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漫秋脱颖而出是在她读初中的时候。她读小学时是个灰姑娘,嘴永远半张半闭。她的目光是拘泥的,头发好像永远没有梳理过,衣服也总是旧衣裳,总之她留给同学的印象是不起眼的。只有一个人晓得她长得漂亮,那就是她母亲赵春花。生性懂得漂亮却害怕女儿漂亮的赵春花,是个清高和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女人!她这种女人行事怪僻,看问题与那个年代里的别的女人不一样,总是朝坏处想,生怕别人害她,或者害她女儿。在赵春花那春光旖旎却又荆棘丛生的心里,大山、沟壑和草原是并存的,她怕自己稍不留神就陷在沼泽里了。她丈夫的死对她影响极深,深得像一口井,要放很长的井绳下去才能触到水面。在她心里,丈夫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同时又是个恶魔,打起她来手没轻没重的。丈夫一喝醉了就打她,有次把她打得遍体鳞伤,酒醒后又恳求她原谅,说自己疯了,不是人。这让她对任何男人都产生了防范心理,不想给任何男人再伤害她的机会。她执拗地对自己说:“我一个人也能养大女儿。”她故意不给女儿梳头,不给女儿穿新衣裳,甚至都不提醒女儿出门要洗脸。她希望用这些不修边幅来遮掩女儿的美丽。她告诉女儿:“不要跟别的女孩子疯,他们的父母是劳动人民,你不是,你要学会什么事情都自己解决。”
陈漫秋的少女时代是十分孤独的。一方面是母亲独断专行,把她锁在家里;另一方面,是她的出身,在那个讲究家庭成份的年代就没人瞧得起她。幸福街上,她同龄的孩子都不跟她玩,偶尔玩在一起,十有八九是欺负她。赵春花一旦看见了就很生气,不是生别的孩子的气而是生女儿的气,觉得女儿太没志气了。她会一把逮住哇哇哭的女儿,恨道:“没用的东西,以后再跟他们玩,看妈不打死你!”这样吓唬了几次,陈漫秋就不敢出门玩了,一个人闷在家里看书,或趴在窗前,默默地瞧着孩子爬到枇杷树或杨梅树上摘枇杷或杨梅吃,直到孩子们欢快地散去。她读小学一年级时,身上唯一的新东西是母亲在百货商店买的一个新书包,衣服是赵春花把自己的一件旧衣服改小后穿在她身上的,裤子也是用一块旧布缝制的。赵春花有一双巧手,能把任何一块布料做成衣服。她见女儿的样子一点也不出众,这才放心地让女儿去上学。
还在陈漫秋四岁那年,很想女儿长大了会有出息的赵春花就开始教女儿识字了。女儿五岁时已认识几百字了,她便教女儿数学。每天傍晚,她从大米厂回来,弄了饭吃,洗完澡,会把女儿叫到桌前坐下说:“今天妈教你减法。二减一等于一。”陈漫秋困惑地望着母亲,赵春花说了一气没说清,就扳手指头给女儿看,“明白吗?”女儿一看两个指头少了一个,马上答:“明白了。”她又伸出三个指头,掰掉一指头,问女儿:“三减一等于几?”陈漫秋反应灵巧,想了想,问:“是二吗?”赵春花欣慰地摸摸女儿的头,“聪明。”她每天回家都要教女儿一点东西,渐渐地她那点知识就不够用了。她跑到镇新华书店买了本唐诗三百首和新华字典,边学边教。手中还拿着一根竹尺,当女儿漫不经心时她手中的竹尺会毫不容情地落在女儿的肩膀或屁股上,边问:“朝辞白帝彩云间,答。”女儿答:“千里江陵一日还。”陈漫秋知道母亲手中的竹尺可不是做样子的,她怕挨打,又肯学,两年后,唐诗三百首被她背完了。读小学的头几年,同学们还在老师地带动下一笔一划地学写生字时,她就可以看懂寓意颇深的童话故事了。所以陈漫秋的考试成绩,总是一百分。班主任杨老师早就留意这个女生了,毕竟班上一百分的试卷也就几张,大多时候只有陈漫秋的那张试卷。“又是陈漫秋,”杨老师瞪着这张百分试卷自语道。
杨老师住在幸福街七十号,她男人是竹器厂厂长,黄厂长生一张有些难看的瓦片脸,就跟屋顶上的瓦一样,整日灰着,好像谁都欠了他的似的。赵春花每天去大米厂上班都要经过杨老师家,那是栋私房,屋前有两棵桃树,一到三月份,桃花在阳光下开得像起了火一样红艳艳的。赵春花从没跟黄厂长说过话,但和一脸阴麻子的杨老师还是有点头之交。杨老师背着人会冲她表扬陈漫秋,说陈漫秋聪明,会读书。但杨老师不敢明目张胆的表扬,她怕她对陈漫秋的欣赏会让人家说她立场没站对地方。杨老师的亲哥哥也是个“右派”,在街上打扫公厕,一身臭哄哄的,她可不想步哥哥的后尘。开家长座谈会时,她一不表扬陈漫秋的思想品德好,二不表扬陈漫秋的集体荣誉感强,最多在表扬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中,于一串名字的末尾补上一句:“另外,还有陈漫秋同学。”没有一个家长会留意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从杨老师嘴里吐出来时是那么漫不经心,听上去跟假的一样。只有一个家长留意了这个名字,那就是赵春花。她坐在女儿的座位上,听到杨老师用顺便的口气表扬她女儿时,不觉冷笑了下。她觉得杨老师不是胆小如鼠,而是势利,为此她更加疼爱女儿了,但她越是爱女儿脸色就越冷峻。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可以把温情的爱变成冷霜。她对女儿说:“你出身不好,但要更加努力,你不好就没同学瞧得起你。”
陈漫秋的肚子里已经装了不少知识,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和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当然就不计较同学们欺负她。有男同学扯她的头发,或抻腿拦她,她即使跌倒了也不会骂人,而是爬起身走开。她那高傲的天性让她看也不看使坏的男同学一眼。也有同学为她打抱不平,女生张小丽就出面指责那些男生,她不发表评论,而是选择走开。直到她读小学五年级的上学期,有天一个男生趁她课间上厕所时把一条小蛇塞进她的书包,她上课时伸手进书包里拿作业本,摸到了蛇,吓哭了。母亲知道后,脖子上的血管增粗了,好像蚯蚓样蠕动了几分钟,临了说:“漫秋,你不能太老实了。人老实被人欺,马老实被人骑。懂吗?”她说:“妈,您不是要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母亲说:“现在看来,该还手时还是得还手。”她认真想了想母亲所说,像得了将令样有了底气。再有同学欺负她,她就跟同学对干了。她个子较高,坐在靠后的椅子上,她操起门背后的扫把,就朝那同学打去。这样打了几次,连最爱欺负她的男生也不敢欺负她了。第二年,她毕了业,进了黄家镇中学。
黄家镇中学有一名女老师姓严,不但年轻,而且有艺术才能。严老师是五十年代末期毕业的师范生,本来只有资格进小学教书,但她有一个金亮亮的好嗓门,还有一个很好的叔叔——叔叔是黄家镇区武装部副部长,叔叔出面找人,严老师便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学,教音乐课。严老师有一双超一流的耳朵,能从若干声音中分辨出某一个人的声音!严老师在音乐教室里第一天跟初58班的同学上音乐课时就注意到了陈漫秋。那天她讲了唱歌的几种方法,声音要放在什么位置等等,然后她把抄着歌曲的小黑板挂到大黑板上,开始教唱。教了几句,她走到风琴前坐下,要同学们把她教的这一段歌曲连贯起来唱一遍。她弹着这支歌曲的过门,掉头对同学们示意道:“预备——唱。”
有一个清亮圆润的女声夹杂在五十五名男女声中,唱得非常连贯,音色也好。她不觉回转头来,视线就顺着那清亮的声音寻去,却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尖下巴的女生坐在偏后几排的座位上,正望着她唱歌。她留意到了,全班二十多名女生里就只这个姑娘不收拾。音乐教室是学校小仓库改的,只有一张门,上课下课学生都得从她身边过,这女生从她一旁过时,她看到女生的头发都结了壳。下一星期,她上初58班的音乐课,继续教唱这支歌,她再一次觉得这女生的声音有些出类拔萃。下课时严老师叫住她,对头发乱蓬蓬的陈漫秋说:“你叫什么名字?”陈漫秋小声答:“陈漫秋。”她皱着眉头,“你不洗头发的吗?”陈漫秋不晓得严老师是什么意思,脸红了下说:“我洗的。”严老师不客气道:“上个星期我看见你头发乱蓬蓬的,这个星期你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你洗过头发吗?”陈漫秋不吭声了,目光却溜到了音乐教室的外面,一些同学正在操坪上打打闹闹。严老师爱才地望她一眼,觉得她长得不但不差,反而很漂亮,便问:“你想进学校文艺宣传队吗?”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几乎任何一个单位或学校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陈漫秋是一九七。年进的初中,校文艺宣传队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红的队伍,是让一个个中学生渴望和由衷羡慕的。
严老师十分惊讶,因为当她问陈漫秋愿不愿意进校文艺宣传队时,她居然不说话。严老师板着脸问:“你不愿意?”陈漫秋答:“严老师,我出身不好。”严老师“哦”了声,“你什么出身?”陈漫秋犹豫了片刻,答:“资本家。”陈漫秋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她的希望全落在童话故事里,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陈漫秋在饭桌上,把音乐老师跟她说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泼女儿的冷水道:“你不要有非分之想。”她不语了。下一星期的音乐课下课时,陈漫秋正准备和张小丽一起回家,严老师说:“陈漫秋,到礼堂来一下。”严老师觉得小打小闹地唱几支歌、演几个节目没什么含义。她是那种好大喜功的女人,想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她心里既有胡传魁又有刁德一的人选,有两个人可扮演阿庆嫂,首选是陈漫秋。她觉得陈漫秋的那张脸也有点像样板戏里的阿庆嫂,声音也清亮,演起来一定出彩。严老师走进礼堂,这是学校新落成的礼堂,礼堂里还充斥着水泥和油漆气味。台上铺着厚厚的杉木板,还在杉木板上放了两块脏兮兮的体操垫,便于学生翻跟头练功。严老师走到台上,一些扮演匪兵甲匪兵乙的同学正在体操垫上翻跟头,另一个演阿庆嫂的女同学也来了,她叫王梅,比陈漫秋高一届,生一张长长脸。严老师见陈漫秋蹲在一隅,她晓得这个女生腼腆,便对她说:“你先看看,熟悉一下。”严老师走到台中央,对同学们拍拍手,示意开始排练。那天排练,陈漫秋整个就站在一旁看,但她很用心,不是看热闹,而是用学习的眼光看,留意一个个动作。犹犹豫豫而且惶惑不安的她,心里喜欢上了阿庆嫂这个角色。天黑了,排练结束,严老师这才给她一本油印的《沙家浜》剧本,“你看看剧本,把台词背熟,到时候谁好我就上谁。”
那是陈漫秋生平第一次于读书时回家这么晚,七点钟了,她还没回家。那时候的中学,下午只上两节课,再加二十分钟的读报课,四点半钟就放学了。赵春花五点半钟下班回来没看见女儿,心里有点奇怪,她到酱园里买了些酱菜,又到自来水站挑了三担水,倒两担进水缸,挑一担用来洗菜,可是当她洗完菜又炒完菜,女儿还没回家。她有点急了,准备去学校找女儿,女儿却回来了。她绷着脸问:“你死到哪里去了?”陈漫秋扬扬手中的油印本说:“妈,严老师要我看同学们排练《沙家浜》。”赵春花瞅着女儿手中的油印本,一潭止水的心起了浪花,好像有股强风从心底刮来,衣领似乎吹得都抖动了,以致她下意识地抬手按压。女儿说:“严老师想要我演阿庆嫂。”赵春花瞪大眼睛道:“要你演阿庆嫂?”女儿解释:“严老师说我嗓子清亮,是天生的京剧嗓门。”赵春花不敢相信,“阿庆嫂是正面人物,会要你演?”女儿脸上飘过一丝笑,“妈,严老师说两个演阿庆嫂的同学里,她会挑一个好的。”
这一年赵春花三十出头,多少年里,她都为自己这张白皙、光滑、俏丽的脸蛋烦恼,现在仔细打量,脸上有些小坑坑瘪瘪了。她虽然对自己能下狠心,但她可不敢阻止女儿演革命样板戏。事实上,她很愉快!她问:“漫秋,你们严老师晓得你是什么出身吗?”女儿答:“我跟严老师说了。”她觉得奇怪了,“晓得了还让你演阿庆嫂?”女儿见母亲的目光如铅一样重,自己也觉得这事没底道:“妈,还没确定,严老师要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多年里为了博取别人哪怕一点点尊重,赵春花把自己的热情压缩成包裹,寄存在别处,成了个不露声色的内敛的女人。她回答女儿:“妈告诉你,什么事情先把最坏的结果想好。到时候不要你演,你也不会太难过。”陈漫秋嘀咕道:“我懂。”
陈漫秋与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小姑娘样,心里奔涌着一股激流,这股激流让她拼命想成为好学生!她翻阅《沙家浜》剧本,边想若让她演阿庆嫂,那她就咸鱼翻身了。第二天放学,她第一个走到礼堂的大门前,大门锁着,拿着钥匙的演郭建光的同学还没来。她看着天空,感觉天色很蓝、很美。礼堂一旁是学校的橘子树林,用围栏围着,橘子还在成长中,有几只鸡钻进橘树林里漫步,寻觅虫子吃。陈漫秋把母亲的话听进心里了,在那个一切以家庭出身来衡量一个人的世界里,她对美好的事情就不抱希望。她等了几分钟,演胡传魁和刁德一的同学来了,演匪兵甲匪兵乙的几个同学也来了,演正面人物郭建光和阿庆嫂的也相继来了。演郭建光的同学开了门,大家哄闹着走进礼堂。陈漫秋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她蹲在一隅读剧本。排练开始了,严老师纠正那女同学的一个个动作。那天严老师仍没要她上,只是让她当观众。排练到天黑,严老师累了,让同学们回家后好好背台词。陈漫秋感觉没自己的事了,转身要走。严老师说:“你留下,剧本看了吗?”陈漫秋点点头。严老师摁了下酸麻的腰,“你唱那段《智斗》给我听听。”
陈漫秋太熟悉这个唱段了,这源于幸福街广播站。一九七〇年,忽然有一天幸福街就家家户户装上了有线喇叭,为的是加强宣传阵地。每天早晚,喇叭里都会响起京剧《沙家浜》的唱段,这是居委会刘主任手中恰好有这张唱片。幸福街广播站就设在刘主任家。刘主任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是个京戏迷,也是个热心在广播里要求幸福街的居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女人。居住在四十一号的刘主任,还是个非常准时的人,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准时放广播,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每天早晨她都要播放一遍。陈漫秋已经听熟了阿庆嫂的唱腔,一开口,就把严老师征服了。严老师兴奋地睁大了眼睛,“你唱得还真不错,你不就是我想要的阿庆嫂吗?”
那年元旦,黄家镇中学排练的《沙家浜》全剧将在校文艺晚会上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这让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兴奋。那个年代,别说电视机,就是收音机也没几家拥有,舞厅、卡拉OK厅还要晚十多年至二十多年才出生。人们唯一的娱乐是看电影,而电影就几部大家看厌了的老片子。学校七点钟开始文艺晚会,附近的居民还在六点钟就早早地赶到学校,于是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除了学生非常有秩序地坐在台下观看文艺节目外,周边还站满了大人和小孩,他们特意来看中学生排练的京剧《沙家浜》。有一个母亲混迹在人群中,她为了不让别人一眼就认出她是赵春花,戴着只把大半边脸都遮掉了的口罩,还用蓝头巾包了剩下的半边脸。有人以为她是来搞破坏的坏分子,就不动声色地监视她,随时准备制服她。但赵春花很规矩,当台上《沙家浜》开演时,她默默地注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她跟所有在台下的人一样惊讶,这个在台上维妙维肖地扮演阿庆嫂的女生真的是她女儿吗?她难道生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姑娘?她听到身旁的大人们惊奇的相互打听,这个演阿庆嫂的女学生是谁家的姑娘时,她的脸在大白口罩里笑了,但没笑出声。她是个能克制的人。身边的一女人急不及待地用肘捅了下她,问:“你晓得这是谁家的姑娘吗?”她第一次有一种畅快的感觉,仿佛苍天不负有心人似地答:“她是大米厂女工赵春花的女儿。”
区长黄迎春身高一米七一,其实不算高却显得身材高大,这是他走路时背挺得笔直,昂着头,目光直视前方,与那个年代里人均不到一米七的黄家镇的男人相比,就显得魁梧。还可能是他手中有权,说话上算又掷地有声,在众人眼里人就伟岸起来了。那些六七十年代里与他共过事,或在什么地方远远见过他的老人,回忆起区长黄迎春时说:“他身材高大,像毛主席。”区长黄迎春一点也不像毛主席,但老人们回忆他时把他美化了。这是黄迎春当区长的那些年,确实为古老的黄家镇做了不少事情,一些人就记得他。区长黄迎春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从炮火中走出来的人都敢说敢干,他什么都不怕,又敢当担子,这就把他身边的人都慑服了。正当老上级打算给他安排个好点的位置时,老上级倒霉了。他迷惑了,怎么老上级成了走资派?这个答案还没解开,自己也被一股“浊浪”扑倒了。他非常硬气,用他握过步枪和驳壳枪的双手顶着打下来的浪头,觉得自己没有在恶人面前屈服。要不是他爱人先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他打着把绿布伞,站在雨中对她说:“映山,我走了。”这个梦丝毫不恐怖,反而带点儿浪漫情调,但还是让孙映山不放心。醒来后,她对大女儿黄琳说:“我得去看一下你爸爸。”她吃了几口稀饭,就不管不顾地冲进区武装部找丈夫,把黄迎春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出来,若非如此,只怕黄迎春早见阎王了。
孙映山与黄迎春一样也是“四野”南下的河北人。她在部队里是医务兵,曾在战场上救过黄迎春的命,现今是黄家镇区人民医院院长。他俩是一九五二年开春的一天结婚的,那时黄迎春二十二岁,孙映山二十三岁。她是个矮塌塌的,嘴巴大、奶子大、屁股也大的女人,走路时肥硕的屁股摆来摆去。黄迎春很少用正眼瞄她。他娶她,纯粹是老上级撮合的。孙映山在辈分上是老上级的姑妈,老上级是营长,营长见部下黄迎春工作热情且有斗志,就把姑妈嫁给了他。营长坦率道:“孙映山在辈分上是我姑妈,你可不能欺负我姑妈啊。”尽管黄迎春一百个不情愿,可孙映山是营长的姑妈,和营长一起救过他,他可不敢忘恩负义!一年后,大女儿黄琳出生了。就是那年,老上级当了副县长,把区长的位置给了他。
那一年黄迎春二十四岁,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走路脚步噔噔响。从前,他是命令的执行者,现在他是命令的发布者。他很自信,相信没有做不好的事,只有做或不做的事。他思想简单,但决心很大,对妻子说:“我要把全区改造成一个没有坏人的地方。”妻子说:“没那么好改变,这里的人既自私,又自高自大,你别把什么人都得罪了。”他答:“我是扛着炸药包炸过碉堡的,还怕得罪人?”他看到街上常有一些扯皮打架的事发生,他对分管治安的副区长说:“街上打架斗殴的事情太多了,你得抓一抓。”分管治安的副区长是本地人,有点老好人的味道,这让他极为不满。他提议成立一支巡逻队,让派出所招募了一些巡逻队员,白天让巡逻队员戴着红袖章巡逻,晚上却持着木棒巡逻,把斗狠的小青年一一抓进派出所。他亲自审讯,对那些打架的小青年造册登记,让他们写保证。他不休息就没人敢回家,这样忙了两个月,黄家镇街上就再没年轻人约架了。家庭暴力也消除不少,因为只要听见某家吵闹,巡逻队员就冲上去敲门,将打爱人的男人带走,不光是说服教育,还要罚款,因为在区长黄迎春颁布的条令里,打架发款五元。这在五十年代是重罚了。
黄迎春喜欢快刀斩乱麻,可不喜欢黄家镇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干事慢腾腾的生活节奏。他看到有的男女整天坐在树下闲聊,身边一杯茶或一杯酒。他早上出门,下午回家这些人还聚在樟树或梨树下闲扯。这些湘南懒汉仿佛是树木的一部分,整天待在树下,不干活。他觉得这些本地人懒得实在没名堂!那些年镇上有三家工厂,一家织布厂,一家乐器厂和一家大米厂,后来织布厂和乐器厂成了县里的单位,而大米厂收归区上了。黄迎春觉得街上的闲人太多了,几户赵姓人创办的竹器社,在他的扩充下成了竹器厂,镇陶瓷厂也在他手里敲锣打鼓的成立了。糖果饼干厂是县办的,原是要在城关镇落户的,是他跑县里跑来的,理由是镇上有不少人整天无所事事,他得用劳动把他们管起来。一年后,街上的闲人少了,秩序也井然了。又一年后,街上没有人吵架或打架了,骂人的声音也稀薄了。市、县领导来视察他办的竹器厂、陶瓷厂和落户在他辖区的县糖果饼干厂,他听到一些妇女或工人对市、县领导说:“不是黄区长,这会儿我们八成是坐在屋前扯是非呢。”他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最好的奖赏。他看着那些曾经游手好闲、整日坐在树影下神聊和喝茶——把茶都喝得没了茶味的人对他笑,他没说话,但回报了一个笑。
座谈会上,人家要他谈经验,他谦虚道:“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他的事迹上报了,孙映山看着报纸,打量着他道:“这是我爱人吗?”他说:“你等着吧。”孙映山一惊,这话里有话啊,忙问:“快说,什么情况?”他说:“组织上正考虑提拔我。”孙映山尖声道:“真的吗?会把你提拔到什么位置上去?”他觑一眼窗外的桂花树,“还不清楚,老上级说我在黄家镇区当了十二年区长,是该挪挪了。”孙映山说:“是有十二年了,黄琳都读初中了。”
正当组织上确定升他为副县长管全县的工业时,运动开始了,一切都停办了。那场政治运动的浊浪最开始并没冲击他,他的威信在黄家镇那么高,而且都知道他要调走就没人动他。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而他又占着区长的位置迟迟没走,自然就成了别人往上爬的障碍。尽管他是农民出身、转业军人,似乎没什么话柄留给人家,但在那些人眼里,他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是在家里吃晚饭时被区里的造反派带走的,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让他写交代材料,他不肯写,因为他没什么可交代的。他的力气足可以把关他的人打倒,然后拉开门回家,但他没那么做,因为这是运动,他再勇敢再不怕死也不能逆潮流而行。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阴沉沉的,一个闪电,一声闷雷,跟着就大雨倾盆。他想起战争年代,肩上挎着背包、枪支,另一边肩上还扛着一木箱手榴弹,在泥泞中艰难的前行,那么大的困难都挺过来了,还怕这几个人?他们再要他交代时,他就交代自己的战斗经历,他是如何从小战士升为班长又如何当上排长的,他打死过十个敌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营长,扛着炸药包炸毁了敌军的一个碉堡,负过两次伤等等。那些人觉得他是摆功,不让他说了,把他关在房里,研究如何将他身上的光环抹掉。
那些人知道他在区里的威望很高,不把他搞臭就扳不倒他,便串通各单位的造反派批他,斗他,写他的大字报,往他身上泼脏水。有天,黄迎春想在批斗会上解释,那些人就抽他的耳光,要他闭嘴。陶瓷厂的工人看不下去了,冲上台保护他,把斗他的人推开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是不对的。”斗他的人质问护他的人,“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护他的人反问他们:“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斗他的人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说话。”护他的人说:“我们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说话。”斗他的人气愤道:“你们是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说话,黄迎春是区里的头号走资派。”护他的人觉得没那么严重道:“屁话,就算他是走资派,也是好走资派。”斗他的人说:“谁说他是好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有好的?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护他的人也不是好欺的,说:“你的思想才有问题,我看你就不是一个正经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斗他的人问:“你是什么出身?这么没觉悟?”护他的人反问:“你是什么出身?”斗他人说:“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护他的人一点也不含糊道:“我祖宗八代都是贫农。”批斗会变成了争吵会,开不下去了。
那次批斗会之后,再没有人给黄迎春开批斗会了,因为有很多工人都要保他。区里的造反派怕黄迎春被那些工人抢走,把他转到区武装部关着。黄迎春被关在区武装部足足三个月,到后来没有人理他了,因为夺权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区上和区里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直到孙映山做了那个雨中话别的梦的第二天上午,孙映山感觉不安地闯进区武装部大楼,在地下室里见到奄奄一息的丈夫时,丈夫三天没进一粒米,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她大惊,吼叫:“快来人啊,有人吗?”没人理她。她悲愤极了,丈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受过一次重伤,就是他扛着炸药包炸敌军碉堡的那次战斗,一颗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他身上,还一颗打在他右腿上,不是她冒死爬过去替他包扎,并背着他离开激战的阵地,他那天就牺牲了。如今丈夫竟落了个如此下场!她不能不管,她背起比她高半个头的丈夫迈出地下室就往外冲。区武装部的人见她背着走资派忙伸手拦她,她像头雌狮样咆哮道:“滚开!”那些人被她镇住了,纷纷让道。好在区人民医院不算远,又好在情急中的孙映山浑身都是力气,没几分钟就把生命虚弱的丈夫背进了医院。
黄迎春醒来已是晚上,风从门外吹来,夹着泥土腥气,让他觉得手脚冰凉。那一瞬他以为自己在地狱里,他模糊的记得早上死神来探过他的鼻子,死神一身绿衣绿裤,脸也是绿色的,见他还没落气就退到门外的芙蓉树下等候。他还清晰的记得死神抽的烟比胳膊还粗,吐出的烟雾跟烟囱里冒出的烟一样多。他饥饿地睁开眼睛,看了眼冰凉的病房,看到妻子坐在一旁,嘀咕道:“我这是在哪里?”孙映山见他醒了,激动道:“医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