了不便，或是受时刻表所困，或是车站距离目的地甚远。但在这样的不便之中，我也有限地体会到了岛上老年人生活的一个片段以及许多离岛难以解决的现实，在沿途的风景中，仍然察觉到这是一片困境重重的土地。

这天我在中途下车，又沿着乡间小道走了一公里多，到达了我要去的地方，一间岛上的网红料理店：外之间。

我是慕名而来。这间料理店是岛上地域振兴的代表案例。祖孙三代人在2013年前从大阪迁回老家的小岛，60多岁的母亲着手经营这里，以岛上的蔬菜和鱼类为主要食材。曾经在大阪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工作的女儿，则接下了岛上的各类设计工作，店里开辟出一个角落贩卖各种五岛土特产，其中一些包装就是出自她之手……与此同时，外之间还作为一个交流的据点，为有意愿来到岛上的外来者提供移住咨询、工作和房产情报，在一间料理店之外，又具备了社区功能。我听说，这些年借由这家店移住到福江岛上的外来者，达到近百人。

我在店里遇到的现任店主桑田就是其中一位。桑田热情健谈，我怀疑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岛上外来者的情报。例如我的自行车向导Will，他们很早就认识；例如他只看了我几眼，就猜中了我住在哪一间酒店，理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气质”。桑田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不可能是在偏僻离岛上形成的。他过去在东京为一家时尚品牌工作，几年前来到五岛旅游，偶然走进这间店，和店主老太太相谈甚欢，之后又每年都来，终于答应了老太太的邀约，移住到岛上，接手了店主的工作。桑田到来之后，这间店的风格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在晚餐时段提供煎饺，有时候还做煎饺专场，这完全出自他本人对这种食物的热爱。店内醒目处摆放着书籍，一眼望过去，封皮上尽是“读饺子”“饺子爱”之类的字样。

桑田在离岛上的探索，不满足于一间料理店或是一盘煎饺。商店街附近有一间名叫“sou”的酒店，我向他提起，说我感到好奇。它的风格比我住的酒店更加现代，钢筋混凝土上爬满绿植，内观看上去完全是性冷淡风，冷冰冰没有一点温度。我和Will，作为两个从外部世界来到五岛的旁观者，曾不约而同地对这个过于现代的酒店产生了质疑：太时尚了，不是想象中应该出现在五岛上的那种酒店。我，以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偏僻岛屿的想象，认为五岛的旅馆应该充满乡土的体温与人情；而Will，以一个美国人对日本偏僻岛屿的想象，说：“倒也不必到京都的旅馆那种地步，但木建筑才应该更有五岛的感觉吧。”

在离岛上，怎么会有一间这样时尚的酒店？谁愿意来到偏僻的岛屿上，还住进一个东京审美的房间？

但是桑田，作为一名新晋离岛岛民，拥有和我与Will完全不同的视角。“是为了外国游客才这么设计的！”他说。这不是妄测，sou就是他开的。桑田决定在岛上开一间小型酒店，是在五岛列岛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久，他坚信，这个国际化的标签必将为福江岛带来大量海外游客，可惜不凑巧，酒店刚开业就遭遇疫情，外国人无法进入日本，房间长久地空置着。但桑田丝毫没有受挫，他仍然对“世界遗产”带来的连锁效应心怀期待，等待着岛上好时光的到来。他绝不是一个人，而后一段时间，我又遇到了好几个雨后春笋一般冒头的崭新的现代建筑，在寂静冷清的小岛上暂时处于瘫痪状态。我因此意识到，日本远不止一个京都在等待海外游客归来。“观光立国”的国策在推行十五年后已经渗透到各个地方，就连这样的偏僻小岛，也有人寄希望于它成为另一个京都。事实上，桑田确实在京都也开了一间酒店，名字叫“dou”，和五岛上的这间是一个系列，出自同一个东京设计师之手。

来到下五岛的目的之一，是我想搞清楚这里受到东京创业者青睐的理由。从地图上看，它距离东京最远，几乎等同于去北海道。桑田给了我部分答案：“世界遗产”几个字有一定贡献。这令我开始好奇它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毕竟，在2022年的春天，“世界遗产”的魔法尚未在这座小岛上施展。这段日子，在商店街周遭那些萧条的喫茶店（日本传统的咖啡馆）和居酒屋里，我是唯一的外国客人。

商店街后面有一间喫茶店，因为呈现出老旧、沉寂、带着生锈的痕迹，成为我心中代表着岛时间的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旅途难免有被雨困住的时候，我是为了躲避清晨的暴雨才发现那家喫茶店的，它红色的砖墙外壁被绿色的常青藤爬满，我在店内吃到了老派的草莓奶油蛋糕和苦味浓郁的混合咖啡。店内的一角摆放着一个昭和风情的蛋糕柜，据说岛上很多人过生日时会在这里订蛋糕。我刚一进门，店里的老太太就推着小车出门买菜去了，她年轻的儿子给我端上来蛋糕，也一头扎进厨房没再出来，我大概能猜到他在干嘛：浓郁的咖喱味正从那里源源不断飘出来，和深煎混合咖啡豆的香气混在一起，是标志性的喫茶店气味。传统的喫茶店应该拥有这样的功能：它要提供最苦的咖啡，供上班族打起精神，也要成为他们解决三餐的地方，便宜而且吃得饱，咖喱饭和拿坡里意面是首选。在京都的街道上，喫茶店正在被年轻的精品咖啡馆逐渐取代。而在这个小岛上，现代咖啡风潮尚未袭来，人们还坐在旧时光里。

我独自坐在吧台前，把面前的报纸和杂志翻了个遍。老式的喫茶店有它自己宣传离岛的方式，声音不必很大，但安静下来就会留意到。比如这些报纸和杂志，很多都是基于离岛和移住主题的。我读到一本2022年1月11日创刊的新杂志，名字就叫《日本之岛》，并且从其中得到了一些可靠数据：以离岛的面积来说，新潟县的佐渡岛最大，855平方公里，人口也最多，超过5万人；福江岛也算是一个大岛，面积排在第五，326平方公里，人口数位居第二，住了3.3万人……又读了一份名为《离岛经济新闻》的免费报纸，不定位为旅游，而是专门为离岛住民，尤其是移住人群提供生活指南。上面的内容更加现实，例如，在日本有人居住的离岛之中，九成处在人口加速减少的状况中；又例如，一个四口之家的离岛生活，每月开支至少需要30万日元。很多人倡导在离岛上过一种简朴的、断舍离的、自给自足的、摒弃物质的生活，但实际很难实现，例如孩子的教育、上医院看病、汽车的日常维护，仍需要一大笔开支。那篇文章里说，在今天的离岛上，有什么工作能实现这个收入呢？答案令人莞尔：公务员。

直到我离开，喫茶店也没有再进来第二个客人。买单的时候，我才终于又见到了店主，也才有机会指着墙上一块牌子问他：“那是谁写的？”

“咖啡专门学校的老师。”他说。

“哪里的咖啡专门学校？”我想，离岛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学校。

“我也不知道，”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四十年前开店时它就在那里了。”

我走出门去，老太太刚好推门进来，出门时空空的小车，已经装满了各种蔬菜。她热情地和我道别，招呼我有时间再来。我走在天色明亮起来的雨后，想着四十年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她从一个女孩变成老人的时间，又想着那块牌子上的字，我非常喜欢那句话：咖啡，甘苦与共，人生之味。

我把这句话拍照发给一位京都的友人，友人告诉我，他十几年前也来过五岛进行教堂巡礼，觉得教堂建筑真的很好，但当地也确实在衰退。到处都是被荒废的耕地，人们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物价也严重失衡，尤其是汽车的油价，高得离谱。难怪我这些天看到了许多电动汽车充电处的告示牌。

我于是愈发好奇了：这个岛上的农民，如今怎样生活？

获得答案的最快方法，就是去他们家里住一晚。福江岛确实有一些有条件的农民在提供此类住宿，作为增加日常收入的一种手段。我给下五岛观光协会写了封邮件，表达了我的需求，工作人员在周末后回复我，要求我填写一份电子申请表格，同时确认了我的疫苗接种情况，字里行间十分客气：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希望你能理解岛民对于外来者有点儿神经质的紧张心情。

这是岛上唯一一间观光协会，其实我已经无数次路过它。它位于商店街一角，日日紧闭着大门，我也从未见到有人光顾，只能从百叶窗下泄漏出的灯光判断里面有人。我不敢贸然闯入，在邮件里提出要求：想尽可能体验农业活动。工作人员确认了数日，向我列举了两个选项：一、摘野菜；二、喂鸡。喂鸡算什么农业活动？我心里嘀咕，最终还是妥协答应了。又过了几天，我收到最后一封邮件，告知已经替我安排好富江地区一户姓“下村”的人家以及我需要达到那里的具体时间。

对于要去的下村家，我得到的全部信息只有一个地址和一个座机号码。我试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信息很少，没有任何人分享过住宿体验，最后我找到一份2013年出版的《五岛农协报》，有一篇关于当地“第12回农产品加工大赛”的报道，下村家的女主人用一种鲹鱼的鱼肉加工制品参赛，获得了“五岛振兴局长赏”。还有一条公告显示，2015年，下村家的男主人当选了富江地区的农协理事……看起来，应该是当地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约定时间的前一天，我拨通了那串座机号码。一个女人接起电话来，听过我自我介绍以后，并不告诉我她是谁，只是问我几点到达，我确定过时间，又问是不是打车直接到那个地址就行。“司机未必知道，而且五岛很多出租车也没有安装导航系统，”她犹豫着说，“你就告诉司机，沿着旧富江中学往前，有个罗森。”短短一句话，背后是当地的两种现实：少子化造成了中学废校；便利店是最醒目的地标。

位于福江岛南部的富江地区是福江岛上最主要的集落之一，但不同于酒店所在的市中心，这一带在熔岩平原的地形上开辟了很多农田，是农业人口的主要聚居地，据说盛产一种名为“唐芋”的芋头品种。次日，从市中心驶出半个小时后，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罗森门前，前面没有路，我只得又给下村家打个电话，司机接过手机交流了两分钟，顺利地拐过一处精米处理所，在广阔的农田中，真的立着一户农家。

一位微胖的女人站在院墙前，快步朝着出租车走过来，应该是下村阿姨。

下村阿姨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打车花了多少钱？”我将出租车小票递到她眼前，她声调高了几分：“4000日元？也太贵了！”毕竟有15公里呢，我想，比京都便宜多了。我跟着她走进院子里，一幢木造的独栋住宅门前，已经停着四辆车，一辆小型货车，三辆小型面包车。

“大家已经喝上了。”下村阿姨径直将我带进玄关，拿出一个体温计，往我额头上“滴”了一声，又指了指柜子上的消毒酒精瓶子。

“还有别的客人吗？”我按了一下那个瓶子，里面是满的。

“不是什么客人，”她蹬掉雨鞋，将一双拖鞋放在我面前，“是大叔的朋友。”

我走进客厅去。六叠面积的榻榻米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木头长条桌，三个大叔各自占据一端，东倒西歪的，面前已经放了好几个空酒瓶子。桌上乱七八糟，几个盘子里装着切得很粗糙的红鱼刺身，一碗竹笋土佐煮，一碗意大利面沙拉，一碗芹菜魔芋竹笋拌饭，几乎都已经动过了，看上去并没有在等我。房间也是一片杂乱，没有半点儿象征性待客的意思。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叔依墙而坐，见我走进来，缓缓地喝了一口酒，语气惊异：“你怎么长得那么高？”

我瞬间理解了，为什么下五岛观光协会的那个人一直向我强调：在农家的民泊，完全不同于民宿，要提前有个认知。此刻，我感觉自己像是无意中闯入了农村大叔们的酒局。他们一贯如此，下午5点捕鱼归来，便开始喝酒，至深夜醉倒，就爬上床睡觉。年纪最大的那位大叔，正是下村大叔。他把几个生鱼片盘子使劲往我面前推了推，说鱼是朋友下午刚钓上来的，非常新鲜，强烈要求我多吃一点儿。说实话我很头疼，作为一个在中国西南地区长大的山城人，我原本就最怕吃海鱼。再加上几分钟前我去厨房洗手，看到台子上只剩骨架的鱼尸体，一颗硕大的鱼头触目惊心地横在那里。但既然是我主动要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我想，就要入乡随俗，于是努力地将筷子伸向那几个盘子。幸好下村阿姨递给我一罐朝日啤酒，我才能强忍着恶心，借酒囫囵咽下一块块带着血丝的鱼片。也幸好还有竹笋。这种称为“土佐煮”的烹饪方式其实十分简单，就是用酱油加上味醂简单煮一煮，在下村家连鲣鱼花都省去了，但它毕竟是熟食。正值吃笋的季节，下村大叔颇为得意，说这竹笋也是他早晨亲自上山去挖的。

我的到来让几个大叔热情高涨，我似乎是他们完全没有交集的一种人。他们轮番向我提出问题，我意识到了自己令他们感到不解：为什么三十几岁了还不结婚？为什么一个女人在日本四处晃悠？做什么工作？像这样到处玩能养得活自己吗？还有……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对福江岛这样的农村产生兴趣？

“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下村大叔问，“你是用父母的钱在玩吗？还是用自己的钱在玩？”得知是后者，我又一再强调是“在工作不是玩”之后，他即便没有完全打消疑虑，语气也变得温柔了许多。

我见缝插针地问着问题，大概得知了：富江集落同时居住着农民和渔师，住在中间地区的人们从事农业，几公里之外的海岸沿线的人们则从事着渔业。下村大叔和下村阿姨两人的父亲从事的都是渔业，到他们这一代渐渐有些变化。下村大叔67岁了，已经是拿养老金的年纪，他还拥有一座祖上传下来的小山。年轻的时候，下村大叔曾经作为派遣劳工去加拿大务农，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半，那就是他去过的这颗星球上最远的地方，也已经是四十年前了。

下村家还有好几块稻田，以前会种植大米贩卖，如今夫妇两人年纪大了，大部分的田地都借给了朋友，只留下两块自己种植，供应自家餐桌。岛上的水稻收成分为两季，第一次是在八月的盂兰盆节期间，第二次和日本多数地区一样，在金秋十月。从插秧、收割到精制成白米，全部自己完成。收割是个体力活，需要招呼附近的朋友帮忙，作为感谢，就送给他们一些精米。

酒喝了一会儿，下村阿姨提出要带我去看她饲养的鸡，我们便穿过后院的几个蔬菜大棚走向鸡舍。这些大面积的塑料棚看起来闲置已久，杂草淹没了小腿。下村阿姨告诉我，她前些年在棚内种植各种蔬菜，放在岛上的商店里卖，一直持续到三年前。她做了个手术，植入了一块钢筋到腿里，此后只能放弃体力劳动。如今她小规模地栽种着一些西红柿或是青椒之类的，只能自给自足，然后就是养了几十只鸡。下村阿姨养的不是普通的鸡，而是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的乌骨鸡。养乌骨鸡是个爱好，她对此引以为傲。

下村阿姨做完腿部手术之后，下村大叔才回到这个家来。为了赚钱，他离开下五岛当过五年的货车司机，最远跑到了北海道，中途一次也没回来过。直到两年前，一场大型台风袭击福江岛，刮飞了下村家的屋顶，下村阿姨实在没辙，给下村大叔打了个电话，他不分昼夜地开了两天车，回到家里，修好了房子，没有再离开。

“其实这栋房子还是很牢固的，”下村大叔指着崭新的横梁，向我炫耀，“这些木头，全都是从我自己的山上砍的。”对他们来说，建造一栋房子的原材料几乎是零成本，建造费也基本可以省下来，因为修建这间屋子的，正是三个大叔中的另外一位：下村阿姨的弟弟，一位木匠师傅。尽管离岛上的工作极为有限，但围绕衣食住行的基本行业还是很吃得开，这位木匠建造了当地超过一百间房屋。

大叔们喝得更多一些，就开始口齿不清地聊起往事八卦来，夹杂着大量五岛方言。我在半懂不懂之中，有限地得知了一些木匠弟弟的故事：他手头有了钱，便开始沉迷于柏青哥，输了个精光，一度负债100万日元，直到两年前戒掉。最近欠款终于差不多还清了。在日本各地的农村，由于缺乏娱乐活动，这种小弹子球的赌博游戏特别受欢迎，一些具备生意头脑的人，只要开几间柏青哥店，就能迅速致富，而它带来的后果，并不轻于其他任何一项赌博，倾家荡产活不下去的例子比比皆是。

他们即便在喝高了的酒桌上聊起这类话题，也还是带着一种刻意压低了声音的隐秘。后来话题变得愈发深入，比如说附近的工厂里曾经来过几个打工的中国人，经常用各种借口找木匠蹭饭，但离开时竟然只送了一个用过的打火机作为礼物，让木匠长久地耿耿于怀，觉得中国人太吝啬。这位木匠看起来也有50多岁了，不知道为何关于他的八卦总是和金钱纠纷有关，比如说他还遭遇过一个来路不明女人的“仙人跳”，被敲诈了不少钱，最后惊动了警察。还聊到了下村家的孩子。下村家有一个在名古屋工作的儿子，只在正月之类的假期回来，这个家的走廊墙壁上贴满了两岁半的孙女照片。下村大叔的身后放着一箱子两升纸盒装的月桂冠清酒，一盒新开的酒喝到一半，他就说，其实原本还有一个稍大些的儿子，发生了各种事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这天的酒一如往日喝到深夜，下村大叔最先醉倒，嘟嘟囔囔去睡觉了。木匠弟弟接了个老婆打来的电话，语气心虚，不久后就被人开车接回去了。我帮下村阿姨收拾完客厅，她将木桌往墙角一推，从里间拽出来两床被褥，往地下一扔：“你就睡在这里吧！”我心中咯噔一下。她又拉开一扇拉门之隔的里间，指了指那个更杂乱的空间：“这个房间里有佛龛，所以我睡这里。”又催促我赶紧去泡澡。浴室里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浴缸里剩下下村大叔泡过的一缸洗澡水。我放弃了泡澡，飞快地淋了个浴，心想只能硬着头皮在客厅里撑一晚——我没有料到下五岛会是这样，几年前我在奈良的明日香村也有过民泊经验，那里一整套流程十分观光化，服务也无微不至。其实下五岛的民泊费用和明日香村差不多，9000日元，包含住宿和早晚两餐，但下村家几乎没有待客之道，就连睡觉的地方，也似乎是匆忙凑合出来的。我怀疑下村家也许是第一次接待游客，但有一些东西似乎又是专门为外人打造，比如一个和这栋房子格格不入的超大洗脸台。这个晚上，半夜下起了暴雨，木造房子隔音不好，雨声夹杂着从走廊另一头房间里传来的下村大叔高低起伏的呼噜声，响彻整夜。我在疑惑与忐忑之中，睁眼听到了天明。

我听见下村阿姨5点就起床了，她从里间走出来，蹑手蹑脚地绕开我，走进浴室，又走到厨房里去。片刻，下村大叔也起来了，拉开玄关门，走到外面去了。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下村阿姨才再度走进来，大声催促我：“快去捡鸡蛋！你不是要吃生鸡蛋拌饭吗？鸡已经在哇哇哇叫了！”前一晚临睡前，她特意来问我：早餐要吃米饭还是面包？并且表示家里还有速溶咖啡。我因为见过了鸡舍，又还从来没吃过乌骨鸡蛋，便表示想吃生鸡蛋拌饭，她高兴极了：“这个最简单！”我草草刷牙洗脸，从下村阿姨手里接过塑料篮子，跑到鸡舍里捡回六个鸡蛋。从蔬菜大棚出来遇到下村大叔，又在他的指导下，摘了两个香菇。

乌骨鸡蛋比一般的鸡蛋个头更小，我还是第一次把尚存余温的鸡蛋打在米饭上，微微腥味在空气中散开来。下村阿姨递给我一瓶酱油，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透明无色酱油。她连同酱油的宣传单一并递给我，上面写着：这是一种专门为生鸡蛋拌饭开发的酱油，售价1000日元。她当然舍不得买那么贵的酱油，这是儿媳妇正月回来时特意买给她的礼物。

生鸡蛋拌饭还没吃完，下村大叔便催促着我出门，他要带我上山挖竹笋，这也是我们前一晚商量好的事情。坐上那辆白色小货车之前，他对我的着装提出了异议，认为穿着牛仔裤和球鞋上山很不靠谱，扔给我一套蓝色作业服和一双长筒雨鞋，似乎在沉默地告诫我：做好干体力活的准备吧！

下村家的小货车先去集落里的另一户人家，接上了下村大叔日常一起挖竹笋的伙伴，然后才一路拐进了山里，在一侧紧挨山壁、一侧面临深渊、也仅仅只能容纳一辆小货车的弯绕泥土路上转来转去，一个小时后，终于停了下来。两位大叔跳下车，每人拖着一条麻袋，便往山上攀登去，看起来没有什么入口，只是选了个熟悉的位置，也不用交入山费。这座山属于两人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之间早就默认了此种做法，连事先的招呼都不用打。我从下村大叔那里得到了劳动工具：一把简陋的锄头。跟在他身后大约走了七八分钟，就进入了茂密的竹林，林间果然点布着冒出头来的粗壮竹笋，他抡起锄头，三两下就挖出一个来，坐在地上剥光了外壳，直至剩下洁白的笋肉，这才扔进麻袋里。

“看明白了吧？”他转头对我说，又指了指不远处，“那里有一个，你去挖过来！”

在挖竹笋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经验，起初几锄头下去就中途腰斩了。下村大叔对残次品感到不满，又向我示意了几个角度，我渐渐也能挖出完整的来了。后来我俩配合默契，我负责挖笋，他负责跟在身后剥笋壳，只是这项劳动比想象中更耗费体力，竹笋装了半条麻袋我就挖不动了，重新换下村大叔上阵，我跟在他身后拍照。两个年龄超过65岁的大叔，体力比我好多了，在林间走得飞快，锄头抡得稳准狠，直到两人的麻袋都装得满满的，才终于停下来歇了口气，转身走下山去。

“这一袋有多重啊？”我气喘吁吁地跟在下村大叔身后。

“二十公斤，”他说，每次进山，都要挖足这个分量，又笑我，“你们这些城市里的人啊，只知道夸竹笋好吃，哪里知道后面的辛苦。”数不清这是下村大叔在这个春天的第几次进山，他计划过几天来最后一次，再之后挖竹笋的季节就过去了。其实竹林中已经有许多高高探出头来的，因为长过了头，不宜再食用。它们具有超乎寻常的生长力，下村大叔说，明年这个时候，这些竹笋就都会长成小小的竹林。

下村大叔的一条处世之道，是挖到的竹笋要分给朋友。回程的路上，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集落里兜兜转转，在一些人家门口探头看一眼，院子里空空的，就知道没人在家，院子里停着车的，就下车捡几个竹笋送进去，再拎着一些回礼归来。下村大叔的小货车上很少出现新鲜面孔，因此每到一户人家，都要炫耀地、兴致勃勃地把我向对方介绍一次。这些人都是他交往了三四十年的朋友和亲戚，年轻时从事着农业、建筑、伐木之类的工作，日子一成不变，如今都是老人了，突然闯进来像我这样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的年轻人，令他们感到新鲜。送竹笋活动持续了很久，最后我们经过一片菜地，有位直不起腰来的老太太正在地里干活，下村大叔也跳下车去，塞了几个在她手里。“这个人是个好人吧？懂人情而且温柔。”老太太指着下村大叔对我说。

终于回到家，下村大叔没有停歇，又在院子里生起柴火来。一个简陋铁桶炉，架上一口超大的铁锅，待到开水沸腾，就将麻袋里大半竹笋扔进去，煮一个小时，再捞出来，用冷水洗净，以盐腌制，最后放进冰箱里，成为一整年的存粮。这是当地人最常见的竹笋食用方式。剩下的一小半，要趁着新鲜吃，例如前一晚我吃的土佐煮，或者更简单，切成片，就是竹笋刺身。

早上9点，我坐在玄关前，在下村阿姨的命令下切了一整盆青菜，作为这天的鸡饲料。而后就长久地注视着忙碌的下村大叔，听着噼里啪啦的柴火燃烧声。下五岛天气晴朗，我觉得心情很好。这样悠闲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下村大叔很快忙完了，又走过去发动小货车，远远地对我高喊：“去山里了！搞快点！”

我再次套上作业服和雨鞋，跳上了下村大叔的小货车。这一次，我见到了下村家的一些私人财产：两片稻田，前一周刚插上秧，眼下一片绿油油的，生机勃勃。稻田之上就是下村大叔的山。在日本，很多山林属于私人所有，且可以自由出售。我曾在京都的一间居酒屋里，听闻店主准备买一座山，价格只要500万日元，我好奇于要买一座山来干什么，“就是玩一玩”，那位店主说。不过，很少有人跑到下五岛这么偏僻的岛上来买山。

我很想知道这些代代相传的山林还有什么用途，下村大叔给了我一种可能。他带着我走进山腹，我抱着一个竹筐，他提着一把镰刀，然后割起野菜来。我认识了一些从未见过的野菜，款冬、大吴风草或是野芹菜，装满了好几个竹筐，木耳还要再过两三天才会成熟，水芹不在山里，我们在稻田旁边的水沟里又收割了两筐。原来这就是靠山吃山，我想。等到秋天，下村大叔说，还能捡栗子。

负责采摘野菜的是下村大叔，我只是抱着竹筐在一旁观摩，却也被太阳晒出了一身汗。原来就连这种事也需要一定的体力。我问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也会跟你一起吗？”

“他对此毫无兴趣，也就是偶尔在山里玩一玩。”下村大叔说。从岛上走出去的年轻人很少再回来，如今儿子已经在城市里扎根，这座山毫无未来可言。

最后我当然又跟着下村大叔去送了一次菜，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岛人情”：当地人还在过着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始生活。渔师将新鲜的鱼送给从事农业的朋友，农民则用大米和蔬菜赠予渔业的朋友。在下村家的餐桌上，由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猪肉或是牛肉。因为养了鸡，鸡蛋倒是每天都有。除了一些基本的调味料，或者，更多的是酒，下村阿姨几乎不去超市购物。

但这种物物交换的做法不能产生经济价值。下村夫妇每月各自能领到一笔养老金，在日本，农业人口的养老金与公务员和大企业的员工不能相比，他们即便在退休之后，仍要再做一些其他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很少有人选择继续从事农业活动，最大原因是年纪大了体力下降，其次是现代社会有远比农业更赚钱的事情。接待外来游客即是手段之一。下村家是这个地区最早做民泊的家庭，始于一个偶然机会，明治大学有位教授带着学生在下村家住了几晚，自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民泊事业。据说当时的学生中还有一位打进了甲子园大赛，在下村家留下了一个签名的棒球作为礼物，摆放在电视机前的醒目位置。但民泊带来的收入并不稳定，因为疫情还暂停了一阵子。我是两年来的第一位客人，连体温计都是新买的。我突然想通了：为什么做了八年民泊的下村家，只能勉强将我安排在客厅睡觉，原来是因为之前下村大叔都不住在这个家里。下村大叔回来后，找到了稳定收入的另一种来源，他专程带我去看了他的一台小型起重机，这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岛上经常有施工和建筑工程，有了这台机器，他便不愁没有工作。

回去的路上，下村大叔把车窗摇下来，和煦的春风温柔地灌进来，让刚刚出过一身汗的人感到尤为舒服。他在车上又缓缓点起一根烟来，这是在偏僻之地的好处，没人会禁止你在车内抽烟。农村的男人们身处这样的日常之中，每天抽一包烟、喝一升酒，是常见的生活方式。我委婉地询问下村大叔：为了身体考虑，不尝试戒烟吗？

“为什么要戒烟？”他说，“这么短暂的人生，剩下的时间更短。要尽情！”

“那还有什么其他人生愿望吗？”

“还想再去一次加拿大，”他说，又摇摇头，“没可能了，没钱。”

“拜托儿子看看呢？”

“儿子更没钱！”

这就是下村大叔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回家独自吃过饭，几个朋友找上门来，他们便一起出海捕鱼了。他原本也想带我一起出海，但我的行程在中午就将结束。下村阿姨也给我准备了午餐，昨晚那个血腥的鱼头，变成了一盆硕大的酱油煮鱼头放在我眼前，面目狰狞地与我对峙着。我确信我会永远记得它，它成为我人生中吃得最艰难的一顿午餐，而且我竟然真的鼓起勇气吃光了它。

下村阿姨觉得出租车费太贵，主动提出要开车送我回酒店。在那之前，我们绕到了集落里一间门口转动着红蓝白灯牌的理发店，她请我喝了一杯店里提供的速溶咖啡。经营理发店的母女两人，是下村阿姨在这个小岛上最好的朋友。女儿是这个地区民泊事业的统筹人，就是她安排我住到下村阿姨家，原因听起来十分好笑，据她说，得知我想要体验农业活动，她立刻就想到了乌骨鸡。这个女人长得很好看，看不出已经47岁的年纪，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从前在冲绳工作，退伍后就回到了故乡下五岛，她出生在岛上，年轻时也曾离开，在大阪工作过，但20岁那年就回来和当地一位高中同学结了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离婚后她便独自一人抚养着儿子。命运给她在每一个关口安排了路障，二十几岁的儿子如今待在大阪一间残障人士收容机构，生活不太能自理。前阵子她接他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开车去的，往返1400公里。这间理发店最早由她的外婆创办，她一开始不想接手，但后来想到：哪里还有比自家的理发店更稳定的工作呢？只要集落里还有人，就永远不会失业。但其实这一带的居民越来越少，她还要再做一些副业才能保证收入，她帮忙安排民泊的人家，又考取了护理师资格证——就算人生的路障接二连三，也总能靠着勤劳活下去，她很朴素地想。

理发店的女人送给我一个她亲手制作的月饼，她非常迷恋这种中国点心，在网上搜到食谱，做了一冰箱冷藏起来。而下村阿姨则十分欣喜地与她分享了一个对我的观察：“她吃了好多鱼！起初我还担心她吃不惯，结果没想到有这么爱吃鱼的人！”

也许我在吃鱼这件事上付出的努力，深深博得了下村阿姨的欢心，所以她愿意把我带到她的秘密基地来。这间理发店是她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存在，尽管提供的只是速溶咖啡，对她来说却是日常生活中仅有的能够喘一口气的地方。后来，在送我回酒店的车上，她对我说起她的人生，说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理发店的母女俩让她总是有家人的感觉。又说她每个月能拿到6万日元退休金，这是农业人口的平均数字，按照规定每两个月领一次。她还要一周去一次养老院打工，从下午6点工作到次日早晨9点，照料十几个老人，每个月能得到5万日元收入。两份钱加在一起才勉强算是够了，还能给岛外的孙女每个月1万日元的零花钱。“女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收入”，她说下村大叔去年挣了400万日元，算得上是一大笔钱了，但那终归是丈夫的钱，不是她自己的，她坚持要工作。

这些天我接触到的下村大叔，像所有典型的日本男人一样，爱面子、话不多，不喝酒的时候多在沉默，在出海之前甚至没有与我告别。也许他有藏在内里的一面，如那位收到竹笋的老太太所说，是个温柔的人。他在山上默默跟在身后捡起被我不小心遗忘的锄头，出门时在副驾驶的车门上放一瓶冷藏过的瓶装茶，在满头大汗的时候提醒我喝。但和这样的男人的婚姻可能不太会幸福，我想，下村阿姨对我得到一瓶茶很意外，就像看见下村大叔做了一件千年不遇的事情——他的体贴非常偶然，是只属于一些外来者享受的特优待遇，不提供给家人，特别是结婚几十年的妻子。

下村阿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丈夫：一出门便五年不归，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她独自解决，要挣钱维持生计，就连手术也是一个人做的。这样的丈夫终于回来以后，家里突然多了很多闲杂人等，每天晚上跑来喝酒，她要准备饭菜，常常在深夜被差遣去便利店买啤酒……忍耐到了极限，她渐渐学会发火，把醉鬼们统统轰回去，但依照这位丈夫的性格，没几天又会招揽一堆人来。她做的一切在周围的人看来是一个妻子理所应当的事。丈夫每天回到家里，坐下来就吃饭，喝醉了就去睡，他能够了解她什么呢？连单独交谈的时间都没有。前一个晚上，她从电视机旁拿出一盒手工折叠的纸鹤给我看，说是手术之后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为了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叠的。而下村大叔，短暂地瞥了一眼那个盒子，嘟囔了两句：“我们家还有这样的东西？第一次见。”于是，尽管在酒桌上下村大叔无数次向我灌输“你要早点儿结婚，女人有了男人才完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下村阿姨还是在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喃喃地对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比较好。”她对我提起她的一个女性亲戚，五十几岁还是单身，如今一个人生活在大阪，看起来挺好的——她不只是在说起那个人，更像是在说起自己错过的人生，一些永远失去了的可能性。

“世界遗产”这几个字和下五岛的农民发生关系吗？至少在下村家暂时还没有。下村阿姨一次也没有对我提起这四个字，那些教堂她一间也没去过，那段历史背后存在什么意义，她从来没有思考过。她的人生里思考不过来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下村阿姨把我送到酒店，那间据说在东京都很著名的酒店，她找了很久才找到。她可能都没有住过酒店。在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她主动问前台人员：“登记了之后，我还能再带她出门吗？”在下五岛，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生活是割裂的。

下村阿姨还想带我回家吃晚饭，我因为次日一早要乘船离开，抱歉地感谢了她的好意。她又邀约我盂兰盆节来一起收割稻米，刚收获的大米当场用精米机加工，晚上就能吃到新米煮的饭。“你来，吃最好吃的大米，想住几天都行。”她说，又提醒我，到时候就不要通过观光协会了，那里会抽成一大笔钱，不如直接给她打电话。

我再也没有给下村阿姨打过电话。那些带着血丝的生鱼片，农村大叔们的酒桌以及他们对于一个不结婚的女性的质疑，还有铺满灰尘的浴室和隔音不好的客厅地铺，都让我很难鼓起勇气体验第二次。而这些都并非我真的不能面对。我心里很清楚，我真正害怕的，是下村阿姨对我说起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

“我想挣属于自己的钱，至少能自己买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我还想为自己再存一些养老钱。”她说她用一生得出了结论，“夫妇的本质是外人。”

她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j2Yn2Rg/cZ7HtJrbZGrTRDLTP1xJkFlkLXGIu/tAVCEVU3hq4FUoY4WBIwDfJc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