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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黄迎春的大女儿黄琳——这个生长在湘南古镇的姑娘，实际上是个北方种，她父亲和母亲都是革命革到湖南来的，父亲的果敢、自负和母亲的坚韧、温柔都很好地遗传到了她身上，因此她不是一般女孩，在黄家镇区，她类似于高干子女。她是在蜜缸里长大的，但她不是一只小蜜蜂而是蜂王。这只蜂王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蜂王了。她有一个走路脚步噔噔响的区长父亲，大人就都呵护她。她三岁进的幼儿园，她的童年是在这个阿姨那个阿姨的身上度过的，她们都钟爱地把她抱在怀里，称她为乖孩子或小公主。小公主黄琳五岁的时候把一个男孩推倒在地，男孩的额头砸在门坎上破了皮，出了血。她吓坏了，傻傻地瞧着哇哇大哭的男孩。阿姨走过来，丝毫也没责备她，把男孩拉到另间房子里擦紫药水。她不安地走拢去，准备接受阿姨责骂，却听见阿姨批评男孩说：“以后不要跟黄琳撩打了听见吗？”男孩答：“黄阿姨，我没跟她撩打，是她用脚拦我的钩子。”黄阿姨说：“你不晓得走开？”黄阿姨见黄琳紧张地望着她，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就招手说：“你过来。”黄琳走过去，黄阿姨拉着她的手又拉着男孩的手，把两只手叠到一起，“你们应成为好朋友。你们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黄琳惭愧地抓着男孩的手，对额头上涂了一大片紫药水的男孩说：“对不起。”男孩拿出小男子汉的风范回答：“没什么。”黄琳有些吃惊，这个平常对其他孩子非常凶的阿姨怎么对她如此温柔？这让她隐隐觉得自己有一种别的孩子身上没有的东西，这种优越感来自于她有一个说话时脸上没有笑容的父亲，这个父亲让平常最凶的阿姨也不敢凶她。从此，她的胆子更大了，动不动就跟别的男孩打架，让一些男孩纷纷躲避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魔力。
黄琳从幼儿园出来时被阿姨们宠得基本上是个小自大狂了，性格坚韧、刚烈，随干什么事都不肯放让，脸上的表情不是女孩子的傻犟，而是要赢。她背着书包走进迎宾路小学的第一天，身为班主任老师的李咏梅让她当了班长。“你当了班长就是全班同学的表帅，”李咏梅老师说，“要做到尊敬老师，团结同学，老师不在教室里时，如果有同学不听话，你要主动管好纪律。知道吗？”黄琳觉得这是老师充分信任她，立即点头说：“知道了。”从此，一甲班多了个管事的小班主任。小班主任手上常常拿着一根竹棍，见某同学不顺眼不听话就打。李咏梅老师默许她这么干，甚至夸她有领导才能。小黄琳于是变得更狠了，手上的竹棍常常抽打在这个男孩或那个女孩身上。有天她把一个女孩的手打肿了，那家长找到学校，站在教室外面吼道：“她有什么权力打我女儿？就是老师也不能这样打人啊！”小黄琳从没见过一个大人这么凶，那两道目光犹如两道火焰，可以把教室烧起来，吓得她腿都软了！但马上有人赶来了，是李咏梅老师。李咏梅老师拦在教室门口，要那个家长冷静道：“请你不要在教室门口吵，这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女孩的家长一脸脾气道：“李老师，这么说我女儿白挨打了？”李咏梅老师说：“我会批评她。你不要在这里闹，你可以去找她父亲黄区长谈。”
家长一听“黄区长”的名号，就不攻自破地叽叽咕咕地走了。黄琳虚惊一场，见没事了，胆子又大起来了，对一些被她打过且恨她的同学说：“我爸爸是区长，管你们的爸爸妈妈，我管你们。”黄琳的威信就这样建立起来的，她说一声“坐好”，没一个同学敢不坐好，她叫一声“起立”，没一个同学敢不起立，都怕她手上的竹棍，因为挨了打没有账报的。黄琳就是在这种肆无忌惮的环境中长大的，就长出了一颗敢做敢为的心。这颗心让她变得很骄横，这可是她爸爸妈妈身上没有的。五六十年代的干部都相当朴实，工作也勤恳，基本上没有架子，你有什么困难向干部反映，干部还真帮你解决。所以那个时候的群众都尊重干部，对干部子女也多了几分关心和爱护。黄琳小时候就经常受到幸福街一号的大人们关心，陈兵的母亲年龄比黄琳的父母都大，她在黄琳面前自称陈伯妈，有天她见黄琳放学回来了，她父母还没回来，她便关心道：“黄琳你饿了吧？陈伯妈给你洗个桃子吃。”住在后院的高家，高家女人也挺喜欢聪明的黄琳，见黄琳上完厕所走出来时，眼睛盯着梨树上的梨子，她会搬出人字梯，摘几个熟透了的黄梨给她，说：“你还要的话，高伯妈再给你摘。”黄琳会不好意思道：“不要了，谢谢高伯妈。”黄琳心里隐约明白她们之所以待她好，是因为她有个好爸爸。
一九六五年黄琳小学毕业了，成了名热情高涨的女中学生。初中班主任老师也同李咏梅老师样，见她是区长的女儿，立即让她当班长。黄琳当了一年好班长，管着班上的大小事宜，劳动、卫生、纪律、学习她都管，什么同学敢破坏纪律她都走上去管。
她等于大半个班主任，班主任不管的事她全管！她听说一个男同学在男厕所抽烟，她就守在男厕所旁，待那男同学出来，她便冲上去搜口袋，非要那男同学翻开口袋给她看不可。假如有烟，她会抢过来，撕烂，扔到地上碾碎。这个北方种姑娘被湘南宽容、大度、粗野和潮湿的空气浸泡成一个女魔头了。一下课，很多同学都围着她，听她调遣。她对某同学说你去把高晓华叫来，那同学便箭一样射出去，不一会把高晓华叫来了。她对一个赖着不动的同学说：“罚你抹那个窗户。”尽管那同学一百个不愿意，却不得不嘟着嘴抹那窗户。她见黄国艳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立即命令她：“你去拖地。”
不久，学校开始闹了，女魔头成了初二年级的领头羊，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组织，自任司令，任命高晓华为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她戴一顶军帽——那是父亲戴着它一路冲杀过来的旧军帽，也只有她头上这顶军帽才是印着部队番号的真军帽，着一身父亲当年穿过的军装，有些宽大，于是她在腰间系一根县百货商店买的假军皮带，脚上一双镇百货商店鞋柜上买的三十八码的解放鞋，在“司令部”发号施令，打探谁家是资本家或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打探清楚了她就率同学们去抄家，手持梭镖、大刀，跟电影里闹革命的青年一模一样。这样闹腾了一年，正当黄琳觉得命运这张大门向她大敞且伸出双手欢迎她时，让她骄傲的父亲倒了，她成了黄家镇区头号走资派的女儿。一时间同学们都迷茫了，怎么他们最信任的人一转眼成了走资派的女儿？他们在来学校的路上，看见她父亲被区上的人揪着游街，胸前挂着“打倒黄家镇区头号走资派黄迎春！！！”的牌子，他们面面相觑，思想是不是要跟黄琳决裂。她再在同学们面前说什么时，她的同学就犹豫不决了。
黄琳再怎么好强，再怎么不肯屈服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她看到昨天还对她惟命是从的男同学，今天却用不信任的眼神瞧她了。高晓华同学昨天还与她走在一起，今天她叫他的名字他却装没听见的加快了步子。她想原来革命还讲家庭背景，家庭背景硬自己才能抬起头革命似的。父亲出了问题，同学们就可以怀疑她、鄙视她了。早几天有个发生在她眼里的细节，让她心里咯咚了一下。以前她在幸福街一号上厕所，若碰见陈伯妈也上厕所，陈伯妈即使尿急也会夹紧双腿让她先上，对她说：“你先上，我可以等一下。”可那天下午，陈伯妈在离厕所几步路时看见她向厕所走来，却当没看见的自己先进厕所，关了门。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却说明她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黄琳了。她觉得这个世界十分贱，原来人家关心她、让她，全是因为她有一个当区长的父亲！她以前回家时嘴里总是哼着歌，而且老远就对父母说：“我回来了。”放下书包就去后院上厕所，现在她都不愿意拉开中厅的门，穿过后厅去后院上厕所，她宁愿走出大门，去百多米外的公厕上厕所。高晓华的父母也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她像那个年代里很多干部子女一样，对父亲倒台的反应是激烈的。她决定离开父亲，离开这个使她难堪的地方。那段时间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在操场上挂了幅很长的横幅，红布上贴着正楷大白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决定到农村去，重新塑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另一个人！她嗅一口湘江里飘来的寒冷、潮湿的空气，对一个还愿意听她说话的女同学道：“黄国艳，我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黄国艳一看见高晓华走来，脸色就变得娇起来，“高晓华，黄琳说她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当知青，你会去吗？”高晓华看见她俩坐在学校的操场边上，说：“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都要积极响应。”黄国艳说：“那我也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黄琳晓得黄国艳暗恋高晓华。黄国艳的眼睛出卖了自己，那目光总是在寻找高晓华，一看见高晓华目光就锁定在高晓华身上。而且只要有高晓华在，黄国艳说话的语气都娇气些。黄国艳本来说话的声音很正常的，笑声也自然，可高晓华一出现，她的声音就变调了。黄琳聪慧、敏锐，又都是十五六岁的姑娘，自然能看出同龄人的心思。黄琳也喜欢高晓华，两人在同一个院子里长大，从小玩在一起，一起站在椅子上摘杨梅，一起爬到桃树上摘桃子，还一起攀上人字梯摘梨子吃。高晓华从小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两个笑靥，一笑，一面一个，很好看。高晓华因是男孩，从小就让着她。她说：“那个桃子是我的。”那个桃子肯定比别的桃子大和红一些。高晓华就摘下那个桃子，毫不犹豫地给她。黄琳小时候在高晓华面前总是肆无忌惮，甚至骑在高晓华的背上，要他做狗爬。高母看见了，换了是别的女孩骑在她儿子的背上，高母早发飙了，但她不能对黄琳发飙，只是跌下脸来对高晓华道：“你这孩子，怎么可以在地上爬？地上脏死了。”高晓华却仰起头对母亲笑，笑出了两个酒窝。直到两人长到十岁，有了男女界线，这种两小无猜的游戏才嘎然而止。但即使这样，高晓华还是要看她的脸色，维护她的形象的。别人看不出来，黄琳自己能感受到。每次她在班上宣布什么事，或做出什么决定，高晓华从不反对。高晓华也是班干部，学习委员，班干部开会要他发言时他总是那句话“我支持黄琳的决定”。后来成立井冈山兵团组织，高晓华也是站在黄琳一边，听她命令，跟着她跑，一张白皙的脸上，总是挂着积极配合的笑。她要斗谁，他就斗谁，她写谁的大字报，他会拿到手中过目，给她改错别字。高晓华的语文成绩好，运动前，语文老师经常把他写的作文拿到讲台上念。去年大串联，他们一行三十个同学步行去韶山毛主席的故居参观，来去一个多月，每个人的双脚都走出了水泡，但无论到哪里和住在什么地方，高晓华都听她安排，并对其他同学强调说：“三十个人里一定要一个为头的，而且只能听一个人的指令，不然就乱了套。”当然，这都是她父亲被打倒之前，父亲一倒，她在全班同学中的威信也倒了。但是，尽管她现在有些倒霉了，她也讨厌黄国艳喜欢高晓华，因为在她霸道的潜意识里，高晓华是她的！
学校复课闹革命后，工宣队的人组织大家坐在一起学习，学毛主席著作和中央下发到全国各地的文件，然后写学习心得。工宣队的人看完同学们写的思想汇报，就找这个同学谈话，找那个同学交流思想。他们是县民族乐器厂的几个青工，穿工作服，脚上是解放鞋，胳膊上戴着红袖箍，袖箍上用黄漆印着“工宣队”三个字。他们代替了老师，组织同学们在班会上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见有些同学不肯发言，或欲言又止，他们表示道：“如果有些同学不愿在班会上发言，怕得罪同学、怕遭到报复，会后可以向工宣队的同志反映情况。”一些同学觉得机会来了，就背着别人向工宣队告密。工宣队的人拿着本子记录，然后找这个同学或那个同学谈话。找黄琳谈话的是陈兵，陈兵是工宣队副队长，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他因为还很年轻，为使自己的模样老练一些就蓄着两撇八字胡。陈兵让黄琳在办公桌前坐下，办公室里就只他俩，他的桌上放着一堆这个同学写的思想汇报，那个同学写的告密信。他开门见山道：“有几个同学反映到我这里，说你很自私。”黄琳不怕陈兵，她说：“我不自私。”陈兵咳了声道：“还有同学说你打老师。”黄琳说：“不是我一个人打老师，很多同学都打了。”陈兵又翻出一个同学揭发她的材料，说：“去年你们三十个同学步行到韶山，你在毛主席故居前说：‘毛主席家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怀疑毛主席家不是富裕中农。’”黄琳一怔，“谁写的？我没说这话。”她望着陈兵，要求道：“你把写揭发材料的同学叫来，我们可以当面对质。”陈兵看了下名字，说：“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个女同学写的。”黄琳想起在韶山时，因她脚上的水泡烂了，走路脚一踮一踮的落在队伍的最后面，高晓华就扶她走，黄国艳看见了，那眼神分明是忌恨的。她问：“是不是黄国艳？”陈兵说：“你不要问是谁，你只说你说了这话没有？”黄琳坚决道：“我绝对没说这话。”陈兵虽然只比黄琳大四岁，却是看着黄琳一天天长大的，就不想追究。他点燃一支烟，吸了口烟，严肃的样子吐掉说：“你说话要注意。这种话千万说不得。”黄琳说：“我没说。你把这个女同学叫来，我要跟她对质。”陈兵没叫，说：“我在你们班会上说过，所有同学写的揭发材料，我们都会保密。你也不要瞎猜，你既然没说，就当没这回事。”黄琳心里很怄，还很气愤，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写这种黑材料！她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好防备这种小人。”陈兵不愿说地挥手道：“你可以走了。”
她走了出来，没有向教室走去，因为她不想看见某些同学的嘴脸。她走到操场边上坐下，久违了的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她想是谁写的？她恨恨地把军帽歪戴着，跷着二郎腿，恼火地盯着操场上来去的人。以前她坐在哪里，都会有一堆同学跟来围着她。如今，她坐在操场边上，居然没有一个人走来。她想，这么些年里，她不过是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罢了。她心里恨，想不明白是谁在背后捅她一刀？去年他们三十个同学去韶山，有十一个女同学，除了她自己，另外十个女同学都有嫌疑。是谁？她觉得黄国艳的嫌疑最大，黄国艳晓得高晓华对她有点意思，黄国艳怕她跟高晓华好，就想害她。如果不是这样，谁会向工宣队写这种缺德信？她忽然又想，难道是文艺委员？不会吧？文艺委员没那么复杂，只爱跳舞。高晓华从那边走来，身边还有两个男同学。阳光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的脸在阳光下白晃晃的，笑容也有点诡异，让她生疑。她想，我怎么了？怎么看任何人都觉得不是好人？她望着他们，他们没看她，正准备从距她五十米的地方走过去时，她叫了声：“高晓华，我找你有事。”高晓华犹豫了下，缓步走过来，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什么事？”她感觉高晓华的脸比早两天又白皙了些，因为没笑，两个酒靥就隐藏在他面孔的两边。她望着他时，他的目光没在她脸上，而是投在她手上。她突然很恨地骂了句：“我操，真缺德。”高晓华似有些惊愕，他从没听黄琳用这种恨恨的声音说过脏话。他关心道：“怎么啦？”黄琳把陈兵问的话告诉了高晓华，接着道：“是谁要害我？”高晓华沉默了，抠了抠头皮。
黄琳恨他这段时间冷淡她，心里觉得高晓华势利，那个站在毛主席少年时睡过的床前，一脸崇敬地指着床铺对她说“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一瞬，她似乎看见一颗红日从床上冉冉升起。当时参观的人多得跟蚂蚁样，排着队朝前拥，不准停留，她脚痛，走得慢，高晓华用手臂拦着往前挤的人说：“不要挤，不要挤。”那一刻她好感动。此刻，黄琳看着表情麻木的高晓华道：“你说话啊，哑啦？”高晓华又抠了下头皮。每当他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他的手就到头顶上抠着。黄琳问：“你说会不会是黄国艳写的？”高晓华慌忙道：“绝对不可能。”黄琳听他这么说，反问：“为什么？”高晓华说：“黄国艳没那么坏。她跟你一直是好朋友，这段时间好多同学说你的坏话，我从没听她说过你一句。”黄琳望着他道：“这么说你跟黄国艳走得挺密切的吧。”高晓华脸红了下，“不是那回事。”她问：“那你说是谁？”高晓华想了下道：“我觉得是有人写了那些害人的话，然后嫁祸于人。也许写这个黑材料的人，根本就没去韶山，还也许是某个男同学写的。”黄琳觉得他分析得有些道理，说：“那会是谁？”高晓华说：“这么多人，你怀疑谁都没用，除非工宣队的把那份黑材料拿出来，让大家对笔迹，但工宣队的同志是来学校息事宁人的，这句话还没到反动话的程度，是不会查的。”黄琳觉得高晓华说得对，就说：“你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