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夏天,住在幸福街一号的吕儿媳和吕婆婆相继去世了,两人的死期前后不到一个月。吕儿媳是患胃癌去世的,死时六十七岁,吕儿媳晓得自己有病,但她却没有理由治病,她咬着牙,不跟任何人说她得了病,有时候胃痛得弯下了腰她也强忍着,任豆大一粒的汗珠往下掉。从前她家的管家(高晓华的父亲)见她痛苦的模样,担心道:“你没事吧?”她皱着眉头驱赶开他道:“我没事。”从前的女佣(高晓华的母亲)见她可怜,走拢来扶她,她坚决地推开说:“你走开。”高母说:“我扶你到房里休息吧。”她冷着老脸答:“不用。”她不需要任何人帮衬。自从丈夫去世后,她活着并不是求生的愿望让她活着,而是她必须尽一个儿媳妇的责任。婆婆生下来就是金贵身体,过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不照顾,婆婆怎么活?丈夫死时抓着她的手说:“金凤,替我照顾好妈。”她流着泪回答:“我尽力。”她做到了,每天起早贪黑地照料着婆婆,直到自己的生命终止。婆婆与她睡一间房,一人一张床。两个老女人睡得早醒得也早,天蒙蒙亮时,婆婆醒了,见儿媳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抱怨儿媳睡懒觉,说:“你该起床煮饭了。”儿媳听不见婆婆唠叨了。
吕儿媳的追悼会只来了几人,那个年代,吕儿媳的成份是地主婆兼资本家的遗孀,加上她后面的二十多年绝对不跟人往来,甚至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与她打招呼她也不理,追悼会就十分凋零。吕儿媳生前没照过一张相,遗像是镇中学美术老师面对她的遗容匆匆画的。美术老师是唯美主义者,在画遗像时省略了吕氏脸上的许多皱纹,因而从遗像上看,吕氏最多三十多岁,轮廓清秀且面相富态,是那种应该能活到八十岁的样子。黄国辉和张小山来找何勇玩,见这里办丧事就滞留在这里看。杨琼来找林阿亚玩,见何勇、黄国辉和张小山,还有黄国进和林阿亚也在这里,就止步在此。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都瞪着吕氏的遗像。何勇率先发表意见道:“不像吕奶奶。”黄国辉也说:“一点都不不像。”林阿亚说话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她道:“画年轻了,吕奶奶的额头上有很多皱纹。”杨琼也见过吕奶奶,判断说:“嘴也画宽了,吕奶奶没这么宽的嘴。”张小山附和说:“嗯嗯,是画宽了。”黄国进没评价,杨琼问他:“你觉得像吕奶奶吗?”黄国进说:“像还是有点像。”
这一年他们都是刚刚小学毕业的少男少女,都长高了,何勇长到一米六三了。黄国进、黄国辉和张小山也一米六几了。张小山今天穿着白的确良衬衣、黑裤子,脚上一双皮鞋。何勇说:“你蛮资产阶级的。”张小山说:“这是我爸爸的皮鞋。”张小山的爸爸前年去世了,他因不肯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还为黄家镇区的头号走资派黄迎春说话,被县红旗织布厂的人打成重伤,还坚持活了一年便丢下三个孩子走了。张小山没以前骄傲了,以前他爸爸是副区长,他随便走进哪家,人家都用欢迎的目光接待他,甚至打开柜子,找出糖果或花生招待他。现在,这种优待不见了,由义巷里有些孩子与他年龄相近的人家,明显不欢迎他了,他能感知这些变化,就不再上别人家玩了。黄国辉打量着张小山,快乐道:“笑死了。”张小山问:“你笑什么?”黄国辉看着张小山的嘴,“你打打口红。”张小山举起右手,使劲揩了揩嘴,然后把手心给何勇、黄国辉和林阿亚看,“畜生打口红!”他手心上并没有红。黄国辉看了看林阿亚和杨琼的嘴唇道:“你比林阿亚和班班长的嘴都都红。”张小山说:“我是天生红。”
追悼会开始了,他们远远地站着,对居委会刘主任用尖利的声音追思吕氏的悼词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去了黄国辉家。黄国辉家有四间瓦屋和一间厨房,他爸爸妈妈睡主卧,他姐姐黄国艳住一间,他自己住一间,还有一间房却喂着猪,所以家里就有一股牲畜的气味儿。黄国辉给他们倒茶时,杨琼捂着鼻子说:“黄国辉,你家里好臭的。”黄国辉解释:“我妈妈喂喂了猪,我爸爸和姐姐都反反对她喂猪,我妈妈要喂,说房子空着浪浪费了。”何勇为了驱赶鼻子前的怪气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他装青年地掏出烟,一人发一支,黄国进摆手说:“我不抽烟。”杨琼伸手过来抢烟,“不准你们抽烟。”何勇说:“只抽一支。”杨琼说:“一支也不能抽,没收。”何勇不怕杨琼,用一只手挡着她,杨琼够不着,生气道:“才小学毕业就抽烟,长大了肯定是二流子!”何勇说:“错,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杨琼已经会用形容词了,说:“你是痴心妄想。”何勇不跟杨琼争嘴,杨琼当了几年班长,就觉得自己高其他同学一头似的。他滋地划燃火柴,给黄国辉和张小山点烟,最后轮到自己点时,火都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火柴梗,接过张小山递给他的烟,接燃火,吸了口,装烟鬼道:“好舒服呀。”林阿亚见他这副陶醉的模样,心里痒滋滋地问:“真有这么舒服?”杨琼说:“抽烟是坏样子。黄国进比你们三个人好。”黄国进不是个爱自夸的孩子,没搭话。张小山说:“我们没有黄国进那么老实。”说完,他得意的模样昂起脸。黄国进笑。杨琼说:“林阿亚,我们走!”何勇留她俩,“打牌呀。”林阿亚爱玩,听何勇这么建议,便问:“杨琼,打牌么?”杨琼说:“不打,一屋的烟气。”她退到门旁,用手扇着飘到鼻前的烟气和牲畜气味,边问何勇:“你哪里来的烟?”何勇说:“买的。”杨琼问:“不是偷了你爸爸的烟抽吧?”何勇生气道:“你别小看人好不,我妈妈每个星期给我一块钱零用。我拿零用钱买的。”黄国辉羡慕道:“那你妈真真好,我妈从没给给过我钱。”杨琼看不得男孩抽烟,说:“我要是你妈,一分钱都不给你,看你哪里来的钱抽烟!”何勇本想顶她一句,忍了,“幸亏你不是。”张小山喜欢表现自己,他昂起头吐烟圈,前面吐的几个烟圈是散的,忽然还真吐出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烟圈。林阿亚惊喜道:“张小山,这个烟圈好圆好圆的。”黄国辉听见了,也仰起脖子吐烟圈,想吐出一个让林阿亚同学惊奇的,但他接连吐了十几口烟,没一口烟成圆圈。张小山就教黄国辉吐烟圈,黄国辉仰起脸,学着吐,但一根烟吸完了还是没一个吐成功,反倒眼睛里进了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他揉着眼睛说:“我眼睛里进进了灰。”杨琼说:“谁叫你抽烟,活该。”林阿亚的反应是走上去说:“别动,我帮你吹。”她让黄国辉站着,举起两只手去翻黄国辉的眼皮。黄国辉嗅到了林阿亚身上的气息,往后退了一步,林阿亚朝前进一步道:“站好别动。”她翻开黄国辉的眼皮,用劲一口气吹进去。黄国辉眨了眨眼睛,感觉舒服些了。张小山酸酸地说:“林阿亚,我眼睛里也进了灰。”他说着就低下头揉眼睛。林阿亚指出道:“你就是喜欢戏弄人,我还不晓得你。”何勇哈哈大笑,黄国进也笑。张小山不揉眼睛了,“这也被你看出来了?”林阿亚说:“真进了灰,不是你这个样子。”
天热,室内牲畜气味太重了,他们就站在门边说话。杨琼说:“何勇最坏,张小山第二坏。”何勇说:“我不坏。”张小山说:“我也不坏。”黄国辉笑,因为班长没说他坏。杨琼说:“黄国辉第三坏。”黄国辉就吐下舌头,“我不坏。”杨琼转头对黄国进说:“黄国进,你别跟他们玩,你会被他们带坏的。”黄国进回答:“不会的。”何勇抢白杨琼:“我们都是坏人,就只黄国进是好人,那你还跟我们玩?”杨琼望一眼林阿亚说:“我们走,不跟坏人玩。”林阿亚回答:“杨琼,我怕一个人回去,那里有棺材。”何勇笑,张小山也笑。杨琼已经走出去几步了,再回头就有些丢面子,说:“我回去。”何勇往她背上扔一句:“你好走。”林阿亚望着何勇。何勇吹起了口哨,张小山也吹起了口哨,林阿亚也学他们的样吹口哨,但没吹响,好像自行车轮胎泄了气样是嘶嘶声。何勇就教林阿亚吹,林阿亚还是吹不响。张小山走拢来,也教林阿亚吹,林阿亚照样吹不出声音。黄国辉吹了声口哨,声音比何勇和张小山吹得都响。林阿亚掉头问黄国辉:“你是怎么吹出声音的。”黄国辉笑,说:“这很简简单,一吹就吹吹响了。”这时黄国辉的母亲着一身黑衣服,提着个桶子回来了,桶子里装着她去食堂收的潲水。黄国辉的母亲说:“这么晚了你们还不回家?都回去。”何勇、张小山、黄国进和林阿亚就都回家了。林阿亚走到距幸福街一号前时,突然站着不动了,因为那口棺材让她害怕,何勇和黄国进走在前面,不知道林阿亚止步了。林阿亚叫了声:“何勇。”何勇回头,见林阿亚畏惧地站在那里,就退回来说:“你跟着我走。”林阿亚说:“我怕。”何勇伸出手,“那你牵着我的手。”林阿亚望一眼站在前面的黄国进,黄国进没发表意见地看着她。她问:“可以吗?”何勇说:“不怕,你就自己走。”林阿亚伸出手给何勇,何勇牵着她的手,林阿亚快步走过搁在幸福街一号门外的棺材,从黄国进身边跑过去,回了家。
儿媳一死,吕婆婆就成了个可怜的老人。她八十八岁了,由于多年在床上打坐,手脚的肌肉也退化和变形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又怎么拎得动水桶?她甚至连缸盖都揭不起,舀水时只是把缸盖缓缓移开,就是移开缸盖她也用了储藏在身上的全部力气。她不吃自来水,拎着桶子吃力地走到井边,费了些狠劲才扯起半桶水,又重新聚集力量,拎着半桶水,碎步穿过铺着卵石的后院、后厅,站在那里喘息。从前她家的轿夫陈兵的父亲,从外面回来,要帮她提。吕婆婆绷着老脸不允,说:“你挡着我的道了。”陈父一愣,闪开了。陈家女人见她可怜,偷偷挑担水搁在她门前。她硬是不用。陈家女人说:“吕奶奶,我给您挑了担水呢。”吕婆婆拎只空桶缓步朝后院走,板着老脸说:“我有手。”她来到井边,望着桃树和梨树,梨树上结了很多梨子,只是还没熟。她记得这几棵梨树是她嫁进吕家时叫佣人栽的,因为她爱吃梨子。她有很多年没吃过梨子了,便叹口气,扯起半桶水,开始艰难困苦地跋涉,从后院、后厅,到穿过天井,走进中厅、步入前厅,这么短的距离她要走半个小时。她洗菜、煮饭,就用这半桶水,甚至还要用洗菜水抹桌椅。一个星期下来,她不想活了,躺在床上昏睡。高母流着泪给她买来两个异南春饮食店的包子,放在椅子上,又把椅子搬到她手能摸到的床旁。第二天,高母推开门,见吕婆婆仍躺在床上,两个包子一口未动地搁在椅子上。她伤心道:“您就不能吃一口吗?”吕婆婆不理她,睁着浑浊、凄凉的眼睛看着天花板。
李咏梅校长见此情景,大声说:“吕奶奶,您什么东西都不吃,不行呢。”吕婆婆说:“我在等死。”一句话把李咏梅校长和高母吓一跳。李咏梅校长说:“吕奶奶,活着比什么都好呢。”吕婆婆看着李咏梅校长,低声说:“那是你们,我该去阴间和家人团圆了。”李咏梅校长说:“吕奶奶,我去黄春和粉店给您端碗粉吧。”吕婆婆说:“不麻烦你了。”她吃力地爬起床,步履蹒跚地走进厨房,她那只无缚鸡之力的手一提水壶人就跌到了地上,这是她只注意把身上残余的力量集中到手上,却忘记需要站稳了。李咏梅校长想扶起她,她痛苦地抽搐着说:“我跌坏了。”她确实跌坏了,胯骨脱臼了。孙映山院长见状,赶紧叫来医生,把她抱到床上,吕婆婆呻吟不止。医生说:“吕奶奶,我给您打一针止痛吧。”吕婆婆不愿打针,也不愿吃药。她忍着痛对孙映山院长和医生说:“谢谢你们,我要死了,不值得你们操这个心了。”
吕婆婆还活了几天,那几天屎尿都屙在床上,好在她没吃什么东西也就没多少屎尿。她因营养不良,虚脱地离开了尘世。那天,陈家女人一早推开她的房门,傻了,吕婆婆没睡在床上,而是勾着头躺在地下,一头稀散的白发像蒜根一样垂落在地,耳孔里流出了脓和血。脓是黄色,血是红的,流了有巴掌那么大一滩。陈家女人惊骇道:“我的天啊。”吕婆婆听不见陈家女人叫天了,她的灵魂于凌晨鸡叫头遍时犹如一支先遣部队,费了些劲才从她的耳孔里突围,去另一个世界寻找丈夫去了。一个女人枯坐在床上二十一年,过年过节也不串门,自然被一个个的人从记忆里清零了。
吕奶奶一死,一个星期后,房子被乐器厂最年轻的革委会副主任陈兵抢占了,陈兵把高晓华的妹妹荷花的肚子搞大了,荷花还只十六岁,读高一,不能腆着肚子读书呀,两家人一商量,决定让他俩结婚。陈兵把吕家的床、桌椅、箱子、柜子统统搬到大门外,谁稀罕谁拿走。他叫来乐器厂的几个青工,把两间房的墙壁粉刷一新,门窗漆了白漆,买来国漆色的五屉柜、高低床、大柜和方桌,于那年国庆节与荷花结婚了。正好是农历八月,窗外,天井里那棵粗大的桂花树开满了桂花,桂花香尽数飘入房间,这让陈兵十分兴奋,就不顾荷花腆着大肚子也要行房事,结果几天后荷花流产了。次年,荷花又怀上了,陈兵很高兴,盼着爱人给他生个小陈兵,可是还只怀了五个月,又流了。这一次流产有些蹊跷,陈母觉得是吕家的阴魂未散,恨道:“我怀疑是吕家在背后搞鬼。”陈兵批评母亲:“妈,您别散布封建迷信。”陈母说:“那为什么两次怀疑两次都流产呢?你给妈解释解释。”陈兵也没法解释。陈母说:“是不是找个道士来家里做个法事?”陈父说:“你想孙子想糊涂了,封建迷信那信得的!”陈父也心虚,儿媳妇两次怀孕两次流产,这是老天要他陈家断子绝孙呀。他不放心地在两间房子转悠,企图找到症结。他突然发现,原来墙上挂的是一幅仙女撒花图,便嘀咕:“难怪。”第二天上午,他买来一张领袖像,恭恭敬敬地贴在墙上。他望一眼窗外的桂花树,对儿子和儿媳说:“现在没事了。”
荷花再次怀孕是四年后,陈父陈母的一颗心总算落下来了。高家也踏实了,免得陈家说娶了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这一次两家人都很小心,毕竟陈家只有这一根独苗。荷花在杨裕兴面馆端盘子,陈兵让荷花请了假,在家养着。陈母、高母小心侍候着,鸡鸭鱼,隔天上一个不同的荤菜。那些年的冬天还很冷,地上会结冰,有天荷花想大便,揭开马桶盖,马桶里有小半桶尿,陈兵中午出门时忘倒马桶了。她不敢坐在马桶上大便,担心大便落下时会有尿水飙到屁股上。她只好提着马桶经过前厅、中厅,进入后厅,一股冷风吹得她一个激灵。她迈入宽大的后院,地上结了冰,有很多鸡屎,这里一滩那里一坨。鸡是她母亲和婆婆分别养的,就是等她生下孩子,杀了炖给她吃的。她绕着鸡屎走,不觉脚一溜,人向后仰倒了,马桶也脱手了,翻倒在地上,屎尿也流到了她身上。这是午休时间,大人们都在午睡,高母听到异样的声音,披着棉袄爬起床,见女儿模样狼狈,一脸痛苦,便知道大事不妙,心急道:“荷花,你怎么啦?”荷花歪着脸,捂着肚子答:“妈,我肚子好痛的,快送我去医院。”高母对屋里说:“老高,快起床,快去医院叫救护车。”
荷花又流产了。陈父唉声叹气,一心指望儿媳能传宗接代,可儿媳怀一个流一个,这让他心生疑窦,觉得是自己和亲家公做了缺德事,遭报应了。他走进后院,推开高家的门,见亲家公锁着眉头,坐在火盆前烤火。陈父用手碰了下亲家公,“老高,怕是报应呵。”亲家公不想听这种话,说:“什么报应?”陈父黑着脸道:“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时,南下干部收集东家的罪行,回想起来,我们有点落井下石呵。”高父否认:“我没啊。”陈父知道高有祥不会承认,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多年前做的错事。他在另一张靠椅上坐下,伸出一双粗糙的手烤火。高有祥给他倒杯茶,他接了,侧身放到地上。高有祥又拿烟给他抽,他点燃烟,闷着脸抽着。高有祥开口道:“老陈,当时我是说了几句违心话。你想想,我是管家,在那些人眼里我就是资本家的狗腿子,我敢为东家说话么?”陈父望着他。高有祥忧伤道:“是没办法,你是家丁,在他们眼里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帮凶,我们不配合能脱身么?”陈父说:“那是,只是你不该把黄豆角的死归咎到东家身上。”高有祥剥了粒花生放入嘴里慢慢嚼碎,咽下,回忆道:“你是不知道,他们问我黄豆角是怎么死的时,我说黄豆角是咎由自取。他们拍桌子呢,其中一人凶道:‘姓高的,你要认清革命形势,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小心你的脑袋搬家。’你是过来人,你想想这话都说出口了,我有几颗脑袋?敢不配合么?”
黄豆角是大米厂的雇员,是个好吃懒做的人,爱贪便宜。有人向高管家举报,说黄豆角经常抓几把米放进口袋里带出厂。那天高管家特意守在厂门口,黄豆角走来时,高管家让门卫拦住他搜身,果然搜出了几把米。他指使门卫揍了黄豆角一顿,不几天,黄豆角死了。这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可是那些人进驻大米厂收集吕家的罪恶时,这事就凸现出来,性质也变了,变成劳动人民黄豆角被资本家的狗腿子毒打至死。事实上,这事东家并不知道,是高有祥擅自指使家丁打人,而且也不是打死的,黄豆角瘦得同干豆角样,一身痨病,没有人真正下重手,是病死的。但既然那些人要追究,高有祥就把这事的责任推到了东家身上,说是东家指使他干的。他这么说,就变成了铁的事实。就是这个把劳动人民毒打至死的罪,要了东家的命。血债血偿是那些年的标杆。这事的底细陈父清楚,可那些人找他核实情况时,他也不敢站出来为东家开脱。公私合营后,他从狭窄的门房搬进了从前小吕公子住的房间。有段时间,陈父一看见吕家大少爷就发怵,直到大少爷一命归西后,他才觉得这些事过去了。现在,儿媳怀一个流一个,他又觉得这事没过去。他把烟蒂丢进火盆,瞧着冒起的一溜黄烟说:“老高,你和我都受过老东家的恩惠,明天去他的坟前烧炷香吧?”高有祥看眼天空,这是一九七六年冬天里惨淡的天空,高有祥犹豫了下答:“也不是不可以去。”
晚上,陈母从医院回来,陈父问:“荷花怎么样了?”“她没事,养几天就好了。”陈父抽着烟,闷了半天才跟老伴说:“我跟老高说了,明天我们两家悄悄去给老东家烧炷香。”陈母说:“要去你们去,我没做对不起吕家的事。”陈父咳声嗽,“你小声点。”陈母平静着脸色说:“我又没做亏心事,怕个屁!”陈父叹口气说:“唉,别说了,我们都是苦命人。”陈母一屁股坐到床上,说:“没用的。你们烧香也是白烧,做了那些事就硬着头皮担着,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还低什么头?我告诉你一件事,吕婆婆死的前两天,亲家母熬了碗稀饭,我扶起骨瘦如柴的吕婆婆让她靠在我身上,亲家母喂她吃,稀饭喂进吕婆婆的嘴里了,她又把稀饭吐了出来。她到死都不原谅我们。这是阶级仇,解不开的。”陈父道:“一个臭资产阶级!”陈母翻一下白眼道:“那你们还要去给臭资产阶级烧香?我劝你们都别去。兵儿和荷花还年轻,日子还长呢。”陈父不再言语,上床睡了……