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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街原先叫吕家巷，一九五一年新政权给街巷钉门牌号时，将它改名为幸福街。最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好好的吕家巷，怎么就变成幸福街了？有人以为钉门牌号码的人搞错了，出面制止道：“同志，你们搞错了，这里是吕家巷。”那些人回答：“没错，以前叫吕家巷，从现在起叫幸福街了。”吕家巷的住户觉得这太荒唐了，不情愿道：“谁改的名？”那些人答：“新政府改的名，新社会新气象，叫幸福街好。”既然是新政府为之，大家就静了声，但幸福街的居民着实花了几年时间，才渐渐接受这个名字。这就跟住在光裕里的人，经过好几年才适应光裕里这个怪怪的名字一样，之前它叫黄家里。黄家里住着很多黄姓人家，其中有个人叫黄国辉，他平凡的一生里有很多故事，是个悲剧人物。他父亲是杀狗的，就跟樊哙是杀狗的一样，不同的是黄国辉的父亲没樊哙命好，没遇上刘邦那样的人，也就杀了一辈子狗。他家门前有一棵梨树和一棵桂花树，人家是坐在桂花树下吟诗或回首往事，黄国辉的父亲却是在桂花树下杀猪杀狗，一张感觉上从没洗干净过的黑不溜秋的猴脸上，总是叼着烟，拿着杀狗的尖刀，不是酷，而是有点儿血腥的味道。黄国辉小时候最怕父亲，他父亲的教育方式是简单和粗暴的，不是用脚踢就是一耳光扇过来，所以童年的他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在父亲的眼皮下消失，溜到幸福街找何勇和林阿亚玩。何勇住在幸福街一号，林阿亚住在八号，他们是同学，经常聚在一起玩跳房子或踢毽子。
何勇的母亲李咏梅是迎宾路小学的校长，迎宾路以前叫民国路，也是那年改的名，它是黄家镇的主街，整条街铺着麻石，街两旁栽着一棵棵樟树或槐树，轮到李咏梅校长走在这条麻石路上去学校上班时，迎宾路上的树木已经很大一棵了，棵棵都浓荫蔽日。李咏梅校长是个温和、严谨和有条理又热心帮助人的女人。她与林阿亚的母亲是五十年代中期从同一所师范学校毕业的。李咏梅老师先一年毕业，她是第一个分到迎宾路小学的科班生，次年，林阿亚的母亲周兰也分到了这所学校。周兰老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她读书时即便不是校花也是班花，那么漂亮，一双眼睛妩媚无比，很多男生都暗恋她给她写情书，把情书偷偷塞进她的书包或抽屉，或者索性跑到市区的另一头，勇敢地寄给她，希望她能隆重对待。周兰差一点就分在市里的某小学了，那个把情书寄给她的男生是副校长的儿子，只要周兰同意与他好，她就可以留在市里工作。周兰犹豫过，曾试着与那男生交往，但她实在讨厌那个一脸猥琐的男生，毕业前夕老师找她谈话，问她是怎么考虑的，她答：“我想回家乡教书。”那是一九五六年，就是那年的下半年她认识了林阿亚的父亲林志华。
林志华是那个年代的个体户，只是那个年代没有这种称谓。林志华整天把自己收拾得风度翩翩，这是天性使然。镇上的许多男人，生来就不讲究，而林志华是生在一个上海男人和一个宁波女人组成的家庭里，从小就被父母亲打扮着，穿什么衣、穿什么鞋，母亲都要管，不穿戴好不许出门，自然就成了个自己也讲究起来了的青年。他手巧，说话又得体，发音不重，慢声细语却条理清晰，让人听着愉快，来他店里理发的人自然很多。林志华忙不过来，店堂里似乎永远有大人或小孩坐在椅子上等他理发。他的手就有那么巧，理出的发型就是比其他理发师理的好看。周兰那么漂亮、骄傲的姑娘，很难说不是被他的手艺和风度吸引而嫁给他的！她第一次走进幸福街理发店是她刚分配到迎宾路小学不久，有天她见李咏梅剪的短发好看，就问李咏梅是在哪里剪的。李咏梅说：“在幸福街剪的。”
放了学，周兰就衣着光鲜地来了。那时周兰十八岁，一头茂密的乌发，一张脸红嘟嘟的，一双眼睛乌亮的。她在理发椅上坐下，林志华端详着她漂亮的脸蛋建议道：“假如你烫个发，会很好看。”“那烫吧。”她说。林志华说：“烫发会要一些时间。”她看一眼壁镜里的林志华，觉得这个男人比追她的那几个青年帅气，就一笑，“我有时间。”林志华边打量她的脸型，边为她烫发，边与她聊天。他看的书多，会聊。周兰也读过些书，两人就聊得投缘。周兰高兴道：“想不到你也看了这么多书。”林志华笑答：“不怕你笑话，我看的大多是小人书。”“那你也看进去了呀。”“是我记性好，看了都记得。”林志华说。直到晚上八点钟，头发弄好了，周兰走出理发店时对他回头一笑，他也回了个笑。那天晚上她有些失眠，睡觉时，林志华总是浮现在她眼前，似乎是站在跳板上拦着她，想阻挡她跳进梦乡里去。周兰年轻时，有一个让她自己都奇怪的现象，就是睡觉前一闭上眼睛，总能看见一片蓝色的迷雾从很远的山峦或田野上飘来，而迷雾里总会呈现一个浅蓝色的跳板，那跳板仿佛是来接她的，她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跳水运动员，矜持地站到跳板上，一个燕式跳入充满迷雾的梦乡。
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走进理发店，他给她修剪乌发时，她问：“你叫什么名字？”年轻、漂亮、自信的周兰是第一次向一个青年打探姓名。理发师答：“我叫林志华，你呢？”“我叫周兰。”林志华的眼睛是从不看镜子里姑娘的眼睛的，因为对自己同样充满自信和骄傲的林志华，没打算爱上什么姑娘，但那天他一不小心盯了眼壁镜里周兰的眼睛，那一瞥，让他的眼珠仿佛被刺了下似的，那目光里似有一把钩子，钩住了他年轻、单纯的心。他脸红道：“你真漂亮。”周兰第一次为一个青年心跳加快了，她把目光移开，瞧见放剪子、梳子的架子上搁了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她小声问：“这本书好看吗？”“好看。”“借我看。”她说这话的表情和动作都带点娇羞的样子，不是有意撒娇给他看，而是女孩子的天性流露。林志华答：“你拿去看吧。”五十年代的人，恋爱都是从借书、还书开始的。一年后，他俩走进了婚姻，那个年代结婚是一件非常简朴的事，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
幸福街是一条居住着八十户人家的小街，一条平整的青石板路，街两旁大多是古旧的平房，房前屋后都栽着果树。橘子树、柚子树和杨梅树居多，也有枇杷树、桃树和梨树，一到果树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就带着果子的芬芳，坐在哪里都能闻见，好像是提醒你该吃了或快吃，大家都吃不赢，尤其是杨梅和桃子，熟得快又容易烂。
幸福街八十号是大米厂，大米厂在幸福街末端，连接着宽敞的芙蓉路，送谷车出粮车都是走芙蓉路进出。大米厂占地几十亩，围墙上种着玻璃，厂门因有基干民兵把守就显出了庄严。大米厂是黄家镇的重地，除了粮店的人和运送稻谷的人可以在民兵的眼皮子下出入外，闲杂人员一律禁止入内。但何勇等几个厂子弟除外。何勇、黄国辉和林阿亚他们读小学一年级时，常不管不顾地跑进大米厂玩。大米厂里整日灰蒙蒙闹烘烘的，那是一台台打米机在不停地运转，而灰尘则是从那些房子的高窗内扬出来的。这恰好合孩子们的心意。孩子们就喜欢在沸沸扬扬的灰尘中玩耍。何勇、黄国辉、林阿亚和另一个名叫张小山的男孩，喜欢在大米厂玩躲摸子或上老糠房玩“英勇就义”。老糠房里的老糠经常堆得山那么高，孩子们像爬山一样爬到老糠的顶端，然后学电影里即将英勇就义的人样大叫一声“共产党万岁”，就纵身一跳，顺着堆积的老糠形成的陡坡往下滚，直滚到最下面。接着又一身老糠地往上爬，爬上去又大叫一声“共产党万岁”，又一跳，又七滚八滚地滚下来。他们乐此不疲地玩着，何勇一身老糠地看着同样一身老糠的林阿亚说：“几好玩啊。”林阿亚用悦耳的声音答：“真好玩。”张小山笑，边拍着头发里的老糠。黄国辉结巴道：“何勇，明天还来玩玩不？”何勇不答。林阿亚边拍打着衣服上的老糠，边说：“我要来玩。”何勇答：“明天来玩。”
这几个孩子都生于一九五八年，何勇和林阿亚住在幸福街，黄国辉住在光裕里，他母亲是大米厂的职工，那是个较胖的女人，很勤劳很善良，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黄家镇。张小山住在由义巷，他父亲之前是大米厂厂长，后调到区里当了副区长，分管全区的工业。林阿亚不是大米厂的子弟，她是个打小就很漂亮的女孩，穿得也比其他女孩好看，何勇、黄国辉和张小山就喜欢跟她玩。她也爱跟他们玩。有天他们玩累了，从大米厂走出来，经过派出所、酱园、日杂店、五金商店和自来水站，走到三十号前的坪上时，几个孩子的目光都投到那棵粗壮的枇杷树上，这棵枇杷树没有一百年也有七八十年了，幸福街的老人回忆说他们小时候这棵枇杷树就生长在这里了，关键是这棵枇杷树结的枇杷是全镇上最甜的，这就跟有的女孩生下来就是美人是一个道理。这也是枇杷成熟的那些天，何勇和林阿亚他们一从大米厂跑出来，就目光如炬的注视这棵枇杷树的原因。何勇和黄国辉非常积极地走到枇杷树下查看，林阿亚和张小山也仰起脖子观察，张小山满脸惊喜地指着某根枝上枇杷说：“啊呀，这串枇杷应该熟了，你们看。”林阿亚就偏过脸来看，发现那几颗枇杷像是熟了，“何勇，看见吗？”何勇仰起头犹豫了下说：“我去摘。”这棵枇杷树有十来米高，枝粗，但不是那么好攀爬。何勇箍着树干，小心地往树端爬。林阿亚怕他摔下来道：“何勇小心呀。”何勇爬到不能再朝前爬的树枝上时，伸手去摘，可还是够不到枇杷，又向前爬了两步，忽然卡嚓一声，树枝断了，何勇从六米多高的树枝上掉了下来。林阿亚脸都吓白了，看着摔到地上的何勇，不敢吭声。黄国辉和张小山也都紧张地看着何勇。
住在三十号的赵春花看见了，忙走出来说：“你别动。”她蹲下，按了下何勇的左腿，“疼吗？”何勇摇头。赵春花又按了按他的右腿，“疼吗？”何勇又摇下头。赵春花看了眼断枝的高度，不矮呀，说：“你自己活动下，哪里疼就告诉赵姨。”何勇摔下来时下面几根树枝帮他卸了重力，他活动了下四肢，说：“哪里都不疼。”赵春花转身进屋，拿出一根前端绑着把小弯刀的竹篙，这根竹篙就是用来采摘手摘不到的枇杷的。她将小弯刀勾到结着枇杷的枝梢，一勒，那些枇杷便掉落在伸手接的林阿亚的手中了。林阿亚笑了。赵春花又帮这几个孩子钩下几串半生不熟的枇杷，对孩子们说：“以后想吃枇杷，不要爬树了，叫赵姨。”几个孩子谢了赵姨，走到八号前，林阿亚的奶奶叫了声“阿亚”，林阿亚就回了家。三个男孩走到幸福街一号，何勇站住了，前面右直走是果木葱茏的光裕里，左拐是由义巷，何勇对黄国辉和张小山一笑，走进了幸福街一号。
幸福街一号是幢平房，门框是质地非常结实的花岗石，花岗石门框上凿了两个扭着身躯的石狮，昂头瞪着前方。门是那种七公分厚的杉木门，被铁条和铆钉铆得很牢；一边一个狰狞的铁龙头，含着铁环，大门关着时用手拍打铁环会发出金属碰撞声，这声音能轻易地唤醒门房。进门的两边各一间房，以前是吕家的家丁住的，现在改成了厨房。中间一条宽大的雕花刻鸟的走廊连接前厅，走廊一边一个宽大的天井，天井里各栽着棵桂花树，桂花树都很大一棵，一到秋天清香四溢。接着是住房，一边各两间，南北朝向，朝南的窗开得很大，朝北的窗略小些。中间是前厅。一旁有张花格子侧门，从侧门进去是中厅，中厅有两扇花格子门，推开是一个宽大的走廊连接后厅，又一边一个天井，天井里一边一棵杨梅树，是几十年的大树，一到阳历五六月，枝上结满杨梅，吃也吃不完。后厅较大，两边又各两间房，前房的大窗朝南，后房的小窗朝北，东边两间房的门朝西开而西边两间的房门则朝东开。后厅左边有张侧门，出门是个院子，院子里栽着十几株桃树、梨树、橘子树和柚子树。右边有口水井，井架上盖着绿琉璃瓦，用来挡雨。一条铺着青石板的走廊通向后院的一排房子，六间，过去是下人住的。再一旁是茅屋，分男女两厕。幸福街一号的前主人姓吕，吕家于一九四九年前在黄家镇有大片良田，且经营着大米厂和三家米铺，划阶级成份时，是地主兼资本家。
何勇出生时吕家只剩了两个老女人，住着前厅东边的两间房。两个老女人是婆媳，婆婆七十多岁，儿媳妇五十多岁，以前还有个男人，是吕婆婆的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去世了。次年，区长黄迎春搬了进来，住着前吕公馆西边的两间房。那时候县下面都设了区，一个区管五六个公社，在区里，没有人比黄迎春官大。他是个说一不二的河北人，文化不高，但有一股子军人作风，雷厉风行还是其次，关键是他敢说敢干，不怕别人抓“辫子”。那个年代，在白水县的行政机关坐第一把交椅的都是“四野”留下的兵。他有三个闺女，每天进门出门都背着手，镇上人都尊重这个扛着枪一路打来的北方人——他有一张严肃得让人不敢接近的大方脸，一双眼睛，目光坚定，走路时从不左顾右盼。后厅西边的两间房，住着户姓陈的，陈家男人以前是吕家的家丁兼轿夫，有一身蛮力，现在在大米厂守粮库，女人曾是吕婆婆的丫环，如今在黄春和粉店端盘子。陈家有一儿子叫陈兵，他似乎生下来就是打架的，他父亲拿他没一点办法。后院的房子住着户高姓，高家男人曾是吕家的管家，现在是大米厂总务股的副主任，四十多岁，瘦高，不爱言语；女人曾是吕家的女佣，现在是大米厂的女职工，养育着一儿一女，占据着后院的四间房。后院的另两间房分别是陈家和何家的厨房。何勇的父亲何天民和母亲李咏梅住着后厅东边的两房。公私合营时区政府为改造大米厂的人员结构，输进去了几名党员。何天民于一九四九年前是湘南游击队的，一九四九年后他成了区政府的一名干部，正赶上结婚就住了进来。五十年代的年轻人结婚简单，床和桌椅都是公家的，何天民只买了个木箱子、一只脸盆和一个篾壳子的热水瓶就与李咏梅结婚了。
李咏梅看着儿子手里的枇杷，说：“枇杷还没熟就摘下来吃？”儿子说：“可以吃了。”李咏梅对儿子不太满意，儿子贪玩，不爱学习，要他做作业就跟要他的命一样。她绷着脸问：“你这是在哪里摘的枇杷？”儿子答：“三十号的坪上摘的。”李咏梅也晓得那棵枇杷树上结的枇杷甜，说：“鬼家伙，还要等一个星期才能摘下来吃呢。”儿子走进后院，舀了几瓢水，随便洗了洗枇杷，接着拿起一颗枇杷剥掉皮，吃了口，吐掉说：“涩口。”这时林阿亚走来，她想看看何勇摔伤没有，见何勇没事的样子，她还是问了句：“你没事吧？”“我没事，”何勇不好意思地说。李咏梅听见了，问：“阿亚，是什么事？”何勇怕母亲骂他，马上对林阿亚眨眼睛，林阿亚懂，就一笑，“李阿姨，没什么事。”
三十号的坪上除了那棵吸引小孩子的枇杷树，还有一棵几百年的大樟树，树干那么粗，三个男人牵着手都合抱不拢，它是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每年四月份樟树开花时，整个幸福街都能闻见，夜里香气更浓，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三十号是栋两层楼的红砖房，也是幸福街上唯一的一栋楼房，住着好几户人家，赵春花母女只是其中一户。赵春花是个漂亮的女人，生一张俏丽的瓜子脸，一双眼睛年轻时候要多妩媚就有多妩媚，而且绝对的水蛇腰和大屁股，随便走到哪里都让男人眼馋。她男人姓陈，在旧社会是个资本家，街上的异南春饮食店以前叫异南春茶楼，是陈家的，一九四九年以前是镇上最热闹、喧哗的妓院。还有诊所和中药店也是他家的。公私合营后，陈正石成了异南春饮食店的副经理和中药店的小股东，这让他对新政府极为不满，觉得自己的优越生活和威风被剥夺了。从前，他金贵得很，出门要坐轿子，让两个壮汉抬着他去异南春茶楼喝早茶。他每天上午九点钟起床，不在家用早餐，花三十分钟盥洗一番，两个壮汉已在大樟树下候着了，他迈上轿子，闭着眼睛养神。两个壮汉抬着轿子往东走，异南春茶楼在迎宾路上，应该朝西走，但他要轿夫抬着轿子先朝东走，走上每年十月和十一月里芙蓉花盛开的中正路，这条路于一九五一年时改名为芙蓉路，走到头，右拐上迎宾路，再缓缓走到异南春茶楼往往需要半个小时，陈正石每天都要在轿子上睡半个小时回笼觉，睡了人就精神了。茶楼的管事知道他十点钟必到，已给他泡好了一壶上等的铁观音，准备了上好的包点，在门前恭候。
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他六点十分就被妻子叫起床，六点半钟得赶到饮食店，去晚了经理会一本正经地找他谈心，说现在是新社会，人人平等什么的。经理可不是从前那个管事的，是新政府任命的干部，对陈正石可没有什么恭敬，还动不动就安排他值夜班，会在他疲倦地打盹时突然提高嗓门说：“陈副经理，今天是你值晚班。”他恨得要死，却不能不听，只好一个人半夜里听着野猫在屋顶上嚎春，第二天还得打起精神干这干那，这让他郁闷。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他说了很多狠话，那些话不但针对着经理，还影射着新政权。
他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一蹶不振，每天要把自己喝醉，家里没酒了就要妻子去买，喝不起好酒了就喝廉价的散装酒，而且一天要抽三包烟。赵春花比他小十几岁，是他下大聘礼续弦的，为他生了个女儿，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样下去会害了你自己。”陈正石道：“你他妈管起自己的男人来了？”赵春花还很年轻，不想自己的男人自暴自弃，说：“你要振作起来。”赵春花的话音未落，一个巴掌就掴到了她脸上，啪，很响，她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地疼。“你是讨打，”陈正石凶道。赵春花并不怕他，反而打心里可怜他，说：“你要是打我能消气，你就打吧。”“滚开，我不要你同情。”他吼道，挥手赶开她，又点上支烟抽着。他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冬天，黄家镇特别冷，屋檐上结的冰，垂下来足有两尺长。有天家里没酒了，他拿起空水壶，去迎宾路食品店打散装酒，回来的路上溜了一跤，身体往后一仰，后脑勺砸在坚硬的麻石路基上。晚上，他觉得脑袋里很痛，不是一点点痛而是巨痛。赵春花背着自己的男人，疾步走进区医院看急诊，区医院的医生束手无策，打电话给县人民医院，县人民医院来了辆救护车，把陈正石拖到县人民医院急诊室，连夜叫来脑科医生给他开颅。他死在手术室里，死于脑溢血。
陈正石死时，女儿陈漫秋才四岁。赵春花十六岁嫁给陈正石，与陈正石生活了六年，男人的好和坏，她似乎都领教够了。她没有把痛苦放在脸上，半年后她拒绝了镇中学一个尚未婚娶的化学老师的求婚。那天化学老师敲开了她的门，向她讲明了来意。她望也不望化学老师道：“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没心思考虑这些事。”化学老师个子比她矮一点，但长相并不难看。化学老师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养育你女儿。”她还是谢绝了，“我丈夫才去世不久，别人会说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化学老师还想说什么，她请他出门道：“对不起，我要休息了。”女儿这么小就没了父亲，她不能只顾自己而不管女儿，既然身为人母了，就不能这么自私。丈夫死后，家产被亡夫家的亲戚强行分了，理由是她生的是女儿，无权继承陈家家产。她气得浑身颤抖，恨不得将那几个人撕咬成碎片。然而，她太势单力薄了，想阻挡也阻拦不了。她绝望极了，为了活下去，她走进大米厂找到何勇的父亲说：“何厂长，我想工作。”何天民是她姑父的亲戚。何天民肯定道：“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那年赵春花二十二岁，成了大米厂的女工，一走进大米厂她就用头巾裹着脸，不跟别人打照面，甚至不想让别人认出她是谁。但尽管如此，她的美貌还是会从举止中外泄，比如天热起来后她偶尔会解开头巾透透气，又比如下班后她会解下头巾拍打落在衣服上的老糠灰。就是那一刻，一些梦想找个好女人的男人于是一睹她的芳容，感觉像中了弹似的，寝食难安，便托媒婆来说亲。她不想听道：“我没有再嫁男人的打算了。”媒婆说：“你别说傻话。”她冷着脸，冰着目光不搭话。她出门戴帽檐长长的鸭舌帽，并不是为了遮阳而是不想让别人遭遇她的目光，因为她的目光让好些男人感冒了。有一个男人姓刘，火焰高，自身体温比别的男人高一度，就没被她的冰冷目光冻着！他在黄家镇也算半个人物，是区武装部基干民兵训练股股长，二十多岁，未婚，因他长着个大鼻子，镇上的人都称他刘大鼻子。有天他去大米厂找他舅舅，在车间旁的两棵酸枣树下，看了眼摘下头巾拍打老糠灰的赵春花，立即觉得这才是他应该娶的女人。他向舅舅打听，舅舅说：“你不要打她的主意，她克夫。”刘大鼻子不是个听劝的人。七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他买了个大西瓜，厚着脸皮来到赵春花家。刘大鼻子想这虽然只是个西瓜，却可以当敲门砖，砸开这个寡妇的心扉。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寡妇连门都不让他进。刘大鼻子从来不知神圣为何物，用一双自以为聪明的眼睛盯着拒他于门外的赵春花说：“你这是不欢迎我呀。”赵春花冷着脸色。他不盯她的衣服，也不盯她那白白的瓜子脸，而是勇敢地盯着她那双好看的月芽眼，就像他在部队里掷手榴弹时，狠劲盯着五十米开外的目标一样！那双眼睛并没有传说中的寒气，如果有什么，有一口井，他好像看见一颗手榴弹从背后呼啸而出，落进了井里，炸起的水花溅到他脸上了似的。他逃也似地跑了，对街上的人造谣说：“我跟你们说，她的主意打不得，那是要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