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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黄迎春身高一米七一，其实不算高却显得身材高大，这是他走路时背挺得笔直，昂着头，目光直视前方，与那个年代里人均不到一米七的黄家镇的男人相比，就显得魁梧。还可能是他手中有权，说话上算又掷地有声，在众人眼里人就伟岸起来了。那些六七十年代里与他共过事，或在什么地方远远见过他的老人，回忆起区长黄迎春时说：“他身材高大，像毛主席。”区长黄迎春一点也不像毛主席，但老人们回忆他时把他美化了。这是黄迎春当区长的那些年，确实为古老的黄家镇做了不少事情，一些人就记得他。区长黄迎春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从炮火中走出来的人都敢说敢干，他什么都不怕，又敢当担子，这就把他身边的人都慑服了。正当老上级打算给他安排个好点的位置时，老上级倒霉了。他迷惑了，怎么老上级成了走资派？这个答案还没解开，自己也被一股“浊浪”扑倒了。他非常硬气，用他握过步枪和驳壳枪的双手顶着打下来的浪头，觉得自己没有在恶人面前屈服。要不是他爱人先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他打着把绿布伞，站在雨中对她说：“映山，我走了。”这个梦丝毫不恐怖，反而带点儿浪漫情调，但还是让孙映山不放心。醒来后，她对大女儿黄琳说：“我得去看一下你爸爸。”她吃了几口稀饭，就不管不顾地冲进区武装部找丈夫，把黄迎春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出来，若非如此，只怕黄迎春早见阎王了。
孙映山与黄迎春一样也是“四野”南下的河北人。她在部队里是医务兵，曾在战场上救过黄迎春的命，现今是黄家镇区人民医院院长。他俩是一九五二年开春的一天结婚的，那时黄迎春二十二岁，孙映山二十三岁。她是个矮塌塌的，嘴巴大、奶子大、屁股也大的女人，走路时肥硕的屁股摆来摆去。黄迎春很少用正眼瞄她。他娶她，纯粹是老上级撮合的。孙映山在辈分上是老上级的姑妈，老上级是营长，营长见部下黄迎春工作热情且有斗志，就把姑妈嫁给了他。营长坦率道：“孙映山在辈分上是我姑妈，你可不能欺负我姑妈啊。”尽管黄迎春一百个不情愿，可孙映山是营长的姑妈，和营长一起救过他，他可不敢忘恩负义！一年后，大女儿黄琳出生了。就是那年，老上级当了副县长，把区长的位置给了他。
那一年黄迎春二十四岁，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走路脚步噔噔响。从前，他是命令的执行者，现在他是命令的发布者。他很自信，相信没有做不好的事，只有做或不做的事。他思想简单，但决心很大，对妻子说：“我要把全区改造成一个没有坏人的地方。”妻子说：“没那么好改变，这里的人既自私，又自高自大，你别把什么人都得罪了。”他答：“我是扛着炸药包炸过碉堡的，还怕得罪人？”他看到街上常有一些扯皮打架的事发生，他对分管治安的副区长说：“街上打架斗殴的事情太多了，你得抓一抓。”分管治安的副区长是本地人，有点老好人的味道，这让他极为不满。他提议成立一支巡逻队，让派出所招募了一些巡逻队员，白天让巡逻队员戴着红袖章巡逻，晚上却持着木棒巡逻，把斗狠的小青年一一抓进派出所。他亲自审讯，对那些打架的小青年造册登记，让他们写保证。他不休息就没人敢回家，这样忙了两个月，黄家镇街上就再没年轻人约架了。家庭暴力也消除不少，因为只要听见某家吵闹，巡逻队员就冲上去敲门，将打爱人的男人带走，不光是说服教育，还要罚款，因为在区长黄迎春颁布的条令里，打架发款五元。这在五十年代是重罚了。
黄迎春喜欢快刀斩乱麻，可不喜欢黄家镇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干事慢腾腾的生活节奏。他看到有的男女整天坐在树下闲聊，身边一杯茶或一杯酒。他早上出门，下午回家这些人还聚在樟树或梨树下闲扯。这些湘南懒汉仿佛是树木的一部分，整天待在树下，不干活。他觉得这些本地人懒得实在没名堂！那些年镇上有三家工厂，一家织布厂，一家乐器厂和一家大米厂，后来织布厂和乐器厂成了县里的单位，而大米厂收归区上了。黄迎春觉得街上的闲人太多了，几户赵姓人创办的竹器社，在他的扩充下成了竹器厂，镇陶瓷厂也在他手里敲锣打鼓的成立了。糖果饼干厂是县办的，原是要在城关镇落户的，是他跑县里跑来的，理由是镇上有不少人整天无所事事，他得用劳动把他们管起来。一年后，街上的闲人少了，秩序也井然了。又一年后，街上没有人吵架或打架了，骂人的声音也稀薄了。市、县领导来视察他办的竹器厂、陶瓷厂和落户在他辖区的县糖果饼干厂，他听到一些妇女或工人对市、县领导说：“不是黄区长，这会儿我们八成是坐在屋前扯是非呢。”他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最好的奖赏。他看着那些曾经游手好闲、整日坐在树影下神聊和喝茶——把茶都喝得没了茶味的人对他笑，他没说话，但回报了一个笑。
座谈会上，人家要他谈经验，他谦虚道：“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他的事迹上报了，孙映山看着报纸，打量着他道：“这是我爱人吗？”他说：“你等着吧。”孙映山一惊，这话里有话啊，忙问：“快说，什么情况？”他说：“组织上正考虑提拔我。”孙映山尖声道：“真的吗？会把你提拔到什么位置上去？”他觑一眼窗外的桂花树，“还不清楚，老上级说我在黄家镇区当了十二年区长，是该挪挪了。”孙映山说：“是有十二年了，黄琳都读初中了。”
正当组织上确定升他为副县长管全县的工业时，运动开始了，一切都停办了。那场政治运动的浊浪最开始并没冲击他，他的威信在黄家镇那么高，而且都知道他要调走就没人动他。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而他又占着区长的位置迟迟没走，自然就成了别人往上爬的障碍。尽管他是农民出身、转业军人，似乎没什么话柄留给人家，但在那些人眼里，他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是在家里吃晚饭时被区里的造反派带走的，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让他写交代材料，他不肯写，因为他没什么可交代的。他的力气足可以把关他的人打倒，然后拉开门回家，但他没那么做，因为这是运动，他再勇敢再不怕死也不能逆潮流而行。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阴沉沉的，一个闪电，一声闷雷，跟着就大雨倾盆。他想起战争年代，肩上挎着背包、枪支，另一边肩上还扛着一木箱手榴弹，在泥泞中艰难的前行，那么大的困难都挺过来了，还怕这几个人？他们再要他交代时，他就交代自己的战斗经历，他是如何从小战士升为班长又如何当上排长的，他打死过十个敌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营长，扛着炸药包炸毁了敌军的一个碉堡，负过两次伤等等。那些人觉得他是摆功，不让他说了，把他关在房里，研究如何将他身上的光环抹掉。
那些人知道他在区里的威望很高，不把他搞臭就扳不倒他，便串通各单位的造反派批他，斗他，写他的大字报，往他身上泼脏水。有天，黄迎春想在批斗会上解释，那些人就抽他的耳光，要他闭嘴。陶瓷厂的工人看不下去了，冲上台保护他，把斗他的人推开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是不对的。”斗他的人质问护他的人，“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护他的人反问他们：“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斗他的人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说话。”护他的人说：“我们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说话。”斗他的人气愤道：“你们是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说话，黄迎春是区里的头号走资派。”护他的人觉得没那么严重道：“屁话，就算他是走资派，也是好走资派。”斗他的人说：“谁说他是好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有好的？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护他的人也不是好欺的，说：“你的思想才有问题，我看你就不是一个正经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斗他的人问：“你是什么出身？这么没觉悟？”护他的人反问：“你是什么出身？”斗他人说：“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护他的人一点也不含糊道：“我祖宗八代都是贫农。”批斗会变成了争吵会，开不下去了。
那次批斗会之后，再没有人给黄迎春开批斗会了，因为有很多工人都要保他。区里的造反派怕黄迎春被那些工人抢走，把他转到区武装部关着。黄迎春被关在区武装部足足三个月，到后来没有人理他了，因为夺权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区上和区里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直到孙映山做了那个雨中话别的梦的第二天上午，孙映山感觉不安地闯进区武装部大楼，在地下室里见到奄奄一息的丈夫时，丈夫三天没进一粒米，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她大惊，吼叫：“快来人啊，有人吗？”没人理她。她悲愤极了，丈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受过一次重伤，就是他扛着炸药包炸敌军碉堡的那次战斗，一颗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他身上，还一颗打在他右腿上，不是她冒死爬过去替他包扎，并背着他离开激战的阵地，他那天就牺牲了。如今丈夫竟落了个如此下场！她不能不管，她背起比她高半个头的丈夫迈出地下室就往外冲。区武装部的人见她背着走资派忙伸手拦她，她像头雌狮样咆哮道：“滚开！”那些人被她镇住了，纷纷让道。好在区人民医院不算远，又好在情急中的孙映山浑身都是力气，没几分钟就把生命虚弱的丈夫背进了医院。
黄迎春醒来已是晚上，风从门外吹来，夹着泥土腥气，让他觉得手脚冰凉。那一瞬他以为自己在地狱里，他模糊的记得早上死神来探过他的鼻子，死神一身绿衣绿裤，脸也是绿色的，见他还没落气就退到门外的芙蓉树下等候。他还清晰的记得死神抽的烟比胳膊还粗，吐出的烟雾跟烟囱里冒出的烟一样多。他饥饿地睁开眼睛，看了眼冰凉的病房，看到妻子坐在一旁，嘀咕道：“我这是在哪里？”孙映山见他醒了，激动道：“医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